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友人、解放军出版社原社长朱冬生将军的一篇文章，讲的是西汉政坛重要人物窦太后的有关事迹，认为其可与吕后、武则天相提并论，而其左右朝政的时间更长，的确是一篇有见地的论史佳作。同时，这篇文章也引起了我再次阅读窦太后相关史料的兴趣，在此谈点浅见，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在中国历史上，西汉的“文景之治”经常与唐代的“贞观之治”并论。然而在谈到“文景之治”时，人们往往只注意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几位帝王，以及陆贾、萧何、曹参、贾谊、晁错等诸位大臣，而忽视了与之关系甚为密切的重要人物窦太后。作为汉文帝的妻子、汉景帝的母亲、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干预朝政长达四十余年，利用自己与三位皇帝的特殊关系，始终崇尚“黄老之学”，推行“与民休息”的方针，是汉初“无为而治”政策幕后的坚守者与推动者，对汉初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司马迁所言：“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

窦太后的人生充满了传奇，且又是十分幸运的。她出身并非显贵。据史书记载，她是清河郡关津人（今河北省清河县），《史记》和《汉书》并未提到她的名字，唐代司马贞撰写的《史记索隐》中，提到西晋皇甫谧称其名字为漪房。书中说：“窦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窦姬想要去离家乡近一点的赵国，便与管事的宦官说好把她安排到去赵国的名单中，然而宦官还是将她“误置其籍代伍中”，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来到代国。意外的是，她来到这里，却得到了代王的唯一宠幸，并生下一女二男。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代王后来成了皇帝，即汉文帝；她的大儿子刘启先是当上了太子，后来即位为帝，即汉景帝。对此，《史记·外戚世家》有详细记载：“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长男最长，立为太子。立窦姬为皇后，女嫖为长公主。”也就是说，先前代国的王后已经不在人世，其所生的四个男孩又相继病死，这才轮到了窦姬母子，窦姬才有机会登上皇后宝座。后来，“窦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郸慎夫人、尹姬，皆毋子。”可以设想，如果慎夫人、尹姬也有儿子，则窦太后的命运可能是另一番情景。

因此，窦姬自成为皇后之日起，几乎是青云直上，没有受到任何挫折，直至成为皇太后、太皇太后，历经四朝，于古稀之年去世，与汉文帝合葬于霸陵。司马迁在《外戚世家》序中写道：“孔子罕言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从窦太后的人生轨迹看，可以说是得“天幸”者也。

不过，如果对西汉政坛的风云变幻和宫廷斗争的残酷无情进行深入思考，窦太后看似风平浪静的人生历程，恐怕不能仅用“天幸”二字所能涵盖。诚然，如果她当年没有被挑选列入赐给诸侯王的名单中，如果那管事的宦官没有错把她安排到代国，如果代王没有“独幸窦姬”而是宠幸其他女子，如果代王没有继承大统，如果代国王后及其所生四男没有相继病故，皇后及太子的位置就轮不到她及其儿子。

历史的不确定性在于：个人的命运，乃至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人类的文明史，往往是一些不经意的偶然的人和事甚至是一些细枝末节联在一起，决定了命运和历史的走向，呈现出必然的逻辑联系。正如人们所说：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表面上看，丢失钉子与亡国似乎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可是，通过一系列偶然事件最终联结在一起。从窦太后的人生经历看，幸运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促成的，如果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她的人生乃至汉初政坛或许就会是另一番光景了。

问题是，难道我们就不能对这些看似偶然的事情提出一点质疑吗？究竟是什么促成了这一系列的偶然巧合？窦太后在服侍吕后为姬时，原本自己要求去赵国的，最后却去了代国，史书说是因为“宦官忘之”。是不是真的忘了，还是另有原因？或许的确是出于偶然，宦官真的把她的要求给忘了；或许是因为她出身卑微，没有钱贿赂宦官，宦官根本不愿意帮这个忙。西汉初年，代国是相当贫瘠、经济落后的一个地区，当年汉高祖刘邦封其兄刘仲为代王，因匈奴进攻，代王弃国而逃。窦姬被分至代国，可能还是宦官故意为之，落井下石。这一事件与汉元帝时王昭君出塞的缘由颇为相似。王昭君因没有贿赂画师而被丑化，得不到元帝召幸，最后远嫁匈奴单于。因此，有理由认为，窦太后当年被分至代国，可能是人为的，并非纯属偶然。

