他的失败高耸于别人的成功之上　　

今天看了个录像《亚历山大大帝》。作为一个征服者，亚历山大是西方第一个“按照梦想行事”的人。电影虽然不怎么样，但最后一个参与者最后的总结语很有意思。电影就是按照他给史学家口述历史为线索的。我把最后一段录下来：　　

“不过，真相永远不会简单，但有时候它又很简单。真相是我们杀了他。我们表示缄默，等于默许。因为我们没办法，我们也许会像吉德斯一般被遗弃吧？我们终于要把财富给亚洲的马屁精，“种族融合”、“和平共存”，呸！他满口理想，但他不是只想更多的臣民服从他吗？我从来没相信过他的梦想，我们根本没有人信。那就是他人生的真相。做梦的让我们疲于奔命，在他的梦累死我们前，他必须死！（对记笔记的人说）把那都删掉，这只是老白痴说的垃圾。你应该这样写：‘他死于发烧和身体虚弱’。他本可以留在马其顿结婚生子，做一个好国王。但这不是亚历山大。他一生都在挣扎要令自己不再恐惧，就是这个原因，他解脱了，成为我认识的最自由的人！　　

他的悲剧源自他越来越孤单，而且不能容忍无法明白的人，他想希腊人和野蛮人和平共处，但以失败告终。多可怕的失败！他的失败高耸于别人的成功之上。我活过了，而且活的很长，但光荣和人民的记忆，永远只属于追寻伟大远景的人。”　　

当然，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个先驱者，一个既有能力，又有“追寻伟大远景的人”。从雅典到斯巴达，以及后来的古罗马，征服并奴役别的民族是西方人在早期“民族融合”的唯一形式，亚历山大自己并要求部下与东方征服民族结婚，并把所有征服地区的老百姓作为自己的臣民（如果你认为这很正常，是因为你是中国人。中国古代被征服部族成为征服者的臣民，而西方被征服者从来都是征服者的奴隶，包括亚历山大以后的罗马，甚至殖民时期也如此）对待。这在欧洲自然是一种“梦想”，自然没有人会相信。因为部将将得不到通常征服者的战利品收获。因此，在他实现梦想前让他死去是最好选择。并用“暴君”、“ 只想更多的臣民服从”来概括他。因此，亚历山大是希腊时期最伟大的“追寻伟大远景的人”。　　

那么，今天最伟大的“追寻伟大远景的人”就是毛泽东。他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因为从刘少奇到邓小平以及一大批官员“从来没相信过他的梦想……毛泽东梦的让他们坐卧不宁。他们觉得必须在他的梦实现前让他失去作用……他们奇怪：毛泽东本可以任由他们把党和政府官僚化，脱离群众而成为精英的代表。这样他自己一定会被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世代敬仰。但这不是毛泽东。他一生都把奋斗作为快乐，就是这个原因，他解脱了，成为最自由的人！毛泽东的悲剧源自他越来越孤单，而且不能容忍无法明白共产党不能脱离群众这个道理的人。他想让共产党这个组织永远保持革命性，永远占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离场上。但以失败告终。多可怕的失败！他的失败高耸于别人的成功之上。毛泽东死了，我们还活着，而且活的很长，但光荣和人民的记忆，永远只属于追寻伟大远景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梦想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执政领袖没有过的梦想。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政府首脑虽然也担负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秩序的责任，但有两点是共性特征。一是政府主要维护富人的利益，二是权利拥有者要利用权利攫取利益。也就是黎阳说的“持权抢劫”。　　

毛泽东熟读典籍，知道所有统治者都会犯这个错误。毛泽东又看了苏联，知道共产党政权一样会“持权抢劫”。毛泽东想了想刘少奇、邓小平在大跃进时期，在59年批判彭德怀时期，在包产到户的倡议、四清时期以及1966年派工作组打反革命，以及众多干部的表现，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社会主义阶段，一样会有资本主义复辟，而且复辟的根源就在党内。能看到这一点的人确实很少，共产党内部也没有多少。甚至毛泽东在1962年以后反复告诫全党，一样是“从来没相信过他的梦想，根本没有人信”，表面应付，内心不屑。　　

就像亚历山大一样，毛泽东也有两个选择：任由这个当官僚化，他可以去写诗，实现骑马走遍黄河长江的梦想。这样他的“光辉”，他的“伟大”，他在全党全军全体知识分子心中的形象比文革前还崇高，远不会落到现在这样的地步。　　

“但这不是”毛泽东。因为他的革命理想是真正坚定的理想，不会因为地位变了，时期变了有所动摇。况且他本来就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不信邪，觉得完全能够把共产党重新改造成一个革命党，一个一直为老百姓利益考虑的党。因此他发动了文化革命。　　

他失败了，失败的理由同亚历山大一样，他太孤独了。在当时，没人真的相信会有资本主义复辟，没有人相信工农群众会真的重新回到最底层，没人相信中国贫富差距会比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大，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排在前列，更没人相信执政党会与老板们和知识精英们等先富起来的人站在一起。贫道认为，甚至包括周恩来也不信。　　

