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托为诸玄识先生新著《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写个序，深感不胜任。但阅后感慨万千，还是写几句。
首先要说的是，这是一本颠覆性的书，颠覆大量的“常识”，将150多年来西方灌输给我们的“西方文明史”(及伴生的“中国专制史”)，整个掀翻在地!
诸先生寓居伦敦，中西贯通，博引西籍中典，文笔平和，但笔底激荡风雷，振聋发聩。
事实上，学术界已经有人质疑西方文明“正史”。梁漱溟先生(我最推崇的民国学界思想家)，在五四时期一派西化氛围中大唱反调，写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认为中国、印度和西方文化是三股道上跑的车，最终中国文化更为优越。朱谦之先生写的《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和《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史》等著作，可谓首创中学西渐之说。近年，何新先生出版《希腊伪史考》，董并生先生出版《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可谓开创了中国学界质疑西方“文明史”的一个崭新阶段。
诸先生不同于先哲今贤，闻所未闻地宣告：古今西方文明并非自创，而是整个地“复制”了中国!
大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
说“古希腊文明”出于虚构，中国学界已有很多人觉得受不了。这下说整个西方文明都是抄搬“拷贝”中华文明，那是要让他们彻底地“毁三观”啊!
试举诸先生主要论点：
1.西方复制了中国的时间：现代西方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1540—1609年)是参照和模仿中国历史，建立了“圣经编年”。今天所谓“公元纪元”，只是元朝《授时历》的改写。
2.西方复制了中国的空间：发明指南针的中国，开启了世界海洋时代。
3.西方复制了中国的文明：在蒙古征服、郑和远航、教士使华、丝路延伸和地理连通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科技与文明信息在西方发生了“爆炸性效应”，让欧洲在原始蛮荒的中，获得机遇突然兴起。现代科技总源于中国。现代世界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展开。
诸先生书中还有一些令人震惊的说法：
-欧洲上古和中古欧洲是原始社会。真正的古希腊是半原始、无文字、频战乱的氏族部落社会，滞留于史前状态。“希腊语”不属于希腊。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等人及其著作,都是中世纪后期杜撰的。塔西佗《罗马编年史》是伪造的。
- “埃及学”衍生于汉学。“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是共济会、拿破仑和商博良三者的杰作。
-整个“两河流域文明”的发现，是出自一位德国中学年轻数学教师的酒后赌注以及一位在波斯服役的英国青年的猎奇兴趣。
-“人的文明”和“人的历史”只存在于中国。西方则是“神的社会”，它对于“人”的一切，不是包容和调节，而是禁锢或窒息。
-西方民主是儒家的成果与变种，孔子是自由“守护神”。
-美国是“以儒建国”，英国《大宪章》出于伪造。
-《拉奥孔》雕塑是米开朗琪罗本人伪造。
-康德是“哥尼斯堡的中国佬”，黑格尔抄袭中国哲学……
Homer'sepics are forged(荷马史诗是伪造的)
Roman Orgy: Ridiculous Lies You Believe About Ancient Civilizations
(《罗马的放荡》：可笑的谎言，你相信的关于古老文明)
诸先生这些论点，乍看似乎有悖“常识”，细寻却非信口开河，而是基于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学术论证，尤其引征了大量西方文献原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些论点独具慧眼，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权，具有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其实好多“逆天”说法，就来自一些追求真理、富于正义感的西方学者。例如：
- “耶稣是中世纪的人，生于1152年，被钉十字架于1185年。”
- “在11世纪之前，没有一个(西方)文献是可信的。”“西方的世界历史(包括埃及和两河)不会超过1千年，而且在公元1700年之前不存在信史。”
- “伏羲这个人物被变成多个智者的名字，诸如埃及和希腊的赫尔墨斯·特里斯梅奇斯图斯、希伯来的以诺和波斯的琐罗亚斯德”。
- “许多历史学家都主张，是东方主导中期世界的;但不尽相同的是，哪个文明对世界贡献最大?大多数人倾向于中国是这个千年的领袖……是中国发明了近代农业、造船、天文观测、石油工业、纸币、十进位数学、轮子推车、绕线轮、多节火箭、枪、伞、热气球、棋和威士忌，乃至蒸汽引擎的基础设计……若非中国的航海技术，哥伦布是不可能航行到达美洲的。”
