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的南京：名人将星云集

阎宝航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在北平卢沟桥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抗议浪潮。社会各界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高涨，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热潮。当时作为首都的南京，就是当时中国的缩影。

南京民众掀起抗日救亡热潮

1937年7月12日，南京各民众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抗日救亡工作，并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各界民众奋起抗战。

1937年7月13日，“南京女子学术研究会”“女子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和“妇女会”等南京妇女团体率先联合致电前方抗日将士，赞扬他们为保卫国家浴血奋战，表示“誓为后盾”。

1937年7月14日，“南京工人福利委员会”举行常委会议，议定电请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并发起募捐劳军活动，组织志愿运输队到战区服务。南京各工厂的工人开展了捐献一日工资运动。同一天，“南京百货业同业工会”也发起捐款慰劳前方将士活动，仅十九家商店就捐款1240元。

1937年7月15日，南京各机关、团体的代表300余人召开会议，成立“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推举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审计部、“妇女会”“南京工人福利委员会”等21个机关、团体为执行委员，统一领导南京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发起组织战地救护队，并迅速开办了一个救护训练班。南京各界许多妇女与学校的女学生踊跃加入了这个训练班，学习止血包扎、固定骨头等战场救护知识。7月16日，首批报名参加战地救护队的青年学生就有200多人。

1937年7月17日，南京文化界知名人士100多人举行集会，商讨抗日救亡事项，议决：第一，成立“首都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推田汉等29人为筹备委员；第二，推举代表要求国民政府即日出兵抗日；第三，电请全国文化界一致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并电请全世界文化界同情和支持我国抗战。

1937年7月18日，“首都华侨教育总会”等8个华侨团体联合成立了“首都华侨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7月20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各大、中学校的暑期留校同学200余人集会，成立了“首都学生界抗敌后援会”，选举祁式潜、陈士方等人负责。该会组织学生到市中心新街口、夫子庙等闹市区，进行宣传演讲活动。女同学排练、公演了抗日时事话剧，并开展捐献五万条毛巾活动。

1937年7月28日，“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举行第二次执委会讨论抗日救亡工作，并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从速出兵抗战。

在这股抗日救亡热潮中，南京的新闻传媒走在前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的新闻传媒不仅迅速报道了北方的战事，更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中国社会各界、特别是南京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热潮，而且还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支持抗战到底、绝不屈服、反对妥协投降的鲜明态度。

1937年7月9日，南京的民办报纸《新民报》在报道卢沟桥事变的同时，发表社论《九一八之前夕来到矣》。当日，《新民报》还发表正在南京的剧作家田汉的文章《决心》。此文写道：“卢沟桥的炮声含有示威作用……中国的生机在坚决的对日抗战，不趁此奋然而起，天下盖无不可忍之事，而中国生机殆有断绝之虑”。以后，该报又连续发表了社论《对日抗战到底》《反对各回原防，主张全盘抵抗》等。该报的《新民副刊》则连续用通栏大字刊出鼓吹抗战的口号：“我们要打就打个你死我活”“抗战！抗战！抗战！抗战！抗战！”“请政府即日领导全国民众抗战到底”“我们反对妥协，拥护全盘抗战”“每座房子都成为战堡”。该报的《社会服务版》也发动抗日献金、组织抗战医疗队等。这些报纸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销路猛增。

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电影制片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派出摄影记者与编导人员，冒着危险到战地采访拍摄，回到南京后日夜加班制作，摄制完成了纪录片《卢沟桥事变》，而较完整地纪录了卢沟桥事变的历史背景与前后过程，及时而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借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真相，在中外放映，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7年7月16日，“南京新闻记者协会”派代表来到丹凤街10号，见到正寄居南京的剧作家田汉，称他们准备举行一次慰劳前方抗日将士的募捐义演，请田汉写一个话剧剧本。田汉立即应允，当晚就动笔写作，取名为《卢沟桥》。他还请来著名导演洪深、马彦祥等人任导演，请来上海、南京的一些著名演员参加演出。所有人员都无报酬。经几日的紧张排演后，话剧《卢沟桥》选择南京著名的四大剧场，即大华大戏院、世界剧场、首都电影院和新都电影院，为公演场地。

