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工队就是武装工作队的简称。是五一大扫荡之后华北我军为恢复与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而组建的一种特殊组织。顾名思义，武工队就是带有武装的工作队，工作队才是它的主体，武装只是工作的保障而已。

武工队并非只是抗战时才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后也有武工队；解放初剿匪巩固新区时也有武工队；同样是抗战时的华北敌后，除主要以军分区为主组成武工队外，各县委、工委甚至区委也有武工队的组织。各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隶属于不同上级的武工队，均系由某一上级组织派出，而不能像游击队那样可以自发组织，这一点是相同的，但其组织系统、活动环境等各有不同。因为读者最熟知的，也是被影视编导和网络大V们篡改得最严重的，是冯志创作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而冯志这部小说描写的是由冀中第九军分区派出和领导的武工队，所以本文讨论的对象便主要以抗战最艰苦阶段华北敌后由各军分区敌工部派出和领导的武工队为主。

有人将武工队比作西方现代意义的特种部队，说武工队类似什么贝蕾帽、三角洲、海豹等等，不能说完全没道理，但很是牵强。至于说有的文化人想按《加里森敢死队》那样再拍武工队，那就十足的荒唐了。

小人书版的武工队

武工队与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有怎样的不同，又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第一个不同，是人员的组成不同。武工队的骨干主要以政工干部为主，这是全军一致的。如冀中七分区武工队长张英是第二游击总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指导员崔希哲是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九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杨寿增是十八团三营的教导员，冀南一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刘大坤是该分区的政委，六分区德故武工队长王澄是该分区政治部的锄奸科长，副队长曹荫怀是该分区政治部的宣教科长，晋绥三分区武工队长谢允中是八团政治处的民运科长。小一些的武工队长，比较著名的安正福、王栋、李彩五、李继初、高云贵等，则全都是主力部队中连的指导员调任。从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队资料中看，武工队的领导由非政工干部担任的，有，但极少见。冯志在小说《敌后武工队》中塑造的武工队小队长魏强，是由连的指导员调任，很具典型意义。

可惜的是，与众多文艺作品回避、否认乃至诋毁政工干部一样，近二三十年来所有改编版本的《敌后武工队》，里面的一号人物魏强全无例外地改成了连长，就很不具有典型意义了。以政工干部为主组成对敌渗透的小分队，这是只有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才会出现的情况，也是武工队区别于其他特种小分队的特色之一，是和西方特种部队的组成人选截然不同的，是和编导们臆想的截然不同的。

第二个不同，是任务的不同。西方特种部队有的也采取秘密渗透的方式在派出地区培植反政权组织，但更多情况下是针对某一项单独的任务而派出，如营救人质、刺杀敌要员、袭击敌司令机关、破坏敌重要设施等，完成任务后一般在最短时间内撤出。我军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也曾广泛组织类似的特种部队，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这种临时组建的小部队对敌实施刺杀、破坏的战例数不胜数，这是可以类比西方特种部队的。对越轮战期间，我军曾组织多个侦察大队越境渗透作战和捕俘，这也类似今天西方的特种部队。但武工队则完全不同。

这里重点说一说武工队的主要任务与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对敌占区开展政治进攻，逐步恢复或开辟游击根据地。具体地说呢，则有以下几项：（一）宣传战；（二）打击与改造伪政权；（三）恢复或帮建各地的秘密支部和地下游击小组；（四）建立各种敌工和社会秘密关系。

我们一条条解析。

武工队的首要任务，是宣传战。而这所谓的宣传战，用今天时髦一点的词来说，就是心战。其开展心战的方法，除了比较常见的炮楼喊话、写标语、集市演讲、发传单等以外，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做法，比如打恐吓电话，曾打进伪天津市长家里，比如写恐吓信，也曾寄到伪河北省长的案头，比如深更半夜潜入伪军属的家中给全家人讲抗日大道理，比如动员某个伪军的亲属往据点里为我做劝说工作，比如对伪军记“善恶簿”、发“回心抗战证”，等等等等。这些做法，对于土生土长并准备长期扎根恢复和建立根据地的武工队来说，是最主要的心战方式。对于西方的情报和专门的心战机构，也可能是会采用的方式，但对于只是短期潜入的十几人几十人的特种小部队来说，这不是他们的职能，往往并不使用。

