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自辱,哪国能辱之?
金一南
也许今天我们这些人,已经很难体会当年抗日战争胜利所带来的强烈震动、巨大欢欣与无比喜悦了。
“半世纪的愤怒,50年的屈辱,在今天这一天宣泄清刷了。8年间的死亡流徙,苦难艰辛,在今天这一天获得了报酬了。中国人民骄傲地站在战败了的日本法西斯者前面,接受了他们的无条件投降,这是怎样的一个日子呀!谁说我们不该欢喜得发疯?谁说我们不该高兴得流泪呢?”这是当年《新华日报》声情并茂的社论,畅快淋漓地道出当年迎接胜利时人们的心声。
中国不自辱,哪国能辱之?
100多年来,在反抗东西方列强的侵略中,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这样的胜利。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25条军舰、1万余步兵就迫使清政府签定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始了近代中国割地赔款的耻辱历史。
20年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1.8万人、法军7200人,如此兵力就长驱直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34年后,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又是惨败,一纸《马关条约》把台湾及附属各岛割让日本,还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
仅仅过了6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不但获得空前的4.5亿两白银赔款,更让已经陷入苦难的中华民族到了绝望的境地。
一部中国近代史,耻辱连着耻辱,灾难连着灾难。不但自己落为“东亚病夫”般的孱弱,而且骄纵出别人“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癫狂。
危机就这样日积月累地堆积起来了。以至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1.9万兵力,就敢对19万东北军发动军事政变,两天占领沈阳,1个星期占领辽宁,3个月占领东三省。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又以不到8000的兵力,对拥兵10万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发动卢沟桥事变,1个月使华北沦陷。当时日本统治集团认为中国已经不堪一击,以6个师团3个月之内可以征服中国。
侵略者的骄横狂妄,与旧中国的积贫积弱,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中华民族的命运再次跌入历史的谷底。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抗战持续14年之久,我们最终胜了,为什么?
国内各种力量的团结一致、武装力量的英勇奋战、反法西斯联盟的有力支援等等,都是重要原因。但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
这个民族曾经深深地沉湎于自我封闭的原有社会体系框架之中,不知世界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危险已经来临。
有两段文字颇值得我们思索——
一段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澳门一家报纸评论:“中国之装备,为普天之下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国中之兵,说有70万之众,未必有1000人合用。”
另一段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策划事变的元凶、关东军大佐板垣征四郎对部下的训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一个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这两段文字所揭示的中国武备落后、一盘散沙的现状,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复被侵略、被宰割的两大致命弱点。中国不自辱,哪国能辱之?
苦难中凝聚与艰辛中胜利
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使我们这个民族最终觉醒。
从1861年的洋务运动到1898年的戊戌维新,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觉醒。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觉醒。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则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而最后的这种觉醒最为深刻、也最为彻底。尽管这一进程中也出现汪精卫这样著名政治人物组织傀儡政权、周作人这样著名学者接受日军保护和伪政权任命、甚至出现百万以上为虎作伥的伪军,但是更多的中国人在空前的灾难和空前的历史考验面前,结成了一个日益坚强的整体。
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在这场或者胜利或者灭亡的殊死战斗中,凤凰涅槃般地觉醒、再生。这种觉醒与再生鲜明地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对的不再是一个软弱犹豫的国民党政府,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总体的胜利,共同的胜利。真正挽救中国人的,是觉醒的中国人自身。
正是这场深重的战争灾难真正唤醒了中华民族,也正是这种全新的民族精神状态,使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最终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我们第一次通过民族的集体觉醒获得民族的集体自尊。如同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盘散沙,不战自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团结凝聚,才坚不可摧。
灾难中获得的力量,是支撑民族思想大厦的栋梁
有人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包袱太重、悲情意识太重,应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有人说岁月能抚平一切,包括苦难,包括伤痕。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当年不甘受辱与日本兵殊死搏斗,被刺37刀,鼻子、嘴边、眼角、脸颊到处是触目惊心的刀伤。1995年77岁的李秀英老人接受采访时说:“我年轻的时候,脸上这些刀痕是很吓人的”,“现在58年过去了,皱纹已经掩盖了刀痕”。老人2004年在南京病逝,岁月连她的生命都已掩去。
都知道不应该忘却。但现实在迫使人忘却。
老人在逝去。遗迹在消失。记忆在淡忘。新诱惑、新追求、新概念、新梦想层出不穷。今天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人们已经少有发问:为什么抗日战争爆发地不在边关而在卢沟桥?中国人是怎样一忍再忍、最终才忍无可忍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城市,“出于与时代接轨的考虑”和“学习新时代英雄的需求”,已将《狼牙山五壮士》从学生的课本中撤出。《大刀进行曲》这样的歌曲,也被认为不利于发展和改善国家间关系,最好少唱,或者不唱。
岁月的皱纹,就这样无情地、默默地淹没着历史的刀痕。我们还能不能保持曾经获得的觉醒和自尊?