1937年8月9日，位于南京市中心的大华大戏院首次上演话剧《卢沟桥》。此剧没有中心情节，也没有主要人物，有的只是一个个充满激情的群众场面，并穿插着一首首昂扬的救亡歌曲与悲愤的政治抒情歌曲，如《送勇士出征歌》《卢沟桥》《卢沟月》等。演员除了从上海请来的明星胡萍、王莹外，其他都由南京的新闻记者们担任，因而在表演上谈不上什么演技，而以激情取胜。首场演出是招待各界人士，刚于1937年8月1日出狱的沈钧儒、史良等救国会七君子，也来观看演出，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尽管天气炎热，但全场座无虚席。此后，话剧《卢沟桥》在四大剧院轮流上演，每日两场，连演四天。此剧与上海在1937年8月7日首次上演的、由左翼作家集体创作的《保卫卢沟桥》呼应，成为“抗战戏剧”的开山之作。

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

在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热潮的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迅速表明了坚决抗战的态度，在进行抵抗侵略的战争准备的同时，对日方进行严正的外交交涉。7月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派亚洲司科长董道宁，赴鼓楼旁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日军停止违法背信行动，不要扩大事态，称：“此次事件之责任不在我方，显系日军挑衅，中日关系已至重要关头，不容再趋恶化；日方应立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冀、察当局立谋和平解决，藉免事态之扩大”。7月9日，外交部次长陈介，在外交部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馆参赞日高，就卢沟桥事件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郑重声明，此次事件责任不在我方，日方所提保留意见，未便接受。7月10日，外交部就卢沟桥事件，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

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方进行严正的外交交涉的同时，积极进行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准备。作为国民政府军队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当时正在庐山，主持“庐山军官训练团”，并准备即将召开“第一期庐山暑期谈话会”。蒋介石于7月8日得到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7月8日至10日，蒋介石连电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令其速从山东乐陵老家赶赴保定，坐镇指挥全军，“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矣”“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同时，他急电正在重庆、主持“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即刻飞京”，召开军事会议，组编部队；致电刘峙及各行营主任，调兵北上，令第二十六路军军长孙连仲率两个师、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的第三十九师以及驻保定的万福麟部，兼程北上，“速开保、石，以备应援”，“均归宋主任指挥调遣”。

7月9日，何应钦赶回南京。自7月11日起至7月31日，何应钦以军政部的名义，连续召集各有关主管部门，就准备动员抗战，举行汇报，使一切军事准备由平时进入战时状态，并详细拟定作战方略，将全国军队悉数编入抗战序列，拟定大本营及各级司令部之编制，以及弹药准备、粮秣购备、兵员补充、交通通信之整理、防空器材与新兵器之分配、兵站之设置、民众组织训练、海军作战计划、南京与上海间江岸工事之设施，呈准设立总动员委员会等。军政部密拨给第二十九军300万发枪弹，并令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的高射炮队调赴保定，交宋哲元指挥。

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寇进攻卢沟桥通电》，紧急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各地方的军政长官刘湘等人，亦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请缨抗战。各地民众组织与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声援与慰问前线将士。

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期庐山暑期谈话会，于7月15日至20日仍如期举行。全国各党派、各界知名人士158人参加了谈话会，共同表示，在此民族危险之际，民族生存之重要高于一切，全国应服从政府，一致抗日；但要求政府对抗战要切实准备，实行宪政等。7月17日，蒋介石在谈话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卢沟桥事件发表讲话，申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1937年7月20日，南京《中央日报》刊登了这则意义重大的中央社电讯：中国虽是一个弱国，但到了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最后关头”“只有牺牲，只有抗战”“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表达了全中华民族的意志与立场。

