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亲情家风

刘岳

一、恋亲不为亲徇私

亲情、友情、乡情谁也躲不掉、绕不开，领袖毛泽东也无法例外。面对故乡亲人纷至沓来的来信、各种合理不合理的请求，毛泽东念亲情帮助有原则，顾颜面拒绝讲艺术。

（一）亲笔回信，亲情浓浓

“我失骄杨君失柳。”毛泽东对杨家感情深厚，1949年8月10日，他复信杨开智：“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1]这是党中央进入北平后，毛泽东给亲友的第一封复信。1950年4月13日，又致信向振熙：“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从公开的文献记载看，人参、鹿茸是毛泽东送出的空前绝后的贵重礼物。同日，还致信杨开智、李崇德夫妇：“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2]拳拳关爱，跃然纸上。

从《毛泽东年谱》上大致统计，1949年10月至1952年底，3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毛泽东回复亲朋故旧的信件达181封左右，其中涉及毛氏直系亲属、近亲、远亲（包括杨家、文家）32人次左右。1950年5月7日、8日两天，他每天给各路“求助”的亲朋故旧复信16封；12日又复信11封，一个月总共58封。

开国领袖毛泽东日理万机，却仍有如此多的亲笔复信，笔端流淌的是浓浓亲情，更是马克思主义者人情、亲情世界的表露。

（二）拒绝徇私，讲究艺术

面对亲属来信中五花八门的“求助”请求，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有人无非是想借他的地位、权力捞点个人好处，比如进京工作、换个岗位、入党当官或者谋些福利等。毛泽东的处理方法展现出极为高超的艺术。

1949年10月9日，就在当选全国政协主席的同一天，毛泽东致电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的王首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同时还致电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作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3]讲原则从最亲的人开始，这才有说服力，连杨开慧的哥哥都能拒绝，还有什么亲戚不能拒绝呢？

从《毛泽东年谱》上统计，毛泽东先后给远房叔祖父毛春轩、房兄毛岳乔、表兄文南松、堂弟毛泽连、房侄毛远悌和毛远翔、原配罗氏（毛泽东14岁时由父亲做主定的亲，两人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姻亲黄谱臣和罗石泉等人复信，告知他们：“不要来北京，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4]“诸位均宜在家工作，不要来北京，以免浪费时间。”[5]

在婉拒亲属进京、找工作要求的同时，毛泽东也点明解决问题的思路。“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6]1950年5月12日，复信房侄毛远悌：“你做印厂工作极好，应将此项工作做好，不要来北京。学习事将来有机会时再说。”[7]

毛泽东打破了旧社会的历史定律，为全党开了一个好头，顾亲情决不染指公权，讲原则拒绝“求助”讲艺术。

（三）亲人烈属，一体抚恤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失去了6位亲人，远亲中也有一些革命烈士。如何慰藉、抚恤这些烈属亲戚，毛泽东既充分关怀又不搞特殊，而是“一体抚恤”。

杨开慧舅父向明卿的儿子向钧曾任衡山县委书记，1927年光荣牺牲。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复信向明卿：“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宜以予以体谅。”[8]

毛逸民是毛泽东的远房叔父，1950年担任中共湘潭县第三区委宣传委员，他希望毛泽东能照顾一下湘潭当地的烈属。1950年5月8日，复信毛逸民：“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9]

对好友中的烈属，毛泽东同样坚持“一体抚恤”。1950年5月8日，复信烈士王基永遗孀龙亦飞：“抚恤及帮助令郎等工作或学习事须与全国同类情形者同样办理，未便某处独异，请向当地党政陈明情形听候处理。”[10]湖南一师同学周芝麟之弟周玉麟已于1928年牺牲。毛泽东同日复信周芝麟：“就近陈明湖南当局备案，便与全国英烈一体议恤。”[11]

在坚持“一体抚恤”的前提下，毛泽东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还是尽自己的力量照顾烈属。新中国成立后，毛泽覃烈士的妻子周文楠想接母亲去东北。1950年6月14日，毛泽东致信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请他“考虑是否可以给以旅费的帮助。如可能，在通例上说得过去的话，则帮助之，如不可能，则要她仍住现地不动”[12]。周文楠是毛泽东弟媳，他也只是按规定给予帮助，绝不私下照顾。

既是亲人又是烈属，既有亲情又有功劳，用手中的权力给予一些特殊照顾，对于毛泽东来说不难办到，别人似乎也不好说什么。即使这样，毛泽东仍然坚持“一体抚恤”，律己之严由此可见。

二、念旧不为旧谋利

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对待故交旧友的“求助”，念旧不为旧谋利，远远超过古代先贤的“亲”“仁”认识，开共产党人的一代新风。

（一）尊师敬老，竭诚以助

面对昔日老师和贤达的“求助”信，毛泽东秉承尊师敬老的传统美德，竭诚以助。不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有自己的原则：他们没做过坏事、没有损过革命。

罗元鲲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历史教师，1950年10月11日，复信罗元鲲：“先生及张次嵛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保持政治清洁，年老贫苦，甚为系念，已商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予以协助，袁吉六夫人亦在其列。”[13]并致信王首道，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湖南省政府接到信后，即给张、罗两家各送去大米1200斤、现金50万元（新中国币制改革后一万元相对于一元，下文同）。

湖南一师国文教员袁吉六（榜名仲谦）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1936年他对斯诺说，“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14]。1952年10月22日，毛泽东复信罗元鲲：“袁先生墓文遵嘱书就，烦为转致。”[15]毛泽东亲笔为1932年去世的老师墓碑题字“袁吉六先生之墓”。

领袖毛泽东尊师敬老还有一层深意：率先垂范爱护、团结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二）仁厚待友，区分情况

