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发展为遏制政策。美国在联合国里支持国民党集团代表，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直至1971年。同时，美国还纠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在此期间，中国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不懈地进行反遏制、反禁运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美终于开始走上了缓和之路。1972年2月的尼克松访华，不但标志着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遏制和禁运政策的彻底失败，而且标志着中、美、苏大三角的新的世界格局开始形成。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美国的访问

虽然建交后中美关系仍面临不少问题，但经过一系列互访以及双边经贸、技术协定的签订，两国关系还是呈现出全面稳定发展的局面。1989年1月布什就任总统后，于2月25日至26日访华。他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强调，美国重视对华关系，美中关系的发展有巨大的潜力，希望看到美中关系不断得到加强。（《中国外交概览》1990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07页）

然而，几个月后的政治风波，使中美关系进入了自尼克松访华后最困难的时期。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回忆道：“在我担任外长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从1989年6月5日至7月15日，短短的一个多月里，美国、日本、欧共体和七国首脑会议相继发表声明，中止与中国领导层的互访，停止向中国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推迟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一时间电闪雷鸣，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敢于斗争，又善于应付，很快打破了西方的种种制裁，遏制了反华浪潮。”（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 第165页）

邓小平严正要求美方“解铃”

美国舆论对北京政治风波的反应迅速而强烈。这不但表现在各种媒体上，更表现在美国的国会。由于历史原因，美国国会的亲台反共势力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没有多少位议员踏足过中国大陆，对大陆的情况大都来自于国民党方面媒体的报道。这和尼克松、布什两位总统不一样。因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对华的战略设计基本都没有偏离过这两位总统的基本思路。很多专家学者将那个时期称为中美的“蜜月期”。

6月5日，以共和党极右派参议员赫尔姆斯和民主党众议员索拉兹为代表的国会议员们纷纷打电话到白宫，要求布什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召回大使，断绝与中国的高科技贸易，对中国实行最严厉的制裁。参议员西蒙要求对所有与中国的非农产品的贸易实行制裁。参议员多数党（民主党）领袖米切尔也要求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布什从心里不赞成这些来自国会的声音。6月5日早上，尼克松打电话到白宫，告诉布什，不要断绝对华关系，要往长远看。从长远看，美中两国要有良好的关系。布什同意尼克松的意见。

尼克松和布什都不但研究过不少关于中国的资料，而且对中国大陆都有亲身感知。特别是布什，他于1974年至1975年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在此期间，布什广泛接触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面对政治风波，布什和尼克松的共同意见归纳起来是：1、对中国来说“压力与制裁于事无补”。2、不能中断中美之间的商业往来，“正是商业上的接触导致了（中国人）要求更多的自由”。3、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防止正在进行的中苏关系正常化在今后损害美国的利益（这是促使布什上任后很快访华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是，美国国会的压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是必须认真考虑的。经过权衡，6月5日下午，布什宣布了三项制裁措施：（1）暂停美中间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2）暂停美中两国间军事领导人的互访。（3）同意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求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重新研究美中关系中的其他问题。6月20日晚上，布什政府又宣布了新的制裁措施，包括：（1）暂停同中国一切高层（助理国务卿以上）互访。（2）中止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在中国经营实业的公司的帮助。（3）表示反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新的对华贷款事宜，这影响到10亿美元的对华投资。但白宫发表的声明同时表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我们希望继续同它保持卓有成效的关系。”

1982年5月5日至9日，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访华

在美国的带动下，西方国家纷纷采取相应的步骤对中国实行制裁。到7月中旬，共有20多个发达国家参与了对中国的制裁。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急剧倒退，邓小平6月16日在同江泽民、李鹏、乔石等人谈话时，精辟地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对于美国来说，实际上，制裁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和长远利益。在当时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美两国在抗衡苏联扩张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国孤立中国，未必对其自身有利。美国政府的高官、特别是布什本人，对此认识得很清楚。

布什为了进一步摸清中国的情况和表达他本人重视中美关系的愿望，于6月20日亲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布什借鉴当年尼克松的办法，拟派密使避开国会的干扰访华。这位密使是此前访问过中国，曾经见过邓小平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22日，邓小平复信布什，指出中美关系目前面临严峻的挑战，他对此感到担心，因为这种关系是双方多年共同培养起来的。为了避免中美关系继续下滑，他同意布什总统的建议，在双方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访华，并愿亲自同他进行真诚坦率的交谈。

