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第一面红旗”符号的形成与发展

刘玉山

　　余江血防“第一面红旗”符号的形成与发展告诉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尊重科学规律、实施科学举措，发挥群众积极性、主动性，“瘟神”是可以送走的。血防精神也进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积淀着崇高神圣的初心使命，积蓄着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和力量，激发继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摘 要]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第一面红旗”符号的形成与发展表现在：余江县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率先根除血吸虫病，这是必要条件和前提；毛泽东撰写《送瘟神二首》，余江由此享誉全国，客观上完成了“议题设置”过程；此后，中央和省级媒体多年来将余江作为血防成功典范进行持续追踪报道，是为形成阶段。经过岁月沉淀，60多年来“第一面红旗”符号蕴含的血防精神不仅激励了余江血防工作再接再厉，更鼓舞了全国血防事业的发展。“第一面红旗”符号代表的血防精神也融入新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形成的系列精神谱系，并逐渐溢出血防边界，为当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精神资源。

　　[关键词]血吸虫病；余江；第一面红旗；符号

　　目前学界对血吸虫病史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对新中国成立后血吸虫病防治史的总体研究和区域研究；二是对血吸虫病防治精神（以下简称“血防精神”）的挖掘；三是联系不同学科和方向的具体研究，如血吸虫病与地方社会变迁、民众动员的作用、血吸虫病防治（以下简称“血防”）目标实现中对病患治疗的重要作用、史实考证、实证分析等。值得注意的是，从新中国血防事业的长时段历史看，涌现出了不少“符号”，比如从符号学的分类看，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属于指索符号，即人们可以从符形推断出有关对象的一些讯息。“第一面红旗”暗指的“血防精神”、普通老百姓提到余江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与根除血吸虫病有关，这些就属于典型的象征符号，即人们可以通过符号认知有关事物的某些属性，比如从红领巾认知战士的牺牲精神、大海认知宽广的胸怀、婚纱认知爱情的神圣等。当然，不管是余江还是红领巾、大海，其与象征对象之间或许有联系，也可以没有联系，但通过“外在施加勾连”，在时间发酵下就形成了象征意义。这表现在余江县与“血防精神”之间可谓恰如其分，担负中间“搭桥”职能的就是新闻媒体多年来对余江血防典型案例挖掘中的“议题设置”。本文在亲自实地调研所收集的第一手原始档案基础上进行阐释，以期深化余江县与“第一面红旗”“血防精神”等符号之间关系研究。

　　一、符号形成的必要条件：1958年余江县在全国率先根除血吸虫病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受到血吸虫病危害的有苏、沪、浙、闽、赣、皖、湘、鄂、粤、桂、川、滇等12个省（区、市）378个县市，患者约1000万人，约1亿人民受到威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亲自部署下，各地掀起了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综观余江县能插上全国根除血吸虫病的“第一面红旗”，从史料档案所见，其根本保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无比优越性；动力机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艰苦奋斗；实现路径是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市相关部门的有效部署，实现“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通力协作，尊重科学规律、科学施策、科学施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余江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其疫区主要分布在一区（弓塘乡、蓝田乡）、二区（马岗乡、国营农场）、七区（西坂乡、更新农场）和邓埠镇等地，有4900人患病，近六万人受到威胁。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对老百姓罹患血吸虫病无能为力，导致大量村庄毁灭，田地荒芜。余江县倪桂乡建头村流行谚语，“早年建头是府，如今变成建头组”。疫情严重的蓝田坂流行过歌谣：“蓝田坂的禾，一亩割一箩，好就两人扛，不好就一人驮。”“妇女造病害，只见怀胎不生崽；难听婴儿哭，十有九户绝后代。”而国营邓家埠农场和更新农场，在旧社会里行人早晚都不敢路过，真是“鬼唱歌”的真实写照。

　　关于血吸虫病肆虐疫区的惨状，笔者在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找到了一本发旧的手写记录本，是工作人员在1975年10月对疫区各个村庄进行调查的村民叙事，这里仅摘抄数句村民的口述访谈原话，“大多数人死于大肚子病”“整个村子灭绝人烟”“在大肚子病的摧残下，还没到解放，整个村子已空无一人”“血吸虫病的严重残害，村子毁灭，只有2个孤儿”“整个村子的人，大部分死于大肚子病，房倒村灭，仅留2人”“村子在三座大山以及大肚子病的残害下灭绝了人烟，空无一人”“得大肚子病死去的人很多，到1946年，这个村子已人亡村灭”。从访谈描述来看，造成这种悲惨景象的主因就是“大肚子病”，即血吸虫病。

