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宇立恶语诋毁人民领袖却唾天自辱
——再谈辨析西路军失败责任的“11·2”电报
高戈里
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指出：“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毛泽东逝世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一历史结论被人通过非组织程序推翻。其核心论点认定：西路军从渡河、成军、命名到进退行止，都是中央军委指示或批准，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
随后，这一翻案结论充斥主流史学界和主流媒体，再后，“毛泽东是西路军悲剧和冤案的主要制造者”一说广泛传播，并被境内外反共反华势力纳入其意识形态武库。这期间，竭力鼓吹“阴谋论”并用极恶毒的语言诋毁人民领袖毛泽东最甚者，是“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夏宇立。
就是这位被某些党报、地方政府和主流媒体捧为“军史专家”的夏宇立，打着研究西路军史的招牌，公开辱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像旧色政坛上那些厚颜的政客一样，……最粗暴恶劣、最卑鄙无耻、最缺德失道、最伤天害理”。
虽然，夏宇立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这种极端情绪化的辱骂已经远远驶离了史学研究、著述的学术轨道，但是，为了消洗夏宇立们多年的恶劣影响，本文还是要通过辨析“11·2”电报的本质问题，来展示夏宇立歪曲史实恶语诋毁人民领袖却仰面唾天自取其辱的客观结果。
一、“11·2”电报提出了与
共产国际交货地点背道而驰的西进方向
“11·2”电报对于辨析红西路军失败责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翻案者立论的核心内容是认定“西路军从渡河、成军、命名到进退行止，都是中央军委指示或批准”，而“11·2”电报表明，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西进的主要意图，并非是按照当时中央的部署去“获取苏联援助的物资”。
基本史实如下：
（一）“11·2”电报之时，共产国际援助武器的交货地点不在西面，而在北边的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旧称）
1936年9月11日，共产国际书记处来电：“……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
9月27日,共产国际书记又明确电告：“……苏联已经决定从外蒙提供援助，（中国）红军应当迅速夺取绥远定远营，并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
据此，中革军委的部署是先“集中三个方面军……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制止南面敌人对我军的尾追和夹击，再以主力攻占宁夏，站稳脚跟后，派支队依托根据地穿越沙漠，北上定远营，接取共产国际援助的武器装备。
（二）“11·2”电报提出了与共产国际援助武器交货地点背离的西进方向
1936年11月2日，率领红四方面军总部和直属队以及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刚刚西渡黄河的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和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
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直属队及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西渡黄河的时间是1936年10月24日至28日，至“徐陈”首长发出“11·2”电报之时，上级关于接取共产国际援助武器装备的地点并未改变，前进方向应该是北方的定远营，而“11·2”电报提出西渡黄河部队的进军方向，不是北方，而是左旋90°，指向西方，即通往新疆的凉州（今武威）。
显然，其西进的主要意图，不是奔着共产国际援助的武器装备去的。
（三）共产国际于“11·2”电报的次日来电临时改变了交货地点，才补给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的理由
本来，西路军西进的历史责任是很清楚的，但“11·2”电报的次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补给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的理由，也给几十年后推翻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制造西路军战史“阴谋论”者留下了一个可以瞒天过海的“根据”：“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我们将大约1000吨物资运到哈密，你们能不能占领甘肃西部前来接运？并请通知我们接运的办法以及你们准备采用什么样的具体的运输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后的11月4日“徐陈”（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朱德、张国焘），再次提出“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的西进主张，且得到张国焘以“朱张”名义的确认，以及“独立”、“不受一切牵制”、“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的授权，但此时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接货的电报指示并未同意——11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执委会：“从哈密输送物资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没有用处了，这个改变已经大迟了。已经过河的红军有大约21 000人，我们可以命令他们向哈密方向前进，但要通过5 000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而且，除非你们能用汽车将物资送到安西，否则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1 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
