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李慎明

　　（2011年4月23日）

　　笔者认为，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三件大事分外值得关注：一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二是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是1991年底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三件大事，都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的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前两件大事给我们共产党人带来无尽的喜悦与振奋；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第三件大事给我们共产党人带来的则是令人的震惊和痛惜。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马克思在论述巴黎公社的失败时曾明确指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巨大逆流﹑灾难和反动﹐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大曲折﹑大逆转﹔葬送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叛徒们也同样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可能把他们解脱。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多次反复强调反面教员的独特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中湘江战役五万余人的鲜血﹐便没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有牺牲多壮志”。没有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乃至人类历史上这一重大灾难﹐我们便不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艰辛与壮烈﹐因而也反衬不出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雄伟与瑰丽。当然﹐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五万余人的牺牲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虽同为悲剧﹐但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悲剧。虽然从对革命造成重大损失这一点上看﹐不存在极“左”比极右好的问题﹐但毕竟是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悲剧。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五万余人的牺牲毕竟是仍要革命的问题﹐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则是对革命背叛的问题。二者在这点上无疑有着原则的区别。在今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征程中﹐我们无疑要继续警惕犯过去“左”的错误﹐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在纠正一种倾向的同时﹐也要警惕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的产生 ——注意右的错误思潮的发生。邓小平曾说：“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 因此﹐对苏联解体﹑苏共亡党这一重大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剖析﹐汲取深刻教训﹐对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乃至全人类解放事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今年，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20周年，其深远意义正在显现。

　　如何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定性呢﹖是一场大灾难还是一次大进步呢﹖前几年﹐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其它各国﹐对这一重大问题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一定意义上讲﹐“好得很”与“糟得很”各不相让。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欧洲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家正在进行军备竞赛﹐而成千种报纸﹑成千个讲坛﹐用成千种论调以“爱国主义”﹑“捍卫文化”等幌子为扩大军备寻找理由。针对这一现象﹐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维护某些提议﹑措施等等﹐那总是要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的”；“公众先生们﹗别相信空话﹐最好是看看对谁有利﹗”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对谁有利﹐对谁是灾难呢？

一、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不要说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这些大城市﹐就是在偏远的乡镇﹐都在大兴土木，推土机﹑吊车随处可见。2002年6月﹐笔者到俄罗斯访问﹐先到莫斯科。偌大的城市上空﹐偶见转动的吊车。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告诉笔者﹐现在要比此前衰败的十年好不少。就这样﹐还是有70％的国内外资本转悠在莫斯科。你们到了莫斯科以外的几乎所有地方﹐都可以进一步体会到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给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接着我们来到伏尔加格勒（原来叫斯大林格勒）访问﹐从下降的飞机上即看到在宽阔的伏尔加河上高耸着九座大桥墩。下飞机后问前来迎接的州长﹐回答说这是通往哈萨克斯坦的一座铁路桥﹐修通后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很有好处。但因联邦政府不给钱﹐1990年被迫停工。笔者接着问﹐二战前﹐斯大林格勒有六大工业区﹐矗立在延绵80余公里的伏尔加河两岸。二战中﹐这六大工业区被夷为废墟。二战后﹐仅用三年左右时间﹐又一座延绵80余公里的斯大林格勒新城在这里耸起。现在的主要建筑还都是那三年建设的。那时有资金吗﹖他说﹐没有。笔者又问﹐三年左右时间﹐可以建一座新城，而12年左右时间却建设不了一座新桥。这是为什么﹖他沉默少许说﹕“主要是人的精神不一样。那时﹐人们有信仰﹐有干劲﹐饿着肚皮也干。现在很迷惘﹕我们的过去错了﹐将来要往哪里走﹖我们一无所知！”随后﹐我们代表团又来到俄罗斯远东地区几个地方﹐在那里﹐可以明显看出﹐衰败得更为厉害，原来集体农庄大量房子的门窗歪七扭八、破损不堪。

