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七一”的五个第一

郑学富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载：“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后来，7月1日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那么，7月1日是如何被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的呢？这还要从五个“第一”说起。

第一篇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

发表在1921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九卷三号上陈公博撰写的一篇散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文章表面看似一篇游记，实则是作者参加党的一大经过的记述。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13人，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庄严诞生，从此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可是，党的一大召开后不久，党中央在上海曾遭到了一次破坏，包括一大档案在内的中央档案资料全部遗失，致使党的一大的很多问题在很长时间成为历史之谜。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长期处于革命战争中，风雨飘摇，历经艰辛，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也一直没有条件纪念自己的生日。

记述党的一大召开的文章，最早是发表在1921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九卷三号上陈公博撰写的一篇散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文章表面看似一篇游记，实则是作者参加党的一大经过的记述。

文中写他是于7月14日由广州启程赴沪，21日到达上海。尽管文章中没有写明党的一大召开的时间，但是在7月21日之后是没有疑问的。

文章详细描写了法国巡捕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形：“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

1929年，董必武和何叔衡同在莫斯科学习，何叔衡给董必武写信询问党的一大召开情况。董必武于“12月31日复信何叔衡，提供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议事日程及会上讨论的问题等有关情况”（《董必武年谱》）。但是时隔8年，他只记得一大是在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具体日期已记不得了。

最早以一篇文章专题回忆党的一大召开的是陈潭秋。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前夕，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的决定》，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部筹备并出版小册子《中共党史概述》、烈士传略文集、党和红军著名领导人传略文集等。

1936年7月1日，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宴会。《共产国际》杂志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发表了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的系列文章。其中就有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撰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的文章。

陈潭秋，名澄，字云先，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1920年，他和董必武等7人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1年创办湖北人民通讯社，任社长。7月，陈潭秋与董必武参加了中共一大。回武汉后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曾先后出席了中共三大、五大、六大会议。1933年，陈潭秋转移到中央苏区，任福建省委书记，中央临时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长）。1934年秋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任中央分局委员，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8月去苏联，入莫斯科列宁学院进修学习，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陈潭秋凭着自己超强的记忆力，向人们讲述了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过程，提供了许多生动鲜活的细节。他在文章中写道：“1921年7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9个客人。他们都下榻于这学校的楼上。这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共第一次大会是在7月底开的。”文中没有提到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

陈潭秋在文章中还回忆了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的经过：“我们原定会议期间是七天，被侦探发现后，决定缩短为五天，但是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到了上火车之前又想到西湖游人太多，遂中途变计，到离上海约三百里之嘉兴城下车，嘉兴有一个南湖，也时常有人雇船游览。我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大船，并预备酒食，在船上开会。

这一天早晨天色阴暗，但到了八时以后，即有不少游船往来湖上，对于我们的会议进行，殊感不便，到九时半以后，天忽降大雨，游人均系舟登岸，大为败兴，然而对于我们倒很便利了。我们很放心的进行了一天的讨论，直到夜晚十一时闭会。”

三年之后的1939年，陈潭秋奉命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他坚贞不屈。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由于消息隔绝，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他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陈潭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被史学界公认为最早回忆并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共一大内情的重要文献，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在7月1日开展党员教育活动，但报告没有提到党诞生的具体时间。

第一次在7月1日作党员教育专题报告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3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周恩来作了《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专题报告。

报告概述了我党自建立以来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比较了中共与欧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不同传统，总结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遭到重大挫折的历史教训，分析了我党重新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并号召我党要自觉地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没有欧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传统，却承袭了中国农民革命与民族民主革命的传统，接受了欧战后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影响，站在新兴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已锻炼成为共产国际最好的支部之一，不愧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之一员。报告分析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就的原因在于中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与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的联系的党。

报告还系统总结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指出在工人运动中最基本的弱点是“不认识争取领导权，以为无产阶级天然获得了领导权”“由行会传统而成的宗派观念，形成工人运动中的分裂以至关门主义”“革命斗争的爆发，伴着发生了‘左’倾幼稚行动，缺少经常的组织和教育工人的工作”“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在中国党领导机关中接触甚为落后”；在军队工作中“放弃树立党的基础，退避自己建立军队的企图”“缺乏武装工农的信心和决心”。

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在7月1日开展党员教育活动，但报告没有提到党诞生的具体时间。

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有毛泽东、董必武等人。他们回忆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确切的日期记不清了，于是就商量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第一次明确党的成立纪念日

