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朋友知道笔者长期研究西路军作战问题，特将石文《反思》发我一览（刊登在《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且不论《反思》一文立场观点是否经得起推敲，仅此文表露出的学风文风、学术态度就让人很难认同。作者以“科学的历史观”和“历史高度”为幌子，试图借《反思》之文，论证其为《毛泽东选集》“加注条目”所谓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掩饰其《毛选》“加注条目”的诸多谬误，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新观点。但有价值的内容却不多而且还有诸多低级错误——真正的学者即或观点有所不同，文中也不会有如此多的谬误。
《反思》一文之谬误，主要表现在逻辑混乱、生拉硬扯，是非不清、颠三倒四、随意改造、观点谬误等方面。但文章意图是明确的，即纠正中央决议，为西路军历史“正名”。
一、《反思》作者关于“话语权”的自白
《反思》作者在文章正文之前，以主持人的身份表示：“我不是军史专家，更不是西路军史专家。但近10多年来，我实地考察了红军长征路，2013年又考察了西路军远征之路，从而对西路军史有点话语权，更觉有责任回应网络媒体在西路军问题上污蔑中共和毛泽东的流言。”请问作者抬出自己考察履历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了这些本钱，你既或自称不是专家也应该是当然的专家了？当年的张国焘还实实在在走完了长征路哩，是不是他因此就有也有了当然的权威话语权？《反思》作者自称因考察而有了话语权，怎么还是没把西路军1937年2月间返回倪家营子是从东往西还是从西往东整清楚弄明白呢，请问你是怎么考察的？
再者，这样的“考察”，是不是真就有“天赋”的话语权？比如，《反思》作者要讨论西路军的话题，是不是应该先把主要当事人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有几个版本弄清楚？比如哪个版本改了哪些？哪些内容是作者生前改的，哪些内容作者身后由别人改的？别人如果要与你讨论的话，究竟以哪个版本为准？
由于自己都是一笔糊涂账，《反思》一文非但没有起到清除“污蔑中共和毛泽东的流言”这样的作用，反而以“党史权威专家”之口，想“坐实”西路军失败是党中央战略决策之误，即“西路军的失败结局是西进新疆的决策所决定的”，从而否定“西路军向甘北前进和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中央政治局决议。
笔者不禁要问一句：以一段悖于历史事实的《毛选》“加注条目”，就要纠正党的历史决议，这是谁给你这个权利和底气？《反思》一文中讲道：“在新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传统观点基本得到纠正，个别学者坚持传统看法，但这不影响学界对西路军的总体认识。”请问《反思》作者，什么是学界？学界的范围有多大？哪些人算是学界？哪些人不是学界？草根学者算不算学界中人？所谓学界中赞同传统看法者与反对传统看法者各占多大比例，“总体认识”又是一个什么认识？你又是如何统计得出“个别”和“总体”的结论？
还有，《反思》作者提出“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是红军长征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认为，“于情于理，西路军征战史都应是红军长征历史的继续，我将此视为红军长征的尾声，或者说，是红军长征主脉延伸的一段支脉，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一认识都应得到认同。”这也就说，《反思》作者需要推销自己观点的时候，学界总体是个什么认识那是不管用的，只需要自己宣布“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一认识都应得到认同”就行了！而要否定别人的学术观点的时候，就可以抬出自设的“总体认识”，将不同观点者打入“个别”这个“另册”！请问《反思》作者，这是什么学风？这是什么文风？
二、关于“西路军是长征重要组成部分”
《反思》一文认为，“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是红军长征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认为，“于情于理，西路军征战史都应是红军长征历史的继续，我将此视为红军长征的尾声，或者说，是红军长征主脉延伸的一段支脉，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一认识都应得到认同。”
这个观点早已有之，并不是《反思》作者的新观点、新认识和新发现，但并不为党史军史及官方所接受。《反思》则旗帜鲜明地赞同这一观点，无疑是试图说明西路军的西进行动如同长征一样，是中央的决策决定（红军各部长征也未必都是中央的决定）。照此推理，纪念红军长征八十周年活动应以此为准，即纪念红军长征不应在胜利会合之日，而应在西路军失败之时。
战略目标及战略决策是区分不同战略任务和战略行动的唯一标准。任何战略行动的起始和终止都有其标志性的起点和终点，战略目标的实现及战略任务的完成就是战略行动结束的标志。在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战略任务和战略行动往往分阶段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实施，即战略步骤；如果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没有实现和达成，而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决策将取代原定的战略目标，军事行动则担负新的战略任务，即战略转折。战略目标实现与否，决定着战略行动终结与否。红军长征的战略目标及战略决策与西路军没有任何同一性，“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反思》甚至要求“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一认识都应得到认同”，不认同就是“无情无理”，请问这还是在谈学术么？
关于红军长征的起始与结束，党史军史都有科学和明确的界定。《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关于长征的条目的诠释是：
长征（Long March）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撤离长江南北各苏区，转战两年后，跨越14个省，冲破国民党军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到达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行动。[1]
[1]《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1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这条诠释对“长征”时间、空间的界定非常明确：以红一方面军1935年10月率先开始战略转移开始，迄至1936年10月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合止。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合，则是长征结束的标志。这是因为红军长征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红军将担负新的战略任务，中央及军委为此制定新的战略目标，即是继续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为东进联合抗日进行准备。既或是发生在长征界定的时间段中的红一方面军西征和东征，乃至三军会师后酝酿实施进而被迫流产的“宁夏战役”，都只能归入“巩固与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而不能列入“长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的《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卷中，虽然也将红六军团西征和红十军团北上作为为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的准备作为“长征序幕”（这两支部队都是为长征作准备的牵制性行动）论及，但界定长征的起始点仍然是“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中共党史研究室所撰《中国共产党历史》中也是明确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作为完成长征的标志。理由无他，遵循的原则只能是一个：战略目标及战略决策是区分不同战略任务和战略行动的唯一标准。
