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决议”系统总结了建党一百年来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科学评价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着重从时代的高度、大历史的高度、方法论的高度、党的自身发展的高度、战略思维的高度、文明论的高度、人类发展的高度七个方面，完整准确地呈现出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开启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
研究历史需要科学的视角和方法。以往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主要立足革命史与现代化史两种叙事方式，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从总体历史、具体历史时期、具体领域进行挖掘研究。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综合了革命史和现代化史的叙述方式，采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叙事方式，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历程中去认识和研究，不仅吸取了以往两种叙事方式对党史研究的长处，同时也克服了单一使用以往两种叙述方式的片面性、局限性及矛盾性问题，更加突显了党史认识和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历史性与时代性，为新时代研究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开拓了党史研究的新起点。
一、从新时代的高度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贡献
“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1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断探索民族复兴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要完成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也就是要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为当前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新视角。
“决议”坚持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连续性奋斗历程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阶段性奋斗历程相统一，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作出的历史贡献。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四个历史阶段的奋斗历程中，有两个历史阶段的伟大成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的，毛泽东思想不仅贯穿于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而且对毛泽东之后的历史也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决议”认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完成了两个时期的历史任务，实现了两次“伟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2。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总体追求，首先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为近代中国屡遭列强侵略而深感屈辱，面对国家腐败分裂和无序混乱这一落后局面，他得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历史结论。他深刻认识到：“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3为此，他投笔从戎参加中国革命，主张武装反抗一切反动势力。1935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他凭借对革命规律的深刻把握以及对民族精神的坚定信仰自信地喊道，“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4,“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5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领导人民军队成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在解放战争中，他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完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个历史任务，“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6。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总体追求，其次是希望尽早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就适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战略构想。他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7他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工程，必须接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8,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规划，“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积累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9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虽然未能完全实现民族复兴事业，但为接续奋斗、一往无前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宝贵经验。
从容应对近代中国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毛泽东在复杂多变的历史大潮中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问题，善于洞察时代大势，在纷繁复杂历史现象中抓住本质问题。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在科学把握世界革命形势和充分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识到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以及社会各阶级力量等中国革命的深层次问题，明确了革命任务和革命对象，并据此分析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需要联合的力量，科学回答了“分辨真正的敌友”的革命首要问题，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在“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就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社会矛盾正在发生变化，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战略战术上也由过去的“反蒋抗日”调整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10毛泽东立足于时代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准确把握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纲领，科学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二战结束后，面对波诡云谲的世界局势，1949年春夏，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审时度势，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这些方针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对新中国外交乃至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看出，毛泽东凭借实践和理论自觉，准确把握住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趋势，一次又一次地扫清了摆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为中国共产党人从容应对世界大变局做了榜样。
毛泽东思想是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伟大旗帜。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具体实践的科学与完美的结合。“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1长期以来，毛泽东思想一直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党百年奋斗的光辉成绩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
总体来说，前两个历史时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为以后的两大历史性成就和两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础。“决议”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2
未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应以此为新起点，深入研究毛泽东有关“两个大局”的重要论述和有益探索，全面把握新时代重要战略机遇，防控化解风险挑战，为从容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科学指引。
二、从大历史的高度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增强历史自信的伟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科学认知，中国共产党具有对自身历史进行不断总结并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增强历史自觉的优良传统。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指出：“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13“决议”也明确指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这为当前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新视角。
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认知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开始的。科学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是科学认知百年党史的“基础性问题”。基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形势，邓小平曾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提出明确要求：“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15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作出的巨大贡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客观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庆祝改革开放20周年、30周年和40周年大会上，都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牢牢“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四个阶段的历史置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大历史背景之中，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视角完整、准确、连贯地评价党的历史，更加凸显出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
