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的名字，是和一个英明论断联系在一起的。凡是知道“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人，恐怕都会记得美国著名的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一生六访中国毛泽东发表“纸老虎”论断
1925年，斯特朗第一次到中国以后，她在上海街头看到了共产党人正在掀起的大革命风暴;后来在扬子江畔，她看到了人民奋起的争斗……
她一生和毛泽东有过多次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曾与她进行过三次长谈。每次都很有历史价值，每次都有很奇特的意义。
毛泽东为什么把十分重要的论断同外国的女记者谈?一个领导着几亿人口的大国领袖，为什么能和一个性格奇特的女记者保持几十年的友谊?为什么这个到中国“探险”的女记者，得了一个“纸老虎女士”的绰号?
1958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六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此前她已在这里留下了太多的回忆。
第一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1925年的金秋，那时她还不到40岁。她不懂得什么叫做害怕——1921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她只身跑到了苏联，要亲身体验一下苏联是怎么回事。时隔四年之后，她又到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探险”来了。
她跑到北京以后，碰上了一个熟人——大名鼎鼎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这位叫范妮·鲍罗廷的女士告诉斯特朗，她的丈夫正在广州给国民党的政府当顾问。“那里是另一番景象，你们当记者的，应该到那里去看看。”
作为记者的斯特朗，对一切新鲜事物有着好奇感，她很快得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在那里，她通过宋庆龄认识了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女士以及廖梦醒、宋子文等。广州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到中国是什么时候?
斯特朗的记忆中，第二次踏上中国大地的前后，正是她写作的“丰收季节”，她的有关中国和苏联的报道，在西方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她的名字，连同她的报道，频繁地出现在《亚细亚》、《环视》、《弹琴者》、《大西洋》、《纽约先驱论坛杂志》、《民族》、《基督世纪》等报刊上。
一个记者，看到自己的文章不断发表，自然是件高兴的事。
1927年，斯特朗第二次到中国以后，她碰到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在上海街头，她看到了被屠杀的共产党人;在扬子江畔，她看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争斗;她还和鲍罗廷一道历尽艰险，跨越沙漠，到了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
斯特朗不能不回想第三次到中国，也就是1938年，她在黄土高原上拜见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将军的情景。也不能不想起她在汉口和周恩来、邓颖超长谈的情景——他们都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
正是第三次访问中国，她才写出了《人类的五分之一》这本名噪一时的书。她怎么能忘记那段时光呢!
当然，最使斯特朗引以自豪的，还是第五次访华。那一年是1946年，她经过多方努力到达了中国的延安。在那里，她获得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绰号“纸老虎女士”。也正是在那时，她结识了毛泽东。
斯特朗一想到和毛泽东的会见，神经就会兴奋起来。毛泽东身穿的深蓝色制服、膝盖上的两块方方的大补丁，都深深地留在了她的记忆中……
毛泽东是很有魅力的。他的魅力吸引着这位西方的无冕之王。他们的谈话是轻松愉快的，毛泽东还不时蹦出几个英语单词。在谈到令人恐慌的原子弹时，毛泽东说：“美国反动派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翻译一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应的词，翻译成了“稻草人”。斯特朗很不理解。
在场的马海德说：“不是，不是‘稻草人’，而是‘纸老虎’!Paper tiger。”
毛泽东对这个译法很是赞赏。他重复了自己的观点，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很可怕，但经不起风吹雨淋，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力量在人民一边。蒋介石——Paper tiger。”
毛泽东那带有湖南味的英语，使安娜笑了起来，他自己也笑了起来。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毛泽东当时的英语发音，的确是不敢恭维……
毛泽东武汉会友人随意谈笑中含深意
1955年，中美大使会谈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一些松动。斯特朗的北京之梦，也就是第六次访问中国，终于在1958年成行了。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达北京后，中国的领导人以东方人的热情，接待了她。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子，把她请进宴会厅。彭德怀、陆定一等老朋友像以前一样给她介绍有关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她被邀请到贵宾才能登上的天安门城楼，和中国的党政要人坐在一起。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都先后和她握手，向她致意。
这是1958年10月1日的夜晚，广场上正在燃放五彩缤纷的焰火。斯特朗不时朝毛泽东看一看。
几分钟前，毛泽东握着她的手，问她：“你的身体好吗?”