　　毛泽东和党中央高度重视血防工作。1953年底，中共中央成立血吸虫病防治九人小组，1955年11月底在上海召开的九人小组第一次会议确立的方针是：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依靠互助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进行防治，七年消灭血吸虫病。具体步骤是“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此后，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群众运动在全国各个疫区开展。1956年1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谈及在12年内要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血吸虫病赫然在列。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周恩来还邀请防治血吸虫病领先的日本在1956年派出以小宫义孝为首的五位专家组成的代表团，为中国提供防治经验。国务院1957年4月20日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要求进行积极防治，采取综合措施和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是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2月中旬，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办公室专家亲临余江县进行指导。9月25日，九人小组再次派员来余江进行指导。党中央的指导对余江血防工作又好又快取得成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党中央领导下，江西省相关职能部门将血防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部署落实。为健全组织，加强领导，1953年4月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所迁到余江县邓埠镇，将马岗乡作为预防实验区，摸索防治经验。5月撰写的《余江县洪崖区马岗乡血吸虫病调查工作总结》，对老百姓抱怨政府光调查不发药等都做了实事求是的记录。省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对于1956年1—6月共治疗的13401例病人中，死亡16例的情况，及时下发《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关于治疗病患贯彻安全教育的通知》，严肃指出：“安全第一为治疗原则……防止不应有的死亡，降低死亡率。”在治疗费用方面，采取收费、减收、免收和缓缴等办法，而且患者在医院自身的伙食费还可以贷款。省血防所1953年还为全省疫区51人进行为期3个月的基层医护人员培训，积极培养血防人才。

　　江西省卫生厅随时根据血防战疫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及时让中医参与进来，积极推广各地试验的有效方剂，如半边莲、乌桕根皮、铁矾丸、龙虎草及本省的九转灵丹、绛凡丸、甘露消毒等。省卫生厅还亲自抽调省内各医院医务人员于1956年3月5日出发支援余江县邓家埠疫区工作，为期3个月。1957年10月，省里又派了三人中医组支援余江血防，在省专家的建议下，采取了中西医双轨诊断，效果良好。省级职能部门的指导为余江血防治理拨正了航向。

　　在充分落实中央、省市精神的基础上，余江县委最大化发挥主动性、创造性，主要采取了如下五方面措施。

　　一是组织机构、制定合理规划。1954年9月，余江县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1955年底党中央发出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以后，1955年12月12日，余江县成立了以县委书记李俊九为领导的血防五人小组，成为全县防治工作最高领导机构。1956年1月17日，余江县设立县血防办公室，制订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两年消灭血吸虫病”规划，即1956年基本消灭，1957年扫尾。每月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一次，每半月向县委书记汇报一次工作，把防治工作列入县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区、乡、社也分别成立防治血吸虫病三人小组，逐级指定专人负责。

　　二是加强形式多样的宣传。宣传的方式有开群众会，播放幻灯片，个别访问，设计漫画、标语，排演戏剧，出版夜光报，成立腰鼓队、秧歌队，重视黑板报、大字报等，针对群众认为“大肚子不治，肚子未大的又要治”等抱怨，工作人员就重点讲解腹水患者的治疗过程；给群众听洋戏（留声机）、看土电影（幻灯）；在实物宣传方面，将尾呦放在显微镜下给群众看，让群众印象深刻，效果良好。比如，利用1954年邓埠镇夏秋两次物资交流大会进行卫生展览宣传工作，在15天里，利用标本、实物、宣传单等材料进行宣传，观众达14500人次。在病房宣教方面，工作人员经常进行血吸虫病预防教育，在病员中选出学习组长和代表，协助开展宣教工作。有些地区的群众在宣教后，能够采用初步简易的预防方法如田里多用石灰灭螺、粪内用石灰灭卵，迁移距水源较近的厕所、粪桶等。截止到1956年7月，共有8.8万多群众受到教育。

　　三是科学施策、合理规划。余江血防领导机构因地制宜，1955年12月7日制定的《中共余江县委关于防治消灭血吸虫病计划方案》提出，结合水利工程开新填旧，埋藏中间宿主钉螺，并用药物灭螺；对于疫区采取有重点、逐步推进的办法。1956年1月18日，血防五人小组通过《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规划》，再次确认和细化上一年“69号文件”。1957年3月余江县第二次血防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针对两年内完成歼灭战统一认识，提出“巩固成绩，复查疫情，反复战斗，坚决消灭”的口号。9月的第三次血防专业会议，“基本解决了思想问题，解决了工作问题”。1958年1月18日，《1958年全县防治工作计划（草案）》制定出台，要求鼓足干劲，提出“苦战四十天”的口号，并对各项工作进行了细化、强化。

