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月革命仅仅是一个开端
透过严密的铁幕，外人所能看到的苏联，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巨大的领袖画像和雕塑，没完没了的会议，慷慨激昂的发言等等。于是他们就把这一切当成是苏联社会的本质，并且普遍认为苏联就是实践共产主义的典型。
由这种见解出发，许多革命者就以当时的苏联制度为师，而反对共产主义者就把苏联的种种弊害当作共产主义的错误和罪恶来攻击，最近十年来更把苏联的倒台作为共产主义彻底失败的最大证据。
其实，苏联的倒台只能证明官僚社会主义行不通，决不能证明共产主义革命路线行不通。 鲁迅 先生曾经做过一次精彩的讲演，他的题目就是：“娜拉走后怎样？”鲁迅提醒国人：娜拉已经勇敢地完成了一次出走，但是今后她要面对的还有很多。 鲁迅 先生半带调侃半带沉重地说：“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同样地，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人民已经完成了一次出走，但她今后要面对的还有很多。
十月革命自有其伟大的意义，但它只是一个开端，而历来我们为这个开端赋予了过多的意义。我们以社会主义为十月革命命名，而历史赋予它的使命，仅仅在于完成沙皇俄国无法完成的任务，仅仅是彻底破坏原始完整的公社结构，并为形成新的更成熟的社会性固有的完整性准备前提。
（二）异质并存的苏联社会主义
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阻碍了落后的俄国的现代化之路，并且在本国产生失衡、脆弱的社会结构，从而使之跨越资本主义成熟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但是，苏联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劳动与资本对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分离、剥削雇佣劳动，也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所有制。
透过计划经济的无数缝隙，产生着由于贫穷而导致的原始积累的趋势；残余着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方式，成为社会的新的分化的基础。在这个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官僚政治，又助长了不平等及特权、贫富分化，从而背离了革命的目标。
革命先锋队掌握政权之后，它的阶级基础必须会发生变化，它必将形成自身的利益，并且不可避免地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冲突。最后先锋队蜕变成为官僚集团，并有意识地纵容种种不平等的产生，促使小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行非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才是最符合其阶级利益的。与其把有限的经济资源用于满足多数人的基本需要，不如优先满足精英的需要。
（三）苏联社会主义的蜕变
事实上，苏联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苏维埃俄国并非刚生下来就是一个古板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在20年代，知识分子亨有广泛的自由。直到1929年，苏联文化界还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那么充满活力和自由。沙俄时代的旧文人还能安心工作；知识分子还能把头探出国界外呼吸西方的空气。跟外部世界的联系还保留着。苏联的艺术和科学总体上跟世界的其他地方齐驾并驱。现代主义的发展也跟国外一样，其中各种各样的理论学校活跃在俄国的舞台上。在社会科学方面，党的信条尽管占据主导地位却并不僵化，它的特点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环境决定论，以及在自然、历史和人方面的现代主义观点。
在社会政策方面党继续大谈革命理想，尽管在实践上调子已经降低了。对俄国的文化落后性有了敏锐的认识，同时，国家和多少是旧式官僚主义的工业管理得到了加强，这一切限制了社会改革。特别是在工业，实际因素不利于革命理想，工人们对工厂的控制早在１９２１年就受到了责难，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展，但人们作出了显著的努力来保持革命理想，例如进步的教育，男女平等，反宗教运动，以及党的“最高定额”，即为党员所规定的最高收的限制。
但是，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斯大林的党悄悄地把社会主义目标连同列宁的遗体一起埋藏，而仅仅致力于维持党的稳定和权威，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为了给已落空的革命希望一个说法，在三十年代，斯大林政权对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正。
在苏联的文化生活的转变中，斯大林的独裁统治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所有的党内反对派都被粉碎了，党的学说被提高到绝对的、强制的、独一无二的教义这样一个水平。在此基础上斯大林推行他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以完成如下目标：
（１）社会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党的直接控制下联合起来；
（２）国家力量的工业基础的加速发展；
（３）把符合正在产生的极权主义政治秩序的有效功能的手段，引入到社会政策领域。