　　2003年10月笔者再次访问俄罗斯。访俄期间﹐笔者与莫斯科大学原副校长、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院院士﹑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多博林科夫长谈。他说﹕“俄罗斯近年来所遭受的精神和物质损失﹐无法计量。实际上﹐所谓的改革使俄罗斯倒退了20－30年﹐有些精神损失﹐无法估量”。在这次访问中，我们获得从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大约十年间有关俄罗斯社会倒退的不少具体资料﹐概举如下﹕

　　1、经济领域﹕国内生产总值急遽下降﹐现代工业大国变成原材料附庸。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期间仅仅下降了2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了64.5％﹐农业生产减少了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五千多倍。一些现代化航空航天企业改行生产简单的日用品。1990－2001年间﹐科技领域就业人数从250万下降到80万﹐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到美国﹑西欧甚至发展中国家就业或谋生。从一定意义上讲，俄罗斯已变为西方欧美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国家的原料附属国。

　　2、社会领域﹕分化混乱﹑人口锐减。今日俄罗斯，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成为现实。1989年10％最贫穷人口收入与10％最富裕人口收入为1比4.7﹐而1999年这个比例将近1比80。另外﹐酗酒﹑精神疾病﹑无家可归﹑流浪儿童﹑卖淫﹑艾滋病和性病等社会问题成堆。每年约有50万妇女流落到国外卖淫。苏联解体本身，使它不只失去大片国土，还使其锐减1亿多人口。就是俄罗斯本身的人口也在逐年减少。根据2002年10月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仅为1.45亿人﹐比1989年减少两百万人。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5年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为58.6岁﹐比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男性平均寿命的63.4岁还低4.8岁﹐这使得俄罗斯成为全欧洲男子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

　　3、社会治安领域﹕犯罪猖獗﹐罪犯逍遥法外。剧变十年间各种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剧增。1990年俄罗斯杀人案为1.43万起﹐1998年为2.3万起﹐2001年为2.98万起﹐2002年已超过3.2万起。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踪人口超过十万。 实质上每年有20万人被害。犯罪案件急剧增加﹐每四个成年男人中﹐就有一个有前科。俄罗斯平均每五分钟就有一人被杀。平均每十万人口有一千个犯人 — 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针对平民百姓的那些犯罪现象非常猖獗﹐有组织犯罪甚至渗透到最高的一些权力机关﹐事实上社会现在处于全面的恐怖状态。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自由派却依然要求用市场作为解决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纲要﹐他们依然竭力鼓吹小政府﹐继续弱化、削弱国家各方面的职能。这些自由派所说的“人权保护”实际上保护的是罪犯。

　　4、国家职能领域﹕严重退化。由于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严重搞乱、破坏了其政治制度﹐弄虚作假盛行，贪污腐败成风。每年用于贿赂的金钱高达数百亿美元﹐政府和居民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的互动。国内到处都是政治公关﹐政治作秀。一些私人的新闻传媒往往把人民看作是可以操纵﹑欺骗的物件。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普通人民的意见被漠视﹐被排斥。国家缺乏经过科学论证的发展构想﹐缺乏解决内政﹑外交问题的战略性思维。人们对政治的失望在增加﹐对政治领袖的失望在增加，对其“民主制度”的失望也在增加。

　　5、精神道德领域﹕社会盛行“丛林法则”。理想信念混乱，伦理观念混乱﹐丧失了传统的善恶观念和区分是非的能力﹐社会道德基础恶化﹐精神面貌全面倒退。一些大众媒体向社会民众传输西方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只是为了巧取豪夺和追取个人的利益﹐从而造成原有的劳动伦理和热爱劳动品德的丧失﹔造成是非混淆﹑善恶混淆﹐世风日下﹑金钱至上。许多青年不愿从事劳动﹐更多的是希望一夜成为银行家﹑公共关系专家甚至向往罪犯﹑抢劫犯或者是敲诈者。一些大众传媒﹐如一些电视节目和电视剧甚至公开美化犯罪和黑帮。在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精神道德危机下没有出路的悲惨生活﹐导致了自杀这样一种社会悲剧现象迅速攀升。1990年俄罗斯自杀人数达2.64万人﹐1998年为3.54万人﹐而2001年已经达到3.97万人。

