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高放教授《斯大林怎样破坏党内民主》一文
奚兆永
《炎黄春秋》在今年第一期以封面头条的显著地位介绍，并以“新年献词”后第一篇的位置发表了该刊“核心作者”高放教授的《斯大林怎样破坏党内民主》一文。但是读了该文，感到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有所误解，对列宁的理论贡献有所贬损，而称斯大林的实践是“破坏党内民主”则更属诋毁攻击，因此很有提出来进行质疑和批驳的必要。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建党理论的基点是什么？
高文说，“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创建的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完全是民主政党。民主制组织原则主要体现为这样五点：党的各级领导人均是民主选举产生；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其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每三个月要向各下级组织报告一次工作，每年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定于每年8月召开。恩格斯说：这个‘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
从表面上看，高文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完全是民主政党”似乎是有理论根据的，因为文章引用了恩格斯的话：“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但是，恩格斯的话并不是用来说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性质的，而是针对由维尔穆特和施梯伯这两个“最卑鄙的警棍”写的《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这本“充满故意捏造的书”说的。由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在书中把共产主义者同盟说成是阴谋家的组织，而此书当时的影响很大，恩格斯理所当然地对其进行了批驳。恩格斯指出：“1847年夏天在伦敦进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里首先进行了同盟的改组。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神秘名称都被取消了；同盟现在已经是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以及代表大会构成的了，并且从这时起它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章程第一条这样说。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经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而同盟——至少在平常的和平时期——已变成一个纯粹宣传性团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51-252页)从恩格斯的论述里人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者同盟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政党，只是在说到“组织本身”时才说它已经不是独裁的密谋家的组织，而完全是一个民主的组织，在和平时期它甚至纯粹是一个宣传性团体。但是，如果因此像高文那样把共产党看成是一个“完全民主的政党”，甚至索性把它看成是一个 “纯粹宣传性团体”，那就有违恩格斯的原意了。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引证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一条有关“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的内容，这就鲜明地告诉人们，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它和其它“完全民主的政党”、“纯粹宣传性团体”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我们从几年之后恩格斯就同一问题写给丹麦社会民主党领袖格尔桑·特利尔的一封信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在这封信里说，“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它所有政党并与他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1页）
无产阶级要组成一个不同于其它所有政党并与他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就在于它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共产党之所以在1847年才诞生，就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才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我们知道，马克思之成为马克思即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马克思于1843年到巴黎，开始接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并在1844年初的《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认为，决不是国家制约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初步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1844年夏，恩格斯拜访了马克思，两人在一切理论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开始了共同的工作；到1845年春，他们已经完成了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工作。接下来，马克思又写下了《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哲学的 贫困》，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而这就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创造了条件。1847年春，莫尔先后到布鲁塞尔和巴黎找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他的同志们（包括沙佩尔、鲍威尔等人）再三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并表示如果他们加入同盟可以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以宣言的形式阐述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用符合当时条件的适当组织代替过时的组织。马恩接受了这个条件，这样就有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很显然，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要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指导党的建设，而不是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的政党”。
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共产党之所以是共产党而不是其它的党，其基本点就在这里。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文中说，“我们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0页）对于这一点，马克灄恩格斯都非常珍视。恩格斯后来在写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说，“您也知道，从建党以来马克思和我就一直自愿地保卫党不受国外敌人的侵犯，同时，我们对党也只有一个要求：请它不要背叛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8页）
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时关于民主的一些具体做法，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意义。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做法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制定的，条件变化了就应该做相应的修改。比如高文一再提到的年会制，这在和平时期很容易实行，但是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就很难实行；在党员人数少的时候很容易实行，但在人数大大发展了的情况下就不容易实行。恩格斯在上述给倍倍尔的信里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是辩护的理由。党如果现在还让自己受以前在安逸的和平时期做出的种种代表大会的决议的约束，那么它就是给自己带上枷锁。一个有生命力的党所借以进行活动的法权基础，不仅必须由它自己建立，而且也必须可以随时改变。反社会党人法使党代表大会不能召开，从而对旧的决议不能做出任何修改，这也就废除了这些决议的约束力。一个党丧失了作出有约束力决议的可能性，它就只能在自己的活的、经常变化的需要中去寻找自己的法规。如果党甘愿使这种需要服从于那些已经僵化和死去的旧决议，那它就是自掘坟墓。”（同上，第394-395页）恩格斯的这些话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一些具体的做法并不是原则，应该根据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高文把它们作为固定不变的原则加以绝对化并且到处套用，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作祟，是不足为训的。