文化和社会政策的共同主题是建立纪律，控制以及党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是至高无上的这一原则。这个主题是根据党的新目标的。针对非党群众和不听话的党员，特别是那些为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决定论和机械主义观点所激励的人——他们现在被称作布哈林反对派，党发动了一次全面的攻击。他们失去工作；他们的著作得不到发表；最后，这些革命者以反革命的罪名逮捕了。具有代表性的是，党是通过它的强有力的人来指挥这次行动的，他们是在各行各业工作的党员，他们的特点是把权力看得比学术良心更重要，他们满脑子党的权威观念，压制所有的异端思想。这个行动一律被冠以“思想形态战线”的阶级斗争，“历史学战线”的阶级斗争诸如此类的名目。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苏联文化生活被彻底军事化了。
党所利用的传统的文化内容并非全是一模一式的。一方面有绝对的、严格的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有具有唯意志论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根源于列宁革命前的思想），它在艺术和哲学领域占了统治地位。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极端的马克思主义被应用于和社会科学的时期（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还保持着相对的自由）。
变化的第二阶段是1932至1937年。在文化行为方面的党控制和监督体系建立后，由于在每一个领域危机都在发展，这个控制体系被用于推进思想和政治的基础的剧烈的变化。极端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使一个又一个理论园地荒芜了。文学和方面，很少或根本没有价值的作品得到发表；在历史方面，学生连历史事件的年代表也搞不懂；哲学家不理解什么是有用的人类材料；谁也不把法律学校当一回事。由于政权认识到它正在利用的“无产阶级”思想和政策并非最适合于它的目标，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极端马克思主义接着就在各个领域遭到了否定。那些曾经在党的名义下宣扬和应用这些观点的人们，被宣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破坏分子，并且在许多事件中被清洗了。革命知识分子风气随之被十分明显和彻底的传统主义所取代，后者被宣布是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唯一正确的解释。在利用极端马克思主义时实行的控制，如今仍然保留着，只不过向相反方向转了180度大弯。跟1929至1932年相比，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实际差别：由于极端马克思主义已经打倒，传统主义在受到严格控制的文化生活中满足了政权的需要。
这次转变，表现在文学和艺术上，是拉普和其他极端马克思主义文艺组织的清洗，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确立。在历史学方面，到1934年已倒退到传统的“国王－战争”模式，并且给沙皇俄国恢复了名誉。心理学方面，逐渐从强调环境的条件作用转变到强调个人的意志和责任。政治学家也跟在斯大林屁股后亦步亦趋，1937年后他们拼命论证国家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是抵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主要工具，只要这些需要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
在社会政策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党发现仅仅靠强制还不足以激发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因此它逐渐转向建立传统的政治秩序：对国家和法律的美化；对阶级分化的鼓励；作为激励因素的收入差别；传统的权威式的家庭；最后还有教育政策的转变，目的是培养适应新的官僚主义工业秩序所需的既自信又顺从的性格。
（四）社会政策的变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警告说，平等的目标不会立刻实现，它必须以通过生产手段的私有财产的废除为先决条件。尽管如此，平等的理想深深植根于西方和俄国的革命传统。列宁在革命前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认为：应使官员的薪金与工人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选举群众去掌握管理职能；废除站在大众头上的官僚机构。
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党的领导很快发现国家需要受过训练的管理专家， 无论是在政府、在工业战线还是在军队中。据此领导集团顶住党内理想主义的左翼反对派的反对，开始重新启用“资产阶级专家”，包括前沙皇官员和军官。党根据他们的技能付给他们优厚的报酬。在管理方法上，领导集团看到，从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１８年党和它的无产阶级支持者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倾向，成为一个严重的弱点。于是，他们逐步重建了传统的、个人权力的官僚机构体系。
