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绅阶层，一个中国人熟悉又陌生的社会阶层。
当今很多人对这个阶层的印象，来源于各种小说或者电视剧。在这些作品中，这些人的形象或是风度翩翩，或是阴险狡诈。他们有时风骨高尚，做了许多造福桑梓的好事；有时作恶多端，为祸乡里称霸一方。无论哪一种印象，都跟这些人有大量钱财可供挥霍有关。那么，真实的晚清士绅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的钱财又从何而来？
清末贵阳士绅人家全家照。来源/贵阳市档案馆如果想对这个问题做出解答，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士绅阶层”。按著名学者张仲礼的说法，这个阶层是特指那些通过科举考试或其他方式获得功名、可以向官僚集团输送人才的一个特殊阶层。
一个士绅的最典型特征就是他有官职、功名、学品或学衔。除此之外，这个阶层的人还负责帮助朝廷统治中国的广大基层。必须指出的是，士绅不一定都是文人，许多行伍出身的武官也是士绅阶层的一员，他们同样有士绅阶层的特权和地位。而且除了考试，许多有钱人也通过诸如捐纳等方式获得功名。一旦这些人获得功名，他们一样可以晋升士绅阶层，成为这个特殊利益集团一分子。必须说明的是，如果一个人成为士绅阶层的一员，并不一定代表他立刻“飞黄腾达”。事实上，在士绅阶层内部，依然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即使有了功名，也不一定会进入官僚体系。只有那些少数人才有可能进入朝廷做官，在他们之中，能做到大官的是极少数。
明白了士绅阶层是什么，就很容易理解他们的行为模式。这个阶层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向朝廷输送官僚“人才梯队”，所以官府自然对这个阶层重视有加。曾有这样一则巡抚告示，直接写道：“士（即士绅-编者注）为齐民之首，乡民之望……从今以后，尽心竭力，抖擞精神，以领吾民，补吾不足。”
从这个告示中可以看出，士绅在官府眼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这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完全不同于普通百姓，俨然是官府的重要补充部分，士绅甚至有和官府官员平起平坐的地位。
比如，士绅在拜会官员时，不必行下跪礼。除此之外，还有个称呼上的问题，如果是朝廷官吏，百姓见到要称“大老爷”；而那些没有官职的士绅，百姓则称呼“老爷”。而更能体现士绅社会地位的是，有功名的士绅，只要不是特别严重的罪行，便可以不受当地法律责罚，地方官对这些犯了轻罪的士绅也不能轻易惩处。士绅所缴纳的赋税也很低，虽然清代一直推行“摊丁入亩”政策，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士绅阶层的负担远比普通百姓轻得多。可见，士绅阶层在当时完全就是一个特权阶层。
影视剧中的清代士绅。来源/电视剧《雍正王朝》截图
应该说，尽管士绅集团有着种种特权，但在当时的中国，这个集团的存在还有一定的正面意义。比如很多人都知晓的所谓“皇权不下县”原则，意指古代中国的朝廷权力只下放到县一级，再往下都是类似于“乡村自治”。而大多数士绅都居住在自家村庄或县城里，他们本身的社会地位让他们跟百姓之间距离很近，尤其是那些低级士绅，往往掌握着县级以下绝大部分人脉关系和土地资源。这一点跟朝廷派去的官员完全不同，据调查，晚清时期，一个知县在一个县的平均任期只有2年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几个月。所以地方官往往完全无法独自处理当地复杂的各种关系，这时他就需要依靠士绅帮助。而大部分士绅也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在和县官合作之余，为当地争取更多的利益。比如申请朝廷为当地修路修桥、赈灾济民等。总之，没有士绅的合作，普通地方官几乎寸步难行。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中的胡林翼曾经说道：“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可见，士绅阶层已经是晚清时期的极为重要社会阶层。
中兴四大名臣。来源/节目《国史演义》截图
那么，这个阶层到底有多少人口呢？按张仲礼的估算，晚清士绅阶层的总人数大约在140万人左右，如果加上他们的直系家属，则整个阶层的人数大约在750万以上。这个阶层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可以想象，这个负担自然转嫁到了普通百姓身上。这些占总人口接近2%的庞大特权集团，人民的负担自然大大加重了。
由于士绅阶层的特殊地位，向朝廷缴纳赋税时，偷税漏税成风，有的甚至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比如曾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在描述江北地区的漕粮负担不平等时就说，当地士绅大户仅出两三千文，而普通平民则出六七千文乃至一万五六千文。“低昂悬殊，骇人听闻”！
江苏巡抚衙门旧址。来源/节目《淮军》截图
而造成这一奇怪现象，是因为朝廷命官无法掌握详细的基层状况，完全受士绅阶层的摆布。既然官府无法控制，那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缴纳的赋税额度就完全在士绅阶层手里了。他们自然对自己“网开一面”，而对普通百姓刮地三尺，有的甚至贿赂官员私吞国税。更严重的是，山东、福建等地区还发生了许多农民把自己土地名分挂在士绅名下来逃避徭役，但土地挂靠完后，这一地区要交的赋税额却没有变，后果就是让那些正常耕作的农民不得不为此付出十倍以上的田赋，大量农民因此破产成为流民。大量的流民自然会生出大量的社会问题，晚清时期许多农民暴动，乃至太平天国运动均与大量的破产流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除了基层士绅的大肆敛财，在官府衙门中任职的士绅在捞钱这个问题上更是毫不含糊。表面上看，清朝官员的俸禄并不高，一品大员的俸禄180两银子，七品知县45两银子，但这些人的“养廉银子”却很高，比如甘肃总督可达20000两银子。除了这些，一般官员还有一笔“工费”津贴，从一百两到几百两不等的银两，这三样算是官员的正规收入。表面上看，这些收入跟普通百姓比起来已经很高了，但更惊人的是他们的非正规收入。