　　在中央血防九人小组1958年2月评定余江“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已经成为全国“先进旗帜”的基础上，4月1日，李俊九书记发出“乘胜追击，苦战三十天，全面彻底根除血吸虫病”的总攻口号。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已经让余江名扬全国，但余江五人小组居安思危，仍发出《关于巩固我县根除血吸虫病成果的指示》，指出“稍一麻痹，瘟神又会钻空子”。1959年2月13日制定《关于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两年规划》、1960年1月制定《关于1960年在血吸虫病流行疫区开展除害灭病讲卫生以进一步巩固血防工作的计划》、11月制定《余江县血防巩固公约》、1961年制定《关于血防工作若干问题制度的规定（草案）》等，将血防工作常态化，血防工作成为历届县领导班子工作的重中之重。

　　四是科学施治、尊重规律。钉螺是血吸虫的唯一宿主，因此消灭钉螺就是消灭血吸虫，同时配套相应的粪便、水源管理，及时救治病患。

　　余江县消灭钉螺的主要方式有填沟灭螺、茶枯和石灰灭螺。填沟灭螺就是挖新沟、填老沟，按照计划将一区弓塘、蓝田和二区马岗、国营农场组成一片；其中马岗乡还提前达到了“又省又快又合乎灭螺标准的要求”。实际上，石灰还可以增产，公塘工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就说：“全县有近一千二百亩水田如果用石灰灭螺，一年可增粮食六七万斤。”人民群众还总结出了“开新填旧法”和“三光灭螺法”等方式。“开新填旧法”先后发动了民工两万多人做了209133个工作日，开新沟填旧沟376条，全长397里，填水塘363口，灭螺面积417351平方公尺。“三光灭螺法”即新旧沟两岸光、塘畔田畔光、屋前屋后光，以村庄为中心，先易（小沟小塘）后难（大沟大塘），把一切积水塘、水坑、小沟填平，防止钉螺滋生。“开新填旧法”作为余江主要的灭螺方式，被事实证明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种方法“不但彻底消灭了钉螺，而且调整了水系，改善了农田灌溉，扩大了耕地面积”。从1954年冬到1957年春，全县疫区的钉螺基本已经消灭，1954—1958年总计消灭钉螺960.393平方米。

　　余江县采取了有效的粪便管理，要求每个生产合作社修建公共厕所一座，做一个集体牛栏和猪栏，将人畜粪便管理起来，禁止使用新粪肥田。截至1956年底，共计改良厕所311座，旧粪窖、贮粪窖139个，废除不合理粪窖932个，建立集体厕所85个，贮粪窖210个，绝大多数搭棚加盖密封。设立管理公约，选择“五保”对象为管理员，负责定期清扫。

　　余江县还采取了有效的水源管理，要求没有水井的村庄必须打一口水井，不要到有钉螺的水塘洗衣服、洗菜等。一定要使用流水沟渠的要分段使用，吃水、洗菜、洗衣、洗澡要自上而下划分。池塘要分塘使用，按照吃水塘、洗澡塘、洗衣塘、洗马桶塘、耕畜洗澡吃水等划分，要插牌固定下来，有钉螺的塘要禁止使用或填死。截至1957年底，实现了疫村“村村有水井”，大家也形成自觉，不去疫沟摸鱼洗澡。

　　在治疗病患方面，余江县1956年完成治疗1000人任务，血防站收治晚期病人，经济困难者可以减免。治疗方法上用锑剂治疗的疗程由29天缩短到20天，到1956年7月，收治病人1134人，用锑剂治疗1081人，使用中医治疗53人，早期病人1060人，占收治数93.5%，晚期病人74人，占6.5%，半年未发生死亡事故。1957年全年治疗病人844人，出院768人，其中中医治疗91人，死亡晚期病人1人。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力量，组织中西医座谈，搜集中医中药验方，凡对病人有利的方法均可采取。聘请中医师徐祖礼、饶青山进行中医治疗，有晚期病人21人，14人用消痦散，7人用九转灵丹配合针灸治疗，经过半月，大部分腹水消失，食欲增加。

　　五是发动群众，形成灭螺合力。充分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使血吸虫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为加快灭螺速度，1956年2月28到3月9日，训练疫区不脱产保健员63名。截止到1956年4月，发动了28个乡，4个街及国营、更新农场计12870个民工，投入灭螺战斗，动用97726个工作日，填平老沟，开挖新沟和修理部分旧沟全长236里，填塞水塘与牛车井200个，修整水塘63个，消灭钉螺13斤，扩大耕地面积1004亩，到1957年可增产粮食35万多斤。

