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近代的超克”及其变奏

“近代的超克”是个老问题，它在日本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面相或者表现形式，甚至构成了现代日本思想和知识的“主旋律”，而且，这个“主旋律”与日本不同时期的现实的结合，更构成了日本不同时期丰富多彩的思想“变奏曲”。在中日关系新的历史背景下，我愿进一步谈谈这个重要问题。

缘起

日语中“近代”一词相当于我们所谓“现代”（日语中较严格的用法是：明治维新至败战为“近代”，战后至今为“现代”），“近代的超克”，大体上相当于“现代反思”或者“现代化的反思”之意。

关于“近代的超克”问题之缘起，一般认为是在1942年（昭和17年）日本《文学界》杂志召开的同题讨论会和《中央公论》杂志召集的“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讨论会。在当时所谓“大东亚－太平洋战争”的背景下，反思“西洋现代性”或者“反思西洋现代化道路”的议题，被刻意地引向“批判、摧毁、打倒欧美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方向，从而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扩大侵略范围、并最终向美国宣战背书。

而“近代超克”思想的首倡者一般认为是如下三位现代日本重量级的思想家：日本浪漫派的代表者保田与重郎、京都史学派的代表者西田几多郎和《文学界》的组织者小林秀雄（而不是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的竹内好）。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的提出与当时的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显然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这个被称为“危险思想家”的知识群体也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而崩溃，不过，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近代的超克”背后所蕴涵的问题意识却保存下来，而且还成为日本战后思想的基本动力，我认为这个问题意识就是：何谓“近代日本”？何谓“日本的近代（道路）”？一言以蔽之：“近代日本向何处去”？

“55年体制”：外交暧昧传统形成

“近代的超克”问题在日本重新被提出，是在战后的1955年，而与它伴随着的，则是著名的“55年体制”的形成。这里的关键性事件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仅使日本掘到了战后第一桶金，而且日本也与美国实现了旧金山媾和，得以重新回到“国际社会”。或者说，正是因为朝鲜战争，刚刚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强大的军国主义日本，就突然地不再被视为世界的威胁，不但被轻易地“放过”了，而且还摇身一变，成为美国控制的联合国以及西方在亚洲最重要的战略同盟者。甚至还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救了如岸信介这样的战犯和日本右翼的，恰好也是朝鲜战争，处于东亚冷战危机中的日本，正值所谓“国家当用人之时”，于是新老政客才得以重新入阁登场。从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是从1955年起，日本通过东亚的新危机才迅速平息了自己的罪名，从而才真正进入到了“战后”（即日语中的“现代”）。

但是，对于1955年的日本来说，它还是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国内、国际矛盾。首先，当时的世界局势是冷战，而在美苏两霸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中，“日本究竟往何处去”，或者说“日本究竟应该站在哪一边”，自然成为日本政治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从1955年开始，日本右翼在美国的鼓励下，就开始了第一轮修改和平宪法的运动（即加强武备和出兵海外），另一方面，在1955年2月的国会众议院大选中，由于革新派获得了三分之一的席位，从而成功地阻止了右翼提出的宪法修改案，这就迫使国会保守派――自由党和民主党中的右派宣布两党合并，成立了“日本自民党”，以抗衡革新派的优势。而在这样的政治僵局下，当时的首相鸠山一郎（自然不是《红灯记》里面的那一位）为了回应国际上两强争霸和内部国会左右两派势力夹击的局势，就作出或开创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政治姿态：即一面提出宪法修正案，企图恢复日本军备，另一面则大放“恢复日中、日苏邦交”的热气球。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这种左右摇摆的“暧昧”传统，也就从此形成。

而这充分表明：所谓日本政治家的人格分裂，很大程度上源于冷战以降世界格局、特别是亚洲形势的矛盾对立，以及这种对立格局中日本何去何从的选择；我们甚至也只有从世界格局、特别是亚洲格局的结构性矛盾角度去分析，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日本政客往来走钢丝、钻空子，甚至经常出尔反尔乃至“不负责任”、不按牌理出招之举措。（这让我想起一位东京大学旧同事的话：“往坏处说，日本跟着中国走则美国打，跟着美国走则中国骂，这是日本在当今世界的困难处境；而往好处说，跟美国打中国牌，跟中国打美国牌，这就是日本生存的广阔政治空间”）。同样的，小泉首相一方面在卢沟桥谢罪，一方面靖国参拜，以及安倍首相的一方面加强日美军事同盟，一面要跟中国改善关系，这种看似矛盾的举措，其实也都是55年“战后体制”和政治传统的自然延续，并非今天才有的新东西，而这一切不过凸现了日本“55年体制”内在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很大程度上又是当今世界结构性矛盾、尤其是东亚冷战遗留问题的折射。

