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值得我们留恋吗？

牟永强

中华民国结束在大陆的统治已经近70年了，漫长的岁月模糊了很多人的记忆，这个被大多数中国人抛弃的腐朽政权，如今在一些人的笔下却开始变得美好起来。只是，让这些民国粉无法解析的是，这个在他们看来如此令人向往的民国为何被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抛弃了？是那时的人们选择错了？还是这些民国粉告诉我们的民国史其实并不全面？笔者不才，拟对上述疑问做一个初步探讨，请各位朋友指正。

民国如何定性？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在我看来，民国在大陆的统治时期就是一个乱世。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基于以下理由：从政治上来说，中华民国在大陆的主权和治权一直都是不完整的。先看主权，民国政府在建立之初，即对列强表示承认满清签订的一系列条约，由此，列强在大陆租界的主权一直到抗战后期才被我们收回。而此时，租界实际上还控制在日本人支持下的汪伪政权手中。抗战胜利后，外蒙古又在苏联的支持和民国政府的认可下，进行了所谓的独立公投，并最终由原来的半独立的自治状态正式独立建国。再看治权，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就在俄国支持下擅自宣布独立，民国建立后，经过谈判，外蒙古取消了独立，宣布自治，期间虽有反复，但基本上是处于半独立的状态，民国政府在大多数时间里未能对外蒙古实施有效的统治。此外，自清末兴起的地方军政势力也一直影响着民国政局，导致内战、外战持续不断。大的内战包括：反袁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北洋军阀之间的“直皖战争”、“奉皖战争”、“直奉战争”，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北伐战争”、“中原大战”、“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等，国共两党之间的“国共内战”；外战则有1929年在东北军与苏联之间爆发的“中东路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局部抗日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的全民抗战。除此之外，小的民变数不胜数，由于战乱频仍，导致很多人流离失所。对于乱世，人们常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所以，这个无法保护民众利益的政权被抛弃是人们的理性选择，并不让人奇怪。

当然了，对于民国粉来说，即使承认民国是乱世，民国依然是他们的最爱。因为在他们看来，民国政府的弱势，反而使民国的民主色彩更多一些。而且，正是民国的乱世才成就了民国初年学术繁荣、大师辈出的局面。他们为证明这种说法的正确，还提出了旁证，认为同样是在乱世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迎来了百家争鸣的学术高潮。不能否认，这种说法确实很能迷惑一些人，但实际上，其立论是完全错误的。在我看来，弱势政府固然会减少对学术的干预，但是，弱势政府并不必然导致学术繁荣，要不然，中国历史上真正大动乱的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六国时期，应该同样会有学术繁荣的景象啊。可实际上，在那些乱世中，不仅没有什么学术繁荣，知识分子能够留条命就不错了。因此，“乱世有助于学术繁荣”的说法是不成立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学术的繁荣呢？我认为，比起“乱世有助于学术繁荣”的说法，下面两个条件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一是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二是不同质文化之间的深度交流。春秋以前，不仅文武不分途，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是保存在官府，民间是接触不到的。而从春秋战国开始，学术走向了民间，扩大了知识的传播面，使得民间研究学术的人员数量大幅增加。各诸侯国虽然同属于大中华文化圈，但是，不同的地域还是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地方文化。同时，列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又导致各国的统治者空前重视人才，养士成为一种风气，为人才的成长、发挥才能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周游于列国之间的学者也具有了比以往更宽阔的眼界和更深厚的学养，从而开创了百家争鸣的时代。而在民国初年，由于科举制的废除，传统的仕途道路受阻，大批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出国留学，其知识结构学贯中西，具有此前、此后知识分子都没有的独特优势，从而形成了民初学术繁荣的盛况。而且，这两个时期虽有战乱，但总体上，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影响还不算大。因此，才有学术繁荣的结果。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同样的民国，同样的弱势政府，可此时的知识分子在失去了稳定的生活环境的同时，也没有了在民初表现出来的创造力，由此可见“乱世有助于学术繁荣”这个说法的荒谬了。

实际上，民国粉对于民国的推崇主要还是体现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在他们看来，民国政府对待知识分子是非常包容的，民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也让他们津津乐道。我们不否认这种说法反映了民国社会的部分现实，即某些高级知识分子曾经在民国的某一个时期，过着大多数中国人无法享受到的幸福生活。只是，请注意，这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也不是大多数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即使是这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民国的大多数时期，不要说享受这样的奢侈生活，连生命也得不到保障。据傅国涌先生在《文人的底气》中记载，“1912年初，刚刚在辛亥革命中当上广东临时都督的陈炯明，就压制舆论，‘拘留主笔，勒交访员’。4月，《广东公言报》、《陀城日日新闻》两报主持人陈听香被逮捕枪毙，报纸被封。1912年8月以后不到半年，黎元洪就先后查封了《大江报》等许多家报纸，该报编辑凌大同被杀。四川23家报纸被封，《蜀报》记者朱山被诬以‘企图炮轰都督府’的罪名斩首。……这年冬天以来，《国风报》编辑田桐、《民主报》主笔仇亮、前《国风日报》主笔吴鼐、包头《一报》主编王平章、开封《民立报》的五名编辑、记者等都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决，被捕入狱的不计其数（如文实权、丁佛言、杭辛斋等）。1913年8月19日，北京《正宗爱国报》因时评中有‘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等语，社长丁宝臣被捕，未经审讯就被处死。”【1】而在蒋介石统治时期的茶馆里，人们要“在最醒目的地方高悬起‘莫谈国事’这样的告白。”【2】“‘狗肉将军’张宗昌1925年就在青岛杀害了《公民报》记者胡信之，他在济南威胁各报社、通讯社记者：‘你们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有哪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3】1926年4月23日，著名报人邵飘萍因为得罪张作霖被杀，“1926年8月6日，另一位著名报人、《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被张宗昌枪杀。”【4】“‘四一二’之后的白色恐怖下，鲁迅先生只能在租界通过不同的化名在《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大量隐晦曲折的批评文字，……国民党对他恨之入骨，几次将他列入黑名单，但一方面靠了租界的保护，一方面鲁迅本人在文坛上的声誉使国民党迟迟不敢轻易下手。”【5】“1930年11月，罗隆基以‘反动言论’等罪名被拘捕，在胡适、蔡元培、宋子文等人的营救下很快获释。……（此后他在天津《益世报》发表抨击权贵、批评政府的社论，曾遭特务暗杀，幸免于难）。”【6】“1946年，西安《春风工商时报》……被特务捣毁、火烧，5月2日被迫停刊，法律顾问王任律师因为仗义执言，被非法枪决。”【7】

