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及其后果

[摘要]：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批判斯大林的运动。这是由戈尔巴乔夫主导的，丑化斯大林以及批判苏共其他领导人的活动。对斯大林以及苏共其他领导人的批判，严重破坏了苏联领袖的形象，搞乱了思想意识，带来信仰危机。揭露历史“空白点”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思想因素。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在苏联以“民主化”、“公开性”为旗号，进行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斯大林，也指向苏共早期其他领导人，实质是指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场批判运动不仅歪曲历史、完全丑化了斯大林等前苏联领导人的形象，也严重损害了苏联共产党的威信，从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领域动摇了苏维埃国家的根基，是苏联解体的重要思想因素。
苏联解体不久，俄罗斯学界与政界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时，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反思当年对斯大林等领袖的批判。进入新千年前后，在俄罗斯出现了重新评价斯大林的社会思潮。这种重评不仅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重新评价，也是对苏联时期的历史、苏联共产党的功绩与过失的重新看待。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被摧毁的社会价值观的再建。
一、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
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口号。在中央，戈尔巴乔夫要求把一些有关30年代大清洗的材料公开，因为“党和社会还不知道斯大林制度的全部罪行，要接受事实的教训，必须将那一时期的真相公诸于众。”一批历史档案开始对外开放，成立了许多专门委员会为斯大林时期的受害者恢复名誉，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也逐渐从劳改营或国内流放地释放回来，他们成了国家实行“政治迫害”的“活证据”。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要扩大公开性，还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他对著名的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中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感到不满意，于是，在这几个领域里进行了批判斯大林的动员。为扩大宣传阵地， 《星火》、《莫斯科新闻》等主流报刊的主编相继换成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些报刊连篇累牍地登载批判斯大林的文章。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严厉批判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1987－1988年，批判斯大林的运动达到了高潮。1990年7月，在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再次严厉批判了“斯大林一伙的罪行”，并几次声明要抛弃“斯大林极权体制”。在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中清楚地写道：“极权的斯大林体制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一体制正在被取消。” 对斯大林的批判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之后。就这样，在苏共上层的主导下，苏联掀起了一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狂潮。照一些人的说法，苏联过去的挫折和失误都是由斯大林造成的，而成绩和进步则是违背他的意志取得的。斯大林被看作给人们带来痛苦和不幸的灾星，“独裁者”、“暴君”、“阴谋家”、“杀人犯”等等成为他的常用称谓，在几年之内，斯大林被完全妖魔化了。
随着批判斯大林的进一步升温，自然提出了对“导致斯大林现象产生的苏共其他领袖人物”的批判问题。1989年以后，对斯大林的批判，逐渐扩大到批判与否定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以及列宁本人。开始时，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实际上与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乃至列宁本人有着直接联系。也有人干脆说，斯大林之所以“罪恶累累”，是因为列宁带了个“坏头”。1990年，在准备纪念列宁120周年诞辰时，戈尔巴乔夫向手下人提出，应该“结束把列宁‘描绘为神’并加以崇拜的现象，设法使列宁归入历史上活动家的行列，理应根据‘他的时代背景’对他进行客观的、科学的研究和认识”。于是，对列宁也“动起手来”。关于列宁的“罪证”主要有这样的说法：十月革命并非是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革命，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一次在西欧一小撮阴谋家和冒险家的情报机关帮助下，由‘德国奸细’列宁和‘英美’特务托洛茨基密谋组织并挑唆完成的一次‘政变’”。有作家公然宣称“十月革命根本就是不必要的”，列宁“不是一个善良的人”，而是一个“具有革命的残酷性的人”，“斯大林一点也不比他的导师更残酷，列宁就是昨天的斯大林。从1989年起，苏联各地连续发生了多起推倒列宁纪念像，或向列宁像涂抹油漆、投掷脏物的事件。
二、批判斯大林以及苏共领导人的缘起与目的：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对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批判有其思想渊源以及最终目的。
首先，批判斯大林的最早起因可以追溯到苏共20大。众所周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揭开了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序幕，苏共22大后又采取了一系列“非斯大林化”的措施。对此，戈尔巴乔夫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重新评价内外政策、分析历史事实”，不过，他把这种“重新评价和分析”给进一步“发展”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对斯大林的“揭批”，不仅在深度上把斯大林的“罪行”做了深入剖析，在广度上可谓无限扩大了。