二、列宁对于建党理论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高文在谈到列宁时说，“尽管他有很多新建树，然而对党内民主问题，在理论上论述不够充分，在制度上建设不够完备，在改革设计中不够周密，在党章规定中不够具体。由于这四个方面都‘不够’，这就使得在列宁之后初具雏形的党内民主容易遭到破坏。”还说什么，“列宁遗留下来的党内民主的遗产不够丰厚，容易被暴风骤雨吹散冲掉。”
这样说符合事实吗？
我们知道，在马恩之后，曾经出现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正是列宁以及其他左派，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与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是马恩之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新贡献被人们称为列宁主义，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在党的建设方面，列宁也是作出了巨大的，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贡献的。列宁通过《什么是人民之友》等一系列著作，与民粹派的历史唯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通过创立全俄政治报《火星报》和撰写《怎么办》一书，与“经济派”崇尚自发性的工联主义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奠定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列宁又通过写作《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与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的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奠定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基础；列宁还通过撰写《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与“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列宁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缔造者，它不仅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留下了丰厚的理论遗产，而且极大地帮助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列宁的建党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应该说，列宁的建党思想不仅在过去，而且在今天仍然是一份巨大的宝藏，是人们可以从中不断汲取营养的源泉。前不久，我国编辑出版了《列宁专题文集》五卷本，其中有一卷就是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但是，到了高放教授笔下，列宁的建党理论居然在四个方面都“不够”—— 所谓“不够充分”，“不够完备”，“不够严密”，“不够具体”，简直是乏善可陈，一无是处，而且“容易遭到破坏”。在这里，列宁不但无功可言，简直是过莫大焉。我认为，这样评价列宁的建党学说，乃是对列宁的一个极大的污蔑。
高文还说，“列宁在沙皇专制政府严密统治和严厉镇压的条件下建党，不可能民主选举产生各级领导人，党代表大会甚至不得不在国外召开，因此列宁强调‘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到1905年俄国爆发第一次民主革命、人民争得一些民主自由后，列宁就改变提法，主张党要实行“民主制”的原则，首先民主选举产生党的各级领导人。1905年党的三大还决定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中央全会至少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然而这在党未执掌全国政权前，显然难以做到。1905年革命失败后党又处于逆境。1906年列宁同意党的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1917年2月俄国第二次民主革命胜利、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紧接着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而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俄共成为执政党。1918—1920年为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激烈的内战与外战。1921年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党的十大上列宁提出了‘工人民主制’。由上可见，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列宁与时俱进，先后有过集中制、民主制、民主集中制和工人民主制四种提法。应该说，工人民主制的提法最规范。没有不集中的民主，所以没有必要在‘民主’之后再加上‘集中’二字；却有不民主的集中，后来民主集中制在长期的实践中经常是集中压倒了民主，民主成为过度集中的装饰品，甚至民主被破坏殆尽。”
按照高文的说法，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列宁先后有四种不同的提法：集中制、民主制、民主集中制和工人民主制。而在他看来，只有“工人民主制”是“最规范”的，而“民主集中制”的提法是错误的。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时并没有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个词，但是，他们在同盟章程里却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这个组织原则。列宁在最初建立社会民主工党时也没有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个词，但是，列宁也始终坚持了这个原则。这特别表现在他与马尔托夫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里。马尔托夫认为，“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泛愈好”，他提出，“每一个罢工者都应当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列宁批评说，“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论点一下子就把他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重蹈阿基莫夫们的覆辙。……如果我们把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不过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就是尾巴主义者了。”（《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475页）
列宁并没有主张用“民主制”作为组织原则，相反，他对于所谓“民主制”是持批评态度的。他的名著《怎么办？》第四章中有专门一节（第五节）是讲“‘密谋’组织和‘民主制’” 的，其中就讲到：“每一个人大概都会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括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不仅限于本组织的成员。……试问，既然‘广泛民主原则’的基本条件对秘密组织来说是无法执行的，那么提出这种原则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广泛原则’只不过是一句响亮的空话。”(《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417页)
1905年10月，由于民主革命的斗争争得了某些自由权利，党的活动条件有所变化。但是。列宁很清楚，“这些权利是极不稳固的，如果指靠现有的自由，即使不是犯罪，也是愚蠢的。”这时的列宁也没有提出实行民主制，而是提出，“党的秘密机关必须保存。他是绝对必须最广泛地利用现有的比较广泛的自由。除了秘密机关以外，绝对必须建立新的大批新的、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党的（以及就接近党的）组织。”（《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77页）列宁还准备进行新的即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选举，准备将代表分为继承性的部分和新选举的部分，但是由于这个自由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实际上也没有实行。高文认为有一个“民主制”的阶段，其实它是不存在的。
列宁正式提出和使用“民主集中制”一词是在1906年3月20日，他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中写道：
“党的组织原则
“鉴于：
“（1）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
“（2）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固然有困难，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实行的；
“（3）把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和公开机关混同起来，对于当时非常危险的，将会使党容易受到政府的破坏，
“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
“（1）党组织的选举原则应该自下而上地贯彻执行；
“（2）只有在无法克服的警察阻挠和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放弃这一原则，实行二级选举或者对选出的机构进行增补；
“（3）迫切需要保持和加强党组织的秘密核心；
“为了举行各种公开的活动（出版、集会、结社、特别是工会等），应该成立专门行动组，但是这些部门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危害秘密支部的完整性；
