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国家当政的不保护下一代而热衷于把国家的一切都换成现钱，肯定没打算让这个国家继续存在下去。敢用转基因主粮、三聚氰胺牛奶、有毒伪劣疫苗、豆腐渣校舍等层出不穷的有毒有害玩艺对下一代下毒手的人，肯定是没打算让中国继续存在、没打算让中华民族继续存在的人，否则怎么可能容忍如此断子绝孙的缺德事存在哪怕一天?这些人不管嘴上说得如何好听，不管指使多少吹鼓手声嘶力竭，他们已经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任何言辞也掩盖不了、洗刷不掉。
1.小学时代的几件事
我50年代中上小学时家住北京北新桥，每天乘有轨电车到灯市口上学(北新桥——灯市口)。刚开始奶奶很不放心让我自己天天过马路，便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放学后不要直接乘回程车回家，因为那样一来就得过马路。她要我一定乘跟上学来时同向的“白牌子”四路环行绕个大圈子回家(灯市口——东单——天安门——西单——西四——什刹海——鼓楼——交道口——北新桥)，这样就不必冒过马路之险了。
其实幼儿园的老师早就反复教过我们过马路的要诀：“先左顾后右盼，没有车再往前赶，别慌张，别乱窜”。对过马路我一点也不怵。奶奶的嘱咐只是让我有了个放学后坐电车坐个够的借口。
就这么一来二去跟四路环行的几个司机售票员们混熟了，允许我站在司机身边看开车(有轨电车的司机是站着开的)。还记得有一次一个司机告诉我他一个月挣70元，售票员挣50。我当时对钱没什么概念，也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多是少。(几年后我上中学吃食堂时才知道一个月的伙食费是9元，一个学期的学杂费是2元5。)
时间一长，我对坐电车的兴趣渐渐减退了，于是又去找其它乐趣。记得有一阵子我的乐趣是午休时或下午放学之后跑到景山公园山上的亭子里躺着听风吹松树沙沙响——那时景山公园对少年儿童免费，我可以来去自如。
再后来是逛动物园——动物园是使用市区月票乘公交车最远可以到达的地方。但进动物园要买门票，而且是郊区公园门票价：一角(市区公园门票价是5分)。当时父母严禁我身上有哪怕一分钱，我也不敢开口跟他们要钱，免得暴露我放学以后不急着做作业而去逛公园的猫腻。于是我发挥了“狗都嫌”的年龄的男孩常有的挑皮捣蛋精神，恶做剧地翻墙溜进动物园。
说是翻墙，其实是翻栅栏/钻栅栏——那时动物园在与北京展览馆相邻一侧用铁栅栏隔开，不很高，不难翻;而且栅栏间距也不很密，容得下当时我这个小男孩把脑袋钻过去——只要脑袋过得去，身子就过得去。
就这样我跟一个蟒蛇饲养员混熟了。别的没记住，只记得他给我看过一张他跟大蟒的合影：他两手张平呈十字形，大蟒直直地横在这“十字架”上，从左手经过左肩、脖子、右肩直到到右手——他在照片里轻松自如笑容满面，看照片的人可觉得有点瘆得慌。
小学五年级时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航模小组，学会了用买来的成套材料制作模型飞机，制作过最简单的弹射式木飞机和复杂一点的橡皮筋驱动的木架纸蒙皮的螺旋桨飞机。亲眼看到自己亲手做出的模型飞机飞上了天，那股高兴劲就别提了。
不过有一次我却“乐极生悲”，高兴之余干了件蠢事——看到一架弹射式木飞机滑翔得特别出色，便格外珍惜，特地把这架飞机漆上了颜色。没想到油漆把飞机的飞行性能全毁了，从此一上天就象块石头一样一头栽下来，再也不滑翔了——让我着实心痛了好一阵子，也因此牢牢记住了两句成语：画蛇添足，过犹不及。