戈尔巴乔夫自称“苏共20大的产儿”，他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赞扬“赫鲁晓夫大无畏的行动”，高度评价苏共20大“是对极权体制的第一次冲击，是朝社会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不过，戈尔巴乔夫认为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方面还有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露他所抨击的现象的深层基础”。戈尔巴乔夫明确地指出这个“深层基础”就是“社会体制”。所以当他宣称要在全社会推行“公开性、民主化”，与“极权的官僚体制决裂”时，自然也仿效赫鲁晓夫的做法，首先发起对斯大林等苏共领袖人物的攻击。
其次，从思想素养上看，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戈尔巴乔夫等人全盘否定苏共领袖和苏共历史的思想根源。戈尔巴乔夫在给一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曾写道：“开始改革的时候，我关心的主要是政策。我认为必须彻底改变苏共的政策，因为苏共把国家引入了一条死胡同，把世界推向了核对抗。” 的确是这样，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受挫，他不是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反而认为这是体制障碍问题，便急于着手政治变革。他十分清楚：要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必须和原有的苏联体制决裂，并幻想以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来取代“旧体制”。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在2001年回忆道，1987年以前，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好像非常坚定，但实际上他的信仰早就发生了动摇。他曾私下说：“共产主义思想对于我已经过时”。后来，他和雅科夫列夫一起，从组织上和宣传上从事反共活动。他们首先控制住苏共舆论宣传阵地，借“公开性”和“民主化”大搞无政府主义的民主，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夸大苏共的历史错误、揭露存在的官僚腐败等问题，搞乱了党员和群众的思想，为最后背叛确立了思想理论基础。
苏联要进行改革，确实需要对斯大林个人、斯大林模式作出正确评价，因为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对推动改革、多途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无疑是有益的，但戈尔巴乔夫等人“重评历史”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并且一步步走向全盘否定苏共领导人和苏联社会主义70年历史的道路。
再次，批判斯大林以及苏共领导人的实质：矛头指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公开性”的目标之所以直接指向斯大林，是因为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给改革定位为一场摧毁原来制度的革命，“改革是一个涵义广泛，内容极为丰富的词。但是，如果从它的许多同义词中选出一个关键的、最能表达其实质的词，那就可以这样说：改革就是革命”。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任务就是先彻底清除这种“不正确”制度的代表——斯大林，而实际上他们最终摧毁的则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
1988年6月，在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谈到，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方针不仅是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问题，而是要放弃苏共是苏联政治体制核心的问题，是要把国家权力中心从共产党手中向苏维埃政权转移的问题。这是他第一次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他称之极权社会主义） 根本不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党的思想，就是用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理论来替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用这个理论来改造党，就是要最终取消党的执政地位，按戈尔巴乔夫的说法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用这个理论来改造社会制度，就是把社会主义改变为资本主义。
三、批判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带来深远的社会后果
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大张旗鼓地批判斯大林、批判苏共主要领导人，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终结果是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带来思想混乱，从而引发一系列思想意识和社会问题。
首先，严重破坏了苏联领袖的形象，搞乱了思想意识，带来信仰危机。
对斯大林的批判伴随着“公开性”铺天盖地而来，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解释引起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极大混乱。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社会思想意识被错误引导，是非完全颠倒。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总结的那样“改革的意识形态机器在破坏苏联社会集体的历史记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国家历史上的象征和里程碑被抹上
了黑，受到嘲笑，黑白被颠倒。” 当时，不止是斯大林的个人形象被严重扭曲，他所领导的党、社会主义的苏联的形象也被严重损毁，社会主义价值观被破坏，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不断下降。到1991年，在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形象抹得漆黑一团，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把这些谎言和谬论误认为真理的情况下，当共产党被解散，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的危急时刻，还有谁会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
其次，批判苏共领导人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思想因素。