她回答说：“很好。”她还想说几句话，无奈旁边人太多。
毛泽东又说：“要是知道你离开这么久才能返回中国，我们当初就不会让你离开延安了。是吧?”斯特朗笑着点点头……
众多的来宾向毛泽东围绕过来，此刻，再过去讲话是不可能了。
毛泽东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斯特朗很想和毛泽东谈一谈，像当年在延安窑洞里那样深谈。给毛泽东写了信，却没有很快得到答复，这又叫她心中好不平衡了一阵子。
莫非毛泽东变了?这又是她过于敏感了。毛泽东还是毛泽东。终于，在一天晚上，她被告知，毛泽东将在南方的一个城市会见她。
只是说在南方见她，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她都不清楚。她先是被车子接走，后来又上了飞机，后来又在她所熟悉的一个城市降落。这里是中国南方的一个重工业城市，斯特朗当年就在这里做过调查。当飞机在中国最长的江边盘旋时，她就喊出了这个城市的名字——武汉。
到达武汉的第3天，她又被车子接走，到了著名的东湖风景区。当时，斯特朗很是惊奇，她前几天在这里游览过，并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这里。
毛泽东一点都不显得老。他们已有好多年没进行深入交谈了。那天在天安门，也没顾上好好地看看这位老朋友。
刚见面，他就和同斯特朗一起去的杜波依斯及其夫人开起了玩笑。他把手伸出来，和杜波依斯比一比，说：“你们看，我们两个的皮肤谁的更黑一些?”
毛泽东坚持游泳，皮肤被太阳晒得像黑人一般。他又伸出了手，和斯特朗相握，说了一句英语：“你好!”
斯特朗笑了，几十年过去了，毛泽东的英语发音依然不那么标准。她也开了一个玩笑，用中文发出“你好”的问候。
人们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请他们走进客厅。在路上，毛泽东对她说：“你的信收到后，本应回信，但又没有时间，你是能理解的吧。”
斯特朗还能说什么呢?
他们走进毛泽东那很是宽敞的客厅。彬彬有礼的服务员送来茶水。
这个时候，毛泽东说了几句话，叫斯特朗心里热乎乎的。他说：“你是老朋友了，我们没有拿你当外人。今天，你就是女主人，他们——”毛泽东指指杜波依斯，“他们是客人，是新朋友。”
这次谈话像毛泽东的许多次谈话一样，非常的自然，非常的随意。他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你今年多大了?”
“75岁。”
他又问杜波依斯：“你有多大?”
“91岁。”
他又用手指指自己：“我多大?”
几个外国人自然是说不出的。
“我66岁。”几个外国人不知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毛泽东说：“今天我们是三代人。”
斯特朗说：“不，只是两代半。”
毛泽东对杜波依斯说：“按照年龄，你可以算我的长辈了。即使是我，也感到上了年纪。不过我的身体还行，每年都能下长江游泳。这是我游水的伙伴。”毛泽东指指陪同会见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
王任重说：“我们的主席是游泳的好手。”毛泽东没有表示谦虚，说：“我游过珠江，也游过我们的第二大河黄河。只是还没有游过黑龙江。”
斯特朗说：“你要是去游黑龙江，就可以直接游到苏联去了。”
毛泽东笑得很开心，说：“这个想法不错。”也许是斯特朗的想法使毛泽东想起了另外的话题。他说：“要是你们都同意的话，我倒是愿意去密西西比河游泳。但是，我想另外三个人可能会反对——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
毛泽东的话很随便，但往往在这随便中有很深的含义，也许根本就是一种暗示或象征。
杜波依斯却不这样看，他说：“可能相反，他们可能愿意看见你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靠近它的河口。”
毛泽东接过话头，完全用一种玩笑的口吻说：“真的吗?要是那样，我几天以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们不谈任何政治，只是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先生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去医院拜望杜勒斯先生。”杜波依斯也是个很幽默的人，他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往下说：“如果你到医院去看杜勒斯，那一定给他一个打击。”
“不，不，”毛泽东说：“我很希望杜勒斯健康。他作为美国的国务卿，对我们很有用处，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同样有用处。”
听毛泽东这样讲，三个美国人都觉得不可理解。毛泽东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东湖畔主宾论形势毛泽东乐观谈生死
面对斯特朗等人疑惑的眼神，毛泽东解释道：“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为了这个目的，他压迫人民，在世界各地派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一切，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你们难道不这样认为吗?”