后来我看见别人放的风筝飞得更高更久，便想自己也做个玩玩，但没有现成的材料(我也看不上用别人提供的现成材料做了)。我便自作聪明开动脑筋“就地取材”——把家里的竹门帘偷偷拆了做骨架，把隔壁人家画画的宣纸偷了来糊风筝面，做出了一个飞得特别高、载重量也不小的八角大风筝——换来的却是结结实实的一顿训。
记忆中的50年代的小学日子就是这样充满了无忧无虑和自由自在——当然也少不了让大人操心的调皮捣蛋和不知用功——直到语文课学了苏联一个女英雄童年时不完成作业不去游泳的毅力故事之后我才有了“每天做完作业再去玩”的概念。上到初二我不知怎的自然而然开始比较自觉地奋发用功学习了。
还记得童年时代的两首儿歌：
【老黄牛
老黄牛呀肥又大，
土改以后到我家，
一家大小都爱它。
哥哥给它割青草，
嫂嫂给它拌豆渣，
弟弟给它汲饮水，
我就给它戴上一朵大红花。】
【爱
工人爱机器
农民爱土地
战士爱枪又爱炮
学生要爱书和笔。】
2.中学时代的业余爱好
我初中高中都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小组。初中学的是木工，高中学的是电工——手艺没练出来，只学了点木工和电工的基本常识。但这点基本常识在日后的生活中却非常管用，到现在都离不开——起码碰到需要时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去找答案，知道大致原理，知道可能需要什么工具，家里平常小修小调的事自己完全能对付，摆弄没摸过的新玩艺熟悉得非常快。
更重要的是从此发现了规律：不会亲自动手的人最容易犯纸上谈兵，不爱亲自动手的人最容易犯官僚主义——这样的人其实特别容易糊弄，尤其碰上善于舌灿莲花的，往往来一通振振有词就能给绕住——既然你自己不亲自动手，实际情况如何就只能听别人的，不是听我的就是听他的，反正就是没有自己的(等学了毛泽东著作，才知道这涉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
印象较深刻的一件事是60年代高中一个爱好无线电的同学告诉我他的一次有趣经历：有一天他到西四电子元器件处理品商店买电子元件，正和一大堆电子爱好者抢着跟售货员七嘴八舌，你“来半斤电阻”、我“来四两电容”地好不热闹，忽然有个老工人模样的人扯住他问：“你说说看，什么是‘无线电’”?他便波长、频率、共振地讲了起来。正津津有味，那位老工人却一摆手说：“你说的全不对。无线电就是钱，没完没了的钱，‘无限’地往里‘垫’，所以叫‘无限垫’!”
3.千篇一律的作文开头
初中时有一次语文老师这样给全班讲评作文：“好些同学也不知是怎么了，不管是写记叙文、抒情文还是议论文，一开头总是固定不变的一句话：‘蔚蓝蔚蓝的天空上飘浮着几朵轻纱似的白云’——如果是议论文，‘蔚蓝蔚蓝的天空’和‘轻纱似的白云’跟你的议题挨得上吗?再说大家谁没见过‘蔚蓝蔚蓝的天空’和‘轻纱似的白云’呢?来来回回老是重复这一句，让不让人烦啊?可见这样写的同学只会简单地把司空见惯的东西往作文里塞，却不知道动动脑子想想该用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听老师这么一讲，再看看自己的作文，许多同学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几乎人人有份。
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却突然发现：如今北京的学生作文还会有“蔚蓝蔚蓝的天空上飘浮着几朵轻纱似的白云”之类的“千篇一律”吗?——你叫他们平时到哪儿看“蔚蓝蔚蓝的天空”和“轻纱似的白云”去?即便有人硬这样写，也会立即被人看穿是瞎编乱抄。
忽然感到童年时代这“蔚蓝蔚蓝的天空上飘浮着几朵轻纱似的白云”之类“司空见惯”和“千篇一律”是多么可贵啊!