进一步说，窦姬到代国后，很快代王便“独幸窦姬”，为什么呢？难道窦姬真有天仙般的美貌和非凡的政治手段而得以专宠吗？这也未必。在西汉历史上，出宫人以赐诸侯王是吕后首创，这与她将吕氏诸女嫁给诸侯王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为了通过这些宫女，笼络并进而监控诸侯王的一举一动。事实上，在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被毒死后，刘邦第六子刘友被改封为赵王，吕后便以嫁吕氏之女为其王后而笼络之。刘友因宠幸其他女人，吕氏之女妒火中烧，结果他被告了恶状，遭到幽禁，活活饿死。刘友死后，吕后曾派人通知代王刘恒，准备将他改封为赵王。刘恒为人谨慎，婉言谢绝了“封赵”之事。结果，吕后改封梁王刘恢为赵王，又将吕产之女许配其为妻，吕产之女在家中为所欲为，刘恢最后悲愤自杀。可见，当吕后将出宫人赐给各诸侯王时，代王刘恒善待吕后赏赐的出宫人，其实是向吕后表示顺从而保全自己所采取的一种手段。

至于窦姬为什么能得到代王刘恒的专宠，这里既与窦姬的良好修养又与刘恒的生活经历相关。首先，作为吕后挑选的出宫人之一，担负着某种使命，自有其过人之处，才会被吕后分派给诸侯王。尤其是窦姬，她曾经是近身侍奉吕后的宫女，刘恒自然要格外宠爱，以示对吕后的忠心。其次，刘恒的母亲薄太后本来出身就并不高贵，相当长时间里没有地位，刘恒母子过的日子与穷人无异，很容易与出身卑微、生活清贫的窦姬产生共同语言，进而互为知音。最后，窦姬为人节俭朴素，没有一般后妃的傲慢矜贵，且在刘恒登基后并不过问政事，这些品格应该是刘恒对其宠爱有加的主要原因。

当然，刘恒登基前后，代王后及其子相继病死，从而让窦姬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后，其长子成为太子，其中是否另有隐情，则不得而知。

除了节俭朴素，窦太后性格中实际上还有强势的一面。当皇后时，她失明了，逐渐失宠。在一次皇家宴会中，上林郎官把正得文帝宠幸的慎夫人的座席安排在与窦后同等的上席，中郎将袁盎见状，立刻令内侍把慎夫人的座位撤到下席。慎夫人为此很生气，不肯入席，文帝也一气之下，拉着慎夫人乘辇回宫了。这一事件，从一个侧面说明窦后的地位不容挑战。

西汉初年，为了恢复社会经济，统治者实行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统治政策，其理论依据则是“黄老之学”。汉初的黄老思想，托黄帝之名，行老子之说，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之所长，在哲学观、历史观、社会观方面自成体系，具有较强的经世济民意识。窦太后崇尚黄老学说，并极力加以传播，组织学习。据史书记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言，尊其术。”在她的主持下，黄老学说成为了宫廷和窦氏家族的“必修课”。黄老学说的普及与流行，对汉初实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起到了保障作用，尤其影响了文景时期的政治实践。

据史书记载：“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从思想倾向上看，文帝对法家学说更感兴趣。特别是文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国力日益增强，贾谊就提出以儒家学说代替黄老学说的主张，为转变统治政策做理论准备，“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王二十余年，天下和恰，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然而，文帝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当时有人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这里不能排除窦太后的政治影响。

景帝即位后，窦太后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依然排斥儒家。辕固生是当时一代大儒，以研究《诗经》著称，景帝时被授予博士职位。他极力贬低黄老学说，传播儒家学说，引起了窦太后的警惕。一次，“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安得司徒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窦太后问辕固生对老子一书评价，他认为与儒学相比，老子的学说与百姓闲谈无异，难登大雅之堂，结果把他投到猪圈里，让他徒手与野猪搏斗。好在景帝认为，他罪不至死，暗中给了他一把尖刀，使其躲过一劫。通过这件事，窦太后实际向景帝及朝廷大臣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谁反对黄老学说，谁就是她的敌人。

另一方面，汉景帝对窦太后也不是一味地顺从，很多情况下选择了借助朝中大臣削弱窦太后影响的一些政策。公元前154年，景帝在一次家人宴会上，“酒酣，从容言曰：‘千秋之后传梁王’”。梁王是景帝的亲弟。景帝说这话，是为了拉拢一部分诸侯王，使自己不至于被完全孤立。窦太后和梁王听了这话，自然是十分高兴，可是太后的侄子魏其侯窦婴却表示反对。他说：“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后来，窦太后因为此事“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由此可见其权力之盛。不过，窦婴的表现却进入了汉景帝的视野。公元前153年，刘荣（即栗太子）被立为太子，窦婴被汉景帝起用，“使魏其侯为太子傅”。景帝利用与窦太后政见不一的窦婴，分化窦氏家族。后来栗太子被废，作为太子太傅的窦婴表示坚决反对。