11月11日，面对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徐向前、陈昌浩）已率部西进的既成事实，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才正式为红四方面军渡河西进部队授名“西路军”。同日和次日，中央还分别电询“徐陈”和“朱张”：“⑴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⑵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⑶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
11月12日，“徐陈”致电中共中央，对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接受援助物资的任务打了包票：“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对于中央电询的问题，除第一个外，均未作复。
11月13日，中共中央再电共产国际，通报西路军正按共产国际新指示向接近新疆方向前进的情况并要求确实无误地准备接济物资，并电复准备情况；1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徐陈”，“同意你们向凉州进”，并通报“新疆接济正准备中”，正式赋予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并接受国际援助物资的任务。
二、“11·2”电报的西进意图
早已被西路军主帅证实
对于“11·2”电报提出的西进意图，多位红西路军将领当年的报告和以后访谈都留下过佐证，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在1982年8月14日接受廖盖隆访谈时坦言：“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
在他人代笔的《历史的回顾》中，这一指向更为鲜明：“……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
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后来也坦承：“我们同驻会宁几天，……表面上是照着宁夏战役计划去做罢了；究竟怎样具体去做呢？没有讨论，实际上是不想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印证“11·2”电报西进意图的西路军两位主帅的上述谈话和文字，笔者一年多前发表的《辨析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一封关键电报——兼驳夏宇立诋毁人民领袖的“阴谋论”》一文，曾经专门引述过，而顶戴“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桂冠的夏宇立对笔者这篇文章的反驳，却睁着眼睛偷偷回避了。
夏宇立这种违反史学作品学术规则的刻意回避，有其浓郁情绪化的心理轨迹：见之于夏宇立反驳文章的标题《高戈里：你知道自己缺些什么吗》；见之于夏宇立反驳文章开篇第一句就破口大骂——“高戈里缺知识、缺文化、缺教养”；还见之于夏宇立对曾与张国焘做过坚决斗争的人，以及他认为“参与了制造西路军悲剧”的人，不管是中央领导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等，还是三个方面军的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宋时轮、钱钧等，几乎都要一一贬损，甚至辱骂，就连邓颖超都要被他辱骂成“人格”有问题……
夏宇立浓郁的情绪化的心理轨迹，更见之于他史学作品中有太多太多的以其副秘书长级的心眼儿去度量带领亿万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人民领袖的胸襟，进而形成的自以为是的主观臆断，特别是那些稍加分析便能令人忍俊不止的自命不凡的主观臆断。
三、夏宇立任意曲解“11·2”电报
意外暴露其看不懂地图
在夏宇立反驳笔者《辨析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一封关键电报——兼驳夏宇立诋毁人民领袖的“阴谋论”》一文时，夏宇立为了曲解历史文献，否定“11·2”电报的西进意图，特意引用了一封他自称“《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没有选用，恐怕高戈里、双石等人也并不了解”的电报，然后，反驳道：“请注意，此电中说到取得平、大、古、凉，‘尔后取得民勤为后方，打通远方为宜’。民勤在哪里？刚好在定远营西面，地域与定远营所在的宁夏交界（定远营时属宁夏省），与定远营相距约120公里，徐陈认为这里方便接运物资，据此，也可以证明，此时他们断然没有向新疆方向的意图。”
夏宇立所言荒唐之处甚多，最可笑的是这一句——“民勤……与定远营相距约120公里，徐陈认为这里方便接运物资，据此，也可以证明，此时他们断然没有向新疆方向的意图。”
夏副秘书长啊，夏副秘，这笑话可就闹大了：
第一，民勤“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大沙漠包围”，民勤县城与定远营之间的直线距离为220多公里，两地之间是著名的腾格里沙漠，在中国八大沙漠中排行第四，就算能横穿，实际路程恐怕远远不止220公里。用地图比例尺量算“民勤……与定远营相距”的实际路程，真不知夏副秘书长用的什么绝招，能把这实际路程压缩到120公里？都已顶戴“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桂冠多年了，都被不少主流媒体捧为“军史专家”多年了，怎么连这点最基本的军事地理常识都不顾及？就算夏宇立用用地图比例尺量算错了，属于技术上的失误，但他何时何处公开更正过？何时何处以何种方法制止过该错误的传播？
第二，夏副秘书长认定横穿腾格里沙漠腹地“方便接运物资”，根据何在？民勤年均降水量110毫米，蒸发量2644毫米，1935年全县人口仅13.5万人，两地之间至今没有横穿腾格里沙漠的公路，西路军两万大军别的困难就不说了，光饮用水怎么解决，夏宇立想过没有？凭什么把这荒谬绝伦的主观臆断栽赃到西路军“徐陈”首长头上?