“（5）党的中央机构应该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党的全体代表大会应该选出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指定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14页）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确实讲过集中制，但是，他讲的集中制就是和民主相结合的集中制，而不是那种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早在1899年10月，他在“为《工人报》写的文章”里就说，“社会民主党地方性活动必须完全自由，同时又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并说“这两者应该结合起来”（《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67页）这种与民主结合的集中制其实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列宁是把集中制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同位语使用的，二者的意思其实是相同的。比如他在俄共（布）十大作《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针对一个“民主集中派”的发言说，“可见他不懂得党章，不懂得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懂得集中制的原则。”（《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97页）在这里，所说的“党章”后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中制原则”都是“党章”的同位语，讲的是同一个意思。
高文说列宁在党的十大上提出了“工人民主制”，但是，我仔细地读了列宁在俄共（布）十大的报告和发言，却没有见到有列宁提出了“工人民主制”的说法。在有关列宁著作的索引里也没有“工人民主制”这一词条的设置。当然，在俄共（布）十大的决议里曾经提到过“工人民主制”，但是俄共（布）十大并没有修改党章，也不可能把“工人民主制”写进党章。从我前面的引文看，列宁在俄共（布）十大讲的仍然是“民主集中制”，不知高教授说列宁提出“工人民主制”所据搁在？顺便说一下，高教授讨论如此重大而严肃的问题，居然文章的引文一概不注明出处。《炎黄春秋》虽然在去年已经在《本刊稿件选用标准》中言明“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但是不仅当期发表的周瑞金的文章没有照此办理，这期发表高文也是依然如故；尤其滑稽的是，该刊还提出有需要者可致函作者索要，这种做法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知他们何以如此言而无信？个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难言之隐？
应该说，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来看，最初的党章既没有提到组织原则是集中制，也没有提民主制和民主集中制，但是，从实际内容来说，其组织原则其实就是民主集中制。在苏共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组织原则的，是1906年4月举行的四大所通过的党章，该党章根据列宁1906年3月的建议写上了“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5页）后来的党章一直沿用这一提法，并没有将其改为“民主制”或“工人民主制”。后来的十大没有修改党章，十一大也没有修改党章，1922年8月举行的十二大所通过的党章对此也没有修改，其第10条写道：“党的组织机构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9页）后来十九大和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也是继续沿用的“民主集中制”的提法而未作改动。
显然，高教授认为俄共“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列宁与时俱进，先后有过集中制、民主制、民主集中制和工人民主制四种提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至于高文提出“没有不集中的民主，所以没有必要在‘民主’之后再加上‘集中’二字”的说法，其实是很武断的。过去就有过只要民主不要集中的“极端民主化”的错误，现在也还有只讲民主不讲集中的崇尚绝对自由的倾向，其结果只能造成一盘散沙，而不能统一意志、集中力量，这对于革命和建设来说都是极为有害的。在这方面，列宁和毛泽东都有不少论述，你能说他们说得不对吗？
高文还说，“1917年—1923年，这头六年在列宁领导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初步创立了党内民主制，主要内容是：坚持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年会制，中央全会由双月会制变为每月召开两次；坚持党内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保护党内政治思想反对派，如左派共产主义者、军事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允许他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做不同意中央观点的副报告，同时严禁党内有组织的派别活动。”
事实并非如此。高教授说说列宁“坚持党内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保护党内政治思想反对派，如左派共产主义者、军事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允许他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做不同意中央观点的副报告，同时严禁党内有组织的派别活动”云云，和列宁当年的讲话精神完全不符。我们看到，不是别人，正是列宁本人在俄共（布）十大曾十分明确地说：“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的这项决议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列宁还提出，“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大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时，可以采取的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则可以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列宁全集》低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83页）
高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是一位资深教授，怎么可以把列宁说的”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篡改成“保护党内政治思想反对派”？竟然把谣言造到了列宁的头上！做学问做到这个份上，真不知高教授还要不要学术尊严和科学良心？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堕落，是斯文扫地的表现！
三、驳所谓“斯大林破坏党内民主”论
从高文的题目可知，其旨意是论证斯大林是怎样破坏党内民主的，文章从六个方面论述了“”列宁开创的党内民主制是如何被斯大林破坏殆尽的”，
我们知道，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直称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并且终其一身地践行列宁主义，他怎么会以“破坏党内民主”为己任呢？这里，我们就从高文说的六个方面对其进行反驳：
第一，关于“清洗并且彻底消灭任何政治反对派”。
高文说，“从1924年到1929年，短短6年之中先后开除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诺夫新反对派和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其实，早在列宁时代，党内反对派就已经存在，而列宁就已经和他们进行了毫不容情的斗争。在1921年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就曾“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的这项决议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在后来的审党清党时，俄共(布)中央曾经向一切组织发出特别通告，只是它们以最审慎的态度对待“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其中许多人已经被安置在省、区域和中央的审查委员会以及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岗位上，可见它们曾经受到党的很大信任。但是，这些“工人反对派”的成员仍旧一再破坏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而在党内保留和支持秘密的派别组织。他们的派别活动无论在中央和地方都给党的队伍带来了分裂。因此俄共（布）中央在1921年8月9日提出开除中央委员施略普尼科夫党籍的问题，只是由于对中央委员的开除需要有2/3中央委员的同意还差一票，他才未被开除。（《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1-212页）这说明，当列宁在世时，俄共（布）中央对党内派别组织分子的斗争虽然很审慎，同时也是极为严厉的，实际上，也动用了“极端措施”。应该说，采取这种做法对于保证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党的战斗力，是完全必要的。
既然在列宁时代就有反对派的派别活动存在，列宁主张“毫无例外地解散”这些派别组织，那么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继续这样做又有什么错呢？怎么能把这说成是“破坏党内民主”呢？