除了宣传攻势，摆在第二位的工作，便是打击与改造伪政权。西方特种作战，从大的战略上讲，兴许也有这样的内容，但那基本是对国家政权或较大的地方反对派政权的改造与扶持，而对于一二十人组成的特种小分队来说，则基本不会有这样的任务。武工队则不然，铲除伪政权中不听我警告的叛徒汉奸，将伪政权改造成为我所用的两面政权，是武工队一以贯之的任务。至于如何改造，其手段，却并不像绘画弹琴那般雅致，比如在月暗风高的深夜突然出现在熟睡中的伪官居室对其实施刺杀或警告；比如将保镖环卫戒备森严的伪军政官员的公子小姐老太爷姨太太们请到青纱帐或地道里去上政治课；比如在敌人聚会的餐桌或会议桌上适时地寄去某汉奸的人头等等。

曾有这样的例子：当武工队决定铲除某个尚在敌营仍在作恶的汉奸时，先在集市、城区要道等处张贴布告，写明对其五日之内执行死刑，那么你等着瞧吧，不管这个汉奸是如何的狡猾，他绝对不可能活到第六天。

五一大扫荡后，冀中涿县有一个大乡长，自恃住家就在鬼子炮楼底下，对于武工队要其给我交公粮的要求置之不理，并扬言道：要我给八路纳粮，他得先问问我的盒子枪答应不答应。这话很快传到了武工队的耳朵里，就在当天夜里，这伪乡长正在熟睡中，武工队翻墙进来，从被窝里把他揪了起来，用他自己的盒子枪敲着他的脑袋问道：是你这把盒子枪不想给八路交公粮吗？吓得那货登时就尿了炕，一边磕头求饶一边发毒誓保证给八路纳粮。没过几天，就如数上交了公粮。

许多伪官，就是这样连拉带打地被迫成了我们的内线，许多伪政权就是这样被改造成了两面政权。这些做法，典型的中国特色，八路特色，西方特种部队因为多数是短期行为，这么做没多大必要，因而也就不怎么愿意去做。

神剧版的武工队

武工队的第三个任务，是帮建党的各种地方组织。五一大扫荡后，冀中根据地沦陷、变质，所有县委都转入地下，各村的支部有的干部牺牲了，有的躲起来不敢开展工作了，有的妥协叛变了，有的县大队实力减少为个位数，大量的区小队牺牲殆尽，各村的民兵几乎全部解体。要恢复根据地，就要重建各级党的组织，就要充实各级地方武装，可在敌占区，敌人的力量特别强大，汉奸、特务特别嚣张，沦陷区的群众虽然满腔的仇恨与怒火，因为枪杆子在敌人的手里，却被打压得不敢抬头。武工队的作用，就是哪里的特务汉奸最嚣张，就出现在哪里，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把人民群众的力量扶起来。

冀南衡水的道口村，有个警察所，警察所有个姓佟的所长，给鬼子办事特别卖力，动不动到各村捕人杀人，当地的秘密支部不敢活动，各种秘密抗日组织建不起来。于是武工队来了，先是通过喊话和写信警告该所长，要他不要真心给鬼子办事，否则小心脑袋搬家。这姓佟的伪所长自恃有鬼子做后台，根本不把武工队的警告当回事，继续欺压百姓，并口出狂言，说武工队也就是空叫喊罢了，在大日本皇军的治安区，他能奈我何如。结果他这话说出没几天，那颗罪恶的脑袋，就在某个清晨，被发现挂在了集市旁边的大树上，树上一行大字：武工队说话算话，要你脑袋搬家，你就得搬家。自那以后，其他的警察所就收敛了很多。有的伪军警本人或家属甚至通过两面政权主动找到武工队，表示以后不再真心给鬼子干事，求武工队刀下留情。经此镇压，地下支部再活动，那些伪军警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支部的活动得到了保护，村中游击小组的抗日积极性也就起来了，各村的游击小组壮大了，各区的区小队就有了后备的兵员，县大队也就逐步恢复了。小说《烈火金钢》、电影《地道战》中，都有特务、汉奸特别猖獗时，武工队出现给予镇压的情节，很准确地表现了武工队帮建恢复游击根据地的功能。

我没听说过西方的阿尔法呀、海豹呀、三角洲呀等等，在什么地方恢复或建立过什么根据地，也没听说他们帮哪村建过什么武委会、青救会、妇救会。

武工队第四个任务，在敌伪与社会三教育九流中建立各种秘密关系。当年敌工工作一个重点，就是建立与敌伪的秘密关系。这也是华北敌后普遍开展的一项活动。到了抗战的第六个年头，绝大多数的伪军警已经看到了日本必败的未来，都想给自己留条后路，这些人七姑八姨三叔四舅什么的都在当地，也为建立这种关系提供了可能。以冀南军区为例，1942年10月有一个统计，武工队与伪军共建立关系1400余个。可见其重视程度之高和数量之大。