尽管如此，到１９２０年，苏俄实现了几乎是彻底的平等。它与其说是出于原来的设计，不如说是出于现实需要。因为，通货膨胀和匮乏使城市居民的定额供应降到了一个共同的水平。真正的工厂工资的最高额与最低额的幅度是微不足道的。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权力的分散，苏联经济生活中的官僚机构适当地受到了限制。党和工会代表共同参加工业管理。然而，工资差距反过来提供了物质刺激，到１９２８年达到了资本主义的比例。党内和政治生活中的发展则采取了相反的方向：官僚机构的权力得到了系统的加强，而党员的个人收入保持“党员最高定额”的限制。平等的理想仍有效地束缚着进一步的收入差别。
随着紧张的工业化的开始，平等的理想明显地遭到了否定。工会的领导被清洗，继任者支持工会应更多地代表国家而不是工人利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党试图鼓动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革命热情。但是没过多久，就不得不用物质奖励取代了底气不足的革命热情。
１９３１年，斯大林宣布了新要旨，他批评了“左派的工资平等化的实践”，同时强调货币刺激对于培养技能和提高产量的必要性。他告诫一个工业管理者的会议说，“无论谁要无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区别，按照工资平均化的‘原则’拉平工资水平，他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列宁主义”。这个新的宗旨很快就会变得家喻户晓－－人们宣布以前的革命理论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向这个重新发现的传统社会秩序的原则欢呼，说它是万世不易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1929年放松了党员收入最高定额，随后不公开地取消了最高定额。这件事是党从一个政治运动向一个社会特权集团的演变的重要标志。
1934年，斯大林勉为其难，通过对平等的重新定义，摆脱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尴尬。“每一个列宁主义者都知道”，他说，“在需求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平等，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愚蠢，而不属于按马克思列宁主义”。 或许奥威尔就是根据这句话创造出了《动物庄园》的名言: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他认为“按需分配”的口号要求不平等，因为人们的需求是不同的；毫无疑问，普通工人与高级官员的需求相去甚远。从他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来看，斯大林发现政权的精华是受过良好训练，得到丰厚报酬的管理者。工资差别和物质刺激由于１９３５年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而扩大，并且蒙上了象征性的光环。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５年开始的对定额的否定和官方物质生活的舒适的认可，使收入差别更大，以此作为提高效率的刺激。
在军队里，1935年恢复了传统的军衔。革命时期的官兵平等风气已无影无踪，党大力强调和对上级的服从。二战未期，肩章回到了肩上，卫队也恢复了，政委成为军事指战员的从属，最后，“红军”改名为“苏军”，从而彻底完成了军队向传统主义路线的复归。
３０年代收入和地位差别的一般趋势是与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势头相伴随的。首先，对知识分子之类的社会和政治上的歧视已经结束。其次，管理的技术精英阶级与工农大众的鸿沟不断扩大。象许多其他政策变化那样，与旧知识分子成员和解的决策也是斯大林在１９３１年直接作出的。那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逐渐转向对社会组织的更注重实际的尊重。从这时起，能力和技术（以及政治忠诚）取代阶级原因成为负责人员选拔的基础。１９３４年后，阶级出身不再影响教育的升学。
１９３６年，在新宪法即将出台之际，官方宣布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按照新的定义，仅意味着阶级对抗的消灭。因此，苏联被设想为由三个“阶层”或“非对抗性阶级”组成：工人、农民和苏维埃知识分子。同时，新宪法取消了对以前的统治阶级成员的所有政治限制。这样，到１９３６年，受教育的专家阶级，包括旧政权的和在苏维埃统治下受训练的人，为重建社会领导集团铺平了理论道路。斯大林称这些人为“不带党证的布尔什维克”。此后党很快承认了他们；共青团对知识分子的消极态度在１９３６年消除了；至于党本身，则是在１９３９年，其标志是传统的无产阶级优先权的结束。在１９４１年的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特别批评了在党和国家负责干部的选拔中，考虑社会背景而忽视技术和个人能力的做法。
当受教育阶级取得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时候，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的界线变得更尖锐和严格了。到１９４１年，大学教育成为在社会上提升的主要考虑因素。比如说，要在工业管理部门工作，技术学校比做一个熟练工人的经验更加是主要的途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一直是共产主义蓝图中的一个要素，它充分体现在把日常教育与手工技术训练联结起来的努力中。但是这个理想最终在实践中被抛弃了。１９３７年，工业训练与学院教育完全脱钩了。
为什么苏联政权宁愿以意识形态的让步和引起普遍反对的危险为代价，有意地促进社会分化？就象斯大林的其他政策变化那样，向社会不平等的转化再次表明客观条件使旧的社会主义理想无法实行。而且，政权还面临着在社会主义思潮中从未充分考虑过的工业化问题。其结果是，共产主义体系变得与革命前的理论家所预测的大不相同。它的变化并没有口头上讲出来，而仅仅在实践中加以暗示，这种实践的一个方面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不平等的体系的发展。