问题还在于，斯大林对于反对派也并不是如高文所说的那样，只是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正相反，斯大林也非常重视教育、解释和宣传工作。这一点，从他在1925年2月28日写给德共麦-尔特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斯大林在这封信中说：“我坚决反对对一切抱有不同思想的同志采取排斥态度。我反对这种政策，并不是因为我怜惜抱有不同思想的人，而是因为这种政策会在党内造成恐吓制度、威胁制度以及窒息自我批评精神和主动精神的制度。如果对党的领袖害怕而不尊敬，这并不好。只有党内不仅害怕党的领袖，而且尊敬他们，承认他们的威信，党的领袖才能成为真正的领袖。造就这样的领袖是困难的，这件事情是长期的，不容易的，但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党就不能叫做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党的纪律也就不能成为自觉的纪律。我认为德国同志违反了这个无需论证的真理。为了揭露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解释运动来捍卫布尔什维主义基础，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基础，虽然按俄共（布）中央当时的力量和威信来说，我们可以不必展开这个运动。这个运动是否需要呢？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个运动中我们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教育了几十万新党员（和非党员）。非常可悲的是：我们的德国同志没有感觉到有必要在惩罚反对派以前先展开广泛的原则性的解释运动，或者用这个运动来补充对反对派的惩罚，这样就不大容易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驱逐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麦并不困难，这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战胜布兰德勒思想是件复杂的重大的事情，这里单靠惩罚只能损害事业，这里需要深入地进行工作和认真地启发思想。（《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41页）
置这样一些事实于不顾，把脏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斯大林的头上，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第二，关于所谓“破坏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年会制以及中央全会定期会议制”。
前面已经说过，本来，马恩当初确定共产主义者同盟每年8月举行代表大会这件事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是每年开一次还是两年开一次代表大会，这要根据需要和可能来确定的。我相信，当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恐怕连想也没有想过什么“年会制”，而高教授居然把它看成是一个不可移易的最高原则。如此机械地坚持所谓“年会制”，不是太形而上学了么？其实，开会只是为了研究问题，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才需要开会研究，人们显然不是为开会而开会的。苏联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开会比较密，因为那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多，而党员人数也比较少，开会相对比较容易。至于后来相隔的时间比较长，因为人们把精力主要都用到工作上去了。应该说过于频繁地选代表，开大会，虽然也有其积极的作用，其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说最长相隔13年之久才开会，这个说法其实是夸大其词。因为从1939年的18大到1952年的19大虽然相隔13年，但是由于在1941曾经举行过一次18次代表会议，所以会议的相隔时间应该是11年，而不是13年。之所以这样长，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次战争就其规模和惨烈的程度来说，是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而且主要的战场就在苏联。战争期间不能召开代表大会是明摆着的，而由于战争破坏的严重，百废待举，战后恢复重建工作的繁重也是可以想见的，也不允许人们有喘息的时间，应该说，迟几年开会人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高教授为什么斤斤于这开会的时间呢？实际上，中国的情况也很类似。在建党之初，开会比较密，后来开会相对比较疏，其原因跟苏联当时的情况也有些类似，难道这能够说明在建党初期发扬党内民主比较好，而后来发扬党内民主就比较差了吗？显然不能这样看问题。从1945年的七大到1956 年的八大，相隔也是11年；如果考虑到中国在1955年曾举行过一次全国代表会议，那相隔的时间就是10年。人们也很清楚，这是因为其间发生了解放战争和战后的恢复建设工作，任务之巨大和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段时间没有开会，人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要以此来证明党内民主遭到了破坏呢？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想，显然也是一种不健康、不正常的心态。
第三，关于所谓“在政治局实行个人专断。”
在这方面，高文说，“1925年12月23日斯大林在党的十四大上公然这样说，‘而最高机关是全会’，‘在我们这里全会决定一切’。这种说法是违背党章的。苏共党章历来明文规定‘党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只是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所以只能说党代表大会决定一切，而并非中央全会决定一切。当中央全会不按期召开时，实际上变成政治局决定一切，难怪斯大林敢于直言不讳地说‘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
本来，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关系是很清楚的。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由于代表大会不可能经常举行，因此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就把权力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成了最高权力机关。同样，中央委员会也不可能常年开会，在中央全会闭会期间就把权力交给了政治局，政治局就成了拥有全权的机关。这是很普通的道理。因此斯大林说“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除了中央全会以外，它是高于一切中央机关的”有什么错误？至于高文说“只能说党代表大会决定一切，而并非中央全会决定一切”，这话虽然正确，但是斯大林的话也并不违反这个精神。斯大林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在我们这里是全会决定一切，当领袖们开始失常的时候，它就来纠正他们。”斯大林在这里讲的是党的领袖与与中央委员会的关系，将二者关系说成是“全会决定一切”又何错之有？而且接下来斯大林就说到了代表大会。他说，“我们应该统一，只要党，只要代表大会显示出刚强性而不怕恐吓，就一定会有统一。”（《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28页）这里就明确肯定了代表大会对于党的统一所具有的决定意义。怎么能够说斯大林的话违背党章呢？
至于政治局和组织局、书记处的“三驾马车”，高教授曾一再提出，好像斯大林在这个问题犯了很大的错误，殊不知，这“三驾马车”的设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是一个不可移易的重大的原则问题。实际上，在1919年3月25俄共（布）举行八届一次中央全会之前，世界各国共产党虽然有设书记处的做法，但是却没有设政治局、组织局的先例。俄共（布）之所以在1919年3月25日的全会上提出设此两局，是和一个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逝世联系在一起的。看来，高教搜对这一历史过程不甚了解，因此需要花点篇幅对此做些介绍：
我们知道，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俄共（布）早期的领导人里面，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组织家，他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在准备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十月革命后，他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熟悉党的干部，恰当地安排每个人的工作，遇到工作中的问题，甚至不需要开会，不需要表决，只要一句话或一个电话就能把事情解决得非常完满。列宁对斯维尔德洛夫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非凡的组织才能非常佩服，说“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比谁都更充分更完整第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主要最本质的特征，而且正是这一点，远比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更能显示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作用”，称赞他是“头号组织家”，认为“凡是和我一样天天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工作的人，都特别清楚，全靠他非凡的组织才能，我们才取得了我们至今都引以自豪而且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的成就。”（《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1页）但是，不幸的是，他突然死于流感，享年仅34岁。1919年3月1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安葬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在葬礼上致了悼词，他说：“像这样一个有非凡组织才能的人，我们是永远找不到人代替他的，如果把代替理解为找到一个具备同样哪里的同志的话。……现在要担负起他在组织方面，在挑选按专长任用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有把整批整批的人派到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过去一个人所管的合格重要部门去，而且要踏着他的足迹，才能勉强完成它一个人所做的工作。”（同上，第713页）根据列宁的这个意见，一周后，即3月25日举行了俄共（布）八届一次中央全会，会上决定设立政治局和组织局和书记处，采用集体领导的办法来接替斯维尔德洛夫的工作。当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的有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克列斯廷斯基，候补委员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里宁；被选为组织局委员的有斯大林、克列斯廷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别洛博罗多夫和斯塔索娃。（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05页）这就是所谓“三驾马车”的由来。
