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五四精神，缅怀五四运动

——今天应该比百年以前更理性

张志坤

五四运动过去整整一百周年了，百岁时光，在中国人的文化情怀中尤其具有拨动心弦的玄妙，人们往往因此产生浓郁的“海枯石烂古今情”之感慨，那时的人、那时的事儿，都要再次成为人们所热衷的高贵谈资。

如何评价那时的人呢？

发起五四运动的那些人，显然是被巴黎和会上中国所遭遇的屈辱所激怒。他们不曾料到，号称是战胜国的中国，居然还要进一步向野蛮的帝国主义出让自己的主权，这令他们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下去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于是他们就振臂一呼，走上了北京街头。

当然，巴黎和会及二十一条只不过是一个诱因，更深沉、更久远的是中国人民积压已久的愤怒。长期以来人民对社会黑暗的愤怒，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怒，二者结合起来，就以此为契机如火山一般喷发了出来，从北京迅速燃遍全国，迅速向更深层次发展挺进。

从这个视角看出去，发起五四运动的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具有坚定的反帝反侵略的斗争意志，这是他们的精神底蕴，也是这场历史运动的精神底蕴。在这个意义上说，发起五四运动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回答是，都是些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斗争精神的人，就是这些人干的这件事。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说到底，就是一场浩大的爱国者运动。

这样的情怀与精神显然历久弥新，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需要我们继承，需要发扬光大，因为今天的中国虽然再不复当年中国之贫弱，但现代帝国主义合起伙来对付中国和欺凌中国的情形，同当年几乎一般无二，中国仍然需要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此来捍卫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

如何评价那时的事儿呢？

这场运动中发生的事情很多，但起点不外乎当天的那场大游行，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有两个突出的亮点，一是火烧赵家楼，二是痛打章宗祥，这两件事历来为人所津津乐道。

但是，一百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两件事却难免鲁莽冲动之嫌。应该说，爱国学生游行示威是完全正确的，直奔卖国求荣主要人物而去进行声讨惩罚也是对的，因此发生打人、烧宅子的事情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完全正确，没有反思的必要。从理性的原则出发，赵家楼属于私人财产，这栋豪宅即便是贪腐得来，也应收缴归公，一把火烧掉非常可惜；章宗祥固然可恨，但其为人所恨的那些卖国行径毕竟系职务行为，属于奉命行事，为此遭遇痛殴，几欲丧命，也有过分之嫌。这些都应该看做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而在历史大多数的时候，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毕竟不能用群众情绪下的街头裁决来代替法律审判，任何人有罪无罪，该怎样惩罚，总体上应该是法制的结果，而不应该成为街头口号下的祭品。

坦率地说，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不能完美无缺，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定律，对于历史上任何一项伟大的壮举，后人都需进行历史的辩证。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缅怀五四运动也是这样，也应该秉持辩证的态度。我们需要继承并发扬五四运动中焕发出来的那种为国为民的精神，同时也要避免或者扬弃当时的种种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当时当地的那些非理性行为，以及五四运动后来发展所引出的种种矫枉过正的弊端，譬如新文化运动中对孔家店的彻底批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等等。换句话说，在今天的中国，公知等某些别有用心之徒，没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不具备与之相关的斗争精神，却煞有介事、装模作样地纪念五四运动，要么是挂羊头卖狗肉，要么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图。近年有人再举“启蒙”大旗，拿当年的五四运动说事，大声叫嚷什么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历史“启蒙”之类，窃以为，这种做法不仅是在篡改当年的历史方向，而且也是意在篡改当代中国的政治方向，需要给予高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