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有的写作者似乎没有把武工队与游击队分清楚，甚至压根就没有搞懂武工队是什么，因而网文也好，报刊也好，经常可见将游击队称作武工队的。

比如冀中安国县抗日英雄孙佐培，17岁时，带领村中几名热血青年，凭着仅有的一支“撅把子”和几把大刀组织了一支抗日队伍。这支抗日队伍，就被不止一个刊物说成了武工队。

再比如太行山区辉县战斗英雄郭兴，同样是在17岁时，带领三名抗日积极分子，用一支老掉牙的汉阳造和一支“撅把子”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这支武装，也被包括军报在内的许多媒体称作了武工队。

还比如解放战争时期川东敌后的华蓥山地区，陈尧楷、徐相、王群、向杰栋、胡正兴、粟绍、张蜀俊、袁念之等地下党员，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凭借少数的土枪和刀矛，分头组建了多支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地下武装。这些地下游击武装，统统被某专著称作了武工队。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了。但是，如果您有兴趣，翻一翻原始的档案，包括当事者本人的回忆，若是有一人一文一字曾经说过他们的武装是叫武工队，算我输。那不过是后来一些写手的主观臆造而已。在他们的认知里，似乎只要是不穿军装的、战斗在敌后的、带盒子炮的，那就是武工队。

武工队的组织形式并非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但从没有像孙佐培、郭兴和华蓥山地区那样的武工队。那根本就不是武工队，那是游击队。

历史上真实的武工队

游击队与武工队有怎样的不同呢？

以抗战最艰苦阶段华北敌后的武工队为准，其区别为：

一是活动的地区不同。游击队一般活动在游击区，武工队则基本活动于敌占区。游击区有一定群众条件，有我党秘密政权可以在夜间活动，有可以回旋游击的余地。而在敌人的“确保治安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几乎男女老少都被敌人组织起来了，像什么“防共自卫团”、“防共青年团”、“防共妇女会”、“防共儿童团”等等，而我之组织则全被破坏。武工队刚刚进入敌占区时，追杀他们的，并不只是少数的汉奸，而是几乎所有被敌伪组织起来的各种防共组织的一般群众。只要他们在哪个村一露头，哪个村的男女老少就被逼着一起上阵，又敲锣又叫喊又追捕。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开展游击战，连立足都十分的困难。而这样的情况，在游击区是基本不存在的。

二是组织形式不同。游击队有受县委领导的，有受区委领导的，也有受军分区领导的，还有自发的，而武工队全部是受军分区敌工部领导。

三是人员的构成不同。游击队的队员是可以放手征召的，人员越多越好，只要愿意参加，一般是来者不拒。武工队的队员则都是在具备长期实战锻炼有高超杀敌技能的敌工、锄奸、侦察等专职干部和主力兵团的连排长、战斗骨干中精挑细选。在冀中，往往是部队优秀的排长、班长才能在武工队当个队员，而在冀南，则往往是优秀的连长、排长才能进武工队当个队员。按彭德怀在《武工队的组织与斗争》中的要求，“所有人员，均须有较高的政治质量，真能担负宣传、组织、武装斗争三位一体的任务。”考虑到敌后工作的环境，每支武工队的人数都极有限，多控制在二十人上下，小的武工队不足十人，如果人数再多，则分成若干小队或分队，开展活动时基本以三五人一组，绝少全队集中。

和游击队相比，武工队的成员更精悍。而这里说的精悍，主要的还不是他们的武艺如何，不是他们手里的家伙如何，不是他们游击作战的经验如何，而是他们能够准确地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与策略。对于远离根据地独立在敌占区活动的武工队员来说，准确地掌握政策，会做敌伪军工作，会做群众工作，会写标语传单，会组织开会演讲，这是比使用二十响更看重的武艺。这是他们的使命要求的，也是武工队之所以能够在敌后之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的法宝。而如此高标准的军政素质，并不是每一名游击队员都具备的。

历史上真实的武工队

四是主要的任务不同。武工队的中心任务，是对敌占区开展政治进攻，逐步恢复或开辟游击根据地。具体地说呢，就是开展对敌的宣传战，打击与改造伪政权，帮建或恢复党的秘密组织，建立各种秘密关系。而完成这样的任务，并不是每个游击队都能够胜任的。比如17岁的郭兴、孙佐培，至少在其建队之初，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的。

游击队有打仗的任务，而武工队则没有打仗的任务。不论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还是八路军总部，都不仅没有将打仗作为武工队的任务，反而还一再强调武工队不是游击队，不能过分刺激敌人而忘记自己主要的工作。彭德怀、刘伯承等都曾反复强调武工队的任务是政治进攻，不是军事打击，不能做无谓牺牲，罗瑞卿还曾批评过一些对武工队任务不熟悉的军分区领导，“有些地区把武工队当作游击队去使用，过于强调其武装的运用，而忽视了它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对敌政治斗争，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不仅是由武工队的任务所决定，还因为其活动地区敌强我弱的态势所限制。如果非要像影视中表现的那样乱打一气，则无异于自杀，而这，显然不是八路军所提倡的。