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进驻延安，环境相对稳定。9月22日，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为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力，统一全党的思想，凝聚力量，投入到团结抗战中去，1938年春，中共中央准备举行纪念建党17周年活动，需要确定具体日期。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有毛泽东、董必武等人。他们回忆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确切的日期记不清了，于是就商量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演讲，即《论持久战》。他在演讲中提出：“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这是我党领导人第一次提出7月1日是党的成立纪念日。

1938年6月14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和边区抗敌后援会，召开延安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商定7月1日至7日，开展抗战一周年及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周活动。

第一次开展纪念党的生日活动

据《新中华报》1938年6月15日报道，1938年6月14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和边区抗敌后援会，召开延安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商定7月1日至7日，开展抗战一周年及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周活动，并决定于7月1日举行延安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纪念大会。

中国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于1938年6月12日发布《抗战周年及中共17周年纪念宣传大纲》，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先进阶级的政党，同时又是最忠实拥护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利益的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是抗日战争中最坚决最有组织的力量。中共17年来斗争的历史，是为实现独立自由幸福新中国而斗争的历史，所以广大的中国人民，都拥护共产党，相信共产党。”（《新中华报》1938年6月15日）

193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指出：“中共在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而英勇奋斗的17年中，是坚强与壮大起来了。它的基本主张的正确是为17年来中国的革命史所证实了，它已经在全国人民中，取得了极大的威信。它已经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有力因素。一年来在民族抗战的各个战线上，中共同志已经表示出了他们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共同志必须在这个方向继续努力，以求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发布在7月1日纪念党的生日的文件。从此，7月1日就作为我党的生日确定下来。每年都要举行纪念活动。

《新中华报》1938年6月25日发表的《从“七一”到“七七”纪念周，抗大是怎样筹备的？》的文章说：“今年纪念抗战周年与中共成立17周年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并第一次将党的成立纪念日精炼地概括为“七一”。

据《新中华报》1938年7月5日报道，7月1日，八路军后方各留守兵团军政首长会议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去贺电，陕西公学学生会也发去贺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7月20日，该报又报道说：“中共的诞辰——‘七一’来到了，住在洛川安善村及其附近的八路军直属炮兵团在这一天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操作检阅、会餐和游行大会。”

一年后，1939年6月30日的《新中华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社论《中国共产党十八周年》，指出：“‘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18周年纪念日，18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在极困难的环境中，日益坚强壮大起来；特别是在两年来的神圣民族自卫战争中，它已成为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柱石。”

《新中华报》1940年7月5日报道，1940年7月1日，延安市“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皆于是日放假一日，以资纪念。是日街头遍写‘中国共产党万岁！’‘敬祝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志健康！’等等鲜明的标语，充分表露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之热烈拥护爱戴。”该报于当日发表时评《光荣奋斗的十九年》，吴玉章发表了《以自我批评来纪念我党十九周年和抗战三周年》。

第一次出版建党纪念特辑

据《解放日报》7月2日报道，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于7月1日放假一天，开纪念会、报告会，热烈庆祝建党二十周年。

1941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指示还明确了宣传要点，要求“各地方纪念文章，应侧重说明与当地具体任务有关联的问题。”

7月1日，《解放日报》编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辑”，发表了一篇社论和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写的三篇纪念文章。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廿周年》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二十年的历史，对于中国革命还有一个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就是它已经在全国人民面前成了一个最雄辩的见证，这个见证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与一切丧失自信、希图依靠他人和依靠机会者流的论断相反，是能够独立奋斗的，是绝对不可战胜的，是具有无限前途的。”

朱德在《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一文中回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经历的三次革命战争，他深情地说：“二十年的中国革命战争过程，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最英明地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在一切历史时期中，永远为当时最革命的政治目标而坚决地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当时中华民族和人民的主要敌人；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定出和坚持当时最革命的战略方针。”

林伯渠在《中国共产党与政权》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高举起布尔塞维克的旗帜，跨过了光辉英勇的斗争道路，在短短的一段历史途程上刻画了永古不朽的痕迹。”他继而说：“还是第一次，在没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里，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军队，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的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值得自豪的地方。”

吴玉章的《我和共产党》一文，从他个人40多年的经历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他说：“中国有了人类最进步的革命理论——马列主义；中国有了最强有力的、群众的、最进步的革命政党——共产党。”

据《解放日报》7月2日报道，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于7月1日放假一天，开纪念会、报告会，热烈庆祝建党二十周年。叶剑英在桃林作了《中国革命二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及今后的任务》专题报告。边区政府还在政府花园联合举行中共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林伯渠主席作报告。还发表了徐特立的文章《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和山西省及晋冀豫总工会的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