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我刚好十八岁，还是清心中学高三的一名学生，那所学校是美国浸礼会在上海办的教会学校，地点就在现今陆家浜路。现在清心中学则改名为上海市第六十一中学。那时学校还有美国的传教士在那里任课呢。我记得在那年的三月十五日，上海解放前夕自己参加了地下党，并发展了其他地下党员，还在清心中学组织了地下学联的联络机构。为迎接解放，附近三所中学，即清心男中、女中和东南药职学校的地下党员联合成立了支部，让我这个预备党员担任支部书记的工作。我们在学校建立了人民保安队，在校外棚户区，组织三轮车工人成立了人民自卫队，进行护校工作。
　　上海解放后，学校内团结在支部周围的积极分子都参加了西南服务团。区委把我留在学校继续做学生工作。学校内就留下我与黄定一两个地下党员，建立一个党小组。那时党员身份还没有公开，组织上归中共蓬莱区委管辖，联系我工作的是区委的联络员崔震。他原先在卢湾区，还是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区委书记是李研吾，那时候他既平易近人又非常朴素，我时常中午去找他，只见他躺在长凳上午睡，见我找他，他立即起身接待，没有任何架子；后来文革初，他是市财贸办的负责人。
　　过了暑假学校开学以后，校内只有少数积极分子，大部分是初中生，学校成立学生会，我被选为学生会主席。校内有一部分青年教师，如体育老师王焕刚、圣经课老师王笃信，还有从交大分配来的叶锦庸等几个积极分子比较接近。支部能联系到的学生也很少，那时留校的负责人对我们的活动既不反对，也不支持，让我们自搞。那时人家问我，你家境那么好，家里有汽车洋房，怎么跟共产党做积极分子？我只是笑笑，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觉得这样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喜欢和穷朋友在一起有说有笑。那时的清心中学可是富家子弟的学校，对面的清心女中尤其如此，每逢星期六下午，家长来接孩子的小汽车在路上排得满满的，这种情况现在在我家旁边的复旦小学每逢放学的时候也能看到，我只是摇摇头。记得那时候我家里母亲也用小汽车来接过我，后来被我拒绝了。
　　九月下旬，区委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希望我们组织学生参加庆祝活动。那时主要组织学生在校内唱歌、扭秧歌、打腰鼓这些活动。记得十月一日那天上午，同学们都集中在校内，也不过近百人，到中午十一时才得到消息，要参加下午的游行。那时我们属于南市区，虽说是要我们学校派代表参加游行队伍，实际上我们学校能动员的同学都争着要参加游行，下午一点左右开始出发。与我们队伍合在一起的有东南药专、中华职业、清心女中等几个学校组成一个中队。那时女中的党员都参干去了，已没有党员，所以女中的队伍也是我带着。游行时我们举着红旗和学校的横幅，女同学则有腰鼓和秧歌的队伍，一路排列在人民路上。到傍晚队伍才慢慢开始向前移动，经过老西门转入西藏路，整个队伍时行时停，停下来则就席地而坐休息。道路两旁有许多观看的市民，有时要学生打一下腰鼓，扭一回儿秧歌以取乐。尽管天下着雨，地上与身上都湿了，大家热情不减。
　　那时检阅游行队伍的主席台设在跑马厅的看台前。现在的人民广场，当时是跑马场，跑马厅是赛马的场所。靠近南京路这一边，跑马场还有一条二米宽的水沟间隔，是为了防止路人闯入赛马场。赛马实际上是类似于彩票一样的赌博行为，谁买的赛马号码中了第一名，便有重奖。我孩稚时代，还有英租界，那时我爸爸商店的职工让我跨在他们的肩上，在紧靠南京路上，遥望赛马的场景。抗战胜利以后，记得蒋介石曾在那里开过庆祝胜利的大会，主席台也设在看台的一边，我只能在南京路上遥望。而这一次庆祝解放我是以主人翁的心态来参与其中的，我们的队伍是沿着西藏路到中百一店转弯进入南京路口子后，才进入跑马场的。那时跑马场除了马的跑道以外，可都是草泥地。我们到晚上十一点左右才进入跑马场，此时正值倾盆大雨，大家淋着雨，上下衣服湿透了；拖着腿，一身泥泞，艰难地向主席台前行进。
　　从远处看到主席台只是一个用芦席搭起来的看台，前面挂着一排灯，两侧四幅巨像，也看不太清楚，主席台上有许多人也在雨中向着走过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在主席台上的有饶漱石、潘汉年等军政领导同志，那时陈毅市长在北京参加天安门的庆祝大会没来。雨下得那么大，大家也只是急匆匆地唱着歌呼着口号，挥着手中的红旗，手挽着手，走过主席台而已，顾不上队伍的整齐。台上的领导同志和我们一样坚持挺立在大雨滂沱之中，出了跑马场，队伍就开始分散，大家各自回家。我们就是这样接受华东和上海市党政领导的检阅，这次检阅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才结束。我们正是抱着极度兴奋的精神，欢乐地，而又非常疲乏地度过了六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
　　游行结束，大家回家前，约定第二天再在学校相聚。我回到家时父母都守候着等我回来，帮我揩了身，替换了衣服。我在床上倒头便睡，那时自己身体还硬朗，没有因此感冒发烧，已是大幸了。第二天我就回到清心中学，区委通知我去，崔震告诉我，市里通知要狂欢十天，要继续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和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下午还要组织队伍去跑马厅参加庆祝大会，而天气仍然是大雨倾盆。因为此前一天同学们已经很累，我只能让大家休息了。在跑马厅举行的庆祝开国、保卫和平的大会，我们学校就没有人去参加。后来我从报上知道这次会议在下午四点半举行，是舒同主持，先是饶漱石讲话，以后是潘汉年、刘长胜、郭化若讲话，范长江宣读通电。就坐主席团的还有颜惠卿、李昌、周予同等，其中只有李昌，我在团市委开会时近距离接触到过，其他领导都是开大会时，听他们讲话。
