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语：“得人者兴，失人者崩。”王夫之说过：“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周恩来一生求贤若渴，爱才如命，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建国后，在周恩来的身边，总是聚集着一大批才华横溢又肝胆相照的杰出人物。

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组建的几届内阁，都是人才济济，为国家任用和培养了大批人才。

1957年，在我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中国科学家要去苏联参观。但苏方提出，他们的火箭、原子弹，必须是相当级别的官员或者相当高军衔的人才能参观。当时钱学森没有军衔，怎么办？而钱学森去不成，我们的计划必然要落空，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果断决策，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事实上，钱学森回国后，国家一直是按将军等级给予待遇的。当时，钱学森看文件与少将同等，保卫工作按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对待，工资是特一级，当时国务院进口了少数苏联吉姆车，周恩来拨给钱学森一辆。钱学森当年跟着冯·卡门老师去德国柏林、不伦瑞克考察德国的V—2火箭时，曾授予他上校军衔。周恩来说：列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尚且高薪聘用，那么一个忠诚爱国的大科学家为什么不能当一个将军呢？他念了龚自珍的诗：“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幽默地说：美国人还是蛮有度量的，40年代就给一个中国科学家上校当当。按照清朝的晋升制，他也该是当中将的时候了。这成为50年代我国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一段佳话。

李四光是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是个不喜欢多说话的人。抗日战争时期，李四光在重庆两次见到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人民政府就酝酿召开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周恩来指示要等李四光回国后再开。李四光听说周恩来等他回来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深感党的信任，刚一到北京，就开始考虑全国地质工作问题。一天下午5点左右，他们正在埋头工作，忽然进来两位同志对李四光说:“李先生，有位中央负责同志来看你。”李四光刚刚站起身，周恩来已经跨进了房门。李四光万万没有想到，周总理工作那么多，会亲自来看望他。李四光向周恩来报告、请示地质工作的问题。周恩来认真听完后说:“我们的事业正在开始，不论是工业还是国防，都和地质工作分不开。地质工作要先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我们就打算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那时候我想，没有个挂帅的，一定要等你回来。”李四光听了周恩来这一番话，感动极了。他本想向周恩来辞去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现在再没有勇气说出口了。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四光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新中国第一任地质部部长。

周恩来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伟大创造力量，号召全党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60年代初，他在反思“三面红旗”的缺点错误时曾说：“要承认我们知识不够。现在只要我们接触实际，深入群众，每天都会发现许多新事情，我们知识有限，看得不够。”在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即“从群众中来”方面，周恩来堪称楷模。在实施一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过程中，周恩来还善于做细致的群众工作，说服群众。他强调：决定工作速度的快慢，“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他认为：“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在解决“到群众中去”的问题上，周恩来也作出了表率。

正因为周恩来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心里每时每刻都想着群众，因此，人民群众也发自内心地呼喊：“人民的总理人民爱，总理和人民心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