在合格、可靠的行政部门中，一个特权阶层的兴起，无疑是一定条件下的政权的成功和稳定的应有之义。苏联知识分子接近一个统治阶级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权自行贴近这一集团的利益。
不平等不仅是旧社会的残余，更是官僚政治的后果。官僚集团要维持统治，就必须在剥削人民的同时，施惠于少数社会集团，如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使之成为统治的基石。
人道主义和平等一样，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对于斯大林和官僚制度来说，人仅仅是实现经济目标的微不足道的工具。疯狂地追求工业进步，残酷地牺牲个人利益，以及贪婪地追求个人权势是这个制度的主要动力，极度蔑视人是它的最大特色。因此，在苏联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异化，包括劳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上层建筑的异化。由于国家的异化，人民建立的政权反过来统治人民，人民被排除出政权之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刻的被剥夺感。苏联人对公共生活持敌对态度，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感觉是自由的；他们自我摧毁，自杀和酗酒现象严重。有意思的是，领导集团仅仅在形式上反对这些消极现象。因为它清楚，人民在政治上沉醉对它比较安全。
（四）文化和艺术
在２０年代，正如在其他文化领域一样，文学作品也亨有广泛的自由。一些极端主义文学团体提出对文学实行直接的党的控制，党可没有要求学校都符合它的官方标准。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全都赞同现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主张）：“任何文学潮流，学校、团体都不能在党的名义下获得成功”。
在文学和艺术方面，1929年，党开始把作家组织在极端马列主义的文学团体——拉普的旗下。拉普把所谓无产阶级文学的标准强加给所有作家，有异议者都受到了批判，甚至包括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这促使他在1930年自杀了。
拉普领导下的政治化文学的过激导致了早期的危机。文学是文化剧变的第二阶段开展后第二个被触动的领域，它的变化推动了伪装成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思想的复辟。在拉普领导下，文学毫无成果。1932年，党的领导认识到这一形势，解散了拉普，并且使拉普领导人成了他们在党的指导下实行的这一灾难性政策的替罪羊。拉普领导人跟别人一道成了大清洗的牺牲品。就这样，1929－1932年的极端的“无产阶级”政策作为反马克思主义被否定了，与此同时，党的一贯正确的形象得到了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新官方路线，很快推广到其他艺术形式上。起初它没有限制性的含义，直到艺术家们因为不能紧跟而挨批后，政权想要什么才变得一目了然了。
其他艺术领域的转变模式也和文学的十分相似。最初都经历了始于1929年的无产阶级宣传的时期，续而遭遇了一次或多或少总有点忽然的变化，从革命 的内容到标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主义上了——这一过程，在戏剧和电影方面是在１９３２年；音乐方面是１９３２至１９３３年；建筑学是在１９３５年左右。甚至跳芭蕾舞也得中规中矩地遵照党的路线。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特征是：满怀热情的民族主义；感情多于理性分析的批评；迎合大众的趣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任何背离都会被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定义下，好和坏被刻板地规定了，没有什么价值的连续，也不存在中间路线。
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具有的这种积极的人生观已经由马克西姆·高尔基最先描叙出来：一种乐观的、个人主义的理想化的所谓“新苏维埃人”。一个后来的纲领呼唤“不朽的作品”，“其中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斯大林式的人，计划经济的创造者，必须展现出全部精神风貌；这些作品将揭示出那种人的精神力量是如何锻造的，他的灵魂是怎样形成的，以及他的思想 思想是如何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下得到加强、丰富和武装起来的。”
这种新概念的人在文学、心理学、历史学方面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是完美无瑕的人物。在专制国家的条件下，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主要是为了适应领导的需要和为他们所拥有，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对群众而言，艺术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上去是为了让人民和政权同心同德，也为了在幻想中满足他们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控制自己命运的梦想，以及刺激他们参与政权实行的目标的热情。艺术上的任何新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他们所强加于人的模式在它历史上还是富有艺术价值的，并且很有活力，所以艺术创作还能继续进行下去。
