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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旧乱:一座小县城里的民国范儿

作者:党人碑 来源: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新安旧乱:一座小县城里的民国范儿

党人碑

新安旧乱:一座小县城里的民国范儿

新安县在哪儿?

熟悉杜甫的朋友不会陌生,“三吏三别”里就有个《新安吏》;熟悉秦汉史的朋友也不会陌生,项羽在河北打败章邯后,押着秦军做先锋,回师河南,准备沿崤函古道,进军关中,走到新安,基于“维稳”的需要,坑杀二十余万秦军。“诗史”杜诗中,正好也有一首《楚坑》:“项氏何残忍,秦兵此处坑;愁云终古在,鬼灿至今明。”

这个新安县在河南西部,地扼崤函古塞,当关洛孔道,西连长安,东邻洛阳,北横黄河,南障秦岭。得名在秦始皇元年(前221),也就是一统六国那年,这种古县在河南比比皆是。

“新安”是个好名字,寓意新治安宁的好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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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县在豫西,既是洛阳门户,也是崤函古道上的重镇

然而到了近代,准确的说,就是民国,新安作为豫西匪患严重的一个县,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最初土匪还属于传统类型,武器装备很差,主要是刀枪,危害不算太严重。穷乡僻壤的山沟里面,做小买卖的都不爱去,土匪也觉得油水不大,懒得折腾。这样的地方,遭土匪,往往一年也就春节里面来一趟,而且是大半夜的。

老百姓也敢反抗,吆喝着周围邻居,拿着家伙就敢跟土匪干起来,偶尔还能打死个把土匪,县官老爷还会坐轿子来验看,夸奖村民骁勇,维护治安有功。

可等入了民国,军阀混战,枪支流散,原本正规军才能用上的武器,成了土匪的标配,别说你乡下了,土匪闲得无聊,还会骑马进城,对着县衙门开几枪,顺手拉张肉票,老百姓自然成了鱼肉,任人宰割。

饶是如此,还算盗亦有道,讲究个脸面上过得去,抢钱要搞个“仁义借款”的形式。

先选几家富裕的大户,给你家下片子,或称下票子、下叶子、飞叶子,就是用红纸帖一张,中间写上匪首的姓名,抬首恭恭敬敬,写着楷体字“某先生阁下:请借银元若干千元,限某日送到某某地方,嗣后一奉二还。倘若逾期不送,莫说对不起你!”落款还要写“鞠躬,某年某月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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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新安函谷关,结合今天的国道、铁路与黄河,也难看出战略地位之重要

换言之,我是跟你借钱,不是明抢,当然您要不借,我就那啥了,而且还表明借一还二,不过你信吗?

如果你真犯浑不给,人家也不会立马来抢,还要托关系,找人来说合,大家别撕破面子,我们坐地起价,您也可以就地还钱。

比如有家觉得要价太高,接下片子后,找七舅姥爷的二大姑的三表弟的五表叔,找老架子(匪首)转圜一下,然后刚炸的油馍头,买上两斤,再送去了几双鞋袜,带几十块银元,由中间人拿着就去了。

老驾杆也很客气,看到来人,先道歉,说没想到劳动您了,然后吐苦水,说干这行也属无奈,“我们被人叫牌子,叫得在家呆不住了,才出来干这。”

两天好吃好喝,临走还给了几块钱跑腿钱酬谢。

但这样的土匪,在进入二十年代,就很少见了,特别是陕西的国民二军和本省的镇嵩军“深耕”豫西,规矩就彻底坏了!

坏规矩的原因,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内卷化,在进入民国之后,更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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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对临城劫车案的报道

简单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得整个中国社会都喘不过气,除了极少数人活得逍遥自在外,多数人看不到希望,甚至活不下去。革命之路,又太过艰险,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于是有些人只好自暴自弃,参加土匪。

不仅河南如此,隔壁山东也一样。

著名的临城劫车案,其主谋孙桂芝、孙美瑶叔侄,就是当地富户,都读过七八年书,粗通文墨。甚至他们的匪帮中,不少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过颇为辉煌的过去。或留学国外,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或是在军事院校内得以深造,或就读于教会学校。他们曾是政府官员、军官和乡村小学校长,但在1920年代,都毅然决然,当了土匪。

要说民国内卷化,河南绝对是个最佳标本,本该作为大粮仓,又是中华文明摇篮的地方,在1920年代开始,因为水旱蝗兵的接踵而至,几乎成了人间地狱。

有朋友说,不是水旱蝗汤吗?这个我们得实事求是,汤恩伯,那时候还没来河南呢,可兵燹却是河南人民要持续经受的灾难,谁让你中国的十字路口,南北东西的军阀都得蹂躏你,至少两遍,进出各一次!