“三驾马车”实行了一年后，列宁在1920年3月举行的俄共（布）九大作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时对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说，“我们的党失去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已经一年了；这个损失不能不影响到中央的整个组织。没有人能像斯维尔德洛夫同志那样善于一个人同时兼顾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因而我们就不得不尝试用集体工作来代替他一人的工作。中央在报告年度中的工作，是由中央全会选出的两个集体领导机构中央组织局和中央政治局担负的；同时为了使者两个机构的决议协调一致，中央书记兼任两个局的工作。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组织局真正首要的任务是分配党的干部，而政治局的任务是解决政治问题。自然，这种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显然，没有人员的任命和调动，任何政治问题也无法体现。因此，任何组织问题都有政治意义，所以我们在实践中形成了这样的惯例，只要有一个中央委员提出要求，就可以根据某种理由把任何一个问题看成政治问题。企图用别种办法来划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恐怕是不适当的，而在实践中也未必能达到目的。上述工作方式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我们两个局之间没有发生过难以解决的事。”（《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266-267页）
又过了两年，当1922年3月举行俄共（布）十一大时，列宁再次提到了“组织局和政治局有什么区别”的问题，他说，“其实哪个是政治问题，哪个是组织问题，是无法准确划分的。任何政治问题都可能是组织问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只有按已经实行的做法，即任何问题都可以从组织局转到政治局，才能恰当地安排好中央的工作。”他还说，“有谁曾经提出过其它办法吗？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因为不可能提出别的更合理的解决办法。把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机械地分开是不行的。政治由一些人来主管，而文件如果由另一些人来写，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9-120页）在这里，人们似乎可以看到列宁已经开始有了将二者合二为一的思想。应该说，列宁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即只要有一个中央委员以某种理由认为是政治问题就可以作为政治问题到政治局委员会议上去讨论。在这里，政治局的地位实际上也是高于组织局的。实际上，由于政治局要对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作出决策，而组织局则主要是通过调配干部组织实施或执行，书记处则主要是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政治局的重要性高于其它两个机构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从人员组成来看，俄共（布）八届一次会议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都在其中，布哈林、季诺维耶夫和加里宁这些当时也是很重要的人尚且只是候补委员，其重要性可以想见。可以说当时所有的政治领袖都集中在政治局，而列宁既是是政治局的领袖，当然也是党的领袖。那时，凡是开党的代表大会都是由列宁来作工作报告。实际上，在列宁在世时政治局就是高于其他两个机构的。这一点，我们从后来斯大林在14大所做的的报告里也可以得到证明。斯大林说，“中央各机关应该保持它们现有状态，党是未必会同意把它们破坏的。”此话是斯大林对着代表大会的代表说的，也可以说是得到了14大的代表认可和证明的。事实上，在斯大林讲此话时，台下就发出了呼喊声“对！”和鼓掌声。（同上）斯大林不可能当众说谎；而如果斯大林所与事实不符的话，台下也不会有那样的回应。这是很清楚的。
还要看到，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曾挫败了反对派妄图取消政治局的阴谋。这从斯大林在14大的讲话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1923年，在第12次代表大会以后，那些聚会在‘山洞’中的人（笑声）制订了一个政纲，主张取消政治局和使书记处政治化，即主张把书记处变成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组成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机关，这个政纲的用意何在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要加里宁，不要莫洛托夫来领导党。这个政纲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政纲当时是毫无原则的，而且因为没有我上面指出的几个同志，在目前是无法领导党的。”（《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24页）
斯大林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强调，“集体工作，集体领导，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条件下保持党的统一，保持中央各机关的统一，——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同上，第328页）
这些事实恰恰证明，斯大林是非常重视践行列宁的遗教的，他重视民主集中制，重视集体领导，重视少数服从多数，高文利用斯大林在14大的讲话来说明他破坏党内民主，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高文还引用《赫鲁晓夫回忆录》里的话来说明斯大林的独断独行。这也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斯大林那么独断独行，为什么还要像钟表装置一样每隔几天就要把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人召到自己哪里去开会呢？这说得通吗？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从斯大林当年给一些政治局委员所写的大量信件看到他的行事方式和工作作风。本世纪初，2001年4月20日的《参考消息》曾转载俄罗斯《独立报》的一篇文章，该文披露说：从1931年到1936年期间，斯大林跟政治局委员之间写有大量信件，讨论了国家经济政治生活和对外关系中的大量问题。仅仅给卡冈诺维奇一人的信件就达800多封。如果他是一个不讲民主的独裁者，他有必要跟这些政治局委员写那么多信进行讨论吗？下面，我们不妨从这些信件中摘录其中的两封信：
在1931年8月25日在写给卡冈诺维奇的信中说，“我觉得，订美国货会失去从德国、意大利、英国（还将从法国）得到的优惠条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同志不理解这一点。当然，可以有例外，如车里雅宾斯克的建筑业和军工企业。但这要政治局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决定。我已写信告诉奥尔忠尼启则……”
在1931年11月9日写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说，“1.政治局终于取消了计划外进口钢材的决定。这很好。应当明白，我们面临着美国用来反对我们的金融货币风暴，我们布尔什维克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予以抵制。我们是应当在一两年以后破产，从而使所有的经济计划落空，还是应当预防破产呢？这就是联共（布）政治局在取消计划外进口钢材时要决定的问题。现在，终于可以指望，布尔什维克讲朝着党代会和党中央关于积累外汇储备的多次决定迈出第一步。2. 已经清楚，我们特别是中央委员，不应也不能彼此欺骗。无需证明，关于计划进口钢材的建议（没有诚实地直接提出取消政治局7月的决定）就是企图欺骗中央（卡冈诺维奇、鲁祖塔克等）。……3.你说：给个出路，指出到哪里去找钢材、车轴、车轮等。我想，如果现在我们不将这些东西的进口限制在最低程度，如果现在不组织制造这类产品，如果现在不启动自己的经济机器，不让它完成党中央关于在本国工厂大规模制造钢材的多次决议，我们将永远都找不到出路，永远都没有足够数量的钢材、车轴和车轮。……”（见2001年4月20日《参考消息》第12版）
从这些信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斯大林的民主作风。试想，如果斯大林是独断专行的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同志不理解”，下个命令执行就是了，还要讨论做什么？“政治局终于取消了计划外进口钢材”，如果政治局是斯大林的“一言堂”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终于”二字出现了。这个“终于”二字恰恰说明政治局在讨论过程中是充分发扬了民主的。在这些信里也可以看到斯大林对党代会、中央全会决议的尊重以及对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尊重，当然也可以看到他作为党的领袖在政治局里和建设社会主义苏联过程中所起的特殊的作用。这些事实都可以说明，高文对斯大林个人专断的指责是完全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的。
