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军会议”——张国焘要用“枪杆子审查党的路线”

双石 胡 勇

然而三天之后，一个以“中共川陕省委”名义发给党中央的电报，就把这点“委婉、节制与含蓄”，扔得无影无踪！——

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布礼

中共川陕省委：纯全、瑞龙、黄超、琴秋、维海、宁[富]治、永康[33]

一切面纱统统扯下，下级明白无误地指着官衔向中央索要名位了！而且还是毫无商量余地的“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这在迄至此时为止的中共历史上，恐怕也算是个绝无仅有的先例。

第二天，张国焘干脆直接致电党中央：“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34]”。

7月16日，陈昌浩致电中央，再表“甚望指挥统一”之意，同时也作出“谦让”表态：“惟浩只在中央及军委领导下坚决工作，但决不敢问，且无能另当大任也”[35]。

两天后，陈昌浩再电张国焘、徐向前并朱德，终于道出了张国焘向中央索要的价码：

……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36]

当时的中革军委主席是朱德，陈昌浩这是明白无误地要朱德让位于张国焘。

这样的作派，这样的口气，后来的史家们，该作何评判哩？

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官寨召开（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芦花镇），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徐向前、邓发、凯丰等人[37]，会议重点讨论了“组织问题”。会上，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区的工作，迅速打击敌人。至于一、四方面军分成几路，还在考虑中。会议为团结张国焘北上，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未熟悉情况前，由周恩来暂时协助。会议还决定，中革军委常委由四人增为五人，增补陈昌浩；秦邦宪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38]

会场外有人叫，会场内有人争，要说这是一次“督军会议”，真还不算离谱。

这次会议的决定可以视作党中央对张国焘的一种让步：虽然没有让出张国焘索要的“军委主席”的职位，给却给出了实际权限很大的“红军总政委”（同时还是“军委总负责人”）——只是将朱德让位于张国焘，变作了周恩来让位于张国焘。

当日，中革军委发出通知：

各兵团首长：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

军委主席朱、周、张、王

十八[日][39]

随即，《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下达。

7月21日，新改组的中革军委发出红一、四方面军部队番号变更及各军首长任命电。要点为：①组成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的前敌总指挥部②红一方面军所属各军团番号均为改为军（红九军团改为红三十二军，其余各军原序号不变），红四方面军原属各军番号不变。[40]

7月21日～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芦花官寨召开（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芦花镇），张国焘、陈昌浩、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李（不详，疑似李富春）、徐向前、刘伯承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张国焘、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汇报。张闻天作总结发言。他在发言中首先肯定四方面军“一般领导是正确的”，部队“很有战斗能力”。同时指出了一些缺点和错误。[41]

7月31日，“因粮缺及各纵队不能同时北进灭敌”，松潘战役计划被迫中止[42]。

8月1日，军委三局在毛尔盖编发新呼号、口令、讯号发全军。[43]

同日13时，红军总部电令彭德怀、余天云、曾传六、黄超、倪志亮、周纯全、董振堂等：“为进行新的战役部署，以攻取阿坝、向北发展为目的，决以二十五师、九十三师、五军及二七一团共九个团，组成第一纵队，以王树声为司令员兼政委，迅经卓克基、大藏寺向阿坝急进，以争取到夏河流域的先机。”[44]

多年后，徐向前回忆道：

八月初，党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军委召集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部署。朱德、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叶剑英和我，出席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因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凭垒固守，我军屡攻难克，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夏洮战役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背侧，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为作战目的。为实现这一新的战役企图，我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但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部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敌的任务，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45]

8月3日，红军总部首长朱德、张国焘签发下达《夏洮战役计划》，旨在“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46]。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军穿越草地，分途北上，向夏河、洮河地区开进。在卓克基地区的红五、红九、红三十一、红三十二、红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尔盖、黑水地区的红一、红三、红四、红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47]。军委三局还制定了周密的战役通信保障计划，将全部无线电分队的隶属关系。电台使用的通用密本、专用密本规定，附于计划之后[48]。

因张国焘提出要检讨中央政治路线问题[49]，8月4日～6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沙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下八寨乡血洛村）召开会议。关于这次会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地点是在中共中央机构驻扎地、离毛尔盖约二十里的沙窝。这里四面皆山，山上树林茂密，山沟中有一个藏人的小村庄，自成天地。当天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我和陈昌浩偕十余骑兵由毛尔盖附近策马赶去参加会议。我们到达沙窝山口时，张闻天已在山口外迎候，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次秘密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我虽指出陈昌浩系中共中央常委，可以列席会议，但他仍不接纳。于是陈昌浩只得暂时在山口外放牛亭休息，等我会后一同返回原驻地。[50]