历史认知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历史自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来自她所坚持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能够把握历史规律和发展趋势，真实客观全面地阐述历史过程、总结历史经验。毛泽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历史。他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16,“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7。一方面，毛泽东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态度看待中国历史，从正确把握三个“区别开来”中增强历史自觉。一是把“封建时代的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区别开来，二是“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18,三是“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9,必须批判地接受民族历史遗产，提倡科学辩证地认识中华民族历史。另一方面，毛泽东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看待中国历史，从深入研究历史中增强历史自觉。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0。必须坚持历史的眼光，科学对待民族历史，认识到封建时代的历史遗产不全是腐朽的，它也曾经在自己所属的时代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对当代社会仍有很多启示。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21,这是我们对待自己历史的科学态度。可见，马克思主义为毛泽东增强历史自觉自信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
历史自觉的目的是为了把握历史规律。毛泽东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历史，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必须要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他明确指出：“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22中国数千年历史产生了很多宝贵财富，滋养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必须把这些历史遗产变成当前时代所需要的东西，为今天所用。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毛泽东将郭沫若总结明朝灭亡和李自成骄傲失败的历史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来读”。同时，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对党的自身历史经验的研究和总结，他告诫全党：必须认真学习研究党的历史，“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23,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搞清楚党走过的路和要走的路。他认为，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入实践和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形成的，“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24。对此，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强调研究党的历史必须从历史的具体环境出发，准确把握党史的本质性、规律性问题，同时也要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以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要。
把握历史规律的目的是为了在洞察时代大势中把握历史主动。毛泽东早在1921年1月就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25他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坚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武器，透过历史表象抓住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同时“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26。毛泽东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熟练掌握以及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在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方面问题时，能够做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敏锐地抓住事物的发展倾向和本质规律，并作出科学的预判，规避历史风险，化解历史危机，在洞察时代大势中把握历史主动。例如，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党内出现一些消极言论，毛泽东灵活运用唯物史观和历史经验，科学预见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和光明前途，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论断统一了革命意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党内存在的骄傲自满不良风气，并联想到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提出“两个务必”以回答“进京赶考”的历史考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基于对社会矛盾转化的把握以及对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适时提出了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建设“四个现代化”等战略方针以加快中国社会发展，这都充分表现出毛泽东在洞察时代大势中把握历史主动的战略能力。
在洞察时代大势和把握历史主动中增强历史自信。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他逐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熟练灵活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从时代的高度、历史的高度、理论的高度、民族的高度科学认识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深入洞察时代大势，积极把握历史主动，从根本上解决了一系列长期困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重大问题，用真理和事实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就如何克服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他给出了“民主”的新路，提出让人民群众来监督政府工作，防止政府骄傲和松懈，始终保持积极进取、清正廉明、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1946年，毛泽东在综合对时局的把握、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对人民力量的认识以及对反动势力的分析的基础上，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些都展现出毛泽东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
因此，必须站在大历史的高度认真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科学把握毛泽东对历史认知和历史自信、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历史主动和历史自信等命题的辩证关系，从而为当前持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增强全党历史自信等工作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三、从方法论的高度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伟大贡献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命题，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7,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也着重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问题。这为当前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新视角。
“两个结合”的根本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这是逻辑前提。1938年10月，毛泽东曾用“三个不应当”和“三个应当”指明了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28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是彻底的真理，就在于它不是教条的、机械的理论，而是科学的、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坚持“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29,它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真理的认识。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对党的干部提出具体要求：要求能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能够对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作出理论层面的科学解释和说明。毛泽东善于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反复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和革命性，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明确了根本逻辑前提。
“两个结合”不是简单的对接与拼凑，关键要在“化”上做文章。“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30。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结合。一是理论层面的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政治理想、人生价值、逻辑思维等诸多方面上存在相通性，这种相通性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中国化的重要基础。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问题时肯定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 “‘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31党的干部在工作中要学会把握“中庸”,克服“过”和“不及”的错误。毛泽东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通点，用矛盾和发展等观点解读“中庸”思想，并指出这个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此外，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及创造性运用实事求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中国文化的基本概念时都体现出这种相通性。二是实践层面的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特别注重实践，强调“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2,同时他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3。他要求党的干部必须到实践中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到实践中去认识和了解中国情况。离开了中国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抽象的理论，只有将二者进行结合，才能形成具有生命力的、科学的、具体的、能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因为毛泽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创造出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可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推进和实现“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未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应以此为新起点，从方法论的高度认真研究毛泽东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和有益探索，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及科学方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