第四， 关于所谓“改变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高文说，“斯大林先后迈出四步来改变中央监委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讨论他所说的所谓四步是怎么走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党的监委在监督党委的同时是不是页要接受党的监督？在高教授看来，监委是监督党委的，它本身不应该受到监督。这样，监委就成了凌驾于党委之上而本身不受任何监督的机关。这样做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因此，1924年5月俄共（布）十三大通过《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决议，提出“党委员会必须派代表参加监察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和它们的全部工作”，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怎么能够说成是斯大林阴谋的一步呢？问题还在于，无论是这个第一步还是以后的第二步、第三步和第四步都是党的代表大会做出的，难道党的代表大会不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不能就有关党的监察工作作出新的决议，而只能恪守列宁在世时党的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决定吗？尤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高文竟然认为1934年2月召开党的十七大将中监委改为党的监察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就是“从此党中央委员会（包括政治局、总书记）就不受任何机构监督了”呢？这究竟是什么逻辑？“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这里在中央委员会之前首先说的就是“党”，这个“党”的决议怎么会不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内呢？而监督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首先要监督的就是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情况，怎么能说“从此党中央委员会（包括政治局、总书记）就不受任何机构监督了”呢？同样，监督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首先要监督的就是政治局有没有贯彻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它怎么会“从此就不受任何机构监督了”呢？总书记的情况也是一样。这一点，我们从前引斯大林写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里也看得很清楚，他自己那么坚决地要求政治局委员要严格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多次决议，怎么会反对监察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进行监督呢？显然这是说不通的。
第五，关于所谓“进一步加强以党代政制和个人集权制”。
高文说，“斯大林彻底斩尽杀绝党内各个反对派、独占鳌头之后，他的权力欲进一步膨胀，还要进而独揽党政军三大权。1941年5月他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6月卫国战争爆发后又兼国防委员会主席（1934年苏联废除共和国军委，1941年6月新设国防委员会），战后取消国防委员会，他又兼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这样他就把列宁当年确立的党政军三权分立的民主分权体制改变为党政军三大权统一于一身的个人集权体制。”
人们要问，列宁当年提出过过什么“党政军三权分立的民主分权体制”吗？没有。正好相反，列宁认为，“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独裁的表现者、体现者和贯彻者，是屡见不鲜的。个人独裁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无疑是彼此相容的。”“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和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第179页）他还说“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同个人管理和独裁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02页）他还把马克思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的经验运用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使“苏维埃不仅把立法权和对法律的监督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而且通过苏维埃委员把直接执行法律的职能集中在自己手里，以便逐步过渡到由全体劳动居民人人来履行立法和管理国家的职能。”（《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48页）他对斯维尔德洛夫的称赞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斯维尔德洛夫不是英年早逝的话，就不会有所谓“三驾马车”，也不会有党政军之所谓“三权分立”，这也是明摆着的事。
高文批评斯大林“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其实，在俄共历史上列宁就曾以当地领导人兼任过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斯维尔德洛夫页曾以中央委员会书记兼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应该说，这样的兼任是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并没有什么不好。至于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还兼任了国防人民委员并且还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这也是形势使然，有什么过错？事实证明，斯大林在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后，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把这些都说出是以党代政和个人集权制是完全不正确的。
说到以党代政，使我联想起《列宁全集》里曾讲到的一件事。在1922年3月举行俄共（布）11大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提出过一个馊主意，主张要在政治局、组织局之外再设一个经济局。对此，列宁曾批评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建议成立经济局，可是照这样做，我们说的党同苏维埃的分工就会落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提出了一个似乎很好的方案，有政治局，还有经济局、组织局。这些在纸上挺漂亮，但到实际生活中，就显得可笑了！我真不明白，一个队现实政治很敏感的人，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五年以后，竟会提出并坚持这样的建议！”（《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9页）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在党委的职能部门里曾经按照经济部门分别设立了农村工作部，工业交通部和财贸部，进行“归口管理”，这样做极易造成以党代政。当然，党是领导一切的，但是，党的领导是党委领导，而不是党的职能部门领导；如果混淆了二者就会以党代政。
第六，关于所谓“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国家还率先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
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他来说，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是理所当然的。高文也很清楚，斯大林的逝世是属于突然猝死，事先并没有什么先兆。他是1953年3月5日去世的，就在此前一个多月，他还在1月13日会见了宋庆龄和郭沫若。斯大林从晚上10点与他们一直谈到11点50分，客人提出了告辞，斯大林还说“不要着急嘛”，可见他当时的健康状况还很好。会见中他向客人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农民、妇女的情况，教育情况，文字改革的情况，同时回答了郭沫若提出的范围广泛的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主要是中国史学界有争议的一些历史学的问题）。斯大林此时虽然已经73岁，但是他的记忆力仍然很好，他还记得上一次（1927年）会见宋庆龄是在加里宁家里进行的情景。他回答问题也非常认真，而且逻辑严密，思路清晰，见解深刻，语言简洁。他待人接物仍然十分具体仔细，当会见结束知道郭沫若将乘飞机回国而宋庆龄将于次日乘火车回国时，还不忘关照担任翻译的汉学家费德林：要给宋庆龄先生挂一节专用的车厢。（张柏春：《郭沫若、宋庆龄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百年潮》2008年第5期）斯大林在这样的健康状况下继续工作是很正常的，这怎么能说成是“率先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呢？