第三，夏副秘书长认定“徐陈……此时他们断然没有向新疆方向的意图”，这可是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给“徐陈”栽赃的“意图”，因为徐向前1982年8月14日曾明确坦言：“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这话，在夏副秘书长参与编辑的多部著作中都有收录，应该是耳熟能详，夏副秘书长如此无所顾忌地抽自己的嘴巴，怎么就不怕疼呢？
四、夏宇立任意曲解“11·2”电报
是在诬指西路军主帅口是心非
对于西路军“徐陈”首长，夏宇立又岂止向他们栽赃自己荒谬绝伦的主观臆断。
本来，西路军首长徐向前几十年后依然坦承“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不想“打定远营”，可夏宇立把“11·2”电报的结论解读为“他们断然没有向新疆方向的意图”后，显然就是在诬指徐向前当年给中央发电报，说的是一套，想的是另一套，口是心非。
夏宇立著史，像这样因逻辑混乱而自取其辱的地方，多了！
比如，当夏宇立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栽赃到党中央、毛泽东头上时，他坚称：“打通‘国际路线’……这一战略决策本身，不论当时的共产国际书记处，还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其中包括张国焘，都意见一致，从来没有出现异议，更不存在分歧。”
否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首长在“战略决策”上存在“分歧”后，这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夏宇立也就顺理成章地推给了中央，并直接扣到了毛泽东头上：“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正是在毛泽东一再藐视和排斥徐向前的正确作战主张，一意孤行地按自己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指挥，加上摆不上台面的另类心理，终于一手造成了这支占红军总人数五分之二强的主力精锐部队最后几乎全军覆没的惨败。……这天字号的重大责任，毛泽东实难逃避。”
当夏宇立等通过指责毛泽东“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另类心理”，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栽赃到毛泽东头上后，接着，其鼓吹“阴谋论”就更加露骨了：“毛泽东也并非不知兵者，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看来‘功夫在诗外’，一切从党内斗争出发，为了争取党内斗争的强势地位，不惜在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战局上出险着下险棋”，即“过分施心计于对红军指挥权之夺控。”
也许，是仅凭“主观臆想”就断定毛泽东有“摆不上台面的另类心理”的夏宇立意识到，这“阴谋论”，又何尝不是把西路军将领当作一群被“阴谋家”随意摆布、任意宰割的傻瓜？特别是曾被夏宇立坚称与中央领导“意见一致”、兵败祁连之后又于1962年7月29日发表《走毛泽东的道路就是胜利》文章的西路军主帅，如果按照夏宇立的逻辑推论，如何不被置于一个尴尬境地——与“阴谋家”领袖“意见一致”的将领全军覆没又没完成任务，又如何评价？
为了把自己离谱的“主观臆想”说圆，夏宇立只能无度捧杀西路军首长：“徐向前在西路军的军事斗争中，同样表现了非凡的战略眼光，惊人的洞察力和预见力。……这一时期，徐向前的军事主张和实践，与毛泽东针锋相对。……不仅与毛泽东的作战指挥完全不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毛泽东的错误指挥，进行了抵制。”
如此颠三倒四评说历史人物，执意要妖魔化人民领袖的夏宇立始终不能自圆其说——既然西路军主帅的“军事主张和实践，与毛泽东针锋相对”，“对毛泽东的错误指挥，进行了抵制”，那么，夏宇立认定在“打通国际路线”战略决策上西路军首长与中央领导“从来没有出现异议，更不存在分歧”一说，又如何成立？如果西路军主帅与中央在西进问题上真的“意见一致”，你让中央，让毛泽东承担责任，还说得过去，可在夏宇立的笔下，西路军主帅都对毛泽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了，这“抵制”后的失败责任，又如何有理由让党中央、让毛泽东来承担？
五、夏宇立引用历史文献
“只准州官放火”背后的诡异
夏宇立以极端情绪化的态度著史，自以为是却喷血自污的地方多了。