　　6、国际地位方面﹕从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20年过去了，俄罗斯现在的GDP仍然没有达到其1990年的水平。俄罗斯当局在剧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迎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需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逐步主动放弃自己的盟友﹐甚至全面撤退﹐逐渐丧失超级大国的地位。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地位同样也在弱化，致使其它国家迅速填补空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也发生了巨大的逆转：昔日祖国的概念，今日分崩离析，已付东流。自波罗的海三国、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前加盟共和国独立后，俄罗斯的版图锐减到17世纪初彼得一世时的规模，并失去波罗的海沿岸的出海口和黑海一带的天然良港。正所谓：“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

　　近些年﹐笔者先后四次访俄﹐无论是季塔连科﹑多博林科夫还是其它有识人士﹐在谈到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时无不痛惜万分甚至泪光闪灼。1994年，著名作家、前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对《真理报》记者谈到：“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

　　苏联部长会议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其新著《大国悲剧》中也说﹕苏联解体“给俄罗斯造成巨大损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情况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和作用﹐涉及经济﹑国防能力﹑科学发展﹑生产和文化﹑居民生活水平等等。” 为说明这点﹐他从无数确凿的事实中﹐仅举1999年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弹劾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材料中的几例。但这几例却用去整整近九页的篇幅。雷日科夫在这九页中说﹕“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国民经济和科学的破坏﹐产生了近千万的失业大军”﹐“1998年的失业人口在超过2500万”；“比较幸运的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则为200－300个家族据为己有﹐他们攫取了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同时也攫取了国家的权力”。

二、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灾难与低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1950年开始﹐东欧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让我们看看剧变前苏东主要国家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与主要欧美国家增长的对比。在1950－1984年间，苏联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9.9和14倍﹐保加利亚为14和29倍﹐匈牙利为5.1和9.2倍﹐民主德国为7.6和11倍﹐波兰为5.9和14倍﹐罗马尼亚为17和38倍﹐捷克斯洛伐克为5.3和9.4倍。而在1950－1982年间，美国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则分别增长1.8和2.1倍﹐英国为1和0.9倍﹐法国为2.9和2.9倍﹐联邦德国为3.4和3.9倍﹐意大利为3.1和5.3倍。

　　但20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使国外原有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十个国家改变性质或不复存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个多民族联邦制国家先后解体﹐世界上其它国家共产党的总人数由原来的4400多万锐减为一千多万﹐且多数丧失了执政地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空前低潮。

　　1989－1990年﹐在短短一年多里﹐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六国﹐政权纷纷易手，执政40多年的共产党或下台成为在野党﹐或改变了性质。紧随其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992年3月在大选失败后下台﹔在南斯拉夫﹐先是南共联盟不复存在﹐原南斯拉夫联邦内的各邦都发生了剧变﹐其后在经历近一年之久的内战后﹐最终分裂为六个独立国家。伴随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在经济上﹐否定以公有制占有主导地位﹐大肆推行私有化﹐生产大幅度下滑﹐持续的奔腾式通货膨胀﹐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使人们预期将在较短时期内实现繁荣和富裕的希望落空﹐为之付出的沉重代价却远远超出事先的想象。

　　据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提供的数据﹐“1990－1993年﹐独联体国家生产总值下降的幅度很大﹐其中亚美尼亚下降的幅度超过50％﹐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大约减少40％﹐乌克兰下降30％多﹐乌兹别克和白俄罗斯比较稳定﹐只降低17％和24％。”

　　东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幅度也很大﹐从1990－1993年，罗马尼亚下降20.8％﹐保加利亚下降26.6％﹐捷克下降22％，斯洛伐克下降25.8％﹐波兰下降5.8％﹐匈牙利下降17.1％。

　　从剧变至今的近20年来﹐保加利亚举行六次议会选举﹐先后组建11届政府﹐没有一届政府或一位领导人连任。现在﹐除烟草、铁路﹑港口﹑核电站等少数经济部门还掌握在国家手里﹐70％以上的国有企业都被私有化﹐且大多卖给了外国人。97％的银行已是外资银行。在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人们健康状况恶化﹐人口从原来的近900万减少到现在的780万﹐有100万人（且大多是年轻人和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外流。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少数人暴富﹐大多数人贫困。由于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基础设施陈旧﹐铁路﹑公路﹑街道﹑房屋都是剧变前甚至是50年前建造的﹐房屋墙体剥落﹐路面失修﹐到处是一派破败景象。