而今天最值得中国注意和思考的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将政治“危机”转化为“生机和契机”的能力，因为日本自民党就是在应对革新派的挑战危机中形成的，利用国际、国内矛盾寻找新的政治空间是其起家本领。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右翼实际上最不怕出事（因为不出事他们就没机会），尤其是：只要朝鲜半岛依旧处在冷战的格局中，那么日本右翼政客就一直会有空子可以钻――我们对此必须抱清醒的态度。

认同西方还是回归亚洲：两种民族主义

正是在这种战后“55年体制”中，日本二战前的左右两种势力，也都各自变形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生产出来。日本战后两个最杰出的思想家：认同近代西方价值，同时以亚洲、特别是中国价值为克服目标的丸山真男，与以西方文化为克服目标、主张回归亚洲认同的竹内好，分别代表着日本现代民族主义的两种不同方向，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日本重要思想流派。

丸山真男并非一个简单的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主义者，但是，他却是一个亚洲传统价值、特别是儒教传统价值的激烈而彻底的否定者和批判者。对中国和儒教价值的否定使他成为一个“脱亚论”的日本民族主义者，而对西方近代价值的认同，则使他成为一个“入欧论”的现代化主义者。

竹内好虽然是丸山的好友，但却与丸山真男的观点完全不同。竹内氏认为，丸山等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日本现代化成功”，不过是日本善于“模仿”而已，而丸山真男所说的“日本进步”，无非是日本模仿欧美，仿效的比较快而已；而反过来看，日本之所以模仿得比较快而且顺利（即竹内所谓“优等生文化”），则不过是由于日本文化气质弱，缺乏自主性、自信心和“抵抗力”而已，从近代史上看，日本所谓的“见贤思齐”往往不过是“欺软怕硬”罢了。

竹内好论述中最具有爆炸性的，是他通过阐释鲁迅而进行的中日现代文化比较。竹内氏认为，现代中国与日本之文化不同在于：当同样面对西方强权时，中国代表的文化方向是“弱者抵抗”，其代表者就是鲁迅。而日本所选择的文化方向却是“弱者模仿”，其代表就是明治以来的“维新派”。于是，对于西方强权，中国是“强者受到欺凌，抽刀向更强者”，而日本则是“弱者受到欺凌，抽刀向更弱者”。因此比起日本，中国才是真正的“强者”（这样的论述，显然非常接近毛泽东1940年在《中国文化》杂志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述）。

换言之，如果说现代文化本质上是强者文化、竞争文化的话，那么中国“弱者抵抗”的文化倒是更接近“现代”，而日本的“弱者模仿”文化，则根本上说却是“奴才的”、封建的文化，它实际上离现代更远。

在1955年的历史条件下，竹内不但批判了战后日本昨天还举国狂呼“炸平美国”，今天就夹道欢迎美军占领，兴高采烈跟着走的事实，而且，在抗战中最终被现代化程度远落后于日本的中国所击败的事实，同样给了竹内深刻的刺激。他从而认为：日本的失败是文化的失败，而中国的胜利则是一种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的胜利（巧合的是，这种论述又与毛泽东类似）。如果将现代进程理解为文化竞争的话，那么在这个现代文化和精神的赛场上，中国则是先进的，日本却在精神和文化上早就被欧美击败了，而为丸山真男所津津乐道的“世俗现代化的成功”不过是过眼烟云，日本是没有先进文化支撑的“纸老虎”。借用鲁迅的话来说：日本不过是世界竞争场上的“看客”，而中国则是跑在最后却跑而不止的英雄。

何谓近代？“近代”在竹内氏那里就是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竞争――在强者而言，是民族精神的开拓，在弱者那里是民族文化的“抵抗”。所谓“超克”就是“民族精神”竞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这显然是竹内好为“近代的超克论”提供的一层新的意思，而日本的所谓“文化模仿”，当然是不在其列的。

竹内好批评丸山真男的尖锐之处在于：“近代”显然不等于“近代化”（特别是丸山真男所推崇的欧美式的现代化）。但是，将现代世界的运动理解为民族精神的“竞争”和超克，竹内身上恐怕带有比丸山真男更为强烈的现代形而上学、乃至神秘主义色彩，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竹内好恐怕是一个比丸山真男更为彻底的日本民族主义者。

当今日本的“竹内好主义者”所关怀的，恰恰不是简单的去重复那个明治时代旧课题：“日本必须富国强兵”，他们所关心和呼吁的是：重建“日本精神，乃当务之急。”――而看似矛盾的是，恰恰是这种“竹内好主义者”的呼吁，与当今的日本右翼不谋而合。