三、关于“西路军失败结局是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所决定的”
《反思》认为“西路军失败结局是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所决定的”，但同时也表示：“但在11月收到共产国际改由新疆方向运送军援物资的指示后，西路军再作出继续西进、夺取河西走廊并建立根据地的决策，是脱离了河西的客观实际和西路军的作战装备能力的。如果这个时候西路军不再西进，结局会好得多。但只要坚持西进打通新疆，盘踞河西，即使在战术方面少犯错误，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大的结局。”
然而，《反思》作者显然已经有了“西路军失败与执行张国焘路线无关”之预设前提，那么他的意思就只能理解为：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出自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这个错误责任，只能由他们来承担。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追问一句了，这个“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究竟是谁作出的呢？
第一，中央有“西进新疆”的计划和决策吗？
作者很可能是指中央1936年11月8日的“新计划”中关于西路军的任务。11月3日，共产国际提出改变援助地点。中央及军委在河东未能击退南敌，四方面军主力已经渡河，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宁夏战役难以为继的情况下，11月8日，中央酝酿了“新计划”并向各方征求意见。
这个“新计划”中关于西路军的任务：“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同时指出：“上述新计划，暂时还不作为最后决定征求五兄意见，准备在两星期内决定之。”[1]
一是这个“新计划”只是一个征求意见稿，并未实行；二是这个“新计划”只是一个战略构想或战略规划，并非有人称之为“作战新计划”，两者有根本区别；三是中央“新计划”并非决策决定，但中央“新计划”确有打通远方的设想；四是据徐向前回忆录所言，西路军领导人对此并不知情，不是西路军西进新疆的依据。那么，西路军西进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反思》作者把中央“新计划”中西路军任务“打通远方”，认定就是“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这是极其谬误的。共产国际援助计划改变是影响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决不是主要的和决定性因素。
1977年9月1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登载徐向前署名文章《永远坚持党指挥枪》：“三军大会师后，张国焘不顾大局，仍然顽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妄图到西部地区占块地盘。称王称霸。1936年冬，他采取欺上瞒下的卑劣手段，擅自命令第四方面军渡河，由于敌军堵截，有两个军未能过河”，“西路军的失败，宣告了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最后破产”。
这还说得不够清楚明白么？
第二，张国焘及四方面军的西进计划及决策
张国焘和徐向前在甘南时就有西进河西的计划，但并不是四方面军渡河后西进的依据。虽然有某种联系，西进河西确实是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心存已久的想法，这一想法在四方面军主力渡河之初开始筹划，渡河后开始实施。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西进决策经历了甘南酝酿，渡河期间筹划，渡河后调整和准备，最后决定与制定计划，开始行动，系统完整的西进筹划决策的全过程。这一过程起止时间自10月25日至11月9日。这一时间也正是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以及中央制定“新计划”的时间段。所以，有人有意混淆两者的区别，将中央“新计划”认定为“作战新计划”以及西路军“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
四方面军渡河成功之后，张国焘即下达“发展甘北苏区”的命令，直到敌军封锁渡口，后续部队无法渡河，张国焘与四方面军领导人经过数次协商之后，最后下达西进命令，四方面军即制定计划开始组织实施西进行动。
1936年10月25日，张国焘伪造彭德怀署名，批复四方面军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全军渡河意见，下达《甘北、宁夏战役计划》。提出“扩大甘北苏区”、“接通远方”的新构想。命令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1]次日，四方面军首长回复：“我们即遵二十五号提议（应为批复）之电，决以三十、三十一、九军三个军迅速渡河。”[2]张国焘与四方面军首长就西进甘北的战略目标、战略方向、战略步骤等事项达成一致，完成了战略筹划的第一步。
10月27日，战场情况变化急剧，在军委数次“击破南敌”的严令之下，张国焘下达“停止过河”的电令[3]。四方面军徐、陈首长为此第二次提出“全军渡河”，要军委“重决速示”[4]。
10月30日，敌军占领渡口，将河东河西红军分割，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三十军、九军、五军位于河西，抗击马军的反扑，扩大占领区，准备迎接后续部队渡河。
11月2日，根据变化的情况，由于后续部队无法渡河，四方面军首长提出“三选一”的作战方案，“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1]同日，朱德、张国焘提出出宁夏“三条件”，指示徐、陈“准备完成新任务。”[2]
11月3日，中央获知共产国际改变援助计划。[3]
11月4日，四方面军首长第三次提议全军渡河，“建议四、三十一军成一路由肖、周指挥担任一路。如不决战，可令其过河增我方。”[4]
由此，张国焘与四方面军首长就变化的情况进一步调整部署，完成战略筹划的第二步。
11月5日，朱德、张国焘做出最终决定，下达了西进甘北的最后命令：“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迅速占领凉州地区。”[5]
11月6日，四方面军制定下达《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6]
11月7日，四方面军首长为独立行动，向中央并军委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委及军委西北分会。[7]
由此，张国焘与四方面军首长完成战略筹划的最后一步，下达命令，制定计划，建立组织。
11月8日，中央提出“新计划”。
11月9日，四方面军开始组织实施《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四方面军首长向朱、张报告：“今九日上部队到达位置，……今夜按计划续进。”[1]
由此，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首长在11月8日中央“新计划”提出之前，已经下定了西进的初步决心、部署调整、最后决策、制定计划、组织行动等决策指挥流程的全过程。由此，中央“新计划”中关于西路军的任务，既有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的原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张国焘西进甘北的决定和四方面军西进行动的事实。因为，一是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首长在共产国际没有改变援助计划之前，已经作出西进甘北的决定；二是中央当前第一位的战略需求并不是获得援助，而是“击破南敌”；三是中央与共产国际就援助计划还在协商，援助计划还未最后确定，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苏共中央12月2日才确定援助计划，中共中央根据现实可能，还有取与不取以及怎么取的思考；四是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首长的西进决心和行动，表明西进是张国焘与四方面军首长第一位的战略需求，此后军委多次提出东返被拒的事实证明这一点。