二战刚结束时，在文学和其他领域，党采取步骤恢复控制并且重申党至高无上的原则。实质上，战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恰恰是得到了加强。对作家的批判，例如１９４６年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批判，使人联想起了１９２９－１９３０的气氛。接着，那些没有领会党的精神的作品，那些常有在思想形态上把苏联人民和西方或资产阶级影响隔离开的作品，或者是那表现了哲学的悲观主义和威胁要暗中破坏苏维埃“人道主义”的强制性乐观主义的作品，全都成了运动的靶子。
（五）教育制度的复辟
１９３１年以前苏联教育思想界存在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在教育实践中却是一个简单问题占了主导地位：教育需求还有很大一部分未得到满足，而为满足这一需求的资源却是不足的。在大约１９３７年以前，普遍义务初级教育还没有实现。尽管如此，列宁认识到，在扩大无产阶级的影响方面，以及在为社会主义而训练全体居民特别是农民方面，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自那以后，不管政治路线的方向发生什么变化，政治的方面始终是苏联教育的显著特色。
尽管列宁也提到“儿童在学校的自律行为”这一目标，但是相对许多苏联教育专家来说，他还是比较保守的。直到１９２９年还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是激进的教育方法的倡议者，这些方法后来在西方流行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学院教育系的领导（）认为，由于学校随着国家一起消亡，因此组织化的教育仅仅是一促初步的措施，学校将被“社会主义环境所取代”。据此，他倡导了“非组织化教育理论”或者说“自觉教育理论”。这一理论是和流行于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０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的决定论的解释紧密联系的。但是，安为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的许多苏联教育界领导人所反对，因为它太无政府主义了。这一时期苏联教育界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人性本善和个人的自学的发展。“从干中学”是理想的，而正式的教育和纪律被限制到最低点。
为了使教育适应经济发展的紧急需要，党在1931年底采取了行动。它批评学校消亡的理论是“左的机会主义”；批判激进的教学方法；以放弃工艺和技术训练为代价，重新建立起单独的传统科目的教学；恢复老式的纪律和等级。
在1932-1934年间，教育向传统复归的趋势仍在继续，并且扩展到高等教育领域。1936年７月的法令废除了“教育”的科学（儿童成长心理学），因为它强调诸如遗传和环境因素等“宿命论决定作用”，忽视了据说通过直接地规范个性而激发的巨大的潜能。1937年废除了学校中的技术训练，并且退回到传统科目的完全的教育。在纠正“过火现象”的借口之下实际上放弃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列宁主义原则。在教育政策的这一变化，反映出在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存在的差别正逐渐被接受，它还标志着，消除脑体差别的理想，尽管口头上还在坚持，但是实际上已被抛弃了。
在斯大林官僚集团的领导下，苏维埃的学校逐渐变成了“苏维埃式的旧中学”。说明这一点的不仅是完全取消了劳动教育，而且恢复了许多已经被人遗忘了的旧中学的特征，如男女分校，部分学校教授拉丁文等。
同整个社会的变化一样，教育领域也强调权威化。斯大林本人曾经指出，如今国家依赖组织和权威的力量，以克服物质条件的缺乏，以完成它的目标，因此教育自然也不能忽视权威。在学校里，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改为填鸭式的反复灌输，这也正是为了让学生更顺从社会纪律。教育制度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只是整个苏联社会的官僚化进程的一个环节。在官僚统治的社会中，教育的目标在于“批量生产”官僚的接班人，即缺乏个性、创造力和温良顺从的下一代。甚至学校本身都成了官僚机构。
（六）传统家庭的回归
在社会风俗方面，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开始破坏对旧社会的遗产——包括传统家庭。早期措施包括：使婚姻世俗化；宣布男女完全平等；限制父母的权威；使堕胎合法化；规定离婚只要一方提出要求就有效。人们旗帜鲜明地提倡自由恋爱，尽管列宁对之持批评态度（而柯伦泰则是自由恋爱的榜样）。一般来说，人们希望家庭“逐渐消亡”，希望它成为一个完全不定形的联合体。根据这种理论，1927年的法规规定，同居或者未登记的婚姻在法律上和登记的婚姻同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旧式家庭的束缚的批评加大了火力。安排义务劳动有时不给一点补偿就把家庭分开。甚至把建筑物设计成了为公共生活的。对资产阶级娱乐的否定使一种共产主义者的禁欲主义发展起来，它认为只有远离社会娱乐的人才有美德。