　　我们再来看看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古巴带来的灾难。20世纪70年代﹐在经过前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探索后，古巴开始实行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实施国家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古巴与苏联实行经济一体化﹐并于1972年加入经互会﹐发挥蔗糖生产的比较优势﹐用蔗糖换取苏东国家的工业产品﹐满足人民所需的消费品和国家实行工业化所需的生产资料。古巴与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占古巴外贸总额的85％﹐每年从苏联进口石油1300万吨﹐占国家石油需求的90％。与苏联的经济一体化保证了古巴的经济命脉﹐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古巴经济年均增速70年代为7％﹐80年代上半期为8％。 同时﹐古巴的社会建设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80年代末﹐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古巴与苏联的经济一体化同时为古巴埋下严重隐患。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几乎摧毁了古巴整个对外贸易﹐美国趁机强化经济封锁。古巴遭受这一“双重封锁”的致命打击﹐被迫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1989－1993年古巴经济萎缩35％﹐ 199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89年的66.1％。 直至今日﹐古巴尚未从“双重封锁”中完全恢复过来﹐走出“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语）。直到2008年初﹐菲德尔‧卡斯特罗还在《起义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进一步表示说﹐苏联解体对古巴来说是“一个毁灭性打击”。

　　最后看看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朝鲜带来的灾难。朝鲜自1948年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1948－1984年工业产值平均增长率为17.3％。1984年工业总产值相当于1946年的431倍﹐粮食产量为1946年的5.6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65倍﹐人均国民收入1986年达到2400美元。朝鲜在20世纪70年代就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化学化﹐但在20世纪80年代，朝鲜也形成了依赖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石油的高度机械化的农业体系。苏东剧变后﹐朝鲜石油紧缺﹐大部分农业机械严重闲置﹐使原来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钾﹑磷肥严重匮乏（朝鲜化工只生产氮肥等）﹐导致农业危机﹐引发严重的粮食问题。尽管朝鲜并不是经互会成员﹐但原来朝鲜对外贸易的70％也是同苏东国家进行的。苏东剧变后﹐朝鲜经济持续九年出现年均约2％的负增长﹐1995年的经济负增长率高达4.6％。苏东剧变使朝鲜对外贸易额从80年代的一百多亿美元减少到1997年的不足十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从1990年的1064美元降至1997年的741美元。 朝鲜现在经济困难﹐无疑有其它方面的种种原因﹐但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和经互会的不复存在难道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吗﹖

三、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过去笔者总认为，苏东剧变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它使得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现在笔者认识到，从本质上说，这新的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以极少数人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的。新的一轮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绝大多数穷人其中包括中等收入阶层 愈来愈穷；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几乎所有国家本身其中包括发达国家本身愈来愈穷。资本主义国家仅仅是资本存在和运作的方式，是承载和包裹资本的外壳，是为极少数富人服务的奴仆，奴仆不可能富有。由于苏东原来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参照体系的坍塌﹐美国﹑瑞典﹑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不仅所有制﹑分配﹑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右转﹐就连已建立好的福利体系都在右转。2000年﹐美国贫困人口为3160万﹐2001年增加130万﹐2002年又增加170万﹐达到3460万。而到2007年则增至3620万﹐其中有2950人靠领取食品券过活。 1980年﹐英国达不到全国平均收入水平40％的人口为一百万﹐而到1999年增加到了八百万。 现在﹐法国有25个亿万富豪﹐却有七百多万个穷人﹐近70万身负重债。 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数据，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6亿最贫穷人口的收入总和。2007年9月12日英国《卫报》报道：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人的收入与最贫穷的27亿人的收入相等，相当于世界所有人口收入的40%。比尔•盖茨、巴菲特、保罗•艾伦三人总资产比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3个国家GDP的总量还多。现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州政府从理论上已经破产；而各国的主权债务几乎都在急遽增加。按照物理学能量守衡的定律，财富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而只会转移。各国主权债务的增加和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穷人的愈来愈穷的过程，就是极少数富人在世界范围内运用各种手段极其贪婪甚至残酷地聚敛巨额财富的过程。当中等收入阶层大量失业，被抛入贫困行列，国家亦十分贫穷之时，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就不可避免。