第三，中央军委征求东返西进意见电
中央提出“新计划”，既不是决定，也不是指示。11月11日，在命名组建西路军的当天，军委向徐、陈发出征询意见电：“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2]四方面军首长并未回复军委的询问。次日，军委再电朱、张：“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3]张国焘同样没有回复军委。
11月12日，朱、张指示西路军徐、陈首长：“你们应利用目前时机在凉州、民勤、古浪、大靖地区形成巩固的新局面。”[4]当日，西路军首长回复军委及朱、张：“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就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提议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我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胁时，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5]
张国焘的指令和西路军首长的回复表明，西进及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性因素是张国焘和西路军首长。最先命令四方面军西进甘北是张国焘，最先提出要河西建立根据地也是张国焘。而这一切，《反思》都完全回避和无视。
第四，关于西路军任务
在四方面军组织实施《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过程中，张国焘为西渡部队规定的使命是：“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1]，西渡部队动员的口号也是：“占领甘北广大地区，创造巩固的抗日新局面”[2]，徐陈回答中央询问时的自设任务也是“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3]。
张国焘又于11月14日和11月17日两次下令，阻止四方面军攻凉行动，命令“速打通远方为要着”[4]，四方面军弃凉开始第二次西进。11月17日，因得悉敌中央军毛炳文部渡河追击西路军，徐、陈向军委和朱、张又提出：“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殊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5]据张国焘意图，西路军迅速脱离预定战场第二次西进。但此时九军在古浪遭到马敌的攻击，损失惨重。
11月18日，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首长并告朱、张：“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留住一个时期。”[6]
[6]1936年11月18日《中央关于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长征时期）》第888页。
11月19日，周恩来到达洪德城红军总部驻地后，与朱、张、林联名向西路军首长下达命令：“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面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1]
据此，西路军在凉州以西至山丹，即甘州以东地区建立根据地。中央的意图非常明确，一是援助计划未定，部队继续西进不利，并在18日电中明示：“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二是保持向东回旋余地，防止被敌封堵在黄河以西，将来东返困难；三是依据凉州一带有粮地区建立根据地，解决部队的给养，以免西进到艰苦地区部队困难。
中央及军委并没有“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甚至连西进新疆的战略设想都没有，军委完全被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首长的西进决心和已在河西行动的既定事实所左右，请问《反思》作者，你是如何得出“西路军失败结局是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所决定的”这一结论的？“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究竟出自谁？
四、关于党中央1937年3月31日决议中西路军失败的结论
《反思》认为，西路军失败是因为“执行张国焘路线”的传统观点应当纠正，而且已经纠正，同时认为，西路军只是受“张国焘的影响”。《反思》的这种说法，刻意否定中央决定，混淆西路军问题的实质，消除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的关联，颠覆西路军历史。
《反思》在这一问题上涉及三个说法和观点：一是作者质疑中央决议“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二是作者不认同中央决议所说西路军领导人有路线问题；三是作者提出：“从作战指导思想看，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所致，但不等于说没有受张国焘的影响。”
路线错误是根本性错误，《反思》作者极力回避和消除的，就是这个“国焘路线”。
那么西路军领导人究竟是不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呢？这得用事实说话。
第一，什么是张国焘路线
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皇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1]
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完全接受张国焘避战退却的作战指导思想，一心西渡，弃宁夏战役计划西进。一是西路军在攻凉的最后时刻，按张国焘“速打通远方为要着”，弃凉避敌西进；二是提出西进的“根本大计”，则全盘接受张国焘的主张，是张国焘路线的继续；三是对于中央及军委多次指示东返于不顾，坚持西进主张，甚至南上青海。中央决议并没有认定“西路军执行张国焘路线”，而指出其“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是因为张国焘没有与西路军在一起，自1936年11月18日后再没有具体指挥西路军。但西路军首长在受中央军委指挥后，并没有从思想上行动上自觉接受军委的指挥，反而多次与中央及军委就行动方针发生争执，执意西进拒绝东返，这是西路军首长“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具体表现。
中央决议“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结论，非常准确。
需要说明的是，中央决议对“张国焘路线”的结论是：一、逃跑路线，二、军阀主义，三、分裂红军。而张国焘屡次主张和鼓励西进，以在河西走廊自创局面作为其“根本大计”，不就是“逃跑路线”的具体体现么？而张国焘本人对此也并不讳言：“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2]
这个路线，难道没有对西路军首长执意西进不愿东返的作为，产生影响么？
第二，陈昌浩关于“国焘退却路线”的反思
1937年9月31日，陈昌浩在写给中央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讲道：在甘南时“这时他（指张国焘）的观点，的确估计东进之没有出路，只有向洮河及黄河以西退却，达到西宁、甘北之偏僻地区，接通远方，再图发展。”《报告》明确提道：在会宁时“表面上是照着宁夏战役计划去做罢了，究竟怎样具体去做，没有讨论，实际上是不想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同时指出：渡河时“当时国焘同志仍然是抱着他自己的退却方针，除积极布置三十军渡河之外，对于当前敌情估计与整个备战击敌布置，无疑的是抱消极态度，无疑的是准备四方面军集中与到了适当时机，大部以至全部渡河则已矣，根本上是没有在向右岸与敌作战之观念与实际准备。”