2010年上海世博会,德国馆作为最热门的场馆之一,展示一些特殊物件,给人留下至深印象。那是一些巴掌大小、闪闪发亮的黄铜板,每一块上面铭刻一位犹太人的姓名及简历,星星点点镶嵌在今天德国一些城市的马路上,提示经过的路人,路旁住宅曾经居住过哪个或哪几个犹太人,他们的最终归宿是逃向美洲、非洲、亚洲,还是死亡于哪个集中营。驻足端详镶嵌在地面上这些小铜板的人们,即便对那段历史毫不了解,也会被这种身临其境的现场回顾所震动。德国人除了在世博园展示他们的国家科技实力,还展示了他们对历史的记忆和思索。他们通过如此顽强的方式,阻止岁月的皱纹淹没历史的刀痕。
对一个民族来说,灾难中获得的力量,是支撑民族思想大厦的栋梁。
我去过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哭墙”。那是一段几十米长的残破墙段,两千年前被罗马人毁掉的以色列圣殿的遗迹,今天以色列人的圣地。一批又一批以色列人来到这里,尤其是那么多面孔稚嫩得像五月鲜花一样的年轻人,虔诚地站在这段象征他们祖先遭受巨大苦难的“哭墙”面前,把自己的头轻轻抵在被两千年岁月风霜磨砺得粗糙不平的墙面上,许久许久,默默地祈祷。那时候作为旁观者的我,突然觉得这些向“哭墙”倾诉心声的以色列年轻人,一定也从这段残破墙面的石缝之中,倾听到从历史中传来的遥远回声。
这是他们的精神圣地。他们在这里进行心灵洗礼。这些年轻人也会老去,岁月的皱纹也会悄悄取代他们鲜花一样的容颜。但当他们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到这里一次又一次完成精神与心灵洗礼的时候,谁还能遏制这样民族的活力和生机?谁还能毁灭这样民族的意志和生命?
一个自强的民族,必然千方百计呵护自己的精神财富
民族自尊,是一个民族尊重自己,不向别人屈求的意识和习性。它从来不是养尊处优中的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与自我炫耀,往往是在民族命运经受大挫折、前进之途充满艰辛、生命集合体面临大苦难时期的精神历练与展示,是在最黑暗时刻和最低谷境遇中对自己信念的执着与坚守。
有了民族自尊,才有民族自信,才有民族自尊与民族自信结合成的民族凝聚力,才有繁衍不息的民族生命力,最终才有民族自强。一个自强的民族,必然是千方百计呵护自己精神财富的民族。
在黑龙江抚远三角洲,一位边防团长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访问,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在该市无名烈士墓旁,看见幼儿园老师领着一群孩子,老师给孩子们讲故事,老师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团。
幼儿园的孩子,懂得多少历史?竟然在烈士墓前潸然泪下。关键是了解历史的老师流泪了,孩子们看见以后也跟着流泪。一个民族有在烈士墓前讲故事的老师,有在烈士墓前流泪的孩子,有向烈士墓连袂献花的新婚夫妇,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堕落,怎么可能被黑暗吞没,怎么可能被其他民族征服?
从这个意义上审视,中华民族对抗战胜利的隆重纪念,就是对先烈的崇敬,对苦难的追思,对未来的警醒。这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分享作为中国人的尊严的时刻,这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分享胜利者荣光的时刻!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奔腾不息的光阴长河里面,这些命题还将长久萦绕着我们:关于历史与现实,关于觉醒与自尊,关于记忆与忘却,关于岁月的皱纹和历史的刀痕。在这一过程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流向,开拓我们的精神家园,才能养育并坚守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