为什么今天几乎所有官员、知识分子、先富起来的人都骂毛泽东呢？贫道在前几天回答一个网友的帖子中写过以下内容（稍加删节）：　　

今天诟病毛泽东是全面的，从他的政治路线到经济政策，从对知识分子和官员的态度到对意识形态的干预。　　

先说经济政策。毛泽东选择了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体系，在城市进行工商业改造，在农村试行集体经济制度。这样一个经济政策必然危害了资本家和可能成为新地主的那批人的利益。同时，也让大量掌握知识和信息资源的知识分子感觉被阻断了通过市场经济成为新兴阶层的道路，丧失了“先富起来的”自由。最重要的，这个政策同时使管理者一方面具有强大的调配资源的权利，另一方面有没有任何利用这个权利进行官商勾结进行钱权交换的机会——因为没有了“商人”。凡此种种，都让这些人感觉这个社会“没有了自由”，感到一种“压抑”。　　　　

但是毛泽东只能这样做。因为他的国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而且人口数量极大。同时外面还有一个强大的，随时可能重新让中国回到依附状态的强大势力（包括苏联）。因此，迅速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　　　　

对于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后来的所谓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这样的国家很容易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也就是比重巨大的农业创造的剩余财富很低，积累率就很低。过低的积累率一方面使农业发展缓慢，不能为轻工业提供足够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又无力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重工业。又造成积累率长期低迷。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大幅度提高积累率，减少消费率，为快速工业化提供条件。　　　　

那么减少谁的消费率呢？首先是原来横在农民和国家之间的“盈利性经纪”阶层。这就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描绘的旧社会农村土豪恶霸以及脱离劳动的所谓管理者。在农村试行集体经济后，农村再也不可能产生这些地主、土豪和恶霸，同时让从生产大队到小队的管理者本身成为劳动者，也依赖工分生活。这就基本消除了截流农村财富流向国家积累的渠道。这当然会引起“有可能先富起来”群体的不满。所有学者都说这个时期国家是通过剪刀差“剥夺”了“农民”而积累了财富实现了工业化。这个说法自然有依据，就是在市场经济中自然抬升的农产品价格被管制，农民收入增加可能性空间被压缩。但如果说“剥夺”就该有受益者。受益者是城里人？显然不是，从合作化开始到文革结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合作化前一样，都是在100比40上下浮动（90年代以后一直大于这个差距，2007年达到100比30）。是干部阶层？也不对，以为当时工人与干部收入差别也没大到哪里，起码比现在要小得多，干部总体收入甚至没有当时“高级知识分子”收入水平高。如果说“剥夺”，就是工人、农民和干部都被“国家”剥夺了，用以搞快速工业化了。　　　　

中国能在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积累率长期维持在35%左右，正是大家收入扁平化的结果。如果在当时财富水平情况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要长期保持这么高的积累率，其余的人就根本没办法活！印度和大多数私有制为主的新独立国家长期积累率徘徊在10%以下，工业化始终徘徊不前，说透了就是“没有损害有机会先富起来群体的利益”。但正是中国选择的这个政策，才使最难实现基本工业化，最难形成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的中国很快实现了初步工业化。并成为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再也没人敢轻易让中国回到半殖民地状态的国家。　　　　

因此，就毛泽东选择的经济政策来讲，必然使最有机会先富起来的，具备经营能力和资源的阶层（包括很多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对这个政权产生不满。因为他们确实失去了“自由”。　　　　

再说政治路线。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最让人诟病的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危险来自党内”。并且不断地用路线斗争折腾干部阶层。这些都被归结为毛泽东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个性上。真的是这样吗？　　　　

日本人三户公在《管理学与现代社会》中说：“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国家所有制，劳动手段本身的技术发展都会加速劳动手段与劳动者的分离。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经营体系也在不断地得到强化和完善。所谓经营体系的完善就是以规章、专业化、资格以及等级制等为主要内容的金字塔型组织——官僚制组织的发展和强化……组织本来是为人类服务，为增进人的幸福而存在的，但它却逐步自立，把组织自身的维持和扩大作为目标……不断使自身得以膨胀。”国家组织官僚化，越来越脱离为人民服务的本质是一个规律。一旦官僚体系异化为首先考虑自身利益而放弃考虑工农群众利益，就非常容易被西方俘获而让中国回到半殖民地社会。这几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改革后的情况看，实际证明了毛泽东的担心（90年代初机关团体人数比78年增加50%，而且买办性质越来越突出的结果，证实了毛泽东的忧虑）。这是毛泽东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高度的原因。　　　　

毛泽东不仅从解放后官员们的表现察觉到这一点，也从苏联国家组织异化为一个特殊阶层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解放后始终在强调国家组织扁平化，强调干部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干部参加劳动，不要脱离群众。　　　　