1937年7月20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一方面调派援军，指挥平、津抗战；一方面于7月21日到27日间，连续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莱、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法国驻华大使那齐雅，指出：我为自卫生存而战，希望国际主持公道，要求各国单独或者联合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以争取国际上的同情与支持。

国共合作，确立“抗战到底，全面抗战”的国策和“持久消耗战略”

1937年7月28日，平、津局势骤变，中国守军被迫撤退。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7月30日，日军占领天津。中日战争形势进一步加剧紧张。7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就此向新闻记者发表中英文谈话，阐明中国政府今后的对日方针：绝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听任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奋斗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亦无妥协与屈服之理”。8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中央日报》记者指出：“我再次声明，中国决不寻求战争。但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为了研究与确立对日方针与最高国策，国民政府召集全国的党、政、军要人与各地军政首脑，包括中共领导人，来南京会议，共赴国难。

8月1日，蒋介石通过张冲，急电延安中共中央，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抗日大计。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电告周恩来：“拟复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赴京”。

8月2日，蒋介石电邀一度失和的广西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来南京，共商国是，并派其水陆两用座机，由德籍驾驶员驾驶，去武汉接他们。这是“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第三次邀请他们来南京。8月4日上午10时半，白崇禧率潘宜之、黄季陆、刘斐等人，飞离广西省会桂林，李宗仁亲率三万多人去机场送行。当日，白崇禧一行在风雨中飞抵武汉，然后转乘南京政府派来的水陆两用座机，于下午4时半到达南京，何应钦、陈诚率大批军政官员，赴下关迎接。当日晚，蒋介石即接见白崇禧，与之密谈并共进晚餐。蒋介石在当日日记中写道：“白健生到京，团结可喜”。第二天即8月5日，消息灵通的日本报纸就作了报道，冠以大标题称：“战神（指白崇禧）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

在这前后，冯玉祥、阎锡山、余汉谋、何健、何成浚、刘湘等人也到达南京。一时南京要人云集。8月7日上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国府礼堂提前召开国防会议，蒋介石主持并致开幕词，程潜（参谋总长）、何应钦（军政部长）以及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余汉谋、何成浚、顾祝同、何健、刘湘、张治中、黄绍竑等出席，商讨抗战军事。

当晚8时，国民政府在中山东路的励志社礼堂召开更加绝密的国防联席会议，党、政、军界要人蒋介石、林森、汪精卫、张继、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孙科、陈立夫、程潜、何应钦、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陈调元、朱绍良、余汉谋、何健、何成浚、刘湘、蒋作宾、王世杰、吴鼎昌、张嘉璈、俞飞鹏等41人出席。会议经过讨论，正式确立了“决心抗战”的国策。在这次会议上正式确立的“抗战到底，全面抗战”的抗战国策和“持久消耗战略”，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8月8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将前一晚国防联席会议的精神宣示中外。

8月11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三人，与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唐生智、白崇禧、黄绍竑、卫立煌等，在何应钦官邸，举行国共双方军政长官谈话会，就抗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进行交流与讨论。朱德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在抗战中应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朱德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政府的军队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朱德于8月16日离开南京，周恩来于8月21日离开南京。叶剑英则留京担任中共与八路军的代表，直到11月下旬才撤离南京。在这期间，中共代表遍访在南京的各方面人士，共商抗战大事，并与国民党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事宜，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一致同意“抗战到底，全面抗战”的抗战国策，以“持久消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高战略，即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

8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议决，由国民政府授权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又称陆海空军总司令），统帅全国军队对日作战。当日，蒋介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名义，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宣布：“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号召全国奋起一致抗日。

横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欺凌、羞辱、掠夺、瓜分的中国，终于一致发出怒吼，走向全面、持久的伟大抗战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