陈昌浩在《报告》中还指出：“国焘同志纵（令）三个军甚至全部渡河，无疑的是执行自己一贯的退却计划。而不是真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如果不是敌情地理限制，三十一军、四军均已渡河。”“我们当时同意三个军渡河的动机，外表上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跨河而下，以与河东主力呼应，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做了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1]
[1]1937年9月30日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77、978、979页。
有人认为，陈昌浩当时是在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违心写的《报告》。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确有一些人做过一些违心的事，曾说过一些违心的话。每当形势发生变化，反悔者有之，继续说假者有之，重新编造者亦有之。但作为研究者，必须搞清那些为事实所证，那些又真是违心之言。历史事实证实了陈昌浩所言，张国焘路线即机会主义路线，在军事上的表现即退却方针和避战行为。四方面军领导人按照张国焘意图，借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为名，行向甘北退却之实；西路军首长借“打通远方”、“接通国际”之名，行西避西退之举。
第三，西路军首长的“根本大计”
西路军首长坚持西进实现“根本大计”，是其拒绝东返的根源，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具体表现。
自中央军委接手指挥西路军之后，西路军领导人仍然没在克服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和方针，一味的“西进”而不愿东返，屡屡对中央及军委的作战指导作符合自己心态的选择性取舍，看似在西进同一条道上，但在作战目标，作战步骤，作战方法，以及最终目的无一相同。西路军西进这一时期，以“打通远方”、“接通国际”为口号，客观上践行了张国焘为其制定的最终目标即“根本大计”。
1936年12月6日，西路军徐、陈、李等领导人联名向中央及军委致电，“对主力行动有以下意见”，此电非常重要，故全文录之。
洛、毛、朱、张、周：
我们根据已知情况，对主力行动有以下意见：
1、抗日形势仍未取得应有的具体开展，蒋曾在防共抗日中表现一种动摇，但目前不是着重“剿赤”，关防阻打开国际，仍成为抗日共同立场。
2、依据形势估计敌我情况，主力在河右岸暂时出击难能站稳脚跟，取大的胜利。只有先在有力的准备力量，再图有决定意义之发展。
3、甘北气候、地区、人粮、物力与新疆、远方关系均便利。
4、蒋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马实力夜战削弱，我主力可单独箝制之。
5、主要集中组织力量均增强，因此，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主力西进时，主力于宁、卫方面实行取道凉、靖、卫（原文为丑）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宁夏中卫地区，争取时间过冬，而后或经定远营到民勤。第二着恐失先机，而受限制，当为第一步为好。如何，当看整个情况决定指示。[1]
这封电报：一是说抗日形势没有进展，逼蒋抗日希望不大，蒋介石目前的重点不是“剿赤”，而重在“关防阻”。其意：关键是防范和阻止红军打通国际，从而形成共同抗日的局面。因此向西接通远方显得无比的重要，西路军的责任显得无比的重要，打通远方才是全局，中央及军委没有把打通远方摆在重要的位置；二是说红军主力在河东很难站住脚跟，徐、陈也意识到红军主力在河东地区的困难和危险局面，指出目前的形势只有先积蓄力量再图发展，红军主力随同西路军一同向西取武器再图发展是红军唯一出路；三是说河西条件好，是再图发展的极佳地区；四是蒋大军不便来此，我主力红军对付“二马”没有问题；五是说主力速来的路线已经帮中央想好，早来早好。这个“主力速来”的建议电，表明了西路军主要指挥员完全接受张国焘错误路线，是张国焘中国革命处在“两个高涨之间”理论的军事版，避战求安、静观国内局势的变化、等待抗日高潮的到来。不仅西路军要这么做，而且中央和红军主力也要这样做。怀疑党的统一战线，怀疑中央团结抗日方针，怀疑红军的前途命运。在这份电报中，西路军首长表达的西进意图，清晰地反映出西路军西进是借“打通国际”之名，行占据一方之实的张国焘路线，这既是西路军行动的总方针，也是西路军为中国革命即中央和主力红军设计的行动总纲领，是西路军提出的中国革命的“根本大计”。
西路军首长拒绝东返，始终坚持西进的“根本大计”。在第三次西进后（徐向前回忆录称为第二次西进），三次与中央及军委就行动方针问题发生争执。仅举一例：东返是否不可能。请看西路军首长1937年2月7日致中央军委电。“目前东进，在击敌有利的条件下较易做到，如延拦根本大计，反长二马之力，而后击之更加不易。”[1]西路军西进不可，东返不愿，据此提出南进青海。西路军东返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放弃“根本大计”。如不知西路军的“根本大计”，就不知西路军首长与中央的根本分歧。西路军首长1937年2月24日致中央军委电，“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或战争计，无论对中国红军及西路军计，此为上策。”[2]西路军主要领导人以此为“上策”，试图操控中央，实现张国焘“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的“根本大计”，这与中央“东进抗日”的主张是南辕北辙。西路军领导人表面看似接受中央及军委指挥，实际并没有克服张国焘为其制定的方针路线。
《反思》作者如果看不明白这些，还谈什么“历史高度”和“战略层面”。西路军问题的实质是进取还是偏安的问题，是逃避还是迎接民族革命斗争历史大潮的问题，是要不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否服从中央军委指挥的问题。
张国焘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是西路军失败的总根源。
《反思》作者所谓“张国焘影响”的新观点，经不起历史事实的验证。
五、关于《反思》中对陈昌浩的指责
《反思》多次提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及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重大决策过程的作用，多处指出陈昌浩的错误和责任。作者开宗明义，“不能简单地追究历史责任”。但《反思》多以《徐向前回忆录》中的观点和记述，把西路军“战略任务层面”即战役决策层面和“战术实施层面”即战役指挥层面的错误统归陈昌浩一人。
作为党史研究人员，对某些个人观点或记述，要客观地进行分析和研判，得出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结论，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历史研究者最基本的立场和态度。《反思》采取偏听偏信的态度，不加分析和引用《徐向前回忆录》的记述，对陈昌浩的批评完全丧失客观公正性。对陈昌浩的历史责任要重新认识。
第一，关于《反思》对陈昌浩的指责和评价
第一处：《反思》在论述“战略任务层面”决策失误时讲道：“中共中央要求西路军在西进途中建立根据地，特别是在西路军作战形势已很严峻的形势下还要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这是不适宜的。但是，作为西路军主要领导人的陈昌浩，对此既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且对中央的指示还有误读。他将中央最初要求西路军在河西创建根据地作为战略后方的指示，理解为中央意在将战略中心移至河西，因而在极端困难时还坚持创建根据。他先是不顾徐向前、李先念的反对，固执地要在永昌、山丹建立根据地，耽搁了西路军西进的有利时机；后来西路军东返后陈昌浩又不顾徐向前的坚决反对，强行重回倪家营子创建根据地，从战术层面讲，这是导致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的致命错误决策。”