老百姓活不下去,有的就移民东北,这个我前面讲过,可移民东北就好了?

我再讲个悲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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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

有个姓李的农民,满怀憧憬来到东北,刚把地种起了,有点盼头,就被奉军征了兵,1928年派到关内去打仗,在山西大同打晋军。

接连败仗,主力撤走,老李负伤被扔下,好不容易养好了伤,想租地种粮食,他是农民,在河南和东北,都是种地的行家,他相信靠力气吃饭,面朝黄土背朝天,只要肯掏力气干活,还愁没有好日子?

可就是没有好日子,他是外地人,跟本地人口音不同,受尽歧视,想租地都没人租给他,而且他没钱,唯一的衣服就是军装,当地人也怕他。

不能种地,那只能另谋他路了,除了种地,他还会打仗,虽然没钱,却有枪,枪杆子只有两个地方用得上:军队或者土匪。

老李既当不上兵,就只有当匪,祸害大同老百姓了!

咱不移民,也不当土匪,老老实实种粮食行吗?

连祸害河南人民的老陕,河南督办岳维峻都会告诉你,别做白日梦了!

1925年.岳维峻在考察地方政治后,指出全省“无民权而有绅权,各县局所,大都为劣绅把持”。豫西尤甚,豪绅就是土皇帝,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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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要说扫黑除恶,民国时代最需要了,那时的基层政权,往往沦为土豪劣绅和土匪的命运共同体,起核心作用的是土豪劣绅,谁碍着他们的事儿,他们就搞掉谁。

你流官来我这一亩三分地做官,不想混就给我捣乱,我分分钟让土匪进县城抓走你;你土匪敢学“中州大侠”王天纵,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分分钟下帖子,组织几路土匪和县里的警察队、武警队和民团,联合围剿你!

在这种环境下,别说农民群众活不下去,一般的中产家庭,也是动辄得咎,逆淘汰和内卷化就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当时人就说了:

【“连大声都不敢出,连大气都不敢哈。一出声,一哈气,那军阀和他们的走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就都起来咬我们,枪毙的枪毙,下狱的下狱,哪里许我们动一动呢?”】

千万别以为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只欺负穷人,民国时代,河南的中产阶级,也就是稍微有点钱,却没什么势力的家庭,如果生活在农村,那基本就是存栏的猪仔,杀不杀你,就看土豪劣绅心情如何,手头紧不紧。

你敢跟他们打官司,那更是死得快,夺了你的产业,把你弄进去那都是轻的,搞不好性命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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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困潦倒的豫西人民

在鄂豫边苏区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张旺午,是泌阳人,他就说当地在民国时代:

【“狱卒舞弊很严重,可以拿钱把犯人赎出来,还可以花钱把仇人整死。整的方法很简单,叫‘贴鬼脸’,就是把人捆在大杠上,用皮纸沾水往脸上贴,使他很快停止呼吸,死了说是病死的。”】

想求生,无非出去求活路,最直接的就是闹革命,砸烂旧社会,把这帮家伙一勺烩!

但问题是闹革命,哪有那么容易?好像你虎躯一震,人家就纳头便拜,殊不知这条路上,多少牺牲者?

我讲过李大钊和王若飞在河南亲手抓起来的农协,就在今天郑州西南郊,贾峪镇和洞林湖之间的几个村子,农协委员长还兼着贾峪镇的镇长,群众威信极高。可土豪劣绅结合红枪会,还有土匪,分分钟就把农协委员长全家十来口杀绝户,顺带脚扫荡我们的基层政权、党组织和农协,让你几十年都恢复不起来组织。

再恢复就是抗战中期了。

同样在本省的信阳,我们的信阳县委枪毙了24个土豪劣绅,人家就组织一千多人的队伍,红枪会和土匪,都来反扑,拔除我们的四望山根据地,农协、党组织干部,能杀的都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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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大量的流民

