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1961年“和合调查”

刘伟

田家英（右一）在浙江调研。

从1960年开始，浙江的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生活必需品匮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在农村出现饿、病、逃、荒、死的现象。“嘉善人称鱼米之乡，当时情况也特别严重，不少人饿死”，闵三回忆说。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浙江来调查，闵老后来调到嘉善县志办工作，为记录这段真实的历史，他花费大量心血，还原了那段艰苦岁月里，田家英在嘉善的调查经历。

农家饿得用草煮粥

1961年，孙海和担任嘉善魏塘人民公社的副社长。田家英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到达后，他被派到和合生产队兼任党支部书记，具体负责陪同田家英上门访问，担当联络任务的同时，还做本地方言的“翻译”工作。

1960年的和合生产队，稻谷亩产只有291斤，比解放前的亩产还低。农民一天三顿“薄汤粥”，也是由集体食堂限量供应。1961年春，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有的小队甚至断粮，出现了饿、病、逃、荒和死等现象。

一天黄昏，调查组的同志闻到一阵炊烟味。“农村已经食堂化了，谁家还在烧饭，难道老百姓家里还有余粮吗？”他们循着炊烟味进入几户农家，揭开锅盖一看，里面在煮羊头草、胡萝卜等加上食堂拿回的粥，烧成糊状食用。这里的农民，已艰难到无米下锅。

真实记录贫农王老五的生活

调查组通过查阅账册、召开座谈会以及个别访问等多种方式，了解当地的困难状况。田家英专门到贫农王老五家里，与他聊了3个多小时。

王老五当年44岁，是和合生产队四小队副队长，全家7口人，妻子当年37岁，在队里牧场养猪，大儿子19岁，已干农活，二儿子15岁，上小学五年级，有时帮助食堂记账，还有3个儿子尚小。1958年大兵团作战时，拆掉了他家的3间草棚，当时家里还剩一间12平方米的草棚，里面是一张竹垫床、一张地铺、3条棉被、一张桌子、几条板凳和一只行灶。

田家英低头钻进这间只有1.5米高的草棚，和王老五聊了起来，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问到1960年，从生产到吃穿住用，都谈。解放前，王老五做长工，生活较困难，勉强能吃饱肚子。解放后经过土改、互助组、合作化，生活逐步好转。他们既谈情况，又算账对比，田家英边问边听边记录。王老五这户典型，是调查组向中央报告的《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6户典型之首。

田家英还由孙海和陪同，走访了魏塘人民公社其他生产队。每到一处，他都心情沉重：“社员生活真艰难！”孙海和回忆道：“有时候，我不想让田家英多看下去，就对他说，全公社情况都差不多。田家英听了这话，十分认真地说：‘我们要的材料，必须自己看到、听到，决不能有半点道听途说的假东西，不然中央知道的事情就不真实了。’他这种工作态度，让我记忆深刻。”

讲出基层不敢说的真话

1960年前后的3年里，和合生产队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猪、牛、羊大批死亡，农具大量损坏，土地肥力下降，劳动者体质变弱；社员一年收入只有21.27元，辛勤劳动一年，到头还成了“倒挂户”。究竟什么原因？许多基层干部语焉不详。

1961年4月，田家英在嘉善县召开的领导干部座谈会上说：“从和合生产队来看，生产破坏是严重的，为什么生产年年下降呢？怪天，没有灾害，怪人，老百姓是好的。”

“不能怨天尤人，也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病根子是由上刮下来的‘五风’。”田家英一语道破了当时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基层同志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因为怕“右倾”，闷在心里不说而已，而田家英却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真话。

如实汇报建议搞人民公社条例

1961年2月6日，在杭州刘庄，田家英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了所见所闻，恳切地陈述了意见，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条例。

田家英的汇报震动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就纠正“五风”问题、退赔问题、生产队规模和体制问题、自留地问题、食堂问题、干部问题作了7条指示，并准备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后来，田家英的中央调查组，还在嘉善县和合生产队对“六十条”进行试点，在嘉善县贯彻落实，使全县农业经济很快得到复苏。

1961年3月，党中央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以后的修正草案，是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人民公社化错误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田家英在浙江的调查，从1961年1月23日开始到5月5日结束，历时100天。尽管“六十条”还有不少缺陷，没有突破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公社体制，但它的历史作用被充分肯定。

（摘编自2009年8月26日《今日早报》 刘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