　　一组组数据的背后是疫区和非疫区老百姓积极热情的参与，党、团员起到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塘桥、洪湖、水北、新店等乡民工，带汽灯到工地上加班加点，两天半完成五天任务。乡与乡、社与社开展热烈的红旗竞赛，发动挑战，如塘桥乡发出挑战书，提出两天半内完成任务，鼓舞了其他十多个乡民工的劳动热情，大部分乡都在两天半内完成任务。为彻底消灭血吸虫病，1957年底还需要填埋老沟17条，开新沟4条，填水塘16个，总计需要33800多个工作日。因此，全县抽调2800名民工，其中弓塘乡由新危、大塘、平定、马荃等乡支援；邓埠镇由管坊、潢溪、倪桂、马岗等乡支援。余江血防充分发动群众，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1958年5月27日，由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等多家单位组成的鉴定机关下发《根除血吸虫病的鉴定书》，指出：“余江县党政领导在积极防治、采用综合措施的方针指导下，发动了群众，进行了反复斗争，通过全面复查，证明该县已根除了血吸虫病。”

　　二、“第一面红旗”符号的形成及基本功能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而我国的大众传媒是社会主义媒介，我们不但不否认自己的舆论导向作用，而且应当旗帜鲜明地把引导舆论作为一项基本任务。舆论导向的含义更宽泛，包含对社会认知、价值、态度和行动的全面引导。为此，舆论导向需要遵循一定的客观条件和规律，需要来源实际、立足人民，实事求是地发挥社会主义媒体的正向作用，使之与现实正能量产生良好的二元互动。联系本文主题，“第一面红旗”符号的形成正凸显了这点。

　　（一）发轫阶段破除畏难思想

　　1958年5月27日，余江县作为县级单位率先根除血吸虫病经过了权威机关确认，一个月后的6月30日，《人民日报》的文章《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的经过》发表，文章认为余江县“在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战线上插上了第一面红旗——首先根除了血吸虫病，给祖国血吸虫病科学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页”。需注意的是，文章是《人民日报》记者与《江西日报》记者联合实地调查采访所撰写，两位记者的报道充满向上的精神力量，希望早日将这一喜讯传递给全国人民，给如火如荼的血防事业鼓劲。

　　该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完全客观真实的，不存在刻意向受众“隐瞒”或“筛选”信息的意图。当然，这篇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想必也是两位记者始料不及的。隔日，毛泽东在杭州看到报道后，欣然提笔撰写了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刊登于10月3日的《人民日报》，该诗作赞扬了余江血防伟大成就，余江血防由此享誉全国。毛泽东的“锦上添花”彻底“引爆”了该事件的舆论影响力，有学者就注意到了余江“第一面红旗”是由高层领导人亲自树立的，具有“名人效应”。

　　千百年来，中国的封建王朝“无奈小虫何”，旧社会疫病造成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难以名状。毛泽东在诗作“后记”中也对血吸虫的危害做了描述。中国共产党能否带领人民一举消灭该病，不仅是为解除老百姓病痛所应承担的国家责任，是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得人心”“服人心”的重要考验，更是检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试金石。消灭血吸虫病，破除了一些人认为“血吸虫病无法消除”的畏难思想，为老百姓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力量。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并且由于该诗作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而更为老百姓所传颂，这又反过来让余江“第一面红旗”符号继续深化。

　　（二）形成阶段塑造精神动力

　　在随后几十年里，中央与省级主流媒体对余江“第一面红旗”进行了持续不断的长期跟踪报道，笔者统计了1958—1980年之间一些主要媒体的相关报道。

　　从中可以发现，仅《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大央媒的报道在22年间就接近20次，省级主流媒体《江西日报》更多。如果说毛泽东诗句的发表是“第一面红旗”符号的发轫时期，那么在主流媒体多年的报道后，这一符号正式进入形成时期。老百姓一提到余江马上就联想起了血防及其“第一面红旗”，此时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余江等于血防“第一面红旗”的印象。当然，印象的累积所形成的这一符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人民领袖和主流媒体继续加强舆论导向的引领作用，强化其血防标杆的“刻印”，这就产生了两个良性后果：