高文说，“他实现这‘两制’未必是早有预谋、事先设计的，而是个人权力欲不断膨胀，又渡过权力危机的必然结果。”文章讲了所谓两次权力危机。对第一次危机即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出要调整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文章说，“经他在党中央赢得了多数人支持，终于连任。”此话语焉不详，有明显的缺漏。人们要问：“经他”之后应该有运用了什么手段，通过了这样的渠道这样的内容，但是没有，一下子就是“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终于连任”。在这里，关键的内容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作者感到所说缺乏根据而将其删除了呢，还是作者对此本来就弄不清楚，只不过在这里虚晃一枪而已？对这个问题，俄罗斯有一位斯大林传记作者是这样分析的：“托洛茨基不仅对斯大林的一致和 他机敏的才智估计不足，而且又以自己无休止的攻击、争论、论战文章无意中提高了斯大林的威望，因为在这种条件下斯大林已经成了列宁遗产的捍卫者和党的统一的维护者。托洛茨基越是频繁地‘冲撞’斯大林，他的名望就下降得越厉害。这里问题不在斯大林身上。”（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就是说，不是斯大林搞了什么阴谋诡计，而是托洛茨基自作自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高文又怎么能说“经他（指斯大林）赢得了多数人支持”呢？
至于所谓第二次权力危机，即所谓17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斯大林少得270多票，高教授一改以前，好像成了一个亲历者，大大地宣扬了一番：又是“约有五分之一代表反对”，又是“卡冈诺维奇暗箱操作，命令销毁反对斯大林的大部分选票”，最后“才使他进而在中央委员会又当选为总书记。”这些说法流传已久，并不新鲜，但至今还有人传播。上述《斯大林》一书也讲了类似的话，还讲了材料来自米高扬的回忆录。该书说，“米高扬证实（米高扬又是听斯涅戈夫、沙图诺夫斯卡娅以及原计票委员会工作人员安德列阿相等老布尔什维克说道），卡冈诺维奇焦急不安地向斯大林报告了出乎意料的投票结果：在1225名代表中，3人反对基洛夫，近300人（！）即投票人数的将近1/4投票‘反对’斯大林。这简直难以置信！现在谁也不能准确地说，总书记对此作何反应。但据米高扬说，很快做出决定，即留3票‘反对’斯大林的票（与‘反对’基洛夫的票相等），其余的票全部销毁。”（同上，第421页）但是，当时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并且在17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接着又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赫鲁晓夫，说法就完全不同。他在其回忆录中说：“1934年，我在第17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我感到选举程序十分民主。是这样进行的：候选人提名之后，他们的名字印在一张选票上，在全体代表中传阅。应当承认，代表们选择的机会不多，因为选票上的姓名数目，正好等于中央委员会成员数字，包括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监察委员会的成员。不过每个代表都有机会对每个候选人发表意见，这就是或者把名字留着，或者把他划掉。然后斯大林就在代表中走一圈，收集选票，他直望着每个代表的眼睛，表示不看他的票纸(后来我才发现，没有斯大林的同意，任何人的名字也写不到选票上去)。然后点出票数，并宣布每个候选人所得的赞成 和反对票数。我记得在地7此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没有得到全票，六个人投票反对他。我为什么记得这样清楚？因为我的名字被宣布时——‘赫鲁晓夫’——我也是必全票只差留票中央委员会的！这意味着我所处的地位比得上斯大林。其他候选人则往往要得到二十张、三十张甚至一百张反对票。候选人 以多数票当选。“（《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82-83页 ）当然，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里常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内容，许多东西也是不可靠的。比如回忆录居然说，“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李可夫在掌管这个国家的时候，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或米高扬那样的人还在什么地方呢？”（同上，第117页）其实，赫鲁晓夫说的这几个人都是十月革命前早就参加革命斗争的老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莫洛托夫在书记处里是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书记，卡冈诺维奇也是书记处的书记，伏罗希洛夫是第十集团军的司令，在1918年保卫察里津（后称斯大林格勒，今称伏尔加格勒）战役中功勋卓著，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米高扬在20年代也已经是中央委员；倒是他赫鲁晓夫，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才入党，当时还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支部书记，有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赫鲁晓夫只是由于已经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乌克兰党委书记的卡冈诺维奇的提拔，他才一步步地踏上领导岗位的，他说卡冈诺维奇等人没有资历，足见他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小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相信的，就是赫鲁晓夫不会为斯大林隐瞒丑事，因为他自己就是反斯大林的急先锋；如果选举中确实发生了那么多人反对斯大林以及销毁反对票的事，他是不会放过这个攻击斯大林的极好机会的。另据前引俄罗斯《独立报》2001年的那篇文章说，“近10年来，关于斯大林出现了不少神话和许多错误的结论。有人说，他是沙皇暗叹局的间谍；还有人说，他在联共（布）17大上未能当选中央总书记……”（见2001年4月20日《参考消息》第12版）在这里，俄罗斯的报刊将此类说法作为“神话”和“错误结论”的典型，可见，在当时的俄罗斯，这类东西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了，高教授竟然还要将其作为宝贝来加以宣扬，是不是太落后了呢？
为了说明斯大林“率先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高文还作了计算：“他担任总书记31年之久，担任政府总理和全军最高统帅也有12年，实际上是领导职务终身制。”
他没有顺便说毛泽东，不过他心中一定会说，毛泽东担任主席的时间还要长得多。这在他看来毛泽东无疑更是领导职务终身制了。
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资产阶级用他们的眼光看问题，认为领导人几年一换才符合民主的要求。一百年前，德国的资产阶级曾讥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说什么：“你们只是口头上讲工人阶级的运动罢了，实际上出面的总是这帮首领。一年复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从工人中选拔出的议员，真是比皇帝册封的还难得调换呢！”对此，列宁回答说：“这是企图把‘群众’与‘首领’对立起来，想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破坏群众对‘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任来使运动失去坚定性和稳定性，但是德国人对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只是嗤之以鼻。德国人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政治经验的积累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1页）马克思主义者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但是，他们丝毫也不否认杰出的个人——领袖人物对于历史所起的巨大作用。人们通过实践，越来越懂得领袖人物对于他们的意义。应该说，这些领袖不是那么容易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千年巨人”，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几百年才能产生的巨人；人们拥护他们，爱戴他们，知道他们的可贵，直到今天还在怀念他们，还在从他们的思想里去吸取营养。一些人想否定他们，消除他们的思想影响，这就如同蚍蜉撼树，又谈何容易？
至于所谓斯大林搞“指定接班人制”，高文说，“1952年10月举行19大时，他要马林科夫取代他作中央工作报告（从1924年党的13大起都一直是他自己作这样工作报告）在他提出的19大后中央领导人名单中马林科夫名列首位，人们都认为马林科夫显然是他意中的接班人。”
仅仅根据这么一点表面现象，就说斯大林搞“指定接班人制”，就说它已经是一个“制”（制度）了，这能够成立吗？须知，“人们认为”并不等于是“斯大林搞”，这是两回事嘛，怎么能够混为一谈呢？
话又说回来，斯大林但是已经73岁了，要做像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这样的大报告（须知，斯大林的一切报告都是自己起草而不是秘书代劳的）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因此让他的副手来作这件事，这本来也很合情理，并没有什么不正常。而且，处于他这样的地位和年龄，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也应该是一种责任。毛泽东在差不多的年龄不是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吗？他在《九评》里加了这样一段话：“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当然，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因为如此，它就显得更加重要。事先考虑这个问题又有什么错？难道不考虑倒是正确的？
尤其荒唐的是，高文竟然说什么“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制’明显带有君主专制色彩，这‘三制’正是君主专制和民主共和两种政治体制的根本区别。”