二十八画生同志指出: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

咱们继续以河南的新安县为例,清末即便豫西社会秩序乱了,羊山十兄弟这样“嵩山大学”的各色毕业生源源不绝,但浅山丘陵地带的这个县,基本秩序尚在。

可到了民国,几番兵匪结合之后,新安的秩序就动荡起来。县里面再无精力管乡村治安,高平寨、后窑村等几个村子,社会治安就得完全由农民自己安排办理了。

平时护秋护麦,就成立个守望社,并写张公约:“时值秋令,禾稼将成。不由严禁,势必横行。合牌公议,遂立章程。”

冬防春防,就成立刀矛队,设立打更庵,也写个公约:“时值冬(春)令,宵小蠢动,不由严防,势必横行,合牌公议,遂立章程。”

有钱有势的高墙厚门,财力不够的用麦秸糊上泥筑个看家楼;再穷的,也在窑洞高处打个“天窑”,准备随时逃出生天,别被土匪瓮中捉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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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还有所谓的侠盗义匪,遮遮掩掩、扭扭捏捏,随着社会内卷化,资源匮乏,你不作恶就得饿死,规矩慢慢就没了。

拉了肉票,扔在红薯窖里,看你有点油水,还能按时往下系饭,有的干脆叫票子“就地取材”,啃生红薯。

原来不拉女票,后来也拉了,最初不隔夜就得赎回去,叫做赎快票,到民穷财尽时,快票也不快了。这时候就需要细分市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往前看,洛宁张寡妇那样专吃快票的经营团队就出现了。

还有的杆子拉去女人作老婆,拉去小孩作儿子,赎也赎不回来。

这才是民国的农村,公知和两面人不会告诉你的残酷,他们只会说那是个盛世,是好日子好年景。

如果仅是土匪作恶,也就罢了,偏偏河南是中国交通的十字路口,各路兵爷轮流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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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名昭著的刘镇华

陕西的国民二军入豫,短短一年零三个月里,从最初一个师二个混成旅猛,增至十一个师和十八个混成旅,人数达二十五万之众,这多出来的二十多万人从哪来?养活这么多兵将,河南这样的穷地方,不掘地三尺,怎么办?

所以陕军和河南老百姓的关系,也就可想而知了。

说到这里,广告下,陕西人糟践河南人,因为镇嵩军;可陕军祸害河南人,如今河南基本没几个人知道了。写这些不是要地域黑谁,特别是还有因为愤恨于此,却无能为力,最后咬牙跺脚,参加革命而牺牲的史可轩烈士。说到底的根子是军阀,是民国社会的黑暗。

陕军并非在河南搞臭名气的第一家,当然也不是最后一家。

在新安,陕军祸害老百姓,搞得民穷财尽,可土匪却越来越多,胆子越来越大,再不是当年那么讲究面子的路数。

1925年5月7日,新安县城西十几里的杏树沟,被土匪围困,不少人躲到地道里,土匪为了拉票,不惜用烟熏的办法,一次就熏死了69人!

新安的老百姓穷,土匪也穷,拉票也只能拉到“穷票”,也就是每个仨瓜俩枣的穷人。饶是如此,还是要拉,集腋成裘,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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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白鹿原》中的镇嵩军

一边拉,一边骂:

【“你不值半斤红薯钱,一盒纸烟钱,想赚一颗子弹是不能的,老子的枪里只有三粒!”】

土匪也饿急了,就到城边的村子抢,国民二军的怂货,也不敢出城,士绅们跪求他们带来的陕西籍县长,说您是父母官,求求你们老乡,救救老百姓,平日拿了那么多,吆五喝六那么厉害,不能关键时刻装熊啊!

可人家就装了,你能怎么样?

走了陕军,来了本乡本土,豫西老乡的子弟兵镇嵩军。对这帮家伙,本地人最知根知底,跟陕军是一根藤上结的瓜,都是绿林大学毕业,大哥别笑话二哥。

镇嵩军多是豫西老乡,可欺负起本乡本土的老百姓,那水平堪称精准,找各种借口,敲诈勒索。今天说听说你家有枪,明天说你通匪,要不就是听说你吸大烟,总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被抓走的农民,就拘留在兵营里,这些官兵本身就是土匪出身,溜叶子,也就是拷打肉票,让其快点,且拿出最大限额赎金的本领,相当熟练。新安老百姓就说,镇嵩军的残暴甚于土匪。

原本基于反对陕军而兴起的枪会,又重新组织起来,反对豫西老乡镇嵩军。

镇嵩军调集重兵,血洗各村,新安、洛阳到偃师一带54个村庄遭到血洗,被杀2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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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

还好这时候冯玉祥来了,打垮了张治公,躲在山里的新安老百姓,终于可以回家收麦了!