第二处：《反思》在论证是非得失讲道：“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讲的他同陈昌浩的两次争吵，很能反映陈昌浩的轻敌思想。一是西路军打下永昌后，1936年11月19日中央来电，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二是1937年2月21日，西路军突围在西洞堡打了个小胜仗，部队得到补充，陈昌浩便提出重返倪家营子……”。结果，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反思》在评述这个问题时又称：“陈昌浩却不顾徐向前的坚决反对，‘自主’地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致命错误决策。”
第三处：《反思》在总结历史教训讲到：“按照徐向前的说法，陈昌浩精神状态很不理想。他在过草地后支持张国焘南下犯了错误，在中央批评后思想包袱沉重。为了表示紧跟中央，“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这个教训也是很深刻的。”
第二，关于陈昌浩在西路军的地位作用
在西路军西进征战的过程中，陈昌浩并不能左右西路军。徐向前回忆录中称其有“拍板”作用，但所谓陈昌浩“一意孤行”的“拍板”作用，即或在《徐向前回忆录》中也没有任何一处可以落实：西路军西进中，中央及军委有三次提议西路军东返。第一次，在西路军命名的当日，军委征询其东返意见，徐向前称：中央来电，“西路军单独西进新疆有无把握？如返河东有何困难？”“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我在发言中列举了西进新疆的好处。”[1]具有“拍板”作用的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只好由别的人拿主意；第二次是西安事变后，中央再次提出东返，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记述：“西路军军政委员当即开会，讨论是否东进的问题。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的困难更多些。”“陈昌浩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我赞成多数同志的意见。”[2]由此，西路军向中央提出有条件东返，并不是徐向前回忆录中所讲的“无条件执行”；红五军高台失败后，中央第三次提出东返，西路军首长也于1937年1月21日决定东返，刚开始行动，“陈昌浩便提出重返倪家营子……”。结果，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3]
一些所谓西路军专家，根本没有认真研究《徐向前回忆录》，对回忆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不加任何分析，对错全盘接收，回忆录有错他必然也跟着出错。
《徐向前回忆录》有多个版本，《反思》作者引用的是徐向前回忆录的第一个版本，即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1984年版的分册本。但《历史的回顾》第二版即1987年版合订本已经将这一段失实的记述进行了修改（徐向前在世之时），修正了史实却没有纠正论点，结果造成了更大的错误，而几乎所有的专家都无一例外全部上套。这表明这些所谓西路军专家的治学态度和专业水平确实有待提高，以人为据，而不是以史为据，请问如何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反思》作者如果对这段《徐向前回忆录》已经修改的记述重新研究，是否还能得出“陈昌浩便提出重返倪家营子……”，“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这样的结论？
第三，《徐向前回忆录》第2版中对“陈昌浩便提出重返倪家营子”一事的修改
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第一版内容情节有错。《回顾》第一版在描述西路军高台作战后，自倪家营子第一次突围，东进至西洞堡、龙首堡一带时，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一事。《回顾》第一版记述：
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本来就有顾虑。他见部队打了胜仗，得到补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我听了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是，他头上有个“紧箍咒”，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要回去。我和他吵了一顿，没有结果。这时，中央来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陈昌浩又一次占了上风，证明他是马克思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他在军政委员会上，极力夸张西洞堡战斗胜利的伟大意义，说了些“形势大好”、“打回倪家营子”、“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固守五十天待援”、“反对右倾逃跑”一类的话。那种气氛下面，谁还能唱反调呀！我憋着一肚子气，在会上没有发言。会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1]
而事实是：西路军第一次突围是1月21日高台失陷之后，高台失陷前的1月16日，军委向西路军首长致电指出：“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2]高台失陷后，西路军首长下令全军向东突围即第一次突围。1月21日1时，西路军首长报告军委主席团：“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3]23日，西路军进至龙首堡、西洞堡一带集中，同日报军委电：“黄超率五军余两个团直属，三十军全部，海松率七十五团及指直全部今完全（此处似缺字，似应为“集”）十五里之西洞堡，树声率九军七十三团、八十团、骑团在龙首堡暂休整一两天，备击来敌。”“决在基本东进行前争取在现地或路上乘机击敌，以利东进。”[4]军委1月24日回复：“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5]
[4]1937年1月23日《西路军关于高台失利及准备东进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34页。
再说所谓中央命令“固守五十天”，这是什么时候？《回顾》第一版记述的军委主席团此电，实际上发生在西路军第一次东进不果返回倪家营子一个月以后的事情。返回倪家营子后的2月21日，西路军首长决定向威敌堡突围转移，徐、陈在2月24日向军委报告：“我们二十一晚移威敌堡，敌定明即接近，因地形堡寨太多敌易封锁，又于当晚仍回集倪家营子。”同时向军委提出“欲战胜此敌，只要八个足团，一两千骑兵，带足较强火力及山炮迫击炮一部即可，最好能速抽出这样兵力过河，以归还建制名义向凉州进攻。我们适时夹击，可彻底消灭此敌，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1]2月26日，鉴于西路军第二次从倪家营子突围再返的危急局面，军委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固守五十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2]
由于《回顾》第一版关于第一次返回倪营子陈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和中央“固守五十天”来电时间错位，1988年第二版《历史的回顾》即合订本（以及此后多个版本），对此进行了修改和移位。《回顾》第一版记述：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本来就有顾虑。他见部队打了胜仗，得到补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3]《回顾》第二版即合订本修改为：“突围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本来就有顾虑。他见部队受阻，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4]这一修改和移动，不仅没有修补原来存在的问题，而且导致产生了新的问题。