四、相对于苏东剧变后的低潮而言，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有所复兴

　　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推力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这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无疑是一柄“双刃剑”。它的正面效应是有力地推动了发展中国家GDP的高速增长等。但也要看到，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才能够和敢于利用其在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科技等强权，特别是其中的金融霸权，放手、放肆地掠夺他国，张着大嘴“巧吃”、“白吃”世界。正因如是，美国国内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才长期出奇地低廉，加上美国文化霸权的大肆渲染，其所谓“民主制度”才能够在美国内得到较多数民众的认可并得到较为稳定地维系，在国际上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追捧。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助长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和一系列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泛滥和推行。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这场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苏东剧变给世界带来灾难的最新表现，这不仅是对美国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其中金融霸权肆意泛滥的绝地“报复”，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理论的有力清算，更是对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战。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进一步引发着全球社会动荡加剧，。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欧洲到中东、北非再到亚洲、拉美，社会不安情绪弥散，广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普遍不满，大规模街头抗议增多，极端政治事件频发，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全球社会动荡风险明显上升，其中值得关注的亮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视。各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积极开展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和应对。国外共产党在一定地区、范围内进行着有限的联合活动。全球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英国著名作家、记者弗朗西斯•惠恩在2009年新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传》中说：“马克思并未被埋葬柏林墙的瓦砾之下，他真正的重要性也许现在才刚开始。他可能会成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 对这种已经开始复兴的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我们一定高度关注，统筹考虑，各国左翼学者应该运用多种方式形式进行积极合作与配合，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能够坚持和发展的极其有利的国际上的机遇。

五、世界社会主义前景展望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已经步入历史发展的快车道。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仍在深化，其根本标志是世界各个国家特别是各主要大国的主权债务都在急遽增加。由于新一轮金融危机在未来几年内极可能存在的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今后几年内也都有可能面临着国际垄断资本新一轮的洗劫。当然，其洗劫的手法和手段将是多种多样甚至是十分残酷的。世界各大战略力量正在加强合作，同时也有激烈的竞争和博弈直至较量。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经济危机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政治危机。必要之时，所谓的“国际社会”必然寻求战争之道去力图摆脱。这是它们企图摆脱危机的最后也可能是最有效的途径。过去我们讲“地缘政治”，现在可不可以加上“货币政治”和“资源政治”？这三种政治相加，特别是能够理解“金融政治”的独特作用，似乎才可以解释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在未来二、三十年，相互合作、竞争、博弈、较量的结果会是什么？笔者认为，还很难说一定是一个结果，各种可能性都有。如果世界上其它各主要大国应对正确，美国霸权从此有可能从其顶峰下逐步跌落下来，当然，这个衰落过程，极可能要用几十年时间。假若如是，这也是我们衷心所希望的现有的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巍然屹立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较大复兴。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满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光辉的前途。当然，在特定条件下，也决不排除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遇到新的更大的困难。这正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多次反复强调增强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的深意所在。世界社会主义若步入新的更大的低潮，世界社会主义步入新的更大的低潮。若如是，世界就有可能重新出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各资本主义大国为重新瓜分世界也可能会重新酝酿并发动新的世界性战争。当然，这是从大历史和历史的长时段来说的。世界格局中期前景的不确定，从一定意义上说，其根本原因是人们对指导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理论的认识还不成熟和不完善，或是说还仅在寻找或形成之中。但不管世界格局中期发展的前景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直到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这是世界各种各类重大矛盾特别是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这一根本矛盾长期累积冲突的必然结果。中国的老子提出了“物极必反”的思想；中国还有句充满哲理的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笔者坚信，世界各国人民将在无比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多姿多彩的经验教训中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在2050年前后，将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无比灿烂的艳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