- “太多抄袭中国的(so many plagiarisms from China)!” ……
还有诸先生认为：欧美文明是中华母体的派生与退化，是华夏的“阴阳运动的周期律”的一段极危险的“阳亢”。因为西方文明是征服自然的“无序运动”，导向“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而中华文明“遥契天道，和合自然”，是“有序运动”。因此，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死亡之海的光明岛”。华夏使人类社会具有了生命性和可持续性。人类文明全部的希望在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中国文化扭转乾坤……
诸先生此书比以往国内学者更激烈、更彻底、更全盘地否定了西方历史，高扬了中华文明，其颠覆性是空前的，想必也将在学界引起空前激烈的反响。
我本人也有长期海外生活的经历。受梁漱溟和西哲列维-施特劳斯的启示，1990年底在巴黎写成《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结论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平等“差异”的关系，而不是先进落后的“差距”关系。尤其揭示：西方19世纪兴盛的“进步论”——社会进化论，以物质经济水平衡量一个社会文化的先进落后，物质先进文化就先进，实质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或“欧洲种族中心主义”(列维-施特劳斯语)，构成百年中国人深重文化自卑感的总根源。
此后，本人一直鼓呼清算社会进化论，破除国人文化自卑感，为中国文化争取与西方文化“平等”的地位。在中国学界，即使说中西文化平等，已经千难万难，所以没有心力去论证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尽管心里觉得中国的“和”文化——“人与天和(道)、人与人和(儒)、人与己和(释)”的关系上，要比西方文化更高明。
拙著《现代与后现代》是论证西方“现代性”文化陷入困境，转向所谓“后现代”，其实是归合于中国文化，由此证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平等，甚至优越：“西方现代文化是一种‘争’的文化，与自然争，与他人争……而‘争’的文化已被证明有很多问题，西方出现‘后现代’文化现象便是证明。只有与自然和，与他人和，人类才有希望。”(462页)甚至提出：“中国应当实行适度工业化，保持准农业风格，保持一种低消费或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共存……”(452页)还设喻:西方文明像“流彩四溢，蔚为壮观”的焰火转瞬即灭，而东方中华文明像“光影微微”的蜡烛，“久久在黑夜中长明”……(14页)
这些观点，与诸先生完全相同，但在当时还是中气不足。
1999年，深感社会进化论给中国知识精英带来病入膏肓的文化自卑感，又写成一本《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阐明社会进化论在价值、时间和空间上三重否定中国文化，构成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只有破除进步论(社会进化论)，中国文化才能正名。
1980年代所谓“新启蒙”那一代知识精英普遍文化自卑，僵固于一种崇西贬中的“河殇式思维”，始终生活在“80年代”。他们膜拜西方，咒骂自己，骂自己文化“落后”“劣根”，骂“祖宗和我们自己罪孽深重”，骂中国从古到今的“专制”，不跟人家那样搞“民主”。他们迷信西方多党宪政，迷信市场万能。其实今日之右，与当年之左，左右是一家，都信奉同一个西方“民主乌托邦”。(参阅拙著《西方民主的乌托邦》)左的法国大革命的龙种已收获过跳蚤，右的美国恐龙种将在中国收获什么呢?
30多年过去了，他们依然迷信西方极乐园，可谓一种真正的“现代迷信”或“新蒙昧主义”。可悲的是，他们如今都成为政府、大学、媒体和文化知识界的骨干力量，具有很大的影响。
当今中国已经在物质经济军事上相当程度地崛起，这些知识精英为何还是那么文化自卑?究其原因，除了社会进化论“先进落后”的原理，还有另一个更隐匿的原因，那就是：西方对中国的百年奴化教育，用一部虚构伪造的“西方文明史”，美化西方文化历史，污蔑中国文化历史，给百年中国人洗脑!
西方人深知，要征服一个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历史的民族，仅靠武力是不够的，必须在精神上奴化之，才能彻底征服。美国学者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申明：“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英国外交官和军官们常常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看做是一个教育过程，一个通过枪炮和笔所进行的、由教育和学习两个方面构成的过程。”所以，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在中国大办教育。外国人办的大学，占了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大半壁江山。
可以说，西方人不仅向中国出口物质鸦片，还出口精神鸦片!