由于苏联政权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在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３６年官方社会价值观方面发生了十分忽然的剧变。剧变的根源无疑是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所导致的社会的反常，包括出生率的下降，离婚率的上升，以及严重的少年犯罪问题。但是苏联政权把这些问题作为借口，明确地、上纲上线地否定早期的解放家庭的政策，就象他们在文学历史和法律领域所做的那样。而家庭则被吹捧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支柱：“所谓‘自由恋爱’和所有乱七八糟的两性生活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货色”。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是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７日通过法律，禁止非医疗性堕胎，给大家庭发特别津贴，离婚必须通过合法程序，并且付一笔补 偿费。
伴随这些变化的是官方的评论，它为新的政策辩护，并且宣布放弃关于不确定的亲属关系的早期思想：
“认为社会主义带来家庭的逐渐消亡，这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他们是些借空洞无物的左的辞句来掩盖其剥削行为的人。社会主义下的家庭不但不会消亡，而且还会得到加强。斯大林对加强苏维埃家庭的问题给予了一个极度传统的定义：‘没有家庭就没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来说，只有在夫妻把家庭看作一个长久的联合的时候，婚姻才具有积极的意义，所谓自由恋爱是一种资产阶级倾向，字和苏维埃公民的行为准则毫无共同之处。进而言之，对国家来说，只有在有了孩子，夫妻们享受了为人父母的至上乐趣的时候，婚姻的价值才会最充分地体现。’”
对父母的权威的态度也颠倒了：“年轻人必须尊敬自己的长辈，特别是他们的父母。”
斗争，是这些议论言论的共同主题，也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这个问题上的日益明确的回答。在这两件事上苏联政权的兴趣都在于为肯定和恢复传统的地位而辩护。托洛茨基在流放中评论说：“领导集团不是公开宣布，‘我们已被证明过于贫穷和无知，不能创造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儿辈和孙辈将会实现这一目标’。与此相反，他们强迫人们在已被打碎的家庭的外壳下重新胶合起来，不如此，他们还认为这种在严弄的胁迫之下的联合，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神圣的内核。很难用眼睛来量这次倒退的范围”。
在家庭政策变化的同时，在官方批准的社会行为的标准方面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些变化反映了日益增大的社会分化，这种社会分化由于对平均主义的否定而变得更容易了；这些变化还反映出在新特权官僚阶层中正在冒头的物质欲望。
二战时期传统家庭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表现之一就是对孩子的自由的限制和家长权威的加强。1934年规定，16岁以下的孩子不许看晚间的戏剧演出。1945年３月的继承法给家长以更大的处理财产的权力。1943年在中学废除了男女同校制度，声称要使男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军事训练，使女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家庭训练（这项制度在１９５４年恢复了）。
1944年７月８日的一顶法令规定，离婚必须通过十分严格的司法程序，还得交一笔数额很高的赔偿金。未登记的或者是同居的婚姻不被承认是合法的。私生子无权继承父亲的财产，作为替代，他们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助金。最为意味深长的是给那些养育了十个以上的小孩的母亲发奖章和授以“苏联英雄母亲”荣誉称号。在物质方面，作为一种激励措施，给有三个以上的孩子的家庭发补助；而对小家庭或单身的人，则特地课以两倍的税。
对苏联家庭政策的变化是很难充分评价的。有的人认为苏联政权仅仅是牺牲了革命的一个很不受欢迎的组成部分，“这是共产主义实验中最不受欢迎而且几乎是无法容忍的一个部分……这明显也是政府心甘情愿地作出的让步之一，因为政府实际上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却得到了不少好处。”对托洛茨基来说这是热月式的对革命人道主义的背叛的一个方面。其他人则把它看作革命后政权巩固的自然结果。但是人们没有考虑到的是，为什么苏联政权要对家庭大加干涉，而不是放任不理呢？（当然罗，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苏联政权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社会关系的稳固，而是为了鼓励一定模式的家庭，从而为特定类型的国家服务。此外，本身就是传统主义者的领导集团，发现传统的家庭关系乃至人际关系，更适合于他们要建立的传统政治结构。
（七）国家权力的加强
政治学领域的变化更深刻地诠释了政权的蜕变。在党的信念中，无产阶级国家原本被看作是必要的罪恶，它注定要在革命的改造后消亡的；如今却转了180度大弯，把国家吹捧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和伟大的创造力量。
直到1929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多多少少还保持着它的原来的形式。苏联的一党统治的国家被形容为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它为在过渡时期镇压旧资产阶级的抵抗所必需。人们认为一旦这个消极的任务完成，社会主义完全变为现实后，国家也将消亡。
斯大林在２０年代掌握权力后，在政治学理论搞了两项具有潜在意义的创新。其中之一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它为后来的关于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必要性的争论创造了条件（甚至到“共产主义”也如此）。