4.骑车骑出来的时间表
五年级时近乎死乞白赖地借别人的自行车学会了骑车，从此我成为“自行车大国”里的一分子，之后慢慢习惯了用骑车时间来换算北京市的距离。
除了刮大风下大雨和下雪的日子，我60年代到70年代在北京骑自行车的时间表大致是：
动物园到颐和园——25到30分钟。
天安门到颐和园——55到60分钟。
颐和园到香山——30到35分钟。
建国门到西直门——30到40分钟。
当年我觉得骑自行车比坐公共汽车强：不花钱，时间有准头，灵活机动，没有停车的麻烦，不管到哪里代价不过俩馒头，外加两分钱存车费。在郊外骑车还有附加收获——新鲜空气。
现在呢?理论上，在北京骑自行车仍然比坐公共汽车强，比开小汽车也强：不花钱，时间有准头，灵活机动，没有停车的麻烦;但实际上已经不现实了——自行车说丢就丢不说，如今骑车上道既不安全也吸不到新鲜空气。
说不定将来最现实的办法只有步行了。
在北京同样的距离，同样的事，当年可以几乎不花什么钱就能做到的，如今即便花大钱买汽车也做不到。如此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童年我骑自行车就能实际享受到的环境资源(包括空间资源)比如今开“宝马”的“大款”们不知强多少倍。
(顺便说一句：“宝马”在“美国消费者协会”发行的“消费者指南”里得分从来不高，“性价比”这项指标得分更是低得可怜。在美国人关于汽车的笑话里，“宝马”的意思是“大烧包”：BMW=Big Money Waste)。
5.医院印象
童年记忆里，跟在医院住院相关的事只有两次。
一次是我四年级时得阑尾炎住院动了手术。别的印象没有，只记得医生护士都挺和蔼，为要不要开刀反复征求家长意见和我的意见，最后才确定手术治疗。还有就是病房里只有病人，没有陪床的。一切都是医院工作人员做。
有点印象的是出院后坐公共汽车回家，上了车没座位。我就问妈妈：不是照顾病号吗?怎么我做了手术却没人照顾我呀?”话音刚落周围所有坐着的乘客一下子全站了起来让坐。妈妈很不好意思，跟我说：“你看，谁看得出来你这么个小调皮是病号啊?”
另一次是60年代初妈妈犯了心脏病，住院动了心脏大手术。
医疗上的事我不懂，只知道手术很成功。其他的事没给我留下什么特别印象，一切都是公费医疗包了。至于“塞红包”、推销药、乱做检查、假冒伪劣药品之类那时人们听都没听说过，更想象不出来。所以虽然做如此大手术，全家却很平静，没有举家惴惴，更谈不上倾家荡产。唯一给我留下点印象的是医院对家属探视管得非常严，不到时间不准进，一到时间立刻把人赶走;病房大楼每层走廊入口都能看到一幅很大的告示牌：一个护士把食指竖在嘴边，眼睛看着你，仿佛正在冲你说“嘘!安静!”——住院区不准大声说话，不准大声咳嗽，甚至不准大步流星，千方百计不打扰病人，更不许家属陪床——照料病人是医务专业人员的工作，不允许非专业人员插手，否则出了岔子责任算谁的?(据我所知，这在美国仍然是医院的标准规定——可见童年时中国医院在这方面很“国际接轨”，倒是如今充满“特色”。)
6.困难时期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我升入初中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的六十年代初。
困难时期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入学之后学校立刻按中学生标准给我们调整了粮食定量。当我把调整定量通知书拿回家后全家都大吃一惊：大人都在减定量，而你个小孩的定量却不减反增，还居然增为30斤，成了全家最高的——是不是弄错了?
我到学校一问，回答说没错，是北京市统一规定，全班全年级的同学都是同样标准：男30，女28;大家都一样，没人特殊。
当然，北京市得天独厚，那个时期全国其他地区的中学生的定量不可能都和北京市一样。但我相信，那个时期的中学生的定量肯定都在当地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调高了。因为这是一个统一的政策：保护下一代的健康发育。
这事让我永远铭刻在心：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人想到的是下一代，是未来，是用切切实实的行动而不是口头漂亮空话保护国家的未来。
如今有些人对这点定量不屑一顾。但我不这么看——“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心”：在什么都缺的极端困难时期还硬挤出最好的东西给下一代，这份情，这份义，这份慈，这份爱，这份责任心比有形的物质财富不知宝贵多少倍。这一切是那些在“和谐盛世”里把转基因主粮、三聚氰胺牛奶、有毒伪劣疫苗、豆腐渣校舍之类无数有毒有害的东西强加给下一代的“道德的血液”绝对无法相比的——谁能相信那些自己什么都不缺的时候都要给下一代下毒的黑心肠会在大难临头时为下一代做任何牺牲?