四、从党的自身发展的高度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科学回答中国共产党根本问题的伟大贡献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贯穿毛泽东思想始终的重要内容，也是贯穿百年党史的一根红线。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34“决议”将“坚持人民至上”置于“十条历史经验”的第二条的突出位置，全文共有253处提到“人民”,通篇都在总结党依靠人民群众取得的伟大成绩及历史经验，足可见党的根本属性和人民群众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出“决议”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为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新视角。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政治报告时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35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且一以贯之于党和国家工作的方方面面，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
为人民服务是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的科学解答。“决议”指出：“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36关于中国共产党根本问题的认识，毛泽东早在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7他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队伍，党领导的部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38。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这就是党的初心，是对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根本体现。关于中国共产党要干什么，毛泽东指出，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39,“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40,“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1。毛泽东从党的原则宗旨出发，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代言人，“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42。毛泽东通过系统阐述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规定和价值追求。“决议”指出：“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43毛泽东十分注重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积极对人民负责。1942年陕甘宁边区有老百姓讲毛泽东的怪话，立即被当成反革命抓捕。毛泽东闻讯后要求立即放人，他说没有搞清楚情况怎么可以随便抓人呢?在一番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发现当地老百姓负担过重，严重脱离了生产力水平，他认真检讨，并积极调整党的政策，减轻群众负担，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等一系列工作，极大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
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要不断对标党的宗旨，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将为人民服务宗旨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根本原因，“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44。毛泽东提出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来认识真理与错误问题，要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建议，敢于为群众利益坚守真理、修正错误。他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45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要始终牢记初心，敢于自我批评，勇于自我反省，祛除私心杂念，时刻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46。
毛泽东从党的根本属性和宗旨出发，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与党的阶级属性以及为人民服务宗旨贯通起来，并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未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应以此为新起点，认真研究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深刻见解，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个人与集体等多个维度把握这一问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塑造更加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五、从战略思维的高度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提高中国共产党掌控和驾驭全局能力的伟大贡献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善于从全局出发谋划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引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总是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这是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47这为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新视角。
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及其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48他强调战略思维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从全局和长远出发来把握各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保障整体战略效果的实现。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将战略思想灵活运用到中国的革命事业中，科学系统回答了“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毛泽东善于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通过分析共性与个性、整体与部分得出了一系列对中国革命的真理性认识，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既要研究一般战争问题，也要学会分析和把握中国革命具体战争问题及发展规律。毛泽东特别强调研究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他认为没有对全局事物的综合全面认识，就无法准确把握各部分的属性和关系，如果全局和局部关系处理得当，各部分力量就能最大程度发挥出来；如果无法做到统筹全局，那么将会出现各自为战而导致优势力量无法发挥。基于这种认识，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综合战略全局，“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49,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战略指导。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全面分析战略全局，及时抓住战略机遇发起战略进攻，一鼓作气接连打赢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不朽历史功勋。事实证明，这种战略思维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导。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初步探索与经验积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综合世界发展大局和中国发展实际，适时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逐渐建立起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根据这一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积极调整战略任务，以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深入研究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提出“以苏为戒”,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战略思想。在处理十大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统筹兼顾”的方针，并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50。后来，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认真总结反思，针对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三条要求，即“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51,要求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弄明白情况，从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谋划战略全局，并强调过去搞革命，任何一次胜利都是在深入调查研究和精心谋划的前提下取得的，没有对革命战争形势的科学把握，就不可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战胜数量众多的敌人。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调查研究和全面把握全局的情况下，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系列事关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要思想，指导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毛泽东还十分注重用战略思维教育干部。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战略的，部队的战士、伙夫都关心战略，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52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被邀请给干部讲授思想政治课，他注重结合革命战争的实际，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出发来讲授政治、军事、历史、哲学等课程，培养干部的战略思维，“提高战略空气”53。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中强调干部要具备战略思维能力，指挥全局的人，最关键的是要具备战略眼光，时刻从大局出发来谋划革命战争；任何一级的首长，都要将注意力放在自己指挥的全局上，一切部署要以此为出发点；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也要具备战略眼光，重视研究战略问题，学会抓住主要矛盾，赢得战略主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也重视培育党员干部的战略思维，强调党的干部应该学会从战略高度把握工作，把握好事物的性质，抓住主要矛盾，分清轻重缓急，特别强调要做到“胸中有‘数’”,指出“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54可见，毛泽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运用于战略思维，科学阐明了党的政策策略辩证法，以及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未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应以此为新起点，认真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学习他掌控和驾驭全局的能力，从全局战略出发把握和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六、从文明论的高度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贡献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自信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聚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决议”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55这为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新视角。