但是，这个组织必然顽固地向这样一个趋势发展：不断扩张规模，不断脱离劳动，不断远离革命时期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习惯，越来越摆脱群众的监督。这种情况迫使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发动群众运动来针对干部群体，毫不顾忌干部群体对此的明显不快，1955年他甚至对身边的人说过：“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不搞运动，我不能叫毛泽东。”毛泽东对组织系统异化压制的越厉害，反抗就越强烈，以至于最后选择了发动文化革命。这场运动最终使大部分干部阶层对毛泽东严重不满。这种不满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侵害了他们的利益，限制了他们“先富起来”的可能性空间而不是别的什么。这可以从改革后整个干部队伍迅速腐败得以证实。　　　　

第三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得罪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按理说毛泽东是熟读史书的，知道话语体系是文人在执行的，甚至是控制的。任何统治者得罪了他们，最后一定会被他们哪怕编造故事也让你“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他还是做了。　　　　

毛泽东很早就用“毛”和“皮”来形容知识分子的特性。他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个独立的阶级，他们是毛，他们的利益实现在于选择哪个力量能让他们“先富起来”做为皮以便附上。毛泽东很清楚，一个把工农利益放在首位的政权，对知识分子实现这个目标并不是最优选择的皮。毛泽东认为“改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改造？一个是对现有知识分子进行不断的思想教育，一个是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知识化。前一个办法虽然确实让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尊重工农，愿意为新中国贡献自己能力。但也让不少知识分子感觉被矮化，产生抵触情绪。后一个办法让很多本来知识分子子女最容易获取的教育机会被“歧视性”的招生标准给了工农子弟，使他们感到严重的生存威胁。　　　　

贫道这一点与毛泽东看法不同。贫道认为。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毛。知识是他们的“资本”，是他们可以赖以出人头地，发财致富，高人一等的本钱。改造知识分子会有作用，但多数内心是不满的——因为毛泽东威胁到了他们的资本——知识。所以一旦放开，再加以鼓励，大多数很快就找到当年的委屈了。新的官僚机器如果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政策选项，知识分子马上山呼万岁，立刻就成了最坚决的拥护者和宣传员。当然，形成官僚、老板、知识分子铁三角的利益集团是必然出现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毫无廉耻地获取灰色收入，拿红包、骗经费、收高价、造假帐、发明假产品等一点斯文没有的行为，又从反面证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判断是没错的。　　　　

最后说说意识形态限制。如果你能理解贫道前面讲的毛泽东实际在“逆潮流”而动的艰难性，就可以想通为什么他要舆论统一。掌握和执行舆论的机器本身就对这个政权不满，对他的政策取向不满，如果不强制舆论一致，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往前走半步！毛泽东并不是不允许说话，反而发明了大字报这种让群众随便说的方法。毛泽东是不允许反对他的政治路线、经济路线。只允许群众批判领导批判知识分子而不允许干部和知识分子批判群众而已。其实就舆论一致问题，现在还一样。现在你反对改革路线一样只能在网络上适当说说，说的不合适了版主照样不让你发（这里没有攻击版主的意思）。不同的是站在官员、老板、知识分子立场批判老百姓比较容易，声音响亮；老百姓批评官员、老板、文人们的话只能在论坛上说说，比较困难和低效。现在当然不怕老百姓说话了，因为掌握最有力舆论工具的是一群利益相关者，其他人还能翻了天去！　　　　

难度不同，控制方法不同。简单道理。　　　　

当然，今天不会有《亚历山大大帝》片子中那个“参与者”对，毛泽东的评价。因为无论执政党、知识分子、老板们都不会承认是毛泽东的梦想——建立一个永远稳固的工农政权——打扰了他们的企图。他们像当年参与者妖魔化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制造谣言，编造历史，把毛泽东描绘成“暴君”，“ 只想更多的臣民服从” （有统治欲），甚至连词汇都接近。　　

可历史总是历史，尤其是有了“大字报”——互联网，今天人们才知道（包括贫道），所谓毛泽东爱整功臣，刚解放就整了粟裕、刘伯承、高岗，所谓毛泽东抓了55万右派，所谓是大跃进出现浮夸风造成饿死几千万人，所谓毛泽东整了彭德怀，结果全是另有其人，都是事前、事中、事后都做得很巧妙，有计划的把屎盆子扣在毛泽东头上。　　

贫道觉得现在铁三角们不合算。不继续攻击毛泽东，不有意冷落毛泽东，大家还没想那么多，把事情做得那么明显，当然要引起一些喜欢并且有能力追根求源的人研究以下到底怎么回事。贫道看了张宏志的《还清白与毛泽东》和黎阳的文章，觉得资料足够了，但写的系统集中。其实，那么多研究党史的人，写一本清楚点的书还是不困难的。　　

最后用亚历山大大帝里的一句话纪念毛泽东：　　

“他的失败高耸与别人的成功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