在最困难条件下“保护下一代”这一举措让我看到了一种自信，一种自尊，一种责任感。
保护下一代就是保护未来。追求未来才会保护未来。相信未来才会保护未来，才会为保护未来付出代价——只有满怀自信、相信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是可以迅速克服的，才可能为未来做打算。如果根本没打算有未来，或根本不相信还有未来，不相信眼前的困难可以迅速克服，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爹死娘出门，各人顾各人”、“飞鸟各投林”的地步，岂肯为不存在的未来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
只有精神上的强者才能在困难面前想到保护下一代——这是强者的自尊，更是强者才会有的责任感。
家庭要延续，就必然保护家庭的下一代。国家要延续，就必然保护国家的下一代。如果两口子不打算过了，肯定不想要孩子，肯定急着把家当都换成现钱。如果一个国家当政的不保护下一代而热衷于把国家的一切都换成现钱，肯定没打算让这个国家继续存在下去。敢用转基因主粮、三聚氰胺牛奶、有毒伪劣疫苗、豆腐渣校舍等层出不穷的有毒有害玩艺对下一代下毒手的人，肯定是没打算让中国继续存在、没打算让中华民族继续存在的人，否则怎么可能容忍如此断子绝孙的缺德事存在哪怕一天?这些人不管嘴上说得如何好听，不管指使多少吹鼓手声嘶力竭，他们已经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任何言辞也掩盖不了、洗刷不掉。
当然，最困难时期受到特别照顾的不仅有下一代，还有知识分子——“高级脑力劳动者”。
更确切地说，凡需要特别照顾的，当年都没有拉下。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二日国务院关于改进城市、工矿区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鱼类供应工作的规定》列举出应享受特别照顾的人有：
——工矿、交通运输、森林采伐企业、建筑工程单位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
——大中型厂矿、企业经常直接参加高温、井下、水底作业的工人;
——长期接触有害身体健康的物质的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
——在大型企业的最要害的生产岗位精力高度集中的直接生产人员(如大型吊车、巨型机电设备的操纵人员和铁路机车司机等);
——科学研究和卫生医疗部门经常接触放射性元素、放射线和急性传染病、麻疯、肺结核病的工作人员;
——高级脑力劳动者;
——体力消耗较大的艺术人员，
——优秀运动员;
——产妇;
——医院的伤病员和疗养院的休养员，以及经过医疗部门证明确实需要营养的在家病员。
看了这份清单让人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对未来有信心、一心一意谋求国家持续发展，才会列出这样的清单——清单上列出予以特别照顾的人，都是确保国家持续发展所必须的人——这是按实际需要考虑而不是按身份高低贵贱考虑。如果对未来没有信心，如果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毫无兴趣，肯定不会拟定出这样的清单。清单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气概：统筹兼顾、凝聚全国、节衣缩食、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的气概，基本出发点是为中国着想、为中国谋划——带领中国人节衣缩食克服中国的困难。(这跟逼中国老百姓节衣缩食满足美国人的贪婪、高唱“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美携手、国际合作、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等行径相比，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茅坑里)
鲁迅说：
【“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
——工农当家作主的时代虽没给“精英”们安排鱼翅席，却安排了比工农大众更高的待遇，困难时期还特别安排了“高级脑力劳动者特别补助”——自己节衣缩食，给知识分子特别照顾。而等“精英”大权在握，却立刻凶相毕露，对当年节衣缩食特别照顾自己的工农大众翻脸不认人——“铁面”、“铁腕”砸“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国有企业重组”、“出卖国企”、“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MBO”、“扩大内需”、“高薪养廉”、“改革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取消社会福利”、“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腐败有利论”……上等“精英”们给平民安排的不是“杂合面”，而是转基因主粮、三聚氰胺牛奶、有毒伪劣疫苗以及无穷无尽匪夷所思的毒品。对这样的狼心狗肺，怎么可能使老百姓顶礼膜拜去“感恩”?