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思想洗礼，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对文化上坚持什么、批判什么具有了明确的历史选择和敏锐的文化自觉。1920年，毛泽东便公开发表文章说，大家都在闹新文化，但并不懂得新文化是什么，他认为当前不但在湖南，就拿全中国来说也没有出现真正的新文化，只有俄罗斯出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化。可见，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就已经明确把坚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中华民族新文化、新文明的前进方向。
科学把握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立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对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科学阐述。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56其中经济是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形态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而文化是由以上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具体的社会中，文化是对经济和政治的具体反映，对于当前中国出现的新文化，“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57。毛泽东科学认识到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不仅揭示了经济、政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而且也强调了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反作用。毛泽东从“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8出发，科学阐释了构建新文化对于发展新经济新政治的现实意义。
对中华民族新文明的科学预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文化对革命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文化是“革命的思想准备”,是广大革命者和群众的强大思想武器，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重要战线。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59,革命者必须先将理论把握透彻，才能有明确的革命方向，正确地教育群众，才能有革命的力量。由此可见，文化对于革命运动具有引领方向和鼓舞群众等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以对政治、经济等方面与文化的辩证关系的科学分析为基础，明确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60,要适时抓住文化建设的良好时机，给世界展现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由此，毛泽东不仅从客观上揭示了我国“文化建设的高潮”的历史必然性，而且也指出了文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中华民族立足世界以及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充分阐明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不仅体现为物质和经济层面上更高质量的发展，同时也体现为文化层面的更加繁荣与文明形态的更大进步。
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针，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基本遵循。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到了文艺事业自由发展的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讲话中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61,应该提倡艺术的自由发展和学术的自由争论。面对当时有些人的担忧，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法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事物的发展没有一帆风顺的，“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做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62,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不会削弱正确的东西，反而会在探讨争论中强化对真理的认识，有利于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方面，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一方面，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对于封建性的、落后的文化必须予以剔除，对于民主性的、先进的文化要积极吸收，以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毛泽东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63。另一方面，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要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毛泽东提出“两个都要学”的要求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信自觉，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64他清醒地看到外来文化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一概拒绝外来文化的态度是错误的，必须立足我们的社会发展实际，“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65。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始终保持科学辩证的态度，一分为二地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坚决反对全盘照搬或全盘否定的激进态度，体现了毛泽东高度的文化自信自觉，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具有的包容性与自觉性特质。
探索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设想，具有中华民族新文明的特征。实现共同富裕是毛泽东的毕生追求，他早在1919年就曾提出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后来积极领导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大生产运动，极力批判“平均主义”落后思想，从多方面探索共同富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如何建设现代化、加快共同富裕步伐提出科学设想，他指出：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毛泽东认为我们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我们追求的是涵盖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66,“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67。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这种现代化道路既是在发展方式上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也是在发展目标上由少数人的富裕向多数人共同富裕的转变。681959年底，毛泽东进一步完善了“四个现代化”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69在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两步走”战略步骤，积极做好统筹兼顾，处理好国民经济的各种关系，先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然后扎实稳妥地实现“四个现代化”,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这种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模式为人类文明形态赋予了新的内涵。
可见，毛泽东对如何看待“古今中外”文化和构建中华民族新文明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整套科学的方式方法，这对当前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有益思考和经验借鉴，必须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继续开辟人类文明形态的新认知、新限度。
七、从人类发展的高度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世界和平发展事业的伟大贡献
“决议”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其中第四条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和人民事业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70“决议”将“坚持胸怀天下”明确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重要经验之一，指出：“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71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不断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为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新视角。
毛泽东始终胸怀世界、心系天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逐渐形成了以斗争求团结、以革命求和平的思路，致力于为世界民主与和平事业贡献力量。他指出，共产党人研究革命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战争，中国共产党不仅追求中国的和平事业，而且也追求人类社会永久和平。毛泽东还从社会制度的层面认识人类和平问题，认为只有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差别，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真正彻底地消灭战争，“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才可能到来。二战结束前后，毛泽东基于对世界民主力量与帝国主义力量的科学分析，对世界和平形势做出了明确、肯定的战略判断，他指出，“总的看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72,“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是比第一次大战后要好得多”73,世界正朝着民主和平进步的方向发展。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人类进步”。74
中华民族的世界责任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尽管党带领人民利用三年宝贵时间将经济发展到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但是毛泽东认识到当前中国发展的落后状况，对世界的贡献与中国的国土面积、历史文化底蕴以及人口总量相比，还不相匹配。他指出，如果中华民族不能对世界作出相应的贡献，就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如果不能在各方面赶超发达国家，就要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毛泽东从世界发展大局和国家前途命运出发，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75。可见，毛泽东始终忧国忧民忧天下，对中国共产党充满期望，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充满期望，对世界人民的幸福事业充满信心。
科学分析和把握世界大势，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广大地区国家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竭尽所能，在多方面支援了亚非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74年2月，毛泽东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出发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他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76亚洲除了日本、整个非洲、拉丁美洲都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是世界和平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毛泽东根据各国发展情况对世界格局做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考量，超越了民族、历史、文化的差别，消除了意识形态的偏见，加强了中国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力量，从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决议”指出：“党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作出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庄严承诺，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尊重和赞誉。”77