西路军战史上的“11·2”电报全文，见之于多部公开出版物，很容易查阅。笔者在《辨析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一封关键电报——兼驳夏宇立诋毁人民领袖的“阴谋论”》一文中，一共引用了71件•次历史文献，囿于篇幅所限，都未全文引用，但却招来了夏宇立的破口大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夏宇立骂笔者对“11·2”电文的“‘选取’是卑劣的断章取义”，却不能在“11·2”电报全文中找到其立论依据，只好另外选取了“11·2”电报前一天的两封电报。夏宇立引用这两封电报的内容如下：
《辨》文的作者高戈里、双石等人，认定此电是“一封关键电报”，事实上，虽然此电表达了上述特定的涵义，但是，它又是徐陈在河西期间所发的许许多多普通电报中的一份，并无《辨》文所指的“关键”特质。并且，与这份电报涵义相近的电报，在徐陈那里，还有好几份，《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没有选用，恐怕高戈里、双石等人也并不了解。
比如，10月31日下午，得知河东海打战役失利，徐陈深为忧虑。次日8时，徐陈致电朱张提出行动方针意见：“依得实际配合一、二方面军，我们拟在现地向凉州、平番扩大活动区域，准备尔后待机向大靖、古浪、凉州发展，一带均汉人，如毛敌尾追，必要时痛击之。”（《四方面军拟向凉平扩大活动区》（1936年11月1日），原件：（中央档案馆：红四方面军电报）军档复（319）第206页）
同在11月1日，徐陈又致电朱张毛周，详细报告了河西部队各部位置，还特别报告黄河沿线无敌情，多良好渡口。“尾泉东十五（里），划子沟下三十里，老龙湾下廿里，常山窑下十五里，索桥下三十里，五佛寺下十五里，大庙均好渡口，各有人房不等，渡点均四百到五六百米，水平，沿河有大杨树。”表示如主力渡河，需要配合，河西部队着重向“中宁李家堡以东线，打击敌”，“敌主力都在右岸尾后时我方以速痛击”。如主力暂不渡河，我拟“取大靖、松山地带，准备向凉州、古浪、永登线发展，尔后取得民勤为后方，打通远方为宜。”（《五军之行动布署》（1936年11月1日），原件：（中央档案馆：红四方面军电报）军档复（319）第205页）
夏宇立另外“选取”这两封电报，自以为得计，却意外暴露了以下问题：
第一，这两封电报都明确提出了与“11·2”电报一致的西进方向。
第二，夏宇立反驳别人没有引用电报全文“是卑劣的断章取义”，按说，他自己在同一篇文章里不能打自己的耳光，可夏宇立偏偏文如其人，在自己的文章里多处不全文引用历史电文，特别是有两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非常典型：
一处是明目张胆——夏宇立引用见之于公开出版物的共产国际书记处9月11日致电中共中央的电报时，费尽心机地引用了一句“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而对紧接下来对自己结论不利的一句，即“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却刻意“选取”掉了。这是不是“卑劣的断章取义”，留着夏副秘书长自己去评说吧！
另一处则很诡异——这两封电报，夏宇立不但没有全文引用，还宣称“《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没有选用”。经查，在夏宇立担任编撰委员会副主任的另一本书，即2004年7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也“没有选用”这两封电报。该书的书名没有用“选编”一词，经夏副秘书长参与撰写或审改的“编辑说明”还特别强调：“编辑出版本书的目的，是为研究红西路军历史提供完整、系统的资料”。这就不能不让人提出疑问：顶戴“军史专家”桂冠的夏副秘书长，在履职编撰委员会的副主任过程中，为什么不遵循“为研究红西路军历史提供完整、系统的资料”之“编辑本书的目的”，将这两篇历史文献收录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之中？
用如此荒唐的双重标准去讨论史学问题，并破口大骂，暴露了夏副秘书长气急败坏的情绪状态，显然，他人正本清源的史学研究结论极其依据，触及了夏宇立内心深处难以见人的心结。
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西路军史学的争论源头，及始作俑者朱玉。
百度百科介绍：“朱玉，国防大学教授，中将军衔（笔者注：朱玉没有军衔），军史专家。红西路军研究专家。是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执笔人，主编了《徐向前文选》和《李先念传》（上卷）。1981年朱玉撰文《“西路军”疑》为还原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打开缺口，引起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度重视。”