上面这些话清楚地表明，高文不是用阶级的标准来衡量政治体制的优劣，而完全是从形式出发来观察问题的，把资产阶级民主捧上了天，而把无产阶级的民主歪曲为封建专制。这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俄共（布）的领导下取得了国家政权，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各方面都享受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不可能享受的各种权利。这一点，就是一些带有偏见的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也是承认的。1925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访问俄罗斯，他是这样讲他的感受的：他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种宗教。他说，“作为一种宗教，俄国共产主义的力量又如何呢？或许这种力量是相当大的。抬高普通人的地位，这是一条在抓住群众方面屡见成效的教理。任何宗教，或者团结同一教派信仰者的纽带，都有力量对抗非宗教主义者自我中心的原子论。现代资本主义是绝对不信仰宗教的，它缺乏内聚力，没有几分热心公益的精神，它经常是，虽然并不总是一群财富的占有者和追逐者的集合体。这样一种制度，必须取得巨大的而非仅仅是过得去的成就，才能生存下去。……然而在今天，它只取得了不大不小的成就。不信宗教的资本主义要战胜信仰宗教的共产主义，仅仅靠较高的经济效率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高出许多倍的效率才有希望。我们过去一直相信，现代资本主义不仅可以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而且能够逐渐引导我们进入经济天堂，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摆脱经济上的牵累了。但现在我们却开始怀疑企业家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更上一层楼。（J.M.凯恩斯：《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与之相反，对俄罗斯的未来，他说，“现在俄国的一切已是木已成舟，因此我愿意给她一个机会，助她一臂之力，而不是从旁加以阻挠。因为要是我是个俄国人，在做了周详的考虑之后，无论如何我也更愿意把自己的一份力量贡献给苏俄而不是沙俄！（同上，第294页）
再看看当时苏联和苏共的现实生活吧。我们读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作中央委员会报告的情形，差不多都有会场上报告人和代表在台上台下互动（问答）的记录。台下的代表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大喊“对啊！”表示赞成。如果党内没有民主，这种热烈的民主气氛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会上也有时会发出欢呼声（高呼“乌拉！”），甚至高呼“列宁同志万岁！”“斯大林同志万岁！”这些都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感情流露，是群众爱戴领袖的生动体现。如果把这些都叫做什么“个人崇拜”，甚至说成是什么“君主专制”，实在是一种牵强附会，是不值一驳的。
四、评所谓“苏共为何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的原因分析
高文最后部分的标题是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为何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是分析原因。
根据本文以上的分析，所谓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这个提法本身就不能成立，因此高文在此基础上所做的“为何”如此的分析也就失去了根据。同时，考虑到高文这里所说的“列宁遗留下的党内民主的遗产不够丰厚”一说已经在本文第二部分作了批驳，因此这最后部分也就不打算逐一进行批驳了。
这里想重点批驳高文所说的“起了关键性作用”的第六点。高文说，“斯大林个人的特点对于苏联共产党从民主政党变为专制政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列宁曾经是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流亡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达15年之久，有民主素养。与列宁的经历很不一样，斯大林是土生土长的职业革命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自由观以及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与自由的时间了解不多。他从亲身经历的10多年的地下斗争进监狱、流亡生涯中深切体会到的都是统一集中、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嫉恶如仇、坚持抗争、决不妥协等感悟和经验，却很少受到集思广益、尊重少数、宽待反对者、听取不同意见等现代民主与自由社会生活准则的教育和熏陶。所以，他一旦掌握党和国家大权之后，很容易习惯性地按照自身的历史经验待人接物，处事办事。”
在我看来，这些说法既违背事实，也没有道理。
列宁是学过法律，但是时间很短，且也不是在彼得堡大学，而是在喀山大学。1887年 8月他被录取为 喀山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入学后他参加了“极端有害”的革命学生小组，还加入了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同乡会，12月即因参加学潮被铺入狱并被学校开除。他的大学生活其实只有四个月。当然，后来（1890年4月）他曾以校外生的身份向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考试委员会申请参加大学课程考试，从4月到11月，经过13门课程的考试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获得了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毕业证书。这个考试类似于我国的自学考试，因此高文说他是“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并不准确。列宁侨居国外，对他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说他因此而有“民主修养”则是完全错误的。应该说，列宁流亡国外完全是出于不得已。他曾经说，“在国外，要费很大的力气，经过无数的奔波、劳碌、责骂和不愉快，才能在事后了解到很少一点情况，说从国外‘参与解决问题’那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或者是为了骗人。”（《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05页）实际上，正是在国外的生活，使他更进一步地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他说，“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就是说只要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者继续存在），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对工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愿地和平等的）实行雇佣奴隶制，是资本具有无限权力，是资本压迫劳动。（《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62页）
与列宁相比，斯大林出生于社会的下层。这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确实是土生土长的，但是他也曾几次出国，主要是参加在国外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其实，欧洲相当于一个中国大小，而俄国虽然横跨欧亚大陆，但在传统上却是一个欧洲国家，出国并不是一件难事，而对于一个人的思想形成来说也并不像高教授所想像的那么大。相反，长时间在国内从事斗争，对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成长来说倒是一件大好事。列宁在谈到斯维尔德洛夫时曾说，“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在这段漫长的活动时期没有到过国外，这使得他能同实际运动不失去联系。在他短短的整个一生中做党的工作有十七八年，虽然大部分岁月不得不在监狱和流放地度过，但是正是在这些地方显露出他的组织才能。他能够把整个身心都用于工作，考察人，了解他们的品质，把每个人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去，——这种本领就是一个组织家的主要才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52页）斯大林的经历和斯维尔德洛夫极为相似，他们甚至还同时被关在同一个监狱里过。列宁对斯维尔德洛夫称赞有加，实际上对斯大林也是非常肯定的，否则就不能说明在斯维尔德洛夫逝世后为什么让斯大林既担任政治局委员又担任组织局委员，而后来在1922年还让他担任了总书记。列宁当然知道，这样一种安排对“过分自信”的托洛茨基来说显然是不会服气的，因此又想做些调整，以免造成党的分裂。但是，列宁还是没有考虑托洛茨基，而是说“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为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6页）应该说，列宁所说的斯大林的这些缺点，和高文所说的“很少受到集思广益、尊重少数、宽待反对者、听取不同意见等现代民主与自由社会生活准则的教育和熏陶”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高文在这里其实是宣传放弃原则、搞调和集中，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微不足道小事”，而是带有原则性的大事。应该说，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列宁从来都是旗帜鲜明的。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并不是说斯大林没有缺点，但是，我们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缺点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党的性质；高文说“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乃是对斯大林的诬陷和不实之词，理应予以推倒。事实上，在今天的俄罗斯，怀念斯大林的人正在增加，对他的肯定涉及到方方面面。我们坚信，历史是公正的，时间最后能说明一切，一切谎言最终会被打得粉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