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问题

刘润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刻影响。”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批孔的问题，因为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进程，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以至未来的思想文化建设。而要对这个问题求得正确的结论，就必须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站在“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

近10多年来，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孔颇多微词，认为它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应当予以否定。这个看法是不够客观的。

那么，当年的批孔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问题，当然有些偏激、有些过头，例如传统文化学养十分深厚的鲁迅，激愤之下曾提出要“扫除”“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诸如此类的观点和作法，是无须回避也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既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上的原因。

关于主观上的原因，毛泽东曾经在1942年做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8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尽管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曾以不同方式肯定过“孔学优点”，但是这种表态很快被淹没在对儒学激烈批判的浪潮中，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批孔是当时的潮流所向，激烈批孔的学者是当时文化界的耀眼明星。例如四川学者吴虞，就是因批孔而声名大震，以至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从客观原因上说，则是因为儒学为一切反动势力所利用。那时的儒学，占第一位的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存在。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却未能推翻封建专制。封建地主阶级仍然盘踞在广袤的中国乡村。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来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成为束缚广大农民的四条绳索，让他们备受剥削、压迫而无力反抗，也无心反抗。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闰土、阿Q等等，绝非纯粹的艺术虚构，而是辛亥革命以后底层众生的真实写照。至于上层，孙中山之后的总统、总理之类，无一不是改头换面的封建统治者。“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多少复辟倒退、祸国殃民的丑剧假孔子之名而行！袁世凯称帝要尊孔，张勋复辟要尊孔，军阀争权要尊孔，土豪劣绅作威作福要尊孔，甚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要尊孔（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曾于1913年出版《尊孔》一书）。为给守旧势力张目，康有为于1916年公开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要求宪法立孔教为国教，并复行拜圣之礼。事实毋庸置疑地表明，到了五四前夕，儒学原典中的那些崇实、进取的正能量已经消耗殆尽，而它的僵化、保守因素则被放大到极致，此时的儒学已经变成异常腐朽的学说，此时的孔子则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守护神。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们以一种学究的态度来对待儒学，一边批判它的缺点，一边又充分铺陈它的优点，那就根本不可能改变当时的思想文化格局。要终结腐朽的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必须造成强大的舆论定势；而要造成强大的舆论定势，就必须对腐朽的儒家文化采取激烈批判的方式。大势所趋，情绪偏激、说话过头，是很难避免的。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问题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如果没有这种激烈的批判，就不能祛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重毒素，中国传统文化就有可能因为毒素的持续扩散而趋于消亡。从这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破坏而是挽救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享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今人，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用它的某些偏颇来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步性。事实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同上，第832页）

孟子说：“彼一时，此一时也。”（《孟子·公孙丑下》）在今日中国，占居主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文化，腐朽的封建主义文化早已被赶到边缘地带。中国人民正在朝着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这样的文化环境、这样的文化使命，使得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以五四前辈不可得的从容态度去对待儒家文化，比较地侧重于对它的继承、消化、再创新的方面。总之，批判地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总方针。具体到实践中，批判与继承并非刻板的半对半的关系，这一时期可能是批判上升为主要方面，那一时期可能是继承上升为主要方面。我们必须根据文化环境和文化使命的不同而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这是历史辩证法在文化领域的一个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