早在一个月前，西路军第一次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进后的1月24日，徐、陈致电军委：“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勒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5]军委当日回电：“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6]
此后，西路军除南进青海遭到军委质疑外，对于西路军不论是西进还是东返，军委都是赞同的，请问《反思》作者，“突围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从何说起？
更大的问题是一个地理要素方向的逻辑悖论——“突围东进”方向有误。第一次突围是向东，第二次突围是向威敌堡（威狄堡，今新华乡）方向，该地在倪家营子西北。回忆录所讲“突围东返”与事实不符，部队实际突围方向是向西北，而不是向东。程世才在回忆录中讲：“为了摆脱因境，我们又曾一度往西北转移到威狄堡（亦称威敌堡，今新华乡），这里地形于我不利，又连夜返回倪家营子。”[1]作战指挥东西不分？这不大可能是徐向前总指挥的表述。那么请问，这是谁的错误？
由于情节移位造成了是非颠倒，反而说明了第一次返回倪家营子并不是陈昌浩个人“一意孤行”的“拍板”，而是另有其人，所以才“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这个责任，安不到陈昌浩个人头上。而《反思》作者自称是考察过西路军转战路线因而提升了话语权，那么我们有没有理由问一句：你是怎么考察的？你是怎么使用这个话语权的？
六、关于西路军失败“历史教训”
《反思》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了西路军失败的历史教训。“一是凡重大战略决策，都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需要出发；二是一定要对战地深入地调查研究，包括天时、地势、敌情、民情等的调查，将情况搞清楚；三是要充分发扬民主，不要独断专行；要机断决行，不要优柔寡断；四是要立党为公，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而不能患得患失。”
《反思》谈到的这几条历史教训，从方法论的角度，可以说无一不对，却未必都准确。其不仅没有揭示西路军失败最根本的教训，而且另有所指。这几条教训既有中央及军委战略决策失误，也有西路军自身问题。但这几条教训显然不能达到作者所称的“历史高度”，与揭示“战略层面”的特点规律相去甚远，其教训更没有转化成党和军队今后工作的指导原则，其教训只能是泛泛之说。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14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讲话中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它，才使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
西路军失败的根本教训，是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不要服从中央军委绝对指挥；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问题。这是根本性原则问题。脱离这一原则研究西路军失败，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研究结论，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党和军队的根本原则。没有原则地研究西路军，任何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随意发挥与想象，任何人都可以歪曲历史事实随意编造与创造，甚至于有人可以随意颠覆与纠正西路军的历史。
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军队都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都要坚决服从中央军委指挥。军队是党的军队，而不是哪个人的军队；军队必须听中央军委指挥，而绝不能听从哪个个人指挥。这是党和军队的根本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工农红军）与军阀和资产阶段军队最本质的区别。不认同这个原则，不接受这个原则或不坚决服从这个原则，中国工农红军以及现在的人民解放军，则不能称之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军阀和资产阶级军队毫无二致。违背了这个原则，军队在执行党赋予军事任务的过程中，必然歪曲走样，必然与中央讨价还价，必然与中央同床异梦，必然借机实现自己的目的。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及西路军首长违背中央意图，不服从中央军委指挥最终失败，最根本的教训就在于此。
这个由数万将士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教训，时刻告诫我们，战略决策者和战役指挥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和警觉。决策者绝不能允许破坏党和军队根本原则的现象发生；各级指挥员，绝不能以各种借口，违背党和军队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绝不能在原则问题上犯错。这是西路军失败留给我们最为深刻的教训。
徐向前在1959年给张掖地委的信和文章中指出：
“西路军确实是一支百炼成钢的部队，他们打过许许多多的胜仗，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为什么在河西遇到“马家军”就吃了败仗最后只剩下少数人退到新疆呢？从这种惨痛的教训中，所得出的唯一的结论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必须服从共产党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必须遵从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中国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久经考验的建军路线和指导中国革命战斗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引导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违反了这些原则就必然导致无情的失败。”
请问《反思》作者，徐向前的话，说清楚讲明白没有？
七、关于《反思》几处记述错误
《反思》有多处记述或表述有误，犯了不应该犯的学术不严谨、学风不端正的低级错误。
第一，关于共产国际援助
《反思》关于共产国际援助武器一事，多处记述有违历史事实，而且随意臆想编造。作者对共产国际关于援助武器的历史文献看都未看，对诸多有关研究材料闻所未闻，对各种历史数据核都未核，就编造了一堆莫须有的武器援助数字。但凡一个小学生都不会犯的错误，居然出现在党史专家的文章里。
《反思》关于共产国际援助武器的记述：第一处，共产国际最初的援助计划：“宁夏战役是为了从宁夏——内蒙古方向打通国际路线，巩固扩大陕甘宁根据地，获得苏联经蒙古国运送的700吨军援物资。”第二处，共产国际改变援助方向后的援助计划：“但怎么运回这1600吨军事物资？1600吨军事物资是什么概念呢，如果用卡车装，那时还没有重型卡车，一般是2.5吨卡车，那就意味着这些物资要装640辆卡车。”
共产国际最初的援助计划。1936年10月18日，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货物并不象你们二日来电所要求的那样多，它大约有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左右，其中没有飞机和重炮。”来电还提到：“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所需的汽油。”[1]作者把武器援助数量提高到700吨。
共产国际改变援助方向后的援助计划。1936年11月3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现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曾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2]“一千吨”是个概略数字。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2日日记记载：“收到政治局今天做出的决定。1166吨箱装货物。由外贸人民委员会负责提供卡车、燃料、弹药等。”[3]季米特洛夫非常明确记述是“1166吨箱装货物”，不知作者1600吨货物从何而来。