7.喝牛奶的故事
附一篇以前写的文章《喝牛奶与学雷锋》(见附录)。
跟如今的琳琅满目相比，当年喝的奶制品种单调不假，没有多少选择不假。但有一种“没有选择”却令我迄今庆幸而自豪——当年老百姓买食品时绝对没有在“货真价实”与“假冒伪劣”之间的选择，更没有在“有毒有害”与“无毒无害”之间的选择：只要是供人“进口”的，就一定是货真价实、无毒无害的，在这两点上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根本用不着为哪一种牌子可能更货真价实、可能更安全之类问题伤透脑筋——这样的“没有选择”如今的老百姓能享受到吗?即便是中央电视台拼命宣扬、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之类王牌食品都能是造假下毒的大户，你让老百姓还能相信谁?还能有什么样的选择?除了无可奈何撞大运、最终听天由命之外还能怎么样?对我来说，我宁可有确保安全健康的“没有选择”，也不愿意有不得不在“货真价实”与“假冒伪劣”、“有毒有害”与“无毒无害”之间撞大运的“琳琅满目”与“目不暇接”。
8.我的童年没有恐惧
回顾童年，最值得夸耀的是——我的童年没有恐惧。
——没有“读书机器”、“考试奴隶”的恐惧;
——没有不堪重负的“书包大山”的恐惧;
——没有“监督学习”、“强制读书”的恐惧;
——没有必须拼命奋斗进“重点学校”、“重点班”的恐惧;
——没有被“不用功就淘汰”、“蠢笨”、“脑残”、“智障”、“劣等”之类恶毒语言围剿的恐惧;
——没有没钱没势就抬不起头、必须战战兢兢察言观色以免得罪有权有势特殊人物的恐惧;
——没有没完没了地向家里要钱以应付形形色色的辅导教材、辅导班、校服、赞助和种种苛捐杂税的恐惧;
——没有校园血案的恐惧;
——没有豆腐渣校舍的恐惧;
——没有转基因主粮、三聚氰胺牛奶、有毒伪劣疫苗、地沟油菜等无数假冒伪劣的恐惧;
——没有被拐卖、被绑架的恐惧;
——没有黑砖窑、奴隶童工、买卖器官的恐惧;
——没有被敲诈勒索的恐惧;
——没有“让领导先走”的恐惧;
——没有上街时必须提心吊胆躲避“马路飑车”的恐惧;
——没有黑社会猖獗、小流氓横行的恐惧;
——没有诈骗无孔不入、必须处处提防上当受骗的恐惧;
——没有城管施暴、强制拆迁的恐惧;
——没有家长下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的恐惧;
——没有被充满诲淫诲盗、黄色暴力的宣传诱惑欺骗而学坏的恐惧;
——没有被无数无孔不入地撒谎、造谣、诽谤的媒体汪洋大海误导迷惑而误入歧途的恐惧;
……
总之一句话，我的童年是充分享受“免除恐惧”的童年，是不知恐惧为何物的童年。我们这一代是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中长大的——换句话说，“不是被吓大的”。要说幸福，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
我的童年，学习是一种乐趣，而不是负担。我可以尽情学自己喜欢学的东西，而且能得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鼓励。考完试立刻集体撕烂教科书这种如释重负报仇般的发泄在我们那一代简直不可想象。
如果看不起我们童年的那个时代，请扪心自问：你的童年有没有恐惧?能不能幸免上述的那些恐惧?如果不能，那就是说，您是“被吓大的”——就凭这点，咱们的童年时代就不是一个数量级。
还有资格跟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比幸福吗?
