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第二天：教授从军上战场
郑伯田
1.奉党的命令，教授踏上抗日从军路
1937年7月8日，北京前门火车站，候车室里，坐着一位穿长衫，戴礼帽，鼻梁上架着厚厚眼镜的中年人，身边还放在一只很大的藤条提箱。
宛平那边正在打仗，打得还很激烈，谁也不能预测事态向哪个方向发展，是越打越大，酿成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还是国民政府再次妥协，事态又作缓和?作为平津四所大学(北平的中法大学、东北大学、法商学院和天津的省立法商学院)的教授，阮慕韩也无法判断。
他毅然放弃教席，抛妻别子，踏上旅途，是奉党的命令，到太原去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地下交通为他安排的路线是，坐火车到天津，改乘轮船到烟台，再搭乘长途汽车到济南……就这样一路辗转，赶到太原的时候，形势早已大变，忻口会战打得正激烈，党在山西的工作已经全面铺开，急需大量的干部，组织上命令他立刻赶赴太行山区，参加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组建，担任行政委员会委员并任社会通讯联络部长。
等他赶到阜平的时候，又一电报先于他本人到了，命令中又给他追加了一个职务，正在组建的察绥游击军政治部长。
就这样，一介书生，二话没说，挎上枪，上了战场。
初到游击队，战士听说来了个大知识分子，眼睛里多的不是崇敬，而是疑惑。这样一个文弱书生，胖胖的身材，矮矮的个子，戴着厚厚的眼镜，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能打仗吗?能指挥吗?能和战士们一样，过艰苦又紧张的战斗生活吗?大家私下里嘀咕：“这样的同志，咋不让他去延安教书呢?”
一接手工作，大家的看法就变了。阮慕韩同志先从队伍中挑出一批有文化的年轻人，组成抗日宣传队，亲自动手，编宣传材料，教授日语，教唱日语反战歌曲，亲自带着他们靠近鬼子的据点，做瓦解敌军的工作;带着他们到沦陷区去，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给乡亲们讲为什么要抗战，怎么样抗战，怎样才能取得胜利。
在生活上，阮慕韩同志和普通战士一样，吃高粱面、小米饭、煮土豆、煮黑豆，睡门板，睡土炕、睡谷草堆。身上的虱子，也和大家一样，多得要用笤帚往下扫。
游击军发展了，壮大了，改称察绥游击支队，阮慕韩同志出任政委。后来，由一个支队，变成两个支队，三个支队，四个支队……阮慕韩同志调动工作了，他出任冀中军区司令部秘书长……就这样，一个地主阶级的叛逆，留日归来的学生，四所大学任教的教授，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就走上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前线，一直坚持着艰苦卓绝的战斗。
2.教授生在大地主家庭，且是几代单传的娇子
1902年8月23日，阮慕韩出生在察哈尔省察南专区万全县柴沟堡镇，他的祖父在清廷官居四品，家庭富有在察南专区数一数二。据说沿洋河两岸13华里的水浇地都是他家的，一共3200多亩，占整个镇子的三分之一，而粮食产量则占全镇粮食产量的多一半。
他家又是几代单传，父辈祖辈宠爱无度，正经是“捧在手心怕化了，顶在
头上怕吓着”，直到8岁才开始发蒙，还不敢让他去城里自己家开办的“洋学堂”，
怕大孩子们欺负。只在开办于自家宅院里的“女学堂”和姐姐们一起就读。刚刚十五岁，祖母做主给他找了个21岁的同班同学，硬逼着他拜堂成亲。
尽管这样，阮慕韩还是以优异的成绩，在18岁那年考上了远在通州的潞河中学。五年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更远的日本庆应大学，离开了祖辈父辈们的呵护，踏上自己认定的人生旅途。
到了日本，阮慕韩的全部课余时间都花在了大大小小的书店，像春蚕一样扑进知识的海洋。可能是偶然因素吧，他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在当时的日本，这些书没有列入查禁名录，是可以随便卖，随便买的。)
真理的光辉擦亮眼睛，也荡涤着灵魂，他和同学们组织起“社会主义科学学习会”，一起阅读经典，讨论时事，研究理论，一步步向着马克思主义科学殿堂攀登。
1931年8月，毕业回国，阮慕韩同志接受北平中法大学、法商学院和天津省立法商学院聘请，出任教授(后来，东北大学迁平，他又接受了东北大学的聘任)。10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十几天之后，阮慕韩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党给他的任务是参加北平特科工作，负责统一战线中上层人物的联络。
1934年11月7日，北平特科遭国民党特务破坏，20多名同志被捕。阮慕韩同志像往常一样，到张友渔家谈工作。谁知，临近院门才看到警示标志。他脚步没停，从容而去，连头都没敢往那个方向再扭一下。尽管如此，还是被特务跟踪，阮慕韩被捕了。
很多被捕同志被押送南京，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被判重刑。好在他有很好的掩护身份，大地主家庭、日本留学生、大学教授这些名头保护了他，再加上没有任何口供，又有身居高位的庆应大学同学作保，坐了32天牢房，阮慕韩同志安然出狱。他义无反顾地找到组织，继续做着极端秘密又十分危险的工作，一直到“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
3.带着“老年队”打游击
1941年1月，刚刚调任冀中军区司令部秘书长的阮慕韩同志又接到命令，让他立刻赶回边区，参加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上，作为参议员的阮慕韩同志，被选为驻会参议员办事处秘书主任(有点像后来的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职务)。