拉这么多关系干什么，一为情报工作。敌伪中有什么行动，武工队都能事先知道得清清楚楚，甚至某个会议上某个伪组织人员说的某一句话都能在散会后不久就可以传到武工队的耳朵里，从而为军事、政治、经济斗争提供依据。二为寻找保护伞。很多时候，在敌人搜捕刚刚刺杀了某个铁杆汉奸的我武工队员时，而这几个武工队员也许正在敌人炮楼跟前的某个伪军官家中给他的家属上政治课呢。在当时，武工队为逃避敌人的追捕而藏身于伪军据点和伪官家中的情况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当地下人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后，也可以通过关系将其救出。三为解决经济困难。当年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兵工材料等紧俏物资，需要到敌占区购买，因为武工队与敌占区三教九流都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就为这种采购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如果不能买或无需买，也可以向伪政权借用，比如当我攻打炮楼火力不够时，借用伪治安军或警备队的机枪用于打鬼子；比如当我敌工人员负伤后，借用某个伪官的私邸进行治疗等等。四为交通方便。当武工队保护党的干部通过伪军的哨卡到其他地区时，往往事先疏通驻地伪军，爱酒的送几瓶酒，爱钱的送几块大洋，爱贪小便宜的送双鞋送件衣裳，爱赌的陪着打几圈麻将故意输点钱。这些伪军官受了贿赂，拿了人家手短，再者家小都在本地，也不想与整天把脑袋和手榴弹掖在一起的武工队结仇，通过其辖区时他往天上放一阵枪就过去了。这些做法，对于作战地区主要是异国他乡的、以快打快出为主要行动方式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由于与当地人没有这种老一辈少一辈的盘根错节的关系，是他们无法做到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真实版的津南武工队

第三个不同，是所依赖的要件不同。西方的特种部队更看重尖端的特工装备，其运载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俱都是当前军界最尖端的产品。西方特种部队往往独立作战，并不指望当地群众的支援与配合，并不主要依靠地方组织。武工队除了配备的近战火器比较精良外，并没有其他更尖端的装备、设备。武工队是在党领导的人民战争这个大背景下作战，故而特别依赖当地党组织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与地方党往往是合而一体的。八路军野战政治部、115师、129师等对武工队工作的指示中，都有强调。刘伯承在《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一文中，就曾说：“武工队是以政治进攻为主，那么在组织上就要想到政治人员如何加强……五分区的武工队三十余人分布于八十余里，人少，需要一部分本地干部参加领导，以加强对群众的领导和军民的血肉结合……武工队的基本问题就是在当地生根，在政治上与群众结合，也要在组织上结合。”罗瑞卿也曾说过，“要吸收更多的地方干部，与当地群众有联系的干部参加武工队。太行区的武工队在这方面是很差的，必须改造。如X分区五个武工队。全是军队的连排干部，没有吸收地方干部参加……由于他们缺乏地方性，与群众没有联系，所以工作也难于开展。”因为有上级这样的指示，所以在由军分区派出的武工队中，一般都还有当地政权中组织、敌工、公安等专职干部参与其中。小说《敌后武工队》中塑造的武工队第一小队的指导员，就是由区委委员刘文彬担任，这与当时的情况是十分相符的。

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活动，他们隐藏的地点，是当地的堡垒户，他们吃的穿的，是各村秘密支部的供给。武工队的成员与当地群众完全地打成一片，也是一头的高粱花子，也是一脚的泥巴，也和群众睡同一个土炕，吃一样的糠菜窝头，也经常与群众一起担粪锄草，一起拉犁耕种。就因为这样，使得他们与当地的群众从感情上到组织上都紧紧地联系到一起，形成密不可分的有机体。也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够在敌人搜捕时，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宁可丢掉羞臊，也敢在敌人的刺刀面前将武工队员认作儿子、认作丈夫。这是西方样式的特种部队无法做到甚至无法理解的。这一点是武工队与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最大的区别。

总有人非要找出武工队相当于美英等西方的什么什么，要是不能从外国人那里找到个榜样做类比，理解起来就很困难似的。武工队就相当于武工队，也只相当于武工队。武工队是中共党领导下的，反侵略的人民战争背景下的特种作战小部队。武工队的组织与战斗方式，只属于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场，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家可以相类比，也没有第二家有资格跟我武工队相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