附录：
喝牛奶与学雷锋
黎阳
“敲左棍专用”的高论——“二十年前全北京买块Cheese(奶酪)都难，有牛奶吃就不错了，还在乎质量?”令我想起中学的一段往事。
那是1963年的事。当时北京市牛奶公司每天早上中午都派人到我们学校食堂门口卖牛奶，鲜奶每瓶1毛5，酸奶每罐2毛，要加白糖4分一包，敞开了卖，谁买都行，既不要票也不凭证。
有些同学感到不解，向学校团组织反映：不是号召学雷锋、艰苦朴素吗?那喝牛奶能算艰苦朴素吗?既然号召学雷锋艰苦朴素，那为什么又向我们推销牛奶?“学雷锋艰苦朴素”与“喝牛奶”这关系该怎么摆?
于是学校团组织特意组织全校同学展开了一次大讨论，题目就是“如何正确看待学雷锋艰苦朴素与喝牛奶”。最后的结论是：学雷锋艰苦朴素意味着不铺张浪费，不追求奢侈腐化。青少年是长身体的时候，喝牛奶对健康有好处，不是铺张浪费，也不是奢侈腐化。只要家庭经济条件允许就可以喝，也应该喝：一对身体有好处，二支援国家建设。但如果把喝牛奶当成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标志来看就不正确了。一句话：实事求是，有条件就喝，没条件也不硬追求。
于是“牛奶风波”到此结束。喝牛奶的与不和牛奶的都不觉得有什么压力。同学中喝牛奶的不少，不喝的也很多——往往不是因为喝不起，而是不习惯，更喜欢喝豆浆。
当时喝牛奶的同学什么家庭出身的都有：干部的、知识分子的、工人的、农民的……的确，喝牛奶比喝豆浆贵：当时豆浆好像是白浆3分一碗，糖浆5分一碗，比1毛5的牛奶便宜多了。而当时学校住校生每个月的基本伙食费(每天三顿，周末不算)是9元，不够自己另外加菜，一般一个月吃13、14元足够。如果天天喝鲜奶，一个月要4块5，喝酸奶是6块。喝牛奶造成的这种额外负担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一般还承受得起。当时北京工厂普通正式工人——二级工的工资是每月40元。1963年子女上中学的工人大多数是50年代初的老工人，工资都高于40，多数是双职工，房租水电每月几元，医疗全包。只要子女不是太多，为孩子每个月多掏4块5还是挤得出来的。农村来的同学有困难的多些，但仍然有不少喝牛奶的。我们同年级另一个班的团支书家里是农村的，因为喝牛奶，引起了一些同学的议论(“喝牛奶与学雷锋”的议论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当时国家对家庭经济条件特别困难的同学是有补助的。(记得那个时候的标准是补到每月12元)对比当时每月9元的基本伙食费，即便这样的同学时不时喝几次牛奶也不是做不到。
学校团组织后来还组织过类似“喝牛奶与学雷锋”的讨论，比如“穿尼龙袜、的确凉衣服与学雷锋”。还有一次(大约是1964年)更是号召同学回家动员家里吃“爱国肉”，说国家猪肉涨库，再卖不掉就浪费了。于是“学雷锋”、“不铺张浪费”的结果是“动员吃‘爱国肉’”，不吃倒成了铺张浪费，吃了才不铺张浪费。至于那几年，一到夏天便免不了动员大家吃“爱国西红柿”——旺季时过夜就烂，经常一堆卖5分或1毛，巴不得大家拼命吃个“老母猪不抬头”。后来闹技术革新，土法储存代替专用冷库，情况才有所改变。(当时还拍了电影，题目叫《从‘隔夜愁’到‘百日鲜’》)。
至于那个时代的牛奶及食品质量，虽然没有现在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标准，至少从来没听说过质量问题，以至于老百姓的脑子里根本就不曾想到过市场上卖的食品会有假。当时我们只是从回忆录里知道资本家才会故意掺假。自打有了公私合营起老百姓就都知道买东西要去国营商店，因为“共产党的商店决不坑人”。所谓“有牛奶吃就不错了，还在乎质量?”之类论断一听就知道是信口开河，根本没经历过毛泽东时代，或者是故意昧着良心睁着眼说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