杜波依斯不这样认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不这样认为。
毛泽东是这样阐述他的观点的：
“杜勒斯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他把局势弄得越紧张，我们就越容易动员世界人民，每一个人都被迫面对战争问题。杜勒斯本人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怀疑他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究竟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东方有利……”
毛泽东又谈到了不久前发生的炮击金门的事情。“我们炮击金门，美国派出了其半数的军用飞机……他们护送蒋介石的船只，但我们追击时，他们总是在3海里外的地方观看。他们停止在战争的边缘。”
毛泽东拿起一个烟灰缸，说：“美国舰艇在这里，”又拿起一个茶杯，说，“蒋舰在这里”，再拿起一个烟缸，说：“我们在这里。”他侃侃而谈：“我们炮轰蒋的舰船，美国的舰船挂着星条旗，我们很容易区分。我们不打美国军舰，我们向杜勒斯学习，也把战争避免在边缘。”
“只要是战争，就会给人民带来危害。”杜波依斯忧心忡忡地说，“我真担心，美国的黑人会灭绝。”
“灭绝的将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你们。资产阶级已经滚出苏联了，很快也会从中国滚开。杜勒斯这类人也会灭绝，而杜勒斯先生正在竭尽全力干着消灭他自己的工作。这就是我为什么十分赞扬他。”毛泽东说。
“你愿意投他一票?”杜波依斯问。
“这要看从哪个意义上讲，就我个人来讲，是不会投他的票的。”
“我的一家人中有许多被他杀了。”杜波依斯可谓苦大仇深。
说到这个问题，毛泽东感慨颇多，他的语气也变得沉重起来，他的一家，先后有6个人被杀害了。他很是悲愤地说：“他们不可能杀掉所有共产党人，我的家庭成员可能会减少，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会增加……”
他们越谈越深入，毛泽东看看手表说，我们出去散散步吧。于是他们走出了那栋房子，来到外面的草地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走在他的身边，这使她有机会更多地提出自己的问题。这种气氛使她想起了延安的会见。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主席，你不知道，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北京的一部分人想出了政策，强加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民……”
毛泽东的回答是很干脆的，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工厂生产不可能没有原料，不了解群众的要求，也不可能制定计划。我们中央就像一个加工厂，下面提供了原料才能加工嘛。”
斯特朗又问：“你们正在搞人民公社运动，这种事物的前景怎样?”这是斯特朗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非常清醒，他的回答是：“它的发展前景无非是两种可能，它可能很快增长，进一步完善。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它完全解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群众是需要它的，它也可能很快地发展起来，并且克服它自身的一些问题。”
斯特朗紧追不舍，她问：“你认为人民公社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一个新生事物，而且它的发展很快。每个公社应该有多大，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工业，我们当时作出决定的时候都有数。现在看，有的政策是对头的，有的则需要改变，我们已经派出了工作组去进行整顿这些问题。”
他对斯特朗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钢材。1958年，我们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果1959年的目标能够达到，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们每年能够拿出600万吨钢铁来造农机具，我们就能在三四年内实现农业机械化。”
斯特朗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想问题的，她有意问毛泽东：“你们搞人民公社是为了分散权力吗?”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很有分寸的，他说，我们这么搞也有反对官僚主义的意思……
毛泽东和斯特朗
一上餐桌，斯特朗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餐桌上有一盘海参，她一看到就恶心。
毛泽东笑了，说：“这位老朋友，你不吃海参，是因为经验还是因为迷信呢?”
斯特朗说她以前吃过。实际上她并没有吃过，她对毛泽东撒了谎。
餐桌上气氛是很热烈的。他们不光谈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谈到了自己的生死。
斯特朗告诉毛泽东，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无论是进步的人，还是反动的人，都很害怕战争，都因为原子弹的出现而感到恐慌，特别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们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无动于衷呢?