意识形态的混乱加剧了经济恶化，1988年，批判斯大林达到高潮，1989年，苏联经济出现几十年来第一次“负增长”，社会开始动荡，民族离心倾向加强。1989年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后，苏联陷于完全混乱：民族情绪沸腾，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处于大规模内战的前夕，几百辆火车滞留在外高加索，在哈尔科夫，“人民鲁赫”宣称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1990年2月，在莫斯科出现了有25－3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人们不仅喊出了“打倒利加乔夫”、打倒“戈尔巴乔夫”的口号，还要“打倒整个苏共”以及克格勃，甚至要打倒一切，以使政权化为灰烬。
在共产党的领导人形象被破坏、社会舆论被搞乱的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离心倾向也加强了。从1989年起，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提出脱离或独立于苏共的要求。立陶宛共产党不顾苏共的劝阻和反对，于1989年12月20日在立陶宛共产党20大上通过了《立陶宛共产党宣言》和《关于立陶宛共产党地位的决定》，宣布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与苏共保持“平等的伙伴关系”。苏共党内所谓“民主派”也利用这一形势，与党外民族分离主义相互呼应、紧密配合，进行分裂苏共、解体苏联的活动。
第三，在批判社会主义制度同时“美化”西方民主，给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可乘之机。
在批判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苏联媒体大加宣扬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思想，对苏联原有的思想信仰、道德观念形成极大冲击。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对西方民主自由的宣传，极大影响了苏联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导向。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末期，原来所谓的“坚定的列宁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了“极权主义”的斗士，他们拥护“激进思潮”并到处传播，大学里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全国众多的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仿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基地。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苏联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其中少数知识精英最终成了瓦解苏共、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急先锋”。
苏联解体以后，通过对这场剧变的反思，相当一部分俄罗斯学者认识到：“苏联解体是西方帝国主义有意识的政策的结果，他们借助在苏联内部被其收买的、贪赃枉法的一帮人直接实现了这个目的”。
四、历史教训与反思
苏联解体后，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当年批判斯大林的一些历史事实逐步澄清。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和民众中涌现出一股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2003年3月5日，在斯大林逝世50周年之际，这股思潮达到一个高峰，正如《消息报》所说的：“在人民领袖斯大林逝世50周年之际，为他恢复名誉完全成为有组织的行动”。最有代表性的是当年一些对斯大林持批评态度甚至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俄罗斯“红色爱国者”作家邦达列夫曾经批判斯大林是一个“残酷的、狡诈的、意志坚强和充满矛盾的人物”。90年代后期，他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1998年底，他在一次讲话中称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物”，认为斯大林“改造了俄罗斯，建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在1999年发表的札记里，他把斯大林与世界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并列起来，充分肯定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建立的功勋。重评斯大林是俄罗斯存在的社会危机的反映，也反映出俄罗斯民众希望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心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斯大林正是牢固地和“稳定”、“秩序”连在一起的领袖，为达到稳定的目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应该有一双像斯大林一样“强有力的手”。
当年，批判斯大林，批判苏共其他领导人，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说成是充满罪恶的，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为“极权体制”，同时极力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甚至不惜以破坏国家形象和民族利益去追求所谓的自由民主，完全破坏了苏共领袖的形象，摧毁了苏联人民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连社会基本价值观都被否定了。当今俄罗斯重评斯大林，重评苏联历史，强调的是斯大林的国家主义、强国思想，意在重建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道德、民族尊严为主题的社会价值观，这是在苏联解体、经济退步的情况下，俄罗斯政府重建民族信心的一个重要举措。从这个角度说，重新评价斯大林和苏联历史，其实质意义是要在俄罗斯重建社会的主体价值观，因为任何社会都需要有正确健康的主体价值观，有一个稳定的价值体系。只有保持稳定的社会价值观，才能从社会意识上保证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才能在思想上巩固国家的根基。只是，破坏容易，重建却十分艰难，这是苏联历史留给人们的又一个深刻教训。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75期，摘自2010年第10期《理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