斯大林的另一个观点是对列宁主义原则的突破。他提出党不仅起革命的准备和执行作用，而且还负有革命后组织社会主义秩序的责任。“无产阶级需要党”，斯大林断言，“不仅为了实现专政；它需要党，更是为了保持、巩固和扩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为了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和集体化，党和国家把社会和文化的种种方面都置于控制之下。同时，斯大林开始在理论上强化国家的职能。也许是“辩证法”解救了他，使他可以在１９３０年６月的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解释他的立场：
“我们在致力于国家的灭亡，同时，我们坚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它是至今存在的所有国家形式中最有力、最强大的统治。我们越是把国家的力量发展到极致，为国家的灭亡所准备的条件就越充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是“矛盾”的吗？是的，这是“矛盾的”。但这个矛盾是活生生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彻底反映”。
到１９３４年，斯大林总结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原理：
“毫无疑问，无阶级的社会不会自动地产生。它的实现和建立，有赖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努力，有赖地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的加强，有赖于阶级斗争的深化，有赖于阶级的废除，有赖于消灭资产阶级的残余，以及与国内外的敌人进行斗争”。这些话清楚地表明斯大林的需要怎样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及政治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理论作了根本的修正。
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发布后，官方宣布阶级剥削已被废除了。然而，领导集团完全无视关于阶级对抗源于社会冲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完全没有为减轻无产阶级专政的严格性留下余地。大清洗开始后，政治反对派被加上一些与其说是社会性不如说是精神性字眼来形容——“人类的渣滓”、“白卫军的应声虫”、“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狐朋狗党”——一句话，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坏蛋。这种态度的变化和对人类行为的社会学解释的转变紧密相连，如今强调的是在历史和刑法中的个人的意志和责任。
1934年，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更深入地承认，他需要使官方的关于国家的理论，与苏联国家机器的明显的持久性相适应。《真理报》宣称：“党的领袖和导师，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已经指出了历史性发展的光明大道，已经给了我们一个为完全的共产主义大厦而斗争的彻底的纲领。斯大林同志用新的方式，研究和提出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家的问题”。这个宣言是一种暗示：斯大林通过使国家成为历史舞台上的明星，从而摆脱了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的地位。他宣称：“我们国家主体，在培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新苗的目标的指引下，通过经济的、组织的、文化的和教育的工作，通过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对人民进行再教育”，已经使新的社会秩序变为了现实。
尽管他避而不谈社会主义下犯罪的社会根源，却大谈不断加强政治镇压的必要性：“国家要求保护社会主义财产，防止盗贼与小偷危害人民财产职能，以取代镇压的职能”。最重要的是，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国防的责任。
一旦达到“共产主义”阶段，国家是否就会“消亡”呢？斯大林解释说，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资本主义环境”继续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一般来说，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的普遍原理，不能放到一个孤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这个特殊的例子中”。
象在这样的时候，斯大林毫不顾忌对导师们思想上的失误之处作直接的批评，特别是关系到他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1926年底，在答复左翼反对派以导师为理由对这个理论的攻击时，斯大林坚持已见，“恩格斯……会欢迎我们的革命，并且说：让所有老教条见鬼去！苏联的胜利的革命万岁。”实际上，国家在“共产主义”阶段需要保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环境。事实恰恰相反，斯大林主义国家必须依赖对资本主义环境的恐惧才得以继续存在。自二战以来苏维埃俄国对国际社会存在敌意，这就是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关键所在。