第二，关于有关蒙古的记述
《反思》有关蒙古的记述，作者完全站在当代人的角度叙述蒙古，而忽视蒙古当时在中国以及它所处的国际地位。
第一处：“红军在甘肃靖远县虎豹口西渡黄河，打通宁夏到内蒙古定远营通道，去蒙古国边境获取军火也有一定的可行性。”第二处：“宁夏战役是为了从宁夏——内蒙古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第三处：“获得苏联经蒙古国运送的700吨军援物资。”
当时，蒙古分为内蒙古和外蒙古两部分。外蒙古虽然有某种独立性和特殊性，但仍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作者的表述是错误的。
八、关于《毛泽东选集》“加注条目”
《毛泽东选集》后人加注的条目，是否就是《反思》一文极力表达并称之为“历史高度”和“战略层面”的新认识？这个加注的条目，是否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是否能够纠正“西路军西进执行张国焘路线”的结论？是否能够按照作者的意愿“改正了正文中的论断，也纠正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断”？
让我们来看看《毛选》加注条目全文：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1]
第一，关于《毛选》“加注条目”中的“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
请问《毛》“加注条目”编写者，中央军委有下令渡河、一部渡河、主力渡河、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全军渡河的命令吗？没有！所以，《毛选》“加注条目”的编写者极度心虚，甚至连“奉中央军委命令”这句最为关键的话都不敢讲，回避“命令”，即回避“奉命”，而称之为“奉……指示”。
研究某一问题，总要用最科学、最贴切、最适当、最严谨的概念，做出最准确的表述。四方面军渡河行动，最根本的依据是命令，最科学、最适当、最贴切、最严谨、最准确的概念和表述只能是“命令”。虽然命令也有指示的属性，但指示并非等同于命令。命令既有其独特的含意，也有其独有的特征。命令有指示的属性，但在下达时机方面，命令必须是行动前，即命令的前瞻性，事后命令纯属“马后炮”，而不能称之为命令。而指示则未必，其意更加宽泛，其时机既可于行动前，也可于行动中；既可是规定，也可是要求，甚至于意见建议，都可以称之为指示。《毛选》“加注条目”的编写者不提“命令”而称“指示”，是因为中央军委在四方面军渡河行动开始前没有下达任何关于渡河的命令，但确有在渡河行动开始后的若干行动指示。由此，费尽心机，创造出“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的表述方式，反而证实中央军委没有关于四方面军渡河的命令。
为说明《毛选》“加注条目”条目的正确，《反思》一文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对目前关于西路军的两种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一种是“西路军西进执行张国焘路线说”，即“传统观点”（简称“国焘路线”）；一种是“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共领导人‘借刀杀人’‘剪除异已’论”，即“阴谋论”，即所谓“流行观点”。
“流行观点”不值一晒，《反思》作者又认为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中对西路军所做的“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历史结论是错误的。《反思》作者认为西路军首长只是“受张国焘影响”而不是“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而且将这个结论与“传统观点”等量齐观而不予认同，实际上亮出的是第三种观点即“奉命说”：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和西路军西进是奉中央命令。其逻辑递进的结果当然就只能是西路军西进与“执行国焘路线”毫无关联！如此一来，作者站在所谓的“战略层面上来研究和把握这段历史”的高度，为其错误“加注”《毛选》“加注条目”也就有了自认为很充分的论据。
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1936年10月22日，四方面军徐、陈首长向红军总部朱、张报告：“三十军在靖远附近，决明（二十三）晚抢渡。”[1]23日晚，三十军在河包口（虎豹口）偷渡未果，次日晚再渡成功。请问这些“偷渡”或“抢渡”，有中央军委命令或指示么？有人试图将23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提出并于次日得到毛泽东同意的“宁夏战役计划要旨”，认定是中央军委命令或指示，这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其一，22日四方面军首长下令“明晚抢流”在前，彭德怀23日“要旨”建议电在后；其二，毛泽东批复同意彭德怀建议电时间是24日，前夜四方面军渡河行动已经开始；其三，毛泽东批复同意彭德怀建议的前提是“停止南敌”，即当前任务，并非命令或指示渡河；其四，彭德怀的“要旨”既不涉及渡河时间，两个军渡河建议也不是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首长计划中的三十军和九军，而是三十军与四军；其五，彭德怀与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首长没有电讯往来，而且彭“要旨”只是建议，既非命令，也非指示；其六，彭德怀与朱德、张国焘见面是24日。
24日10时，当毛泽东获知三十军前夜已经开始渡河，再电彭德怀：“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暂不渡河为宜。”[1]在此情况下，为实现“击破南敌”的作战意图，军委毛泽东于25日向朱张下达了“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湾曲处…。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的行动指示[2]。26日1时半，当毛泽东获知九军已渡河时，再次指示“甲、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乙、等二、三日如真（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封（对）南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3]
请注意，军委毛泽反复强调当前重点是“击破南敌”。
至于五军渡河，根本就没报告中央，谈不上命令，也谈不上指示。
第二，关于《毛选》“加注条目”中的“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
事实上四方面军是“主力”渡河，而非“一部”。“主力”和“一部”是军事术语，不需要笔者为此浪费笔墨科普吧。如果真不懂，请查2011版《军语》第81页。四方面军的五个军，三个军渡过黄河，总指挥部及直属部队也渡过黄河。三十军和九军渡河与中央军委毕竟还有一些纠葛，五军和总指挥部渡河与中央军委无任何关联，既无命令，也无指示。所以，《毛选》“加注条目”的编写者费尽心机，连“四方面军主力”渡河都不敢提，而称“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一部”的说法，既不准确，也不是事实。
《反思》为论证“一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文中居然提到五军为原一方面军的部队，以此说明五军不是四方面军的部队，四方面军“一部”的说法似乎能够成立。《反思》文中写道：“西路军本身就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时两军组成的左路军和右路军的一部分，它包括红四方面军第30军、第9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第5军。”试图把五军与四方面军其他部队切割开，从而证实四方面军渡河为“一部”。请问，这是掩耳盗铃，还是别有用意？