　　第一，“第一面红旗”符号的形成激励了余江血防事业再接再厉，永当行业排头兵。消灭血吸虫病后，余江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现了人畜兴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比如建头村增加到21户，54口人，形成初具规模的村子了。弓塘乡张家村逃出去二十几年的农民，也都搬回来了。人民的身体更加健康、体质显著增强，如《体育报》报道的余江文体活动积极开展，实际上也是拿疫情结束后的余江与旧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客观上也是一种“议题设置”。不仅如此，余江迎来了“第二面红旗”——1959年以来，余江县为部队输送合格兵员7498名，无一退兵，国防部授予“征兵工作先进单位”。蓝田乡张国栋，血吸虫病治好后当上了空军飞行员，1987年任空军某师政委；2006年5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在余江举行；2018年12月14日，余江县血防纪念馆正式升级为国家级中国血防纪念馆；2018年12月14—15日，全国地方病防治专项三年攻坚行动现场会在余江召开。我们或可说，血防已经融入余江的生活细胞，在各个方面形塑了余江的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余江地域政治成功地打上了深深的‘血防’烙印”。笔者在余江调研的一个多月里，对上述情愫深有感触，余江血防工作60余年不倒，60多年如一日地查螺灭螺，做好记录，这些血防人日常点滴的工作又何尝不是全国血防人的缩影！

　　第二，“第一面红旗”符号的树立也鼓舞了各地血防工作。有学者指出：“我在旧社会从事医学工作十六年，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看到哪里消除了血吸虫病，在资本主义国家文献里也没有血吸虫病可以消灭这一条。”给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作出专家鉴定的孙振中教授认为，余江县的壮举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技术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它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1958年5月25—28日，余江邓埠镇召开了庆祝大会，120多名代表与会，他们看到余江由疫区变成人寿年丰的新气象，因而充分认识到，血吸虫病可防可治，还可彻底消灭，体会到了党中央提出的积极防治方针是正确的，“破除了怀疑和保守思想，坚定了消灭血吸虫病的信心和斗志”。大家纷纷提出：“学余江、赶余江、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消灭血吸虫病。”玉山县代表提出：“在今年国庆节前达到基本消灭，后三个月进行扫尾，争取根除血吸虫病的第二个县。”南昌专区代表也提出：“回去后要在所属疫区开展突击运动，首先全部治完南昌、新建等县已查出来的病人，在今后几个月内一定做出成绩来。”已经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上犹县、婺源、浮梁、奉新等地代表，也都表达了要在最短时期内再加一把劲，赶上余江县的决心。余江也鼓舞了全国其他疫区的防治工作，余江人“战天斗地、敢为人先、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血防精神，激励着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推进血防进程。目前全国共有血吸虫病监测点453个，1985年广东和上海、1987年福建、1995年浙江达到了血吸虫病消除标准，2017年四川达到了阻断标准。目前，全国的血防工作者正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所提出的，到2030年全国所有流行县达到消除血吸虫病标准而不懈努力。

　　三、“第一面红旗”符号的新时代意义

　　“第一面红旗”符号在几十年形成过程中，逐渐发展了原有内涵，时代更赋予其新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第一面红旗”符号代表的血防精神，从最初余江“战天斗地，敢为人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衍化为2018年经过专家研讨、广泛征集和筛选提炼，最终凝练出的“群策群力，科学防治，甘于奉献，誓送‘瘟神’”的我国新时代血防精神。这一精神从根本上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惊天伟业；“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在新时代所谈的广义上的血防文化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血吸虫病防治历程中创造并形成的独特风气、社会意识乃至物质文化等总和，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血防工作者所共同创造、发展和积淀起来的精神文化的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站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加需要发挥血防精神体现出来的“改造社会”的内涵，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第一面红旗”符号所代表的血防精神已经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等时期形成的一系列精神谱系之一，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精神就由被动转向主动。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垦荒精神、西迁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等；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特区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击非典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血防精神也必将与其他精神一道，继续照耀我国为全面根除血吸虫病而不懈奋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

　　第三，“第一面红旗”符号在发展中已经远远突破了其原始概念和意义，成为提升国家认同和凝聚力的象征和载体，充分彰显和鼓舞人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血防精神所彰显的全国一盘棋、一条心，“战天斗地”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形成了强大凝聚力，不断促进人民群众增强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

　　第四，“第一面红旗”符号逐渐溢出了血防边界，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精神资源。60年前，面对“千村薜荔”的惨状，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送走了瘟神，事实证明，瘟疫是可以战胜的。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消灭血吸虫病的历程也印证了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战胜疫情，余江血防“第一面红旗”也不可能树立起来。

　　余江血防“第一面红旗”符号的形成与发展告诉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尊重科学规律、实施科学举措，发挥群众积极性、主动性，“瘟神”是可以送走的。血防精神也进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积淀着崇高神圣的初心使命，积蓄着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和力量，激发继续前进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