提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积极倡导构建国际新秩序。毛泽东基于对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深入研究和深刻把握，从朝代兴替、邦国相交等历史经验教训中提出了在当代世界中要保持国家独立与平等的观点。在他看来，国与国之间完全平等是世界和平的前提和基础。1945年4月，毛泽东就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在独立、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邦交，处理相互关系问题。1949年1月，毛泽东针对党的阶级属性进一步完善外交思想，明确阐明了“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78的坚定立场。1949年9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写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指导原则。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结合世界发展形势和党的外交立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党的外交思想，明确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79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五项原则指导下，中国很快与周边国家达成协议，成功解决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并共同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为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重要贡献。“决议”指出：“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80
毛泽东对实现人类自由平等、构建国际新秩序、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未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应以此为新起点，从人类发展的高度去把握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统一起来，同世界人民一道共创人类和平发展未来。
综上所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采取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完整准确呈现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为新时代继续深化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科学指引。必须认真学习“决议”的重要内容与精神实质，灵活掌握党史研究的科学视角与方法，从时代的高度、大历史的高度、方法论的高度、党的自身发展的高度、战略思维的高度、文明论的高度、人类发展的高度，认真细致地研究和把握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更加坚定自觉地“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81,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汲取更加磅礴澎湃的前进动力。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5《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3页。
6《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7《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3-344页。
8《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0页。
1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1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13《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人民日报》2021年12月29日。
1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15《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学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两个〈历史决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6《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1页。
17[美]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36页。
18《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页。
22《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1页。
23《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9页。
2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9页。
25《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页。
26王立胜:《“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理论创新及意义》,《人民论坛》2021年第21期。
2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29《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7页。
30《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31《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1-162页。
3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
33《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页。
3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3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1095页。
36《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3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7页。
38《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页。
39《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3页。
4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页。
4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页。
42《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7页。
4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44《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页。
4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5页。
46《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4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48《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5页。
4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50《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7页。
51《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0页。
52《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8页。
5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3页。
54《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42页。
5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5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页。
57《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5页。
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59《列宁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60《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
6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页。
6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6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页。
6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6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3页。
66《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7页。
6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08页。
68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6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70《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7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72《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85页。
73《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
74《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84页。
75《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76《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1页。
7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78《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77页。
79《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91页。
80《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8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首席专家。主要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疆问题、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出版《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现代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等十多部个人著作；合著《崇高的中国精神：共和国英雄模范人物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精神》《新疆治理实践的过程论审视》；主编《新中国哲学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景实录》（三卷本）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名家论丛》等多部丛书和集刊。在《求是》《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习与探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人民网、光明网等全文转载。
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