在我党我军来河南之前,河南老百姓评价最高的军队就是冯玉祥的军队了,最差的就是奉军了,当然豫西则是镇嵩军。

新安的老百姓,原本对出潼关的军队,绝无任何期望值,就是觉得他们必然跟国民二军一样坏,可谁知道,还真不一样!

镇嵩军临走前,把老百姓家能抢走的都抢走了,连妇女纺粗布的棉线都抢走,真是囊括而去。所以听说西边又来军队,大家吓坏了。

冯军初来,找不到吃的,曾到老乡们住的地方采购,态度和蔼,说话和气。不让农民叫他们“老总”,让互称“乡亲”、“老乡”,见到柿糠馍也说好。一小会儿,竹篮子满了,堆着笑脸,打个招呼,说声“再见”走了。

大家都说冯玉祥的军队好,铁门小学的老师朱光远慨叹:“古来王者之师,也不过如此!”

当然中原大战前,冯玉祥在河南整军备战,征粮征兵的力度一大,老百姓就明白过来,新军阀的蜕变,也是分分钟的事儿!

不过新安县在整个民国,经历了北洋、冯玉祥和蒋记三个时代,历任县长、县知事里面,得到最高评价的,是冯玉祥派来的山东人束清汶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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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县长束清汶立的《冯玉祥告谕碑》

其人有学问,有才能,道德好,有威严也有精神,常常在县城和农村跑来跑去,不坐轿,也不坐车,远者骑马,近者步行。

在那个兵荒马乱,匪患严重的时代,束清汶到农村检查工作,做调研,既不带护兵,也不带枪支,常跟一个勤务员。

为啥呢?

原因很简单,大家知道他是个好官,给老百姓办事的,家里又穷。山东汶上县老家遭灾,儿子来要钱救荒,他都没钱,儿子回去的路费,都是借的。你抢他干啥,榨不出油水,反而搞得全县老百姓恨死你!

那时候是真的小政府,司法行政不分,民、财、建、教一切事务,统由县长一人负贵,也没副县长,就束清汶一个老头儿全管。每天早起他还去查门牌,谁家大门没开,他以为尚未起床,就敲敲门喊一声。下大雪了,他拿着扫帚,领着在大街扫雪。为了剪辫子,他领着人,自己拿剪子,堵着城门给没剪辫子的剪,顺便说这已经是20年代中后期了。

他也常到铁门镇的铁门小学,召集民众开会,普及冯玉祥的新政策,比如征兵征粮,孩子要受教育,妇女要读书,要放脚。学生和老师都认为束清汶很虚心,因为他总怕自己的山东腔,新安本地人听不懂,还要找个口齿清晰的学生上台,给大家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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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铁门镇,张钫的老家

当然这有个问题,县政完善是个必然,不可能总是小政府,更不能所有的事儿,都是县长一个人来搞,否则这个县也就没任何发展了。但束清汶的清廉和事必躬亲的认真精神,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河南是个传统文化影响深厚的地方,说白了老顽固。

洛阳隔壁,豫西新安县,1920年代中后期,留辫子和裹脚的还有大把存在,这也包括当时的省会开封。更别说一到县衙门告状,噗通跪地,咚咚磕头的了。

冯玉祥派来的这位束清汶县长,很可能有前清功名,不然冯玉祥也不会请他做家庭教师,但冯军在民国新旧军阀中,都是个异类,有人骂他装那啥,有人说他是信洋教,破坏我中华传统文明,可人家执行破四旧的力度,可是杠杠的,包括这位老秀才一个人到新安。

过去打官司,见官得叫大老爷,下跪磕头,可束清汶说跪是骂人的,不让跪,也不让叫大老爷,说那是不平等。

从此,新安见官拜跪的礼节废了。

束清汶处理官司,一般愿罚不愿打,罚了钱,直接叫小学或平民学校的校长来拿,自己绝不经手。罚款的掏出钱,直接给校长,拿回去当办学经费。他说,新安老百姓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必入库。