以1873年御史胡家玉的一份奏折为例，经他计算，朝廷在江西南昌每年征收的土地税为48000多两银子，而知县在每征一两银子时可以收取0.24两银子的附加税，光这一项，这位知县每年就能有12000多两银子的额外收入。除此之外，南昌每年还有60000担稻谷的实物税，而每担稻谷知县又可以收0.3两银子。如此下来，一位知县每年至少有3万多两银子的额外收入。看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谣，真是毫不夸张。
清代知县。来源/电视剧《乾隆下江南》截图
再如当时直隶省，有一位名叫王应孚的士绅曾说，他们家乡收税是靠5个士绅所办的团练完成的。收多少税也是士绅说的算，至于当地知县，他只要完成上缴朝廷应要的那份，其他多出来的部分都是他跟当地士绅一起分掉了。光是这位知县，每年就要从士绅的团练那里额外得到2万多两银子。而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官员皆是如此，到底有多少银两入了他们自己腰包呢？
按照《大清缙绅全书》的记录，当时中国的士绅官僚总人数大约在23000人左右，这些人的固定年收入不过629万两银子。实际上，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所攫取的额外年收入，保守估计在1.2亿两左右，与此同时，清政府在1899年的政府岁入才刚刚达到1亿两白银。
如此庞大的灰色收入，大大挤占了国家正常收入。而这些钱流入士绅阶层手里后，成为他们进一步扩大集团权力的垫脚石。晚清时期，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清朝廷需要大量军费来镇压，这就给了纳捐者提供了机会。许多纳捐者靠着自家亲属拿回来的不义之财大肆捐纳，又凭借捐纳得来的功名成了新的士绅，士绅阶层人数在晚清剧烈膨胀。越来越多的士绅加重了民众负担，按照《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估算，等到19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民众所缴纳的赋税跟士绅所缴纳的赋税对比高达6:1。也就是说，普通百姓身上所背负的压力是士绅阶层的6倍以上，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如此恶性循环下，晚清的社会矛盾也就迅速激化起来。
银两。摄影/图瑞，来源/图虫创意
这些士绅不但自己少纳粮交税，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包揽税收征收，从中大肆牟利。在不少地方，士绅打着为朝廷征税的幌子对农民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再以士绅减税的名义把大量赋税自己独吞。这些征上来的赋税，有十分之一上缴朝廷就算不错了，还有人干脆一分钱都不上交，反倒要朝廷奖励他们“任劳任怨，征税有功”。
结果就是，朝廷的财政收入受到严重破坏，而农民的怨气却与日俱增。清代思想家冯桂芬就在他的书中写道：“刁生劣监，包完仓粮，此古之道也。今则不但包完，而且包欠。”士绅们的来钱之路并不仅仅止于贪污税款，在其他方面也是行家里手，比如在河工、盐政、水利等建设项目上，这帮人的贪污手法也十分驾轻就熟。他们串通相关官员，在国家下拨的款项中饱私囊，同时还利用关系把工程揽到自己的相关利益群体之中，在这些基础建设中大肆敛财。而清政府对此并非一无所知，比如道光帝就在一份诏书中提到：
“朕闻近来江南河工，时有过往官员及举贡生监幕友人等，前往求助。该河督及道厅等官，碍于情面，不能不量为资助……”
依托木渎古镇冯桂芬故居兴建而成的吴中区明德教育馆。来源/扬子晚报视频
可见，清政府对当地士绅和官员勾结一事心知肚明，但碍于当地复杂的人际关系，虽然多次整饬，但收效甚微，最终结果也只是抓几个倒霉蛋意思一下。
在经历了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和各种帝国主义列强交战后，清朝财政一度陷入紧张状态。而士绅阶层却毫无所动，甚至还有所加强。这群蛀虫对国家的兴衰基本不感兴趣，对他们来说，谁来当皇帝都得依靠他们。
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谁都想不到、又让所有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在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庚子国变”后，由于八国联军的破坏导致大量的士绅被杀或被清政府除名，大量空缺出来的职务反倒减少了腐败的机会。
与此同时，1901年的《辛丑条约》，使清廷背上了连本带息9.8亿两白银的赔款，从1902年开始，各项赔款和外债使清廷每年就需付出4700万两白银。洋人为了迫使清政府还清战争赔款，特意要求掌管清政府的财政机构。在洋人的控制下，这些士绅们失去了原有的染指财政机会，结果就是在扣除赔款的情况下，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居然大大增加了。等到1908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高达2亿两白银，到了清政府垮台前的1911年更是达到3亿两。
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毫无意义了，清政府的问题是腐朽，比腐败更没救。就在清政府达到史无前例的财政优秀纪录后几个月，随着武昌起义爆发，统治了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正式进入坟墓，同时，依附封建王朝吸血为生的士绅阶层，也逐步走向灭亡，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