事实上，草地分裂张国焘率军南下后，已经把受其指挥原一方面军部队纳入红四方面军的指挥体系之中，红5军还与原四方面军的33军合编，组成了新的红5军。1936年10月16日，朱德、张国焘向中央军委报告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配备情况，五军在列。会师之后，五军也是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指挥而不是中央军委和一方面军指挥，五军渡河也不是中央军委的命令，牵强附会地要把这个时候的五军归于一方面军，这样的心计是不是也过于明白无误了？
第三，关于《毛选》“加注条目”中的“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要证明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是不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其实很容易，把张国焘或四方面军首长宁夏战役作战计划拿出来便是。可张国焘的宁夏战役计划是什么？四方面军的宁夏战役计划在那里？一支军队在征战的过程中，如果连作战计划都没有，还能称之为执行什么计划，更何况还是一支数万人的军队？
10月25日，朱德、张国焘在四方面渡河成功之时，张国焘伪造彭德怀署名下达了《甘北、宁夏战役计划》（后人为此电起名为《宁夏战役计划》是文不对题）该计划的核心是“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掩护部队”在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即全军渡河。渡河后命令四方面军向甘北发展，“扩大甘北活动区”[1]。请问，张国焘要四方面军渡河的目的不清楚吗？渡河是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吗？
1982年8月14日，徐向前与中央党史研究室诸同志谈话时明确言及了他们率部渡河后的意图：“我们红四方面军过河，是中央原来就有宁夏战役计划。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那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1]
“打定远营是不行的”，那么渡河何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又从何说起？
我们是不是还有理由问一句，将行动方向左旋90度，是临时动议，还是早有预谋？
第四，关于《毛选》“加注条目”中的“十一月上旬”西路军命名时间。
命名时间的表述只需一个时间点，而无需一个时间段。《反思》作者为《毛选》加注条目中的“十一月上旬”西路军命名的时间错误及含糊表述，其意何在？如果《毛选》“加注条目”是指11月8日中央下发征求意见的“新计划”[2]中有关西路军的任务，显然说不通，因为这只是征求意见电而不是决定。而后人给此“新计划”取名为“作战新计划”，混淆了协商与决定、酝酿与执行、意见与命令之间的区别；如果是指张闻天、毛泽东同日给朱、张、徐、陈、李七同志电，“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二兄有何意见请复”[3]，那就更属荒谬，因为此电仍是征求意见电，而不是决定；如果是指11月11日中央“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称西路军”[4]电，那就不是“十一月上旬”，而是十一月中旬。
三个逻辑指向都说不通，请问《毛选》“加注条目”究竟是存在问题，还是不存在问题？
第五，关于《毛选》“加注条目”“终因敌众我寡”导致西路军失败。
“敌众我寡”的确是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之一。但“敌众我寡”又是中国革命战争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普遍性问题，并不仅限于一域一时。如果仅仅是这个客观原因就必然会失败，那么革命战争还有胜利的可能么？请问《反思》作者，西路军失败有没有主观原因、主要原因？有没有主观因素、主要因素、关键因素和根本因素？如果这个问题讲不清，算不算是根本性的逻辑缺陷？而从《反思》作者提出“从宏观上、战略层面上来研究和把握这段历史”来看，他是意识到了这个根本性缺陷的，也是试图予以弥补的。
从《反思》作者提出“西路军失败结局是西进新疆的战略决策所决定的”新观点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西路军失败的主因，即战略决策决定了西路军失败的结局。但他却武断地认为这个“战略决策”与张国焘路线无关，那么这个指向只能是中共中央，因为只有中央及军委制定了“新计划”（即有人改称的“作战新计划”），也只有中央及军委才有战略决策之权。《反思》作者刻意回避中央军委毛、周于西路军命名的当日征询西路军：“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1]将中央军委电是“接近新疆”改造为“西进新疆”。两字之差，因果立变。《反思》多次出现这种错误写法，改造历史事实，不仅将中央决议中的“没有克服”，改造为“执行”，又将中央军委“接近新疆”改造为“西进新疆”。这就是《反思》作者的“弥补办法”？这样的办法所得出的这样的结论，与“科学”、“正确”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九、关于“西路军西进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反思》提出“应从历史高度认识西路军西进河西的战略决策”，这当然是很好的，可文中提出的“历史高度”是个什么样的高度呢？他要纠正“西路军西进执行张国焘路线”的“传统观点”。为“纠正”这一“传统观点”，他又提出和得出什么样的新观点和新结论呢？
第一，关于“中央和毛泽东受历史局限认识不清”？
《反思》文中称：“1936年、1937年中央和毛泽东的认识，主要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西路军问题还不可能有完全清楚的认识，在新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传统观点基本得到纠正。”
《反思》作者显然认为，中共中央1937年3月31日《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结论是“不清楚”的认识；毛泽东所言“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是不清楚的认识。
关于中央和毛泽东是否受历史局限认识不清，前文已作辩析。现在需要《反思》作者面对的问题是：当年张国焘提出来并得到西路军首长认同的“根本大计”是什么？徐向前回忆录中1936年12月6日，西路军首长致电中央：“依据形势估计敌我情况，主力在河右岸暂时出击难能站稳脚跟，取得大的胜利，只有先在有力的准备力量，再图有决定意义之发展……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与张国焘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及西进退却避战，逃避民族革命大潮的指导思想有没有联系和传承的关系？西路军首长难道不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组织和实施西进行动的？请问，到底是谁“受了历史的局限认识不清”呢？
第二，关于西路军历史的“干扰因素”。
《反思》称：“对于西路军西进河西这段历史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呢？已经过去80年，干扰历史的这样那样的因素基本可以排除。”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是想说历史知情人都去世了，所谓的干扰因素已经排除了？大家都应该认可作者提出的新观点——即《毛选》“加注条目”的新观点了？可问题是，要想彻底推翻中共中央1937年3月31日决议，仅靠一个《毛选》“加注条目”为“实际改正”的分量显然是不够的，并没有完全排除“中央历史决议”这个最大的“干扰因素”。所以，《反思》作者最应该遵循的正常途径只能是：中央党史研究机构实事求是地向中央提出翔实的报告，并由中央召开类似的会议对西路军历史重新做出结论，才能真正为西路军是否“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正名。任何个人意见，不论其位多高、权多重，都不能成为修改党中央历史决议的依据，遑论要取代中央历史决议。
而任何要将有悖于于组织决议的个人意见强加于人，那才是真正的“干扰因素”！
（作者是四川省成都市民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