汉文帝时，贾谊曾上书《治安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措施。汉文帝接受此建议，于公元前164年，“立齐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厉王子三人皆为王”。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来自吴、楚等诸侯王的压力，汉文帝又将淮南王刘武徙为梁王。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刘姓诸王，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梁王刘武的藩国处于战线前沿，梁国与吴楚联军的战争十分激烈，“吴楚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出兵平叛，可是，周亚夫坚守昌邑，“梁上书言景帝，景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不奉诏，坚壁不出”。事实上，汉景帝是事先了解周亚夫的用兵策略的。因为出兵之前，周亚夫曾“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虽然周亚夫在此战过程中数次违背汉景帝的旨意，然而平定“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并未对其秋后算账，反面任命其为丞相。周亚夫后来被景帝所杀，主要是皇权和相权斗争的结果。在平定“七国之乱”中，景帝与周亚夫是有默契的，是为了削弱梁王刘武的势力，从而削弱窦太后的政治影响。

公元前150年，栗太子被废，太子之位空缺，窦太后开始重新谋划梁王成为皇位继承者，“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梁王听说太子被废也来到长安，“燕见，与景帝俱侍坐于太后前，语言私说”。 梁王来长安的目的，景帝很清楚，就是要让他兑现“千秋之后传梁王”的诺言。宴会上，“太后谓帝曰：‘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即要立刘武为皇太弟。在此紧要关头，汉景帝只好求助于朝臣，“罢酒出，帝召袁盎诸大臣通经术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谓也？’”袁盎等人当然十分明白景帝的意图，在宴会上论述“殷道亲亲”与“周道尊尊”的不同，并指出“殷道亲亲”的弊端与“周道尊尊”的益处，以引对抗窦太后，阻止梁王成为皇帝继承人，“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就国”。此后，袁盎等人虽然遭到梁王的报复而死，可汉景帝以袁盎等人的死为契机，给梁王扣上“谋反”的罪名，从此梁王躲在封国里不再出来了。

汉武帝刘彻即位时，正是“文景之治”以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人民生活富足，国家实力有了巨大的提高。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与此同时，在长期“无为而治”的政治环境下，国家积累了一系列问题。诸如诸侯王势力威胁中央集权、豪强地主与富商大贾力量极度膨胀、与匈奴和南越等边疆少数民族关系如何处理等。作为具有雄才大略、锐意进取的皇帝，汉武帝自然试图改变现行政策。而要改变现行政策，首先要改变指导思想，重用儒学人才。所以，武帝一上台，就开始尊儒活动。建元元年(前140年) ，下令从中央到地方“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提出：“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 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之。”得到汉武帝的批准。卫绾的建议只是要罢免研究法家、纵横家的学者，似乎在有意回避“黄老之学”，可是仍然遭到窦太后的有力反击。当年六月，卫绾就以“景帝病时诸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显然，卫绾被免的真正原因是他推行儒术的主张惹怒了窦太后。

由于窦太后对朝政的强势干预，要推行儒术，就要得到她的认同，于是汉武帝只好采取迂回战术，任命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为丞相，任命自己的舅舅田蚡为太尉，虽然两人“俱好儒术”，但由于他们的外戚身份，窦太后一时难以找到反对的理由。在窦婴、田蚡二人的推动下，以研究《诗经》著称的大儒申公的两个弟子赵绾和王臧分别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和郎中令，汉武帝还用厚重的礼仪请来申公并接见了他。这些举动引起了窦太后的极为不满，双方的斗争渐趋白热化。为了推行儒学，赵绾出面要求国家大事不必向窦太后报告，欲把窦太后排除在朝政之外。对此，窦太后立即予以反击。据《汉书·武帝纪》记载： “御史大夫赵绾坐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这时的窦太后虽然已经年近七旬，且双目失明，却依然像一个孤独的战士，坚守着黄老之学的阵地。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改汉初以来“无为而治”政策，那都是在窦太后去世以后。

概而言之，窦太后的人生纵然有太多看似巧合的偶然性成分在里边，但总的来说她的平步青云有其必然性。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必然性通过大量的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为窦漪房到窦姬、窦姬到窦后、窦太后一路摆石铺路，青云直上，名垂青史，成为历史人物画廊中鲜明突出的一个人物形象提供了先决条件。

2022年元旦于稻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