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政府公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今后十年教育改革的目标和设想。教育是一件国家建设的大事。从高等教育的视角讲：如何解决官本位的问题，如何减少行政干预，让大学自主办学，如何加强素质教育，如何处理好学术腐败、学术造假和提高师德。其实这些问题都是长期以来的老问题，不过建国以来又反复出现罢了，从十九世纪末，废除科举考试，兴办京师大学堂起，实际上整个上世纪，我们都是照搬西方教育制度，而这些问题几乎已是与生俱来的老问题了。它仍然使我想起周予同先生，应该承认他是一个资格很老的教育家了，几乎终其一生，都站在大学的讲台上。从1921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起，他便在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办的教育杂志当主编，一直到1931年一二八事件，商务印书馆为日本飞机炸毁为止。他在这份杂志主持了十年编辑工作，后来商务印书馆办《东方杂志》，主编是胡愈之先生，准备在杂志上开辟一个教育专栏，仍请周予同先生主持此项事务，但周先生婉拒了。他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回顾这十年甘苦的文章，这些体会虽然讲的是他八九十年前的经历，我如今读来仍有同感，虽然星转斗移，时间几乎已过去快一百年了，问题似乎仍是依旧，当然，从表现的性质和程度上讲有变化。那么多年来，我们进行过许多次教育革命，或者教育改革，始终逃不出照搬西方教育制度所带来的先天的痼疾。当然有的问题是教育自身内在矛盾表现。教育是政府工作重要的部分，政府有责任要管，既然有管理的部门，也有被管理的部门，管与被管当然会产生各种矛盾。

周先生在《忆教育杂志》那篇文章中指出：这十年来，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在加速度的激变是无可否认的。教育，它的观念与行动，是社会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的上层结构的表现。在这不循正规加速激变的国度里，我们从事教育文字的编辑者，真有许多不足与外人道的苦痛。我们超越现状作领导（这个领导，当然不是指现在所谓的行政领导，而是指从思想上引导时代的潮流前进。）的工作呢？我们指摘现状作批评的工作呢？抑或追随现状仅仅充一位尾巴主义者呢？依理，领导与批评至少是我们的一部分天职，然而，有时竟为环境所不许。这是诸位所明了的，教育杂志社本附尾于商务印书馆，而商务印书馆是经营出版的企业机关。它为营业的关系，不能不有所顾忌，踌躇。于是我们编辑者也因之而不能不有所顾忌，踌躇了。领导与批评？所不能，追随与敷衍心所不愿，于是我们徘徊，于是我们矛盾，而我们陷于苦闷的泥泞。”

这篇文章，周先生作于他三十三岁的青壮年时期，作为一个杂志的主编，他掌握着教育系统的一块舆论阵地，所谓“超越现状作领导的工作”，“指摘现状作批评的工作”，也就是舆论独立地分析教育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指明改革的方向，所谓“追随现状的尾巴主义者”，也就是对现状抱歌功颂德态度，这里周先生所表述的心态便是既对现状不满，又顾忌于行政当局，但又不甘心只做那些对当时在位的官员们的追随与敷衍，这种内心的不足与外人道的苦闷，我们现在有良心的报社和编辑们也有吧！周先生离开主编的岗位才能一吐心声。周先生这番话并非凭空而来，有例为证，他说：“举一例吧，比如前年教育杂志第二十二卷，我们曾经特辟评论一栏，拟用犀利的文字指摘教育的病态，同时介绍新兴教育的理论与实际，颇得读者好感。然而那年冬天，因为《出版法》的颁布与执行，我们编辑者发行者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都须注册，俨乎有随时封闭与逮捕的可能，营业当局过度的慎重，将《出版法》复印，三令五申的送到编辑室里，我们的批评与介绍工作不得已只好停止了。当时我私人接到若干封青年的询问与辱骂的信，然而除忍受外，有什么可答复呢？我只有自恨我的脑力劳动者职业的牵累而已。”这些话，我想我们报社杂志的编辑们恐怕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同感吧！换一个从管理者的视角讲，也有他们内心的苦闷，放多一些吧，出了乱子，怕丢了乌纱帽，管得紧一些吧，结果是死气沉沉，只能小心谨慎，看着上面的眼色，试着向前探索，缺少的就是让人们心情舒畅的放开膀子向前闯的氛围。周先生表述的这种心情，我感觉到大家都是心心相印的，各有各的难处。只有网络的平台上，言论还比较开放一些，因为还可以匿名。不过我是用真名实姓，因为毕竟八十岁的人了，行将就木，不再考虑个人的得失了。所以说话就可以毫无顾忌了。那时的周先生只有三十出头，怎能不顾前又瞻后呢？

周先生在文章中还有一段很沉重的话，他说：“为解除这苦闷，我曾经演过这样的滑稽悲剧。我将编辑杂志的职业认为维持生活的手段，而另外抽出一部分的时间追随一般社会所谓教育专家与名流之后，组织教育学会想由这协会产生一种理念与行动，以造做未来中国教育的轨辙，然而这事一开头就给你一种幻灭的悲感。我显然不能自卑的或自欺的去追随他们。他们有些太自信了，他们对于国际与中国，既没有纵的历史的观察，也没有横的社会的探索；他们坚持着主观的见地，将自己变成英雄与先知者样的人物；然而他们只是脱离大众的英雄与超越世间的先知者而已，有些，容我说一句露骨的话，是太龌龊了；他们自命为领导者，颇想利用这集团以攫取教育行政与学校行政的地盘，于是卑怯的我只得由这集团中退出而回归到孤寂的编辑室里。”这是周先生为我们描述的那时知识分子中所谓学术权威的一个群像。