“伟大的60年代”：超克资本主义现代性

19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当年丸山真男们作为追求目标的“现代化”视点却越发空虚起来：因为伴随着经济成长起来的，当然是美国卵翼下的日本财阀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非但战前的财阀依旧还是财阀，而且战前的党阀依旧还是大佬；而丸山真男所倡导的反本质主义的“法律的形式化”，不但助长了一个官僚支配的社会，而且在国际法上，更等于为日本“形式上的独立”和“实质上的被美国占领”提供了讽刺性的注脚，这一切使得“近代的超克”再度成为日本社会的重要课题。只是，这一次思想运动的倡导者发生了戏剧性的颠倒：如今主张反思、或者批判“近代”或者日本现代化的，已经不再是日本的保守派或者右翼，而是日本60年代形成的“新左翼”，学生和市民则成为战后最大的民主运动的主体。

在新的市民运动中形成的所谓“新左翼”不同于苏联的老左派，日本新左翼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不过是“近代主义”或者现代化主义的一种形态，当苏联将抽象的“生产力指标”当作追求目标时，忽视的不仅仅是人的尺度，而且也是劳动者的能力培养，这充其量是西方现代化主义的变种罢了。保证终身雇佣制度，最大程度地缩小工资差别，劳动者参加决策和管理的生产方式，这是日本社会主义者倡导的不同于苏联的现代化道路。

60年代的反资本主义和反战民主运动震撼了日本社会特别是教育体制，最终改造了日本整个知识界，也正是通过60年代广阔的社会运动，日本现代思想真正深化了，日本文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才辈出的局面，被长期诟病为丧失了创造性、自主性的日本思想从此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命题在实践中被提出。

一方面，针对现代化造成的人的“异化”问题，左翼知识界提出了重读马克思，回到康德、回到“前期马克思”的命题。当然，当年的京都史学派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也就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批判苏联版的马克思和英美版的现代化论的。但是，正如三木清后来所“惊讶地回忆起来”的，早期的超克论者好像什么都提出了，而唯一谁也没有涉及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早期超克论者对于现代、现代化问题的批判和反思，竟然从来没有涉及过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方式的反思，更不要说将这种思想的批判、反思与如此声势浩大的进步运动相结合了。而没有民众斗争的支持，他们对于“西洋现代性”的抽象批判只能乞灵于当时的政府和精英，乃至乞灵于天皇制，而当年青的柄古行人发表《马克思及其可能性的中心》的时候，这不但标志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认识已经成为日本现代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这部作品本身就是对日本60年代市民和学生民主运动的一份科学的总结――广泛地社会民主认同，第一次压倒了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成为日本社会动员的有力思想武器，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另外一方面，苏联的教训使得日本进步的知识界认识到：一场精英领导的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最终可能堕落为官僚统治、压制人民民主的斯大林体制，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好感。1960年代对中国产生好感的日本年青人的确是与日俱增，而不再是战后竹内好等极少数人了，而且他们认同的，也不是竹内好那个抽象的、作为日本的“乡愁”和民族主义镜像的中国，而是一个抗击着美苏两霸、支援着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把两弹一星打上天、劳动者当家作主、以76票对35票重返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也许今天在某些人看来，竟然是这样一个“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成为如此广泛的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青人关注、学习的目标（我的许多日本同事都跟我讲起过学生时代“偷听”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经历），乃至“学汉语”第一次成为年青人的热门，或许这会令某些当下的“时贤”们深思与“汗颜”吧？

不过，在今天回首60年代，我想起的却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这样一段话：

“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搀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昧、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如今甚至使人连哈欠也打不起来：因为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想象，这大概是某种红的左的东西，因而这已足够令人怀疑的了。――而我们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让的。”

而1980年代，当一个风头正健的中国导演以一本《我的红卫兵时代》控诉、忏悔自己60年代的“上当受骗”时，他的这本胡编乱造的小册子毫无疑问地受到了日本右翼的追捧。1980年代，对“60年代运动”的控诉成为世界潮流，成为弗朗西丝·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先声，而与对民主运动的控诉和忏悔相映成趣的，却是自从1980年代起，全世界的右翼、特别是日本右翼大肆翻案，誓言绝不对侵华战争忏悔！――这里的逻辑当然是非常清楚的——既然革命和反抗有罪，那么自然就是压迫、掠夺、侵略有功了。于是，该忏悔的是60年代的日本“全共斗”、“全学联”的“亲华毛派”，是那些上了黑名单的民主派“动乱分子”，而不是小泉这样的官僚精英，更不是在60年代运动中被边缘化了的安倍这样的“干部子女”，而这就是今天日本流行的“亲华”有罪，“侵华”有功论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吧？

