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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1961年“和合调查”

作者:刘 伟 来源:《今日早报》

田家英1961年“和合调查”

田家英(右一)在浙江调研。

从1960年开始,浙江的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生活必需品匮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在农村出现饿、病、逃、荒、死的现象。“嘉善人称鱼米之乡,当时情况也特别严重,不少人饿死”,闵三回忆说。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浙江来调查,闵老后来调到嘉善县志办工作,为记录这段真实的历史,他花费大量心血,还原了那段艰苦岁月里,田家英在嘉善的调查经历。

农家饿得用草煮粥

1961年,孙海和担任嘉善魏塘人民公社的副社长。田家英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到达后,他被派到和合生产队兼任党支部书记,具体负责陪同田家英上门访问,担当联络任务的同时,还做本地方言的“翻译”工作。

1960年的和合生产队,稻谷亩产只有291斤,比解放前的亩产还低。农民一天三顿“薄汤粥”,也是由集体食堂限量供应。1961年春,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有的小队甚至断粮,出现了饿、病、逃、荒和死等现象。

一天黄昏,调查组的同志闻到一阵炊烟味。“农村已经食堂化了,谁家还在烧饭,难道老百姓家里还有余粮吗?”他们循着炊烟味进入几户农家,揭开锅盖一看,里面在煮羊头草、胡萝卜等加上食堂拿回的粥,烧成糊状食用。这里的农民,已艰难到无米下锅。

真实记录贫农王老五的生活

调查组通过查阅账册、召开座谈会以及个别访问等多种方式,了解当地的困难状况。田家英专门到贫农王老五家里,与他聊了3个多小时。

王老五当年44岁,是和合生产队四小队副队长,全家7口人,妻子当年37岁,在队里牧场养猪,大儿子19岁,已干农活,二儿子15岁,上小学五年级,有时帮助食堂记账,还有3个儿子尚小。1958年大兵团作战时,拆掉了他家的3间草棚,当时家里还剩一间12平方米的草棚,里面是一张竹垫床、一张地铺、3条棉被、一张桌子、几条板凳和一只行灶。

田家英低头钻进这间只有1.5米高的草棚,和王老五聊了起来,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问到1960年,从生产到吃穿住用,都谈。解放前,王老五做长工,生活较困难,勉强能吃饱肚子。解放后经过土改、互助组、合作化,生活逐步好转。他们既谈情况,又算账对比,田家英边问边听边记录。王老五这户典型,是调查组向中央报告的《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6户典型之首。

田家英还由孙海和陪同,走访了魏塘人民公社其他生产队。每到一处,他都心情沉重:“社员生活真艰难!”孙海和回忆道:“有时候,我不想让田家英多看下去,就对他说,全公社情况都差不多。田家英听了这话,十分认真地说:‘我们要的材料,必须自己看到、听到,决不能有半点道听途说的假东西,不然中央知道的事情就不真实了。’他这种工作态度,让我记忆深刻。”

讲出基层不敢说的真话

1960年前后的3年里,和合生产队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猪、牛、羊大批死亡,农具大量损坏,土地肥力下降,劳动者体质变弱;社员一年收入只有21.27元,辛勤劳动一年,到头还成了“倒挂户”。究竟什么原因?许多基层干部语焉不详。

1961年4月,田家英在嘉善县召开的领导干部座谈会上说:“从和合生产队来看,生产破坏是严重的,为什么生产年年下降呢?怪天,没有灾害,怪人,老百姓是好的。”

“不能怨天尤人,也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病根子是由上刮下来的‘五风’。”田家英一语道破了当时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基层同志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因为怕“右倾”,闷在心里不说而已,而田家英却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真话。

如实汇报建议搞人民公社条例

1961年2月6日,在杭州刘庄,田家英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了所见所闻,恳切地陈述了意见,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条例。

田家英的汇报震动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就纠正“五风”问题、退赔问题、生产队规模和体制问题、自留地问题、食堂问题、干部问题作了7条指示,并准备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后来,田家英的中央调查组,还在嘉善县和合生产队对“六十条”进行试点,在嘉善县贯彻落实,使全县农业经济很快得到复苏。

1961年3月,党中央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以后的修正草案,是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人民公社化错误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田家英在浙江的调查,从1961年1月23日开始到5月5日结束,历时100天。尽管“六十条”还有不少缺陷,没有突破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公社体制,但它的历史作用被充分肯定。

(摘编自2009年8月26日《今日早报》 刘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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