斯考克罗夫特乘坐一架涂掉了标记的美国运输机临时改装的专机，于7月1日到达北京。7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前，对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外长说：“今天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钱其琛提到，不久将举行七国首脑会议不知又会宣布对中国采取什么制裁措施。邓小平语气坚定地说：“不要说7国，70国也没有用。”同时又说，中美关系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没有用的。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

斯考克罗夫特

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时，邓小平首先对他说：“我知道你一直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的那次行动，你是参与的，像你这样的美国朋友还有很多。”接着，邓小平指出，目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境地。对于导致中美关系向着危险的，甚至破裂方向发展的行动，在美国方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停止的迹象，反而还在加紧步伐。三天前，美国众议院又通过了一个进一步制裁中国的修正案。这种行动还在继续。邓小平又说，好在双方领导层中，都还有比较冷静的人，在美国方面，有布什总统；在我们方面，有我本人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布什总统要站在美国的利益上讲话，我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只能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讲话和做出决定。

随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问题出在美国。中国没有触犯美国，而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中国有一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美国今后能采取实际行动，取信于中国人民，而不要火上浇油了。

邓小平还特别反驳了美国对中国司法事务的干预，明确告诉斯考克罗夫特，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或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是，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中国的立场是坚定的。

斯考克罗夫特首先强调了布什总统是邓小平和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同伟大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直接和密切接触的经历，这在多年来历届美国总统中是独一无二的。接着他解释，布什作为美国总统，在制裁中国的问题上，在国内面临“困境”。由于国会的压力，布什在控制事态发展方面，并不是万能的。

听了斯考克罗夫特这番“解释”后，邓小平神情严峻地表示，他希望美国政治家和人民了解一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了22年仗，如果算上抗美援朝，则是打了25年仗，牺牲了两千多万人，才赢得了胜利。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中国不会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中国都能顶得住。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空话，这是经过几十年考验证明了的。任何国家同中国打交道，都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在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妥善处理各种问题。否则，关系变化到什么地步，责任不在中国。

7月21日，布什再次致函邓小平。他在信中表示理解中国对外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想法。7月28日，布什又一次秘密致函邓小平，通报了不久前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情况以及他本人为缓和西方七国与中国的关系所作的努力。布什在信中说：“您在接见斯考克罗夫特时提到一句中国的成语：‘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正是我们的难题。您认为我们的行动是‘系铃’。而我们认为，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才是‘系铃’。我非常尊重中国关于不干涉内政的一贯立场。因此，我也知道当我建议现在可能采取何种行动时，我在冒损害我们友谊的风险。但是，我们双方曾竭力加强的美中友谊要求一种只有朋友才能表达的坦率。目前，美国国会继续试图压我断绝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我将尽力防止这条船摇摆过度。”

这封信明显地要把造成中美两国关系困难的责任推给中国，希望中国首先担当起“解铃”的角色。但在这个原则问题上，邓小平毫不让步。

8月11日，邓小平给布什总统复信。他首先赞赏布什对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以及为此做出的努力，然后，就“解铃” “系铃”的含义，特别做了解释。

邓小平指出，“我说过‘解铃’‘系铃’的话，意思是：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内政，其后又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在很大范围内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由此引起的中美关系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应由美国来解决。美国对华采取的制裁措施还在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我希望这种情况早日改变，相信布什总统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9月4日，邓小平找江泽民、李鹏、乔石等中央领导同志商谈自己退休的问题后，专门谈到了敢于斗争和善于应对的问题。这次谈话的内容，实际上是党中央稳定国内局势、从容应对西方制裁的指导方针。邓小平说：“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

在9月4日那天，邓小平郑重地向中央政治局呈上了请求退休的报告。在此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邓小平不断利用各种外事场合表明中国的坚定立场。

9月1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他在谈话中强调指出：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我这里主要讲两点。第一，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第二，中国人吓不倒。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总之，中国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一步步改善。强调：搞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邓小平这次谈话的目的，一方面旨在消除外界对中国是否会继续对外开放的忧虑，另一方面是在重申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会见李政道

日本虽然是发达国家中的主要成员，但中日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民间渠道，有了稳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合作规模迅速扩大。这是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邓小平本人在1978年10月访问日本时，给日本朝野和广大民众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9月19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针对巴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处理动乱的指责，邓小平明确指出：那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根据谣言做出的，中国不能接受。我们对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主宰一切表示怀疑。中国不怕威胁，不怕孤立，也不怕制裁。提出制裁中国的国家，其内部是否行得通还是个问题，现在事实上也没有行得通。一个国家自称为世界宪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泰国虽然是第三世界国家，但曾是冷战时期围堵新中国的以美国为首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泰国人是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是怎样成长壮大，而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样的反华组织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消亡的整个过程。10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坚定地指出：“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事实表明，那些要制裁我们的人也开始在总结经验了。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是我讲的怎样真正认识中国的话。”