“物质先进文化就先进”，这个社会进化论基本原理所导致的文化自卑，随着中国物质水平的提升，在80后、90后一代青年身上开始渐渐淡去。而今中国人的文化自卑，越来越根本地是出自教育，出自西方虚构的“西方文明史”的洗脑。西方伪史，构成了目前西方精神鸦片祸害中国人最阴险、最长效、最剧毒的部分。
而诸先生这本《虚构的西方文明史》，提供了国内学界闻所未闻的西方史料，全盘彻底地推翻了“西方文明史”，全盘彻底地为中华文明正名，具有空前的学术意义。诸先生直探要害，整体地否定西方伪史——当今国人文化自卑的主要缘因，将极大地有助于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
非常同意诸先生的结论：中华文明将引领世界。也基本同意诸先生四个“划时代的50年代”：1750年代，西方崛起;1850年代，西方超过中国;1950年代，西方衰落;2050年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也许可以把西方超过中国推前50年到1800年。最同意的是“1950年代”的“划时代”。尽管我与诸先生对于苏联和美国对华关系的历史，观点不尽相同，但诸先生认为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遏制了美国的海洋霸权，敲响了西方海权的丧钟，标志了西方的衰落，我完全同意。
历史事实正是如此，在毛泽东领导下，抗美援朝战争抵挡住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海洋暴力”。是毛泽东力挽狂澜，以西方之“阳”、克西方之“阳亢”，给积贫积弱到谷底的中国注入了阳刚之气，从而使中国实现了“强”。有了“强”，和平有保障，“富”是自然而然的事。抗美援朝的胜利，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世界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了西方由盛转衰，毛泽东厥功至伟。
还同意诸先生认为2050年，随着以中国为主轴的“海陆有机、丝路经纬、洲洋整合、共赢互惠”，“中华重新成为‘天下太平’的中坚。汉语和人民币分别取代英语和美元的主导地位。”诸先生的这一眺望，极具有洞见性。可能这一前景会稍稍更晚一些时日实现，但它必然实现。
我同样坚信，中国将重新恢复历史性大国地位，中华将重新成为“中国”——天下之中，人类文明的中心。西方“现代性”文化涵有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注定是一种自杀性的文化：人类中心主义——反自然;个人中心主义——反社会。唯有中华文明崇尚“天人合一”，人与人和，才可以久远，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我曾与当年契·格瓦拉的战友、法国哲人雷吉斯·德布莱，讨论过中国文化是一种“尊重他人的人文主义”，并据此认为：中华“尊重他人”的文化必将取代“统治(奴役)他人”的西方文化。“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将趋于终结，“中国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正在来临……
西方只是“武化”，而非“文化”(文明)。所谓“武化”，就是亨廷顿所说“整部欧洲历史，战争是常态，和平是非常态”。西方的崛起并非因为其文化的优越，而只是靠了“有组织的暴力”。待到毛泽东让中国也具备了可以与西方抗衡的“有组织的暴力”，西方的衰落便是注定的，一发而不可收拾。君不见当今之时，以联合国为框架、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正日陷困境，而以一带一路为框架、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正方兴未艾……
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复兴。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根本前提。而西方伪史的百年流毒，严重阻碍了国人的文化自信，阻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27年前我就在拙著中呼吁：“今天中国最需要启蒙的不是百姓大众，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受西方伪史毒害最深，最文化自卑。
诸先生这本《虚构的西方文明史》是开创性的。因为至今尚无有人如此深地探入西方学界，引用如此丰富的外语原文史料，证伪“西方文明史”。本书可以说是打开了一扇大门，里面有无数的路径，可以让后人进一步探究。书里的有些论点，也许可以存疑，但这本书空前地打开了我们的思路。
全面推翻西方伪史，扶正中华文明，是一项长期的、需要未来几代中国青年学子持续接力才能完成的事业。我觉得我和诸先生这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为这项伟大事业开一个好头。
诸先生为这个开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不敢称之为序，只是信笔写来，表达一点对诸先生的敬佩之意。
河清
丁酉夏末 于杭州西湖之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