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这样的环境下，阮慕韩同志的精力，大部分用在带着这些年高德昭的老先生们，一边完成驻会参议员办事处的日常工作，一边参加反扫荡，打游击，在深山老峪、莽林幽谷间频繁转移，还要照顾好这些老先生们的生活，照顾好他们的身体。到了宿营地，他亲自号房子，买柴买菜，安排炊事，安排岗哨，烧水给大家泡脚……常常是饭吃好了，大家都睡下了，他饭还没吃呢。突然，民兵跑来了，报告说：有情况!赶紧集合队伍，赶紧出发。常常忙到小半夜，刚刚躺下，捶一捶酸痛的腿，捶一捶酸痛的腰，要睡还没睡着呢。突然，民兵跑来了，报告说：有情况!赶紧集合队伍，赶紧出发。
一个大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一个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学校门的书生，连自己的生活都照顾不好，却要伺候这么一大帮老先生，而且是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下，想一想有多难吧?特别是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繁重的体力劳动，也不是体育运动爱好者，身体素质很是一般，年近四十多岁，还是高度近视眼，阮慕韩同志的付出该是多么难以想象啊1
行军的时候，越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越是崎岖蹭蹬的山路，越是大雨倾盆的时候，越是风雪弥漫的时候，越是情况不明的时候，他越是走在最前面，和尖兵走在一起。跌倒了，爬起来，跌倒了，再爬起来，一天不知道要摔多少跤，时常滚成个泥猴，连眼镜上都糊上泥巴。情况紧急的时候，他常常彻夜不眠，一遍又一遍地查哨，甚至蹲在隐蔽的地方亲自充当哨兵。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自己没有军事斗争经验，只能是以勤补拙，笨鸟的翅膀紧扑棱。
阮慕韩同志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在他负责期间，晋察冀边区参议会驻会参议员办事处从来没有遭遇一次险情，没有一人伤亡。就连翻摩天岭，过大石湖，上兔儿鼻子，越没耙沟和阎王鼻子，这些采药、打猎的人都视为畏途的险路，都安然无恙，没摔一个人，没丢一个人。聂荣臻同志称赞他的时候，说：“想不到，带着‘老年队’打游击，无一亡，无一伤。慕韩同志，你真的很了不起啊!”
4.祖上的财产，都是剥削来的，理应还给农民
1945年8月23日，张家口解放，阮慕韩同志被任命为察哈尔省高等人民法院院长。经过紧张的筹备，11月15日法院开始办公。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自从投身革命，就下定决心，与剥削阶级彻底决裂，可是现在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祖辈父辈都已经去世，继承来的3200多亩土地，一连五院五十多间青砖、石基、瓦顶的房子，还有大量的金银细软，一直由堂叔父代为管理。紧张的战斗生活，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回乡，好容易来到与家乡相邻的地方工作，再不抓住这个机会从速处理，内战一旦打起来又不知要拖多久呢。
1946年7月23日，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在城内旧戏院召开了主要是阮家佃户参加的群众大会，阮慕韩同志宣布，将继承得来的3200多亩土地，还给父老乡亲，并恳请当地政府和农会一起，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又把家中珍藏的1000多件皮、毛、绸、缎、布衣服衣料，几百件农具，三万多斤粮食，两大箱金银首饰，一箱玉器，全部交出，恳请政府和农会，一并分给缺衣少食的父老。
群众大会上他是这样说的：“我是由继承得到的祖遗田亩。这些田亩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地由荒芜变成良田，一切筑壕修堰的劳动建设，我都未曾参加，我的父亲、祖父也不曾参加。但是，我们全家却不劳而获，享受了地主的优裕生活。我中学毕业以后，又可以到日本去求学，这一切的享受，是为农民所赐。我家过去的生活享受，是从农民劳动中剥削来的。因此我家和农民是一种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为了终止我家的封建剥削，偿还自己对农民的债欠，我将土地还给农民——这，不是像同志们说的‘献田’，而是还田，还田于主人，真正的主人。”
7月26日，《晋察冀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报道了这件事情，同时发表社论，号召共产党员特别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共产党员，向阮慕韩同志学习，同时晋察冀中央局致函，表示赞佩和鼓励，并号召从地主阶级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的这一部分党员，向阮慕韩同志学习。同时，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中共察哈尔省委、晋察冀边区农会还颁布嘉奖令，予以表彰。
很快，晋察冀边区以至各个解放区掀起了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共产党员还田于民的热潮。出身大地主家庭的共产党员、察北专员柴树林同志归还农民土地3800亩;察南专区组织部长仰克仕同志还田400多亩;怀安县教育科科员王乃德还田78亩……
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共产党员还田于民，彰显了共产党人推翻地主阶级，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从而创造一个崭新中国的决心;更彰显了共产党人扫荡旧社会污泥浊水的时候，先从自身做起，为人民利益勇于牺牲个人的高风亮节。
解放以后，阮慕韩同志任呼和浩特市市长，1964年4月2日身罹癌症，不幸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