历史的悲喜剧提醒我们思考，今天中日关系的文化基础和政治基础究竟在哪里，究竟在哪些人的身上？

1980年代：冷战世界秩序的解体与日本保守派的复兴

日本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保田与重郎在1940年代曾经对“近代的超克”有个经典的概括：“近代的超克就是对美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双重超克。”从这个角度来说，则“近代的超克”命题在日本真正被重新确认，实际上乃是1980年代。而这里的最基本原因，就是1980年代的世界结构变化，特别是冷战秩序的解体，为这一命题的死灰复燃提供了现实的语境，甚至可以说，从日本右翼的角度看，1980年代以来的世界结构，不但回到了战前的1930－1940年代，而且也为对“美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双重超克”提供了现实的契机。

首先，冷战的国际秩序的最终崩溃，使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最终彻底复活，这不仅意味着这两个国家分别以占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和第三的庞大实力，挑战着美国的经济霸权，而且，这种挑战也导致了两个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结论：1，以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为主体的社会模式优于大资产阶级垄断的模式；2，商品市场和生产的模式优于金融主导的经济模式。正是这种发展道路的比较，最终导致了1980年代经济学界提出的“东京－莱茵河生产模式”优于“盎格鲁－萨克逊生产模式”的命题。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遇到的困境，使其不再被视为是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条另类的方案和道路。苏联自1970年代末阿富汗战争以来就陷入到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之中，而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于1970年代末的改革，则将国家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作为主要追求目标，并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确认了中国现代化“落后”和“迟发展国家”的形象，并把日本经济的成功（甚至所谓“亚洲四小龙”昙花一现的经济成功）当作学习、仿效的样板，在这个意义上，既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尝试的，看起来不过是一条远不如战后日本“成功”的现代化方式而已。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所代表的，不过是另外一种欧洲式的现代化道路，既有的社会主义并没有为对“现代性”和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提供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与此同时，开始进入富裕社会的日本，越来越呈现出“中产阶级社会”的保守色彩。1980年代流行于日本思想界、知识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既是日本进入信息－消费主义社会的反映，更是以新的话语形式重新叙述了“近代的超克”所提出的问题。或者说，它反映了在冷战解体的世界形势下，日本社会重新思考什么是“近代”或者“现代性”问题的新趋势。正如广松涉所指出，被战前的“近代超克”论者当作理想和榜样的“原初的日本形象”，其实是与天皇制所象征的国家体制形态，处于难分难解的关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当时的回到“原初的日本形象”，自然也就与认同天皇制和支持皇民统治的军国主义成为二而一的关系。而1980年代率先从经济理论上提出的“日本第一”和倡导“日本方式”的优越性，则同样导致了对“55年体制”所确立的自民党独裁政治的确认，而石原慎太郎等人所倡导的日本精神和日本文化的“复兴”，导向的是对于日本“过去”的美化，也自然包括对于日本过去侵略行径的美化。至于小泉政治改革的核心目标，当然不是使日本更加适应和融入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而是强烈要求日本在当今世界上的“领导”和“主导”地位。而到了安倍首相那里，这一冲动则进一步完型为重新建立以日本为中心、以日本道路为未来世界理想的新“世界史观”和“当今世界新秩序”之构想――这样，当年京都史学派所提出的“新世界史观”，在1990年代自民党“历史研究会”发表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第一次正式地被重新提了出来。

而今天，日本冲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要求加入联合国的努力，其实都表现了冷战结束之后，重新确立一个以“美－日”政治－军事同盟为核心的单极化的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其中美日台构成一个新的轴心），这一构想针对的目标绝不是冷战的旧世界格局，当然也不仅仅是中国，而是在二战后形成的，由联合国所代表的世界秩序。

一个核心的分歧在于：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在日本右翼政客看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就是美日全方位同盟起领导、支配与核心作用的“新秩序”（通俗的说也就是“美国的枪加上日本的钱”），而小泉和安倍领导下的日本正为此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但是，在中国和大多数国家看来，冷战后的世界已经由一个亚非拉联合、斗争的“三个世界”，演变为以美－日、欧盟、中国、俄罗斯和阿拉伯世界（特别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为“多元主体”的多级化世界。这样，倡导美日同盟“领导地位”的日本，与倡导“多极化”、“和谐世界”的中国之间，在什么才是“现代世界秩序”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正是这种对于世界形势和“世界新秩序”的针锋相对的理解，构成了当前中日政治关系紧张的深层根源。

实际上，中日关系从来不是单纯的两国关系，而中日关系的症结只有从世界秩序的角度才能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和领会。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