张国焘这是在故意煽情胡说：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陈昌浩是当然的出席者，张闻天不可能将他拦在会场之外！陈昌浩那个时候也不是“中共中央常委”，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他是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增补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51]）。而恰恰就是这次在沙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实际上，张闻天在8月3日21时就向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发出了开会通知：

国焘、昌浩、向前：

请准于明四日十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

闻天

三日二十一时[52]

看见没有，连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徐向前、傅钟、李富春等人也在要求与会之列。[53]

而根据当日会议的记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等人[54]。这与徐向前的回忆也是一致的，徐向前本人没有与会，去开会的是张国焘和陈昌浩[55]——其实红四方面军出席会议的不光是这两位，还有傅钟。

这次会议议程为：㈠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㈡“组织问题”。

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北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张国焘在发言中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表示怀疑，不承认退出通南巴是由于轻视根据地造成的。他的发言遭到与会同志的反驳。周恩来指出，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现在的最高原则是取得作战胜利，其他问题要服从这个原则。

会议决议强调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是创造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申明“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与对立”。会议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指出其“具体的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56]

这里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其“具体表现”，其实就是对张国焘的批评。

会议也再一次对张国焘提出的“组织问题”作出了让步：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由陈昌浩任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同时也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57]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称，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政治路线”问题[58]。

1937年3月底的延安批张会议上，毛泽东发言称：张国焘“一到毛尔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中央的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59]。这里的“督军会议”，指的就是这次会议——沙窝政治局扩大会议。

沙窝会议后，军委纵队也一分为二，红军总部各局除二局外，其余大部分随朱德、张国焘返回了卓克基、马尔康地区，准备随左路军北上。在此前后，根据军委指示，调整了两个方面军的通信技术人员和器材，将两个方面军的无线电台统一编定序号，编为18个无线电分队（两军共17部电台，其中原属中央红军的12部）；统一了电台的组织和通报制度，将四方面军的通报和译电分开，通信和机要分立，促使其无线电技侦工作向专业化方向发展；……[60]

8月11日，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奉命率三局、通校、电话队一部进至卓克基，随红军总司令部行动，局长王诤则留在右路军，负责组织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右路军的通信联络[61]。

注释：

[33]《中共川陕省委关于加强总司令部与军委增设常委的建议致中央电（1935年7月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4]《张国焘关于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及作战部署意见致朱德等电（1935年7月10日1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6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5]《陈昌浩关于统一指挥的意见致中革军委电（1935年7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林伯渠日记（1935年5～11月）》7月7日记载：“七月七日，晴。晚国、富、伯各□□自东门外回”，《中共党史资料·第64辑》（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1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36]《陈昌浩关于以张国焘任军委主席集中军事领导的主张致朱德电（1935年7月1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8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7]《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55页并注释③（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会议记录所列出席者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但根据会议发言记录，出席会议还有张国焘、邓发、徐向前、凯丰诸人，陈昌浩是否出席不能肯定。但根据会议当日陈昌浩致朱德要求“以张国焘任军委主席集中军事领导”的电报和朱德于当日16时致“德怀转玉清、昌浩”电报中要求“昌浩速来芦花”内容判断，陈昌浩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上）》第50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9]《中革军委关于朱德仍任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张国亮任总政委的通知（1935年7月1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0]《朱德等关于红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命致各军首长电（1935年7月2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1]《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56～第257页并注释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42]《朱德、张国焘关于我军正计划改变部署致林彪等电（1935年7月31日3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9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3]《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史·革命战争时期》第46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44]《红军总部关于攻击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给彭德怀、余天云（彭德怀抄转）、曾传六、黄超、倪志亮、周纯全、董振堂等的指示（节录）（1935年8月1日13时）》，《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4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1～第29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46]《夏洮战役计划（1935年8月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3～第60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7]《夏洮战役计划（1935年8月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3～第60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8]《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史·革命战争时期》第46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4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50]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458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5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第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52]《张闻天关于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1935年8月3日2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3]张国焘也不存在着将这件事情记错了时间和地点的可能：从两军会师到这次沙窝会议，党中央一共召开了两河口会议、芦花政治局常委会议、芦花政治局扩大会议、沙窝政治局扩大会议等4次会议，两河口会议时陈昌浩在杂谷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而未能与会，芦花政治局常委会议陈也没有参加，芦花政治局扩大会议陈是与会者之一。所以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关于张闻天将陈昌浩挡在会场之外的说辞毫无来由，纯系子虚。

[54]《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5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5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2～第29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周恩来谱（1898～1949）》第287～第288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修订版。

[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上）》第505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58]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459～第464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上）》第725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60]《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史·革命战争时期》第45、第46、48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61]《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史·革命战争时期》第46～第47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