尼克松基辛格相继访华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时的美国两位主要当事人，尼克松和基辛格，也在这个重要时刻相继访华。

尼克松在行前曾经和布什总统详细讨论了这次访问，并给邓小平写了信。邓小平表示同意他来访。邓小平在10月31日会见尼克松时说：“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时，美国在与苏联改善关系方面有所进展。两国首脑即将于12月初在马耳他会晤。中、美、苏之间的三角关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出自于担心中国会重新与苏联接近的警惕，决定派特使再次访华。

邓小平与尼克松

11月6日，布什总统给邓小平写信表示，美国与苏联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当初尼克松访华的地缘政治原因依然存在，今天，美中两国在许多重要领域有着相似的利益。信中建议，在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晤后，美国将派特使访华，向邓小平通报会晤情况，探讨如何使美中关系正常化。

基辛格于11月7日至10日访问了中国。基辛格带来了布什总统的口信：布什真诚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但在国内强烈的反对面前，他难以这样做，除非他得到明确的信息：中国考虑美国对人权的关注。布什认为“双方都要采取措施使两国关系回到比较顺畅的路上”。邓小平在10日会见基辛格时提出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的建议，请基辛格转告布什总统：美国应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并指出：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

作为对布什11月6日的来信的回复，邓小平于11月15日致函布什，信中说：“我一直把你看作中国的朋友，并非常希望在你任期内中美关系得到发展，而不是倒退。在我退休的时候，改变中美关系目前恶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读了你的信后，我对中美关系如何共同采取步骤恢复和发展友好关系问题，产生了一些想法。我已委托基辛格博士向你当面转达。我希望并相信将能得到你的积极响应。我本人和中国政府欢迎你派私人特使访华。”

1989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访问虽然纯属私人的性质，但由于他们是中国领导人信任的老朋友，可以与中国领导人非常坦率地交换意见；又由于他们了解中美关系的过去，关注其现状，对中美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真知灼见，在两国关系处于困难关头的特殊时刻，在高层互访暂时冻结的情况下，他们的访问使双方保持了接触的渠道，有助于双方尽快走出这个困难时期。

12月1日，布什给邓小平写信，提出在马耳他美苏首脑会晤后一周内，将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公开访华，向中方领导人通报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情况。布什在信中表示，他正在为“解铃”而做出努力，请中方也予以协助，共同做出努力。

布什选择这个时间派特使访华，是很有用心的。因为从1972年以来，美方向中国通报美苏首脑会谈的情况已经成了惯例。在这个敏感时刻坚持这样做，体现了美方、特别是布什本人，对大三角世界政治格局的认可，对中国大国地位的重视。12月2 日、3日，美苏两国首脑在马耳他举行会谈。10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在美国广播公司就斯考克罗夫特一行作为美方特使访华作电视讲话说，美国对天安门发生的事“仍然感到痛惜”，但从地缘战略角度看，美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希望尽力找到办法维持这种关系。

1989年12月1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

斯考克罗夫特一行受到中方的热烈欢迎。他们不仅会见了新任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和总理李鹏等中国领导人，而且还见到了已经在11月初正式退休的邓小平。邓小平在12月10日会见时对他们说：“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也太不合情理了”。“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邓小平还重申：“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的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

在邓小平会见斯考克罗夫特的前一天，12月9日，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与斯考克罗夫特会谈时特地说明，邓小平提出一揽子建议的考虑是：第一，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结束纠葛，开辟未来。第二，中美间达成的解决办法，必须同步或基本同步实现。第三，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保持接触，解决问题。钱其琛特别强调，中美之间不能做相互伤害的事。中国从来不做伤害美国的事，也希望美国不做伤害中国的事。中美之间要友好相处，并要相互支持，这样才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事实上，‘制裁’对制裁国本身也不利。从宣布‘制裁’中国开始，西方各国出自自身利益考虑，在政策和做法上表现得并不一致。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采取政治和经济结合、官方和民间结合的方式，推动日本率先于1990年取消对华‘制裁’。随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相继取消对华‘制裁’。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回到正常轨道。”（《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7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