学会，现在叫学术团体，论坛，这是他们发表见解的场地。在利益驱动下，这里便成为这类人追名逐利的场所，成为他们踏进官场的跳板。他们那么高傲，目空一切，处处以“先知”，也就是权威自居。这些人的心灵，真似周先生说的“太龌龊了”。尽管时代变了，这种丑陋的现象还是会不断地再现。在某些人物身上，甚至更加丑恶，诸如学术不端、学术造假、学术腐败之风，亦是前所未有。学生素质教育的不足，固有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更有少数人师德败坏为之前导。周先生退出学会，是表示了他能洁身自重，不与嗜痂成癖的追名逐利者为伍。没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如何能为人师表呢？对于学术不端，学术造假，学术腐败之恶劣表现和风气，应该放到阳光下，让众人共弃之，使之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振兴师德是加强素质教育之第一步。

周先生指责那时的权威们，“他们对于国际与中国，既没有纵的历史观察，也没有横的社会探索。”这一点很重要，学习西方的东西，对西方和中国，都要有纵和横的比较分析，纵是讲各国的历史情况，横是指现状的比较，为什么不能照搬，因为现状是各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如果只讲横向比较而照搬照抄，则搬来的东西脱离了中国的现状，及其历史因缘关系，这类东西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如果强行照搬的话，那会害人的，历史会惩罚这些混账。近来，俞可平主张加强横向思维，那就是非常危险而且是错误的引导，实际上他是要去中国化，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早已证明此路不通，它只会带来失败。要警惕这些人的言论。中国的事情只能依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寻找出路，横向的比较只是一个参照的系数，不是我们行事的标准。过去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是主体，不管你们是什么乌七八糟的主义，但从中国实际出发总不错吧！

周先生在文章中还有一段至今仍能发人深省的话，他说：

“数年以来，教育杂志所揭载的启事，说我们以提高教育学术的程度，扩大教育学术的范围为职责，到今天可以坦白的说，这仍然是一句自慰而欺人的话，固然教育有它的基础学术，教育有它的实验方法。然而，教育究竟是人生的而不能把玩的，大众的而不是独占的，把西洋的教育学说与教育方法罗列着作为案头的象牙之塔，而将自己躲在里面，或者把这些学说与方法将自己装饰着，而投标拍卖于十字街头，这是同样的卑怯与狂妄。”

虽然周先生指责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胡适为代表的崇拜美国杜威的那一部分所谓的学术权威，周先生所谓的“教育究竟是人生而不能把玩的，大众的而不是独占的，”是指教育关系到学子们未来的一生；不是个人把玩的东西，是大众的，是指教育的公共事业性质；独占是指责那些所谓的权威，决不允许他们在教育思想上以美国为尚的霸道。然而这种崇拜美国教育的现象，恐怕于今为烈。讨论大学教育时，动不动大家都以美国的哈佛与耶鲁为标准，或者以英国的剑桥为榜样，这个现象以《南方周末》最为突出。我们国内的大学校长们，几乎都曾经以教授的身份（因为那儿官本位并不吃香）到美国去考察取经，似乎我们办学的方向只有唯美国之马首是从。这符合我们的国情吗？这许多年来，崇洋媚外的思想在教育界泛滥成灾。这种情况以经济学界尤甚，大学经济学的教学，几乎是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潮，在经济学院与管理学院的办学，散发出来的几乎只有买卖学位那种铜臭的味道。如果不改变这种精神状态，今后十年的教育改革不是把中国教育事业推向前进，或许会使矛盾更加尖锐，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冲突会更加严重。

温总理说：“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是要命的问题呢？那就是把教育看做商品和产业了，不是社会的公益事业了。实际是把学校变成谋利的企业了，在那样指导思想下的大学扩招，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现在大学毕业生谋生就业所遭遇的困难，他们有很大的责任。所以要问一下，“教育产业化”这个话是谁说的啊？难道仅仅是几个经济学界的人能造成如此恶劣的影响吗？说这话的人应站出来，应该扪一下自己的良心，作一点深刻的反省吧！今天大学生毕业后就业上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教育失败的一个征兆，过去十年分管我们教育工作的具体领导人难辞其咎。

至于学校出现行政化、官本位的问题，这固然有管理体制上的问题，还与整个社会风气有关，近几十年来等级制度对人们思想腐蚀太深了，什么都讲等级。因为一切待遇和资源的占有都与等级相联系，连人死了，在讣文中也不忘写上一句“享受正部级待遇”或“享受副市级待遇”，死者能把这个待遇带到阴曹地府去吗？看来当年毛泽东提出从思想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观念是非常必要的，当然等级制度还得保留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因为这是社会发展还不能完全摆脱的历史现象。这个崇拜等级制度的思想，不仅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也是封建思想的表现，三等九级本来便是九品中正制度的表现。只要把等级观念搞臭了，大家就不会以此为荣，那些人如蝇逐臭的现象，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了。我觉得那种炫耀个人富贵的现象应该成为羞耻的现象。缩小贫富差别，大众的消费才是我们拉动内需的最大动力；贵族化的奢侈挥霍在拉动内需的力量上也很有限，可怕的是他们对社会风气的败坏，对人们思想的腐蚀。如福布斯财富排行榜，究竟在社会风气上起什么作用？查一下上排行榜的富豪们，有几个有好下场，看他们身入囹圄以后的狼狈相就可以知道了，这实际上是一份耻辱的排名榜。看一下华尔街那些金融大鳄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可耻角色，及危机以后他们仍然继续那么贪婪的行径，就可以明白了，这些人物的财富实际上充满着血腥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