五是装备不同。这个并没有主观上的要求或规定，但客观实际上差别很大，武工队的装备普遍强于游击队。游击队的装备参差不齐，没个标准，基本取决于缴获的多少，而大凡隶属于军分区的武工队，因为有相对强大的保障，好钢用在刀刃上，因而其所配备的近战兵器相当精良。一般来说，不论队长队员，都是双枪。有的是两支短枪，有的是一长一短，而短枪基本是手枪中的大哥大——盒子炮，长枪则既有相对短小便于隐蔽携带的骑枪，也有抗战时比较罕见的冲锋枪。另外，结合平原地区的特点，多数情况下，武工队还配有当时尚属奢侈品的自行车每人一辆。以曾经担任支队侦察科长的刘流创作的小说《烈火金钢》为例，书中描写的武工队，共22人，其中正副队长是每人两支盒子炮和一支护身的撸子，20名队员，是每人一支盒子炮和一支四四式骑枪，人手一辆自行车。优秀的军教片《地道战》中，有真假武工队的表现，甭管真的八路军武工队，还是由汉奸假冒的武工队，其手里的家伙却都是一样的，即三八式骑枪、盒子炮、自行车，这是与当年冀中的武工队完全符合的。实际上，武工队每个小队（10人左右）都还有冲锋枪和轻型掷弹筒的配备。笔者访问过一位老者，他说他们冀南武工队组建时虽只有11人，却配备了德国造盒子炮13支，山西造仿汤姆逊冲锋枪4支。冀中七分区武工队初建时，总共二十多人，装备德造驳壳枪24支，晋造冲锋枪12支。这样的配备，就是孙佐培、郭兴等“武工队”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有上面这五点，武工队与游击队有怎样的不同，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

这是影视中装逼的武工队

不过说到这，又有一个问题引了出来，既然武工队的主要任务不是打仗，那对他们的实战经历要求那么高武器配得那么强干什么呢？

彭德怀、刘伯承等所说的不打仗，就像亿万富翁把千八百的钱不当钱，他们的标准不同。政治进攻，也不全靠说服教育，为了达成某个警示效果而实施的小规模袭击、伏击，对于武工队那几乎就是家常便饭。

武工队的工作环境是敌占区，是全没有根据地支撑的敌人的后方统治中心，你不找敌人打仗，可敌人是不会允许你在他的模范治安村里搞宣传刷标语开会演讲的，是不会允许你到他豢养的走狗家中捕人杀人的，他要找你打你的呀。实际上，在敌占区，敌伪对武工队的围捕远比任何一支游击队所遭遇的都更残酷更惨烈。身上没有点功夫，没有几件家伙，当敌人对你实施捕杀时，你咋办？就空着两手老老实实等敌人来绑你杀你？所以，武工队的家伙，就像刘伯承说的那样，不是用来打仗的，而是用来为政治进攻提供保护的。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武工队的中心任务是政治进攻，那不就是卖弄嘴皮子的吗？错了。说这话的人大概将武工队的政治宣传想象成居委会大妈那样防火防盗的宣传了，想象成韩红、蔡国庆那样走秀卖唱的宣传了。不是的，远远不是的。武工队唱的是文戏，可用的却是武功。给伪军官或其家属上一次政治课，往往便会有短兵相接的遭遇战斗；在伪政权的大门口上刷一回标语，可能要面对十倍百倍的敌兵的围捕；深入虎穴锄掉一个汉奸，则无不伴随着激烈而残酷的打斗；改造一个两面政权或帮建一个秘密支部，又不知要经历多少回合的血腥较量，其惊险程度，却是比一般游击队的军事行动更紧张更富传奇色彩的。就因为这，武工队单兵及分队技战术水平，近战火器配备，也是一般的游击队所不能与之相比的。

武工队在敌后之神出鬼没，是策略与战技的完美结合，其创下的传奇估计最擅长夸张与虚构的小说家都不敢这么写。就以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曾任分队长的冀中九分区武工队来说，比如奔袭保定南关火车站，比如智取乌马庄炮楼，比如痛歼津南鬼子勤农队，比如火烧小站稻米仓等等，都是采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奇袭手段，连一发子弹都没多打，连一根毫毛都没伤到，便达成了作战任务。该武工队从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组建，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撤销，前期活动在伪河北省会保定周边，后期转战至日军驻防重地天津城外，创造出惊人战绩，却从始至终没有一人牺牲也从无一人重伤。再以由后来的开国少将张世盖任队长的冀南四分区武工队来说，该队包括队长政委在内共22人，在以广宗县为中心的冀南四地委所属区域内，镇压土匪，铲除叛徒、坐探、特务，打击小股活动的敌伪，恢复行将垮掉的支部，摧毁伪大乡、保甲制度，没收烧毁良民证，取得赫赫战果，令敌伪谈武色变，可从武工队组建到完成任务后撤编，22个人竟然连一个轻伤也没有。从这两个例子既可看出其斗争策略的得当与作战技能的老练。这样的奇迹，多数的游击队是无法与之相媲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