传统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原则所遇到的现实的挑战，在那里都不象在法学界那么激烈。根据一起领导苏联法学直到在１９３７年下台的Ｐａｓｈｕｋｎｉｓ的观点，法律严格地说是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体现。如同国家权力一样，它是无产阶级在反对旧社会的残余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基本手段，然后，它就将消亡。这一理论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的认真的实施：民法被忽略了，法律学校日渐式微。犯罪与惩罚的概念受到了否定，因为它表达了个人责任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见解。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Ｐａｓｈｕｋｎｉｓ不得不转向新的主观主义：他强调国家和计划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主导作用。
１９３６年，随着新宪法的确立，法学的整个革命的定义忽然间被抛弃了。斯大林提出了“法律的稳定”。法律消亡的观念被宣布是破坏性的，Ｐａｓｈｕｋｎｉｓ尽管公开作了检讨，但还是在１９３７年初受到了贬黜。他的国家首席检察官的位置被他以前的助手安德烈·维新斯基接替了。法律不再从属于政治的便利。“革命的合法性”被重新定义为对法律的严格遵奉。传统的法律语言、革命前的法学专家回到了他们的位置上。“犯罪”、“处罚”以及个人罪行的概念也恢复了。对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责任的确定标准也大大放宽了。只要苏联领导层仍旧从革命变化中得利，它就视法律为党和它的政策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拦路石。当稳定成为领导层主要的关注点，法律就在它的最传统的形式下恢复了（当然，要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以此来支撑国家的权威和增强个人责任感。在这方面法律与政治学理论、哲学、家庭政策及教育学紧密联系。
（八）资产阶级法权
尽管在苏联时代，名义上是公有制，其实也是一种私有制——官僚私有制。那些把持着国有资产的官僚们，尽管在法律上并没有享受国有资产收益的权利，但是，手中掌握的国有资产越多，他们的个人利益越多。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制不应当被看作是社会所有制。二者代表不同的阶段。列宁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化意味着废除国有化，即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代替国有制。在国有制，即国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国家不仅是上层建筑，它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及“经济家和组织者”（马克思语），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国有制成为社会所有制的必要条件。这就是说，国家的性质是一种决定基本生产关系的因素。托洛茨基就苏联的制度说过：“经济作为整体来说，其性质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政治经济和苏联社会主义》第280页）这是苏联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
既然国家决定基本生产关系并且是生产关系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当“工人国家”成为政治幻想，当工人阶级被排除出政权之外，就意味着他们的劳动同产品相分离，同积累、计划和扩大再生产的管理相分离，失去了对重大决策和公共事务的影响，就意味着他们被排除出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同时也意味着，官僚作为一个整体拥有生产资料，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处于支配地位，占有剩余产品并亨有对剩余产品的优先分配权。他们是苏联的统治阶级。
苏联官僚集团不仅仅是执行者，还是决策者；不仅仅是决策者，而且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及“经济家和组织者”（马克思语），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官僚作为一个整体拥有生产资料，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处于支配地位，占有剩余产品并亨有对剩余产品的优先分配权。他们不但追求本阶级的利益，而且凌架于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上。苏联官僚政治是伪装成普遍利益的特殊利益，因此，它往往与普遍利益相冲突。
在苏联，特权官僚拥有宫殿式建筑，而工人的住宅造得象牢房，农民还跟小牛和蟑螂一道住在破草房里。豪华的内部商店堆满鱼子酱和法国香水，普通民众却为了几颗土豆而犯愁。修建莫斯科地铁的共青团员每天在冰水里干十个小时，出身上层的同龄人却开着爹妈的轿车四处兜风。
——这就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真相。
（风之谷leon07129@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