对待旧友，毛泽东在仁厚以待的前提下，又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对有功于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保护照顾。周震鳞是老同盟会会员，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9年随程潜在湖南起义。针对宁乡县竹山乡农民要求把周震鳞女儿从北京拿回斗争等事，1952年4月8日，毛泽东阅批示：“此事不应当依照农民的意见处理。这些坏事是可能的，但周是老同盟会员，一向不附蒋，现是政协委员，应予以保护。”[16]

鼓励有成就、有文化的旧友加强学习，向党靠拢。易礼容曾是新民学会会员、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央委员，1928年后脱党。1952年6月10日，复信易礼容：“人们说你近年政治上进步不大，这种批评是值得注意的，我从去年的一次谈话中亦有此感觉，主要的是劳动人民的立场还没有站稳。此次参加土改，可能对你有帮助。政协全委会每周或每两周有一次学习座谈会，许多老先生都在学习，建议你去参加，请你自己酌定。”[17]

对不了解情形的旧友，不轻易承诺，要求查实再说。湖南衡东人彭友胜，曾和毛泽东在湖南新军中共过事，他当副目（相副班长），毛泽东是列兵。1951年3月31日，毛泽东复信彭友胜：“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同时，致信程星龄：“他来见时，请你加以考察，如果历史清白，则酌予帮助，或照辛亥革命人员例年给若干米，或一次给他一笔钱叫他回去；如有工作能力又有办法，则为介绍一个工作而不用上二次办法。”[18]

毛泽东处理故交旧友的“求助”，既体现了仁厚待友的美德，也体现了一代伟人的高瞻远瞩：政治就是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

（三）铭记功绩，涌泉相报

对待有功于革命、有功于人民的故交旧友，毛泽东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力给予帮助，告慰先烈，砥砺后人。

李漱清曾在韶山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宣传启蒙思想。1925年2月，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李漱清不仅协助他开展工作，还让儿子李耿侯给他当秘书，成为中共韶山特别党支部第一批5位党员之一。他的4个儿子及长孙先后参加革命，3人相继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没有忘记李漱清。1951年4月2日，复信李漱清的儿子李介侯：“请持此信去统战部找徐冰同志，或其他同志，和他商量是否有办法为你妹妹找一个免费的或半工半读的学校，如产科、护士或其他学校。我想，只要有可能，是应当替她解决学习和工作问题的。”[19]

1951年9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李漱清及湖南一师的张干、罗元鲲等师长，一一向他们敬酒。饭后陪同他们游览中南海，看电影。国庆节又邀请他们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李漱清在京逗留了48天，临别毛泽东送给他一套制服、一件呢子大衣、人民币100万元，在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亲笔签字，送给李漱清留念。

李家满门忠烈，毛泽东对李漱清一家的关怀，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私情为轻、公义为重的情怀。

三、济亲不为亲撑腰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对于毛泽东来说，韶山是他的故乡，有他儿时的记忆，有他征程的脚步，有他难以割舍的亲情，“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韶山的亲人生活很困难，毛泽东“济亲不为亲撑腰”，堪为一代楷模。

（一）自讨腰包，解困济亲

面对亲人的求助，毛泽东除了要求他们不要来北京，在当地靠自己解决外，还自掏腰包，力所能及地资助他们。

毛泽荣是毛泽东的堂弟，排行第五，小名胜五。1949年11月28日，毛泽东复信毛泽荣：“托毛、李带上皮衣料一件，为弟御寒之用。”[20]房叔毛贻全亡故后，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复信房弟毛泽益：“来信收到。贻全亡故，深致悼意。借款事我记不起了，大概是有的。兹寄上人民币二百五十万元，以应急需。”[21]当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曾得到房兄毛岳乔父亲经济上的帮助，毛岳乔去世时，毛泽东给其家人汇去300万元，以报答当年之恩。

1926年冬至1930年秋，陈玉英一直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家中做保姆。杨开慧被捕后，她也入狱。1957年6月，因升高中之事，陈玉英女儿孙燕才写信求助，毛泽东复信：“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

除了亲戚，故交旧友有困难，毛泽东也乐于资助。朱其陛是毛泽东辛亥革命时湖南新军同事，1952年8月30日，复信朱其陛：“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聊佐小贸资本。”[22]同年12月21日，复信湖南一师同学易南屏：“体弱多病，不宜外出，更不要来京。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借佐医药费用。”

（二）约束亲友，严防特殊

不可否认，也有人觉得有毛泽东这样的亲戚，腰杆硬了，似乎可以仗势压人了，但毛泽东“济亲不为亲撑腰”，约束亲友，严防特殊。

1950年5月7日，毛泽东复信毛泽覃的元配赵先桂的堂兄赵浦珠：“乡间减租土改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与，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23]同月27日，毛泽东又致信湖南省湘乡县县长刘亚南：“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24]

1954年，表侄文炳璋来信反映唐家坨文氏兄弟不大尊重乡政府等情况，并表明自己的批评态度。4月29日，毛泽东致信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25]这封信既照顾了舅家的脸面，又批评了文家。

“家书一束风范在，情理相映暖心房。”毛泽东在处理亲情、友情、乡情的问题上，讲情讲理讲艺术，堪为全党的楷模，对今天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共中共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9页。

[2][3][4][5][6][7][8][9][10][11][12][13][15][16][17][18][19][20][21][22][23][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共中共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第8页，第137页，第132页，第128页，第137页，第121页，第130页，第131页，第131页，第137页，第210页，第617页，第537页，第563页，第321—322页，第324页，第51页，第136页，第592页，第129页，第148页。

[14]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第136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共中共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页。■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