1933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先生在法租界被暗杀，杨先生被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相反，为了警告、威吓宋庆龄等人，蒋介石决定暗杀杨杏佛。起初军统特务准备在上海的大西路、中山路一带进行狙击，“蒋介石表示不同意这么办，因为把杨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既达不到威吓宋的目的，还可能引起各方面的指责，徒然增加政府的麻烦。他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的寓所附近执行，这样既可以显示特务的力量，威胁宋庆龄先生，又可以不负破案的责任。”【8】因此，后来才改为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暗杀杨杏佛先生。1933年11月13日，史量才先生由杭州返回上海的途中被军统特务截杀，史先生是当时著名的报人、《申报》总经理，据沈醉先生回忆：“史量才先生被暗杀的原因，当时外间传说很多。据我了解，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此外，史量才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意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9】蒋介石的不满由来已久。杨杏佛、史量才二人虽然都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可是，最后他们均因为不见容于蒋介石而被暗杀。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诉我们，当时的民国政府（无论南方、北方，中央、地方，也不分革命党还是北洋军阀）对待知识分子不仅有包容的一面，更有残酷镇压、钳制知识分子的另一面，这才是民国对待知识分子的全部真相。

最后我们再看看民国的经济，客观地说，民国的经济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在1912~1920年期间，中国工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8%，但就1912~1949年整个时期而言，平均年增长率只有5.5%，即使将经济陷入崩溃边缘的抗日战争时期排除在外，那么1912~1936年的年均增长率也只有9.2%。1912~1920年的工业增长率如此之高，只有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才可以与之媲美。”【10】从这段描述里，我们可以看出，与一般民国粉认为的1927~1937年是民国的黄金时代的看法不同，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的1912~1920年间。而且，此时民国的工业化与清末开始的第一次工业化有很大不同，清末“第一次工业化反映了领导集团对军事工业的关切，它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提供部分或全部的资金，创办大型企业，而后一次工业化来源于对满足市场需求可能性的直接调整；它一方面企图满足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打算直接赢利。因此，这次工业化倾向于消费资料的生产也是十分自然的。”【11】民国政府只是在1935年4月成立资源管理委员会之后才开始真正重视重工业的发展，而此时距离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只剩下两年多的时间了。因此，民国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主要是体现在纺织品、面粉、制糖、烟草等轻工业方面，而在钢铁这类投资巨大、见效慢的重工业上则乏善可陈。由于缺乏明确的发展重工业的计划和实施计划的坚定信心，以至于抗战爆发时，民国政府所控制的钢铁产量甚至还不如清末。在抗战后期，还出现了前方缺少弹药，后方的兵工厂反而倒闭的咄咄怪事。可以说，由于民国政府对重工业的忽视，导致在抗战期间，我国战略物资的生产、管理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可用的战争资源远远低于日本，使得我们在很多时候只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日本鬼子的钢铁大炮，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虽然民国粉有多种理由为民国政府洗白，而我们作为后人也许不应该过多地去苛责他们，但过度吹捧民国的经济成就实在也没有必要的。我们可以横向看看这个时期苏联的例子，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长期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封锁之中，但是，在这样困难的境地下，苏联政府始终坚定地以发展重工业为工作重心，打下了比较雄厚的重工业基础，从而在遭受纳粹德国闪电战的沉重打击下，能够在美国等盟国的帮助下，及时生产出前线所需要的军工产品，为打败纳粹，成为战后强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可以说，与苏联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民国经济的成绩单实在是拿不出手。

从上面简单的描述中，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民国不是一个值得我们留恋的时代。当然，作为一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笔者不敢说对于民国的历史有多深的研究，因此，文章中也肯定有不少欠妥的地方。之所以不揣浅陋做此小文，只是希望我们这些看过几本书、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读书人，下笔之前一定要慎重，不能出于一己之私，误导民众；也不应该自认清高，固守在自我的象牙塔内，唱着与国家、民族利益不相干甚至是相反的高调。我认为，这种高调不仅仅是一种浅薄，更是不负责任。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为国家、民族的利益鼓与呼是每一个有担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民国粉们，该醒醒了！

参考文献：

[1]傅国涌.：《文人的底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1页。

[2]杨红兰：《民国茶馆里的莫谈国事》，《唐山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3卷第3期，第62页。

[3]、[4]傅国涌.：《文人的底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5]傅国涌.：《文人的底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6]傅国涌.：《文人的底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7]傅国涌.：《文人的底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

[8]沈醉.：《军统内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

[9]沈醉.：《军统内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10]（法）白吉尔，张富强、许世芬.：《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2~193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11]（法）白吉尔，张富强、许世芬.：《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2~193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