　　那时的我只是一名还未成年、普普通通的中学生。报上说是十月二日那天，有三万群众在跑马厅参加大会，全市有五十万人参加分区的集会，我们学校是再没有力量集中同学来参加活动了，前一天的冒雨游行大家都需要休整，由于二日是星期天，市里决定三日补放一天假，等天气放晴以后再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这个时期街上还是陆续可以看到群众分散的，自发的游行庆祝活动。到了八日，全市又举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庆祝活动，我们中学还是组织原来的人马，再加上棚户区的三轮车工人一起参加这次游行。主席台仍然设在跑马厅，我们是从南路，在解放军的后面，缓慢地进入跑马场。游行队伍除了秧歌队、腰鼓队外，还有旱船高翘龙灯、狮子舞等，都是企业工人队伍组织的。与我们平行的队伍中以永安公司的职工队伍最为精彩。广东人喜欢舞狮子、玩龙灯，这次游行的时间也持续得很长。我们比较早地走过主席台后，大家便分手，反而退回去观看后面列队等待进入跑马厅的游行队伍了。这次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工人的队伍比学生队伍壮观得多。这次庆祝活动，工人阶级的队伍才是真正的主力军。
　　回顾六十年前的欢庆活动，当时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生，自己也只是感到兴奋，欢乐，感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对它的历史意义还谈不上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六十年后，再来回望这段历史，那就不一样了，辛亥革命推翻清皇朝后，我们国家真正统一的标志应该就是六十年前的这一天。虽然当时南方和边疆地区的统一还需一些时日，但从那以后，我们国家在大陆地区真正实现统一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曲折，有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便保证了和平，保证了国家的建设富强。那时我们只有四亿多人口，现在我们有十三亿人口，仅人力资源的增长，便是一项了不起的成绩。今天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毕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世界上任何力量也难以摇撼我们伟大的祖国了。
　　我是这六十年的亲历者，我出生于旧中国，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生活过。家父经商，是一个在市中心北京路福建路上开玻璃店的资本家。珍珠港事件以后，日军占领租界，我们就生活在日军占领下。那个环境到处都是日本的太阳旗，但是我父亲爱国，在那时他拒绝经营日货，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和母亲被日本人逮捕入狱，一起被抓的有商店内的三个职工，还有我的叔父。此后家里被日本人封锁，经历过汪伪七十六号特务组织的敲诈勒索，并为此而倾家荡产。我亲眼目睹父母被抓，家里被抄的场景；而且此后自己有家回不得，流落街头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最后总算舅父家收留了我。尽管当时只有十一岁，但是自己已经亲身体验过做亡国奴的滋味。几个月后，父亲出狱，我去金门饭店看父亲，那时父亲还带着手铐，他是带着手铐出狱的。他告诉我在狱里的几个月始终带着手铐，特务对他说他们把钥匙弄丢了，这个手铐还是在金门饭店花钱找锁匠才打开的。所以那时我只要一听到那些东北的流亡歌曲，便会跟着唱，而且很激动。
　　抗战胜利后，我曾去南京路、外滩欢迎过美国的海军军舰和上岸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结果得知的是他们欺负我们，打死我们人力车夫藏大咬子。为此我愤怒了，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直至参加地下党。
　　我是学历史的，知道一点近代史，所以我怎能不珍惜这近百年来我们民族艰苦奋斗所得来的成果呢？比之于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强大，我个人一时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无怨无悔，始终如一地热爱自己的祖国，这就是我对国庆六十周年最根本的感受。
　　我们千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局，要廉洁奉公，要多为大多数人着想，要保持好艰苦朴素的作风。至于中国的政治生活自有它的传统，怎么能搬弄西方那套方式来折腾自己。可不能再搞什么易帜，倒旗之类，非要把国家弄成四分五裂，那就上对不起先烈，下对不起子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