对此，双石（本名周军）在《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一书中严肃指出：在徐向前、李先念的耄耋、古稀之年的1983年2月25日，李先念送中央各位领导传阅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所附的52封电报，是《历史的回顾》执笔人朱玉“在档案馆里查阅了三个月的文档资料”后，有选择呈送的，在此基础上，作了违反史实、断章取义、向中央推卸责任的曲解。另有68件对朱玉否定中央历史结论不利的重要历史文献，被“选择”掉了。这其中，“11·2”电报之前的9月11日、27日和10月8日共产国际有三封明确交货地点在北面的定远营的电报被“选择”掉了，此后的11月3日共产国际通知交货地点由北面的定远营改为西面的新疆哈密的电报，也被“选择”掉了。这四封电报被遮蔽后，“11·2”电报所体现的执意西进之核心意图并非翻案者所说的“执行宁夏战役部署”北上定远营“接取国际援助”，也就被悄然掩盖了过去。
虽然，中央并没有对西路军问题重做结论，陈云、邓小平对有关以52封历史文电为依据的西路军问题研究材料，也仅仅按照李先念提出的慎重建议，批示“全件存档”，但1984年出版由秘书朱玉代笔的《历史的回顾》还是全盘推翻了中央政治局关于西路军的历史结论。之后，《历史的回顾》被无度发挥，为妖魔化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史学源头，并成为《历史的回顾》署名者生前不曾料到的一件身后憾事。
事实上，《历史的回顾》又岂止被无度发挥。国防大学马秀山教授在《〈徐向前回忆录〉关于西路军历史回顾的若干“硬伤”》一文中严肃指出：在他人代笔或整理的署名徐向前的著作中，所引用或叙述战史电文的内容与原始电文多处不符。其后果，足以能掩盖或扭曲历史真相。
更为荒唐的是，徐向前逝世后，其回忆录被后人以“经军史专家十余年精心校核”之理由修改，并宣称该版本是“国内唯一权威版本”。言外之意是说，徐帅生前出版的回忆录属于非“权威”版本。
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
六、夏宇立用最恶毒的语言诋毁人民领袖，
并公开为叛徒张国焘涂脂抹粉
夏宇立诋毁人民领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最恶毒的语言，据目前不完整的查阅，见之于他写的《毛洛新步骤：在西路军失败悲剧之上再造冤案》一文——“毛泽东、张闻天的刚愎自用、霸道和高压，不断发生严重错误，造成了西路军覆灭悲剧。……毛洛没有担当，没有自责，没有歉意，没有任何反思，也没有感到理屈和羞愧，他们甚至像旧色政坛上那些厚颜的政客一样，极力掩盖，极力抵赖，极力转移视线，在西路军失败悲剧之上，在西路军‘尸骨未寒’之时，再跨出一大步，又制造西路军冤案。……西路军冤案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冤案，是中共党内最黑暗的一幕，是中共党内最粗暴恶劣、最卑鄙无耻、最缺德失道、最伤天害理的重大事件。”
与夏宇立肆意辱骂人民领袖毛泽东“最粗暴恶劣、最卑鄙无耻、最缺德失道、最伤天害理”相比，“军史专家”夏副秘书长评价后来叛变革命充当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张国焘，却毫不掩饰他情真意切的感情皈依。
比如，夏副秘书长在境外出版的《史说长征》一书中，先讲了这样一件事情——1937年在延安时，曾任红四方面军警卫团政委的“钱钧揭发张国焘在川陕苏区时如何搞一个16岁的女孩子，还向她阴道里面塞梨子，那女孩子痛哭，求饶，等等，……结果激起众怒，钱钧又跳到台上去打张国焘，连眼镜都打掉了……”然后，夏宇立毫不掩饰地为叛徒张国焘鸣冤叫屈：“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自己的战士面前遭受如此奇耻大辱，这本身就是红军史上绝无仅有的。”夏宇立叙述此事时为张国焘打抱不平而流露的感情皈依，所秉持封建“君臣旧礼”替叛徒张国焘争“面子”的腐朽贵族立场，以及对“那女孩子痛哭，求饶”无动于衷的冷漠心肠，一览无余！
就这摆上桌面儿谁都嫌丑的烂事儿，夏副秘竟然翻出来为叛徒张国焘忿忿不平，真蠢！还在书中宣称许世友等红四方面军将领为这件事同情张国焘，谁信？
又比如，被国民党抛弃的张国焘，晚年因中风右半身瘫痪，寄住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养老院。三年后的一个寒冬夜晚，“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家人又不在身边，贫病交加冻死在异国他乡。这本是史学界众所周知之事，可夏宇立落笔《渡河期间的朱张彭》一文时，在文章主题限定的“渡河期间”之时段外，带着他自己毫不掩饰的憎恶情绪，讲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的离世，然后，又罔顾事实一往深情地抒发着他发自内心难以言表的情愫和无以复加的眷恋：“最后辞世的是张国焘，1979年12月3日病逝于加拿大多伦多，张的去世虽然不好用中华传统语言‘寿终正寝’，但亦可用现代语言‘正常死亡’称之。”