毛泽东笑了，就像当年在延安的笑容。他说：“我从来不认为原子弹可以消灭全人类。即使人类全部毁灭了，也还会有新的人类出现。”
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毛泽东是很不在乎的。在谈到他自己的生死问题上，他更是显得无所谓。他说：“将来我怎么死呢?可能被敌人的特务杀死，也可能被病毒杀死，还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或是游泳淹死……”
在60年代，毛泽东经常谈到死，而且表示乐观，人们对此有许多猜测，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解释，我们也不得而知。
据斯特朗回忆，毛泽东在谈到自己将来怎样死之后，还有一个光明的“尾巴”。他说：“我希望我能够看到帝国主义的灭亡后再死。”
浪漫诗篇做武器
毛泽东和斯特朗的又一次见面是在3年之后。此时的斯特朗已是长期在中国居住了。因而他们的接触就更加深入了。
斯特朗记得当时是在一个很有特点的水榭进行交谈的。他们的交谈还是从叙旧开始的。
“你当时不该离开我们。”毛泽东是很有感触地说这句话的。
“你离开我们以后，也就是我们离开延安以后，很多朋友以为我们彻底完蛋了，而你知道，不论他们多么强大，我们也没必要害怕任何反动派，因为他们必然会分化瓦解……”毛泽东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是那样自信，也有理由自信。
斯特朗这时像一个很好的听众听毛泽东讲他的军事原则。
毛泽东说，他们总是用10个指头去捉10个虱子，结果是10个虱子都没有捉住。我们的方针和他们完全不同，我们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
那个时候，毛泽东清醒地对斯特朗说：“你们可不要以为今天中国已经没有人反对我们了，还有很多人首先是不肯接受社会主义……也还有些人是想让社会主义按他的办法去搞，而他们的心里想的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
他问斯特朗：“进入了共产主义还会不会有政治斗争?还有没有反对派?还要不要继续进行革命?”
斯特朗没有回答。他们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斯特朗有些想不明白，中国革命就那么不可思议地成功了，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奥秘?
毛泽东对她说：“我们这些所谓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革命的。很多人是被反动派逼上革命道路的。就说我自己吧，”毛泽东来了个现身说法，“我是湖南的一个小学教师，一开始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听说过共产党，更没有想到要成为一个战士，并且带领这么多的人。我就是被迫这么做的。反动派杀了我家6口人。”
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起了中国的一部小说《水浒》，这部小说多次被他提起过。“中国有句话，叫‘逼上梁山，’我们很多人就是被逼上梁山的。”
他历数了中国革命的许多次起义，讲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道理，讲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转折，讲延安的整风运动……他们也谈国际关系，谈美国和苏联问题等等。可以说是无话不谈。
他们又说起了有关赫鲁晓夫的事。那段日子，中苏关系正是十分紧张的时候，他们不可能不谈这个问题。
斯特朗发问：“你和赫鲁晓夫之间的正面冲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毛泽东说：“是1958年吧。”他向在座的人讲了赫鲁晓夫来华时他们发生的争论。赫鲁晓夫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他不无挖苦地说：“你把我们的海岸都拿去算了。”
毛泽东回顾说，赫鲁晓夫要他放掉几个美国飞行员，要他对印度的领土要求妥协，他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弄得赫鲁晓夫无法下台。
在座的弗兰克问毛泽东：“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你本人充当了什么角色?”
毛泽东笑了，他说：“我个人的作用很小，我只是写了一些诗，我没有任何别的武器，我的诗就是我的武器。”
那段时间，毛泽东的确写了不少的诗。正是他有气，他才写出了那些很有气势的诗篇。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他已经把那种气氛写出来了。他要“无限风光在险峰”!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他是这样看修正主义者。对这些人怎么办呢?他的态度是：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说着说着，吃饭的时间到了，毛泽东请他们一起共进午餐。一边走，毛泽东一边说：“1963年，他们在莫斯科出版了攻击我们的公开信，使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
他们边吃边谈，毛泽东饶有兴致，不时用诗人的语气和他们交谈。
斯特朗80大寿荣耀无比
中国人有个传统，就是隆重地过80岁生日。
转眼到了1965年年底，斯特朗的80岁生日前夕，她几乎是同时收到了两张请柬，一张是毛泽东的，另一张是周恩来的。
斯特朗当然很高兴，她对中国领导人对她的这种盛情表示深深的感激。
第二天她和许多外国人一道，坐飞机到了上海——这是她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江青在门口迎接他们。
在斯特朗眼里，毛泽东仍然是那样风趣。斯特朗见大家都已坐定，就对毛泽东说：“请主席谈谈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吧。”
毛泽东说：“你们不能总让我谈世界形势，今天你们谈，我来听。”
在座的各位先后发言，毛泽东的确是一个好的听众，他听了而且还在纸上记了些他认为有用的东西。
宴会是丰富的，毛泽东一再给斯特朗让菜，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为你——一个美国朋友过生日，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天，中国的各大报上都刊登了毛泽东和他们一起谈话的照片。
这位老人在84岁时告别了人间，终老于中国的土地。
毛泽东向她送了花圈，这是对一个异国朋友的最后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