关于司法,这老爷子很有趣,他让学生替他宣传给左邻右舍,只要在城里,每天下午就在大堂口等着接状子,白绵纸也可以,不会写也没啥,你讲给我听也算。因而“代书”失业了,印刷好的状子纸没人买了。

新安县城里,第一个开理发店的师傅叫白章子,理发技术好,还吹得好唢呐,这人急公近义,老百姓有个红白喜事,请他吹响器,绝不含糊,有求必应。可在那年月,理发是下九流的活儿,虽然也是新安人,但当地人并不尊重他,老家的村子甚至把他逐出宗谱,祖坟都不让去烧纸。

束清汶知道后,当即叫人牵来两匹大马,与白章子各乘一匹,并辔来到白氏祖坟。你给你祖宗烧纸、磕头、吹唢呐,我写篇祭文,在旁致祭诵读,看他们还敢瞧不起你?

从此,白章子在村里名声大振,白氏家族,每至清明祭祖,白章子不到场不能开祭。

而且更为难的是,这位老先生不是糊涂虫,支持农会,支持打倒土豪劣绅,支持我党和国民党左派。

可惜好人没好报,束清汶身体不好,1929年他就病逝了。

进入三十年代,新安继续各种“乱”,有多乱呢?正好有个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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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状况下民国范的河南女性

有家新安的大户人家,过得一代不如一代,原本积攒的产业,到祖父这代都成了累赘,因为土匪和陕军、镇嵩军都骚扰你,最后老太爷被土匪绑票后撕票。

第二代一咬牙一跺脚,不当地主,我好好读书做学问,当个老师好不好?师范回来之后,造福桑梓,当过多年小学教员、校长,没人不挑大拇哥,说是大好人的,穷孩子上学没钱,他还拿自己家的钱支持,可结果呢?

被土匪拉票下叶子,要家里赎,几千大洋出去,还是被撕票!

这家的第三代李一民是学霸,为了人身安全,出去读书。先上的在当时河南最好的中学,省会开封的省立一高,后读的老北京名校弘达中学,接着考上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

“南东吴,北朝阳”,东吴出法学家,朝阳出法官,堪称法学摇篮,民国第一法学学府。可你学法律,上名校,有啥用?明知道父亲被那路土匪所害,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地方上不是怕土匪,就是跟土匪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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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大学校舍大门

眼看家破人亡,马上连学费都交不起了,使他深刻体会到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认识到不革命,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没有出路。

一咬牙一跺脚,参加我党闹革命去着,虽经历敌人的监狱和酷刑,也被自己的同志误解,解放后又被整肃,从县长一撸到底,成了办事员,却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神,从无怨言,踏踏实实一辈子,在基层无私奉献,直到去世。

1949年春,河南全境基本解放,新生的人民政权把剿匪作为下半年的全省中心工作,动员全党全民集中力量开展剿匪斗争,终结百年匪患,还河南人民一个朗朗乾坤。

新安周边的豫西地区,包括洛阳和陕州两个专区,为重点清剿区,我地方武装结合四野42军,26天时间,即将豫西报上号的股匪,如国民党西北绥署豫西分区所辖的新一师、新二师和新三师,黄河支队、绥远支队及陕西保六旅,基本全歼。共毙、俘及投降、登记匪首140名,歼匪9000余名,缴获长短枪1万余支。

剩下的小股土匪,约70多股,从7月25日到12月中旬,也被彻底清理干净,这又包括了19783人,缴获各种枪支2.43万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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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剿匪结束后的42军,越打越勇,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上了朝鲜战场,在黄草岭硬顶美军陆战1师13昼夜,而不得越雷池一步。

另:说到新安,有河北的朋友说,我们有个安新,其实后者历史上本叫新安,此外广东也有个新安,明清时代,三家还同期存在。

据说黄山要改回“徽州”,于是想起甘肃有个徽县,历史上也叫过“徽州”,更别说南通州、北通州了。江苏盐城的大丰,作为县的时候,历史还叫过“台北县”,明清的“太平县”就有4个,叫“新城县”的明清也有4个,到了民国更增加到6个!明孝宗的时候,就有朝鲜人发现这个问题,觉得很奇怪,懵圈了!但明朝人却表示情绪稳定,你们少见多怪,它们分属不同的布政使司,不会乱的。其实古人也有办法,搞个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内外新旧就好了嘛,俺们大荷兰就是地名活化石,比如有“内黄”,有“上蔡”和“新蔡”,当然还有“新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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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新安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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