这，就是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夏宇立于字里行间留下的鲜明的情感倾向、悖逆的著史手法、偏执的史学结论和情绪化语言风格。
七、夏宇立未必敢
登台与双石面对面公开辩论
夏副秘书长自命不凡却屡屡拉捋自坏，不胜枚举。
2011年电影《惊沙》热播后，双石写了一篇《革命英雄主义的一缕血脉——记红西路军的高台、临泽之战兼为电影〈惊沙〉而作》，夏宇立如获至宝，随即发文《编造黄超“给董振堂传达命令”居心何在》，指责双石：“你这里的‘命令’内容显然是瞎编的。”还说：“双石的‘命令’文字内容，不仅表现了发布命令者语言粗鲁至极，而且心肠僵硬歹毒。”殊不知，双石回应夏宇立亮出的依据，竟然来自夏宇立担任编委会副主任并参与主持编撰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上）》等，也就是说，夏宇立本想扣在双石头上的“瞎编”“篡改事实”“恶毒”“无知”“什么货色”等等罪名，最后全都落在了夏宇立自己头上！
“作者惯于用狗屁不通的怪论来制造笑料”——这是夏副秘书长骂别人的话。
在夏宇立的史学作品中，骂骂咧咧的话太多了，根本引述不过来，完全能想象得出夏副秘书长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模样。
为了让夏副秘书长消消气，这里不妨转达红四方面军某将领后代的建议：“搞出个结果，也是我们有生之年的兴事。希望双方学术专家共坐一堂，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各抒己见。”
是啊，以往各说各的，没有当面交锋，你夏宇立原来的一些拥护者至今都没看明白，为他们着想，也该换一种方式了。
再说了，你夏副秘书长所说的“信口胡诌，满纸谰言”“毫无根据的妄言”“卑劣的断章取义”，以及“分不清口腔和肛门”“腹中空空，却自以为是，犹如破裤头蒙头，招摇过市，满街侧目，却自鸣得意，以致自我造就了一个由无知到无耻演进的模样”，“龟孙子”等等，统统都对质在光天化日之下，再按照你夏宇立说的“戳破其卑劣手法和邪恶用心”，暴露其“歪理邪说和愚昧邪恶本性”，又有什么不好？你又有什么不愿意的？
人家曾经是你夏副秘书长的“粉丝”，也曾对双石的著作不屑一顾。你呢？联系在境外出书时曾经向出版社工作人员夸口：这司令，那政委，四方面军子弟买书，几百人集会，那么多人要买书，有将军支持，有老板赞助，等等等等。与我们靠自己的微薄工薪抢救史料独立创作不同，你夏副秘书长多处炫耀的言论表明，你非寄生体制资源不可。如今，当初捧你的人们有此强烈愿望，你任职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官居副秘书长，肩负了多部著作的编撰委员会负责人或成员、多部电视剧的编剧、多个研究会的成员等重要职务，又被某些党报和地方官员捧为“军史专家”，还有他人难得的查阅西路军全部历史档案的权力或手段，你让他们继续失望下去，用我们老丘八“缺知识、缺文化、缺教养”的话来说，不仗义吧？
夏副秘书长呀，你不是刻意要在我这样闻过硝烟“连应有的文化基础都相当缺乏”的老丘八面前，想显摆出一副博学多才谈吐高雅的“军史专家”架势吗？你已经高调自诩是“知识”丰富、“教养”十足的“文化人儿”了，又有旧时的《炎黄春秋》作史学阵地，继续骂大街，你顶戴的一系列名号由此黯淡失色，你就不心急火燎？由此应声失落，你就不捶胸顿足抓耳挠腮？
为你着想，在史学界，你夏宇立还是放下你自负不凡的“副秘书长”官架子，放下你“自鸣得意”的“军史专家”招牌，放下你自作清高的“文化人儿”派头，平心静气地来讨论，平心持正地去论证吧！
因为，被你夏副秘书长百般恶语诋毁的人民领袖毛泽东，自“红旗卷起农奴戟”起，“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用排山倒海的革命浪潮，对你夏宇立百般迷恋把“红军总政委”的“面子”凌驾到“自己的战士”的尊严和生命之上的封建旧礼，进行了“粪土当年万户侯”式的荡涤，在“换了人间”之后，迎来了端“副秘书长”架子、打“专家”招牌、摆“文化人儿”派头再难压制、欺辱底层草根大众的“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毛泽东时代，由此奠定了毛泽东逝世四十多年后夏宇立们历史虚无主义鼓噪最终难以被草根大众接受的社会历史基础。
难道不是吗？
注释：45条（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