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西渡黄河的目的是为了宁夏战役计划，但张国焘的想法却不同：他的意图是红四方面军部队渡河后即转向西进，夺取河西走廊，独创一片天地，以实力取得在党内斗争中的有利地位。关于这个想法，他国外流亡时写下的回忆文字中并不隐讳，而且称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多数人”的支持：“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待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另外，在渡河西进之前，张国焘不愿意红四方面军部队与国民党中央军硬碰，这个实力要用在渡河西进解决“马家军”上——当时中央也好，张国焘也好，都对马家军的力量估计过低。

西路军问题再考辩㈠（简版缩写）

　　西路军失败成因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关键性节点中：

一、西渡黄河

㈠西渡黄河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要分两点来说，因为中央的目的与张国焘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⒈中共中央的目的

　　西渡黄河的目的是执行中共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以三个军的部队渡河作战，也是中央在“十月份作战纲领”里作出的渡河作战兵力划分。但十月份作战纲领不是作战命令，只是一个意图，渡河作战也不是十月份的内容。中央预计的渡河作战时间是11月中旬以后，其原因有三：
　　⑴共产国际援助物资预计12月才运至中蒙边境，运抵预定接济地点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的时间更靠后，红军渡河后要在定远营取得援助物资后才能攻击银川等坚城。否则红军将徘徊于坚城与沙漠之间，难以生存。
　　⑵在同心城一线集结的红一方面军渡河部队因造船技术的原因，只能在结冰季节履冰渡河。
　　⑶要接应正向甘北（今宁夏南部）转移的红二方面军部队。
　　另外，渡河作战的前提条件是要拒止南敌——保持西兰大道十月份于我手，否则敌军有可能长驱中宁、中卫一线，隔断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渡河部队。
　　这个任务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担负。

⒉张国焘的目的

　　中共中央西渡黄河的目的是为了宁夏战役计划，但张国焘的想法却不同：他的意图是红四方面军部队渡河后即转向西进，夺取河西走廊，独创一片天地，以实力取得在党内斗争中的有利地位。关于这个想法，他国外流亡时写下的回忆文字中并不隐讳，而且称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多数人”的支持：“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待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另外，在渡河西进之前，张国焘不愿意红四方面军部队与国民党中央军硬碰，这个实力要用在渡河西进解决“马家军”上——当时中央也好，张国焘也好，都对马家军的力量估计过低。

㈡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奉谁的命令？

　　这个问题也得分别来说。
　　如果非要简单地说，那就是：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三个军中，只有红三十军渡河是事先得到了中共中央认可的。另外两个军都是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的方式造成既成事实后，中央被迫认可的。
　　还有，了解这段史实时一定要注意红军三军会师后的指挥格局和背景：
⒈中共中央，位于陕北保安，除了中央书记处、军委、中央等名义发出的电报，此间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署名发出的电报，均可以视为代表中央意图；
⒉红军总部，以朱德、张国焘为代表，当时正从会宁到关桥堡的转进途中。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期间，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被授权“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个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联络。”
　　⒊10月28日后，彭德怀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受命指挥河东三军部队，按中央“先南后北”方针，组织实施海打战役。

⒈红三十军西渡黄河事前得到了中央同意

　　红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中央授权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并要彭德怀与朱德、张国焘会商并“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
　　10月16日，朱、张决定红三十军在靖远黄河渡口打造船只并试渡，并提出三十军渡河后九军跟渡的建议。同时将中央要求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的“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改作“我军以控制西兰大路二十日以前在我手中”；将“十月份作战纲领”中“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改作“四方［面」军于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即速跟进”——缩减向南防御兵力，提前渡河时间并增加渡河兵力。
　　18日，朱、张电告中央，称三十军将于20日开始渡河，中央回电委婉提示“二十日渡河间题是否推迟数日”。三十军20日试渡失败。
　　23日，彭德怀与朱德、张国焘在打拉池会面，彭德怀提出宁夏战役部署，要点是：第一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四军两个军从靖远渡河，渡河后夺取景泰并沿黄河西岸向中卫攻击；第二步，红一方面军渡河部队从宁武、金积方向渡河，以一部进取定远营，接受国际援助物资，尔向进取银川。这个部署得到了朱德、张国焘的同意。
　　24日10时，中央致电彭德怀，要其与朱德、张国焘商洽“先南后北”的方针：“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问题”，并指出“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
　　这个方针的意图是：先停止南敌进攻，再渡河实施宁夏战役。
　　同时也说明，红三十军渡河，是得到了中共中央认可的——也就是说，红三十军渡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10月24日，红三十军再次发起强渡，获得成功。同日，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三军西渡”建议：“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
　　24日24时，中央致电彭德怀及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再申“先南后北”方针：“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25日，朱德、张国焘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24日建议——请注意，不是中央！

⒉红九军渡河未得中央同意，是先斩后奏造成的既成事实

　　10月25日，红三十军全部渡河，徐向前、陈昌浩决定“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
　　同日，中央再电朱、张、徐、陈，再申“先南后北”方针，要求以九军之外另一个军跟进渡河，九军用于对付南敌，待“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从中宁渡河”。
　　同日16时，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作出部署（彭德怀称该电是发后才给他看的），提出四方面军主力（三个军）渡河，并表示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不便向定远营前进，应“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认为“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
　　这也是说，要一方面军从中卫以东的渡河部队去占领定远营。
　　26日1时半，中央在得知九军正渡或已渡的消息后，指示“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同时重申“先南后北”方针：“等二三日后如真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瞬[封]南村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
　　当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三十一军也要过河，并称他们自己当日17时也将过河指挥。
　　当日17时，朱德、张国焘批准徐向前、陈昌浩建议——注意，仍然不是中央！
　　朱、张在该电中，再次表示红四方面军去取定远营不便：“首先查由一条山经中卫去夺宁夏地区，或由中卫去取定远营，一般地形条件如何，一条山、五佛寺一带粮食情况如何，是否允许用四个军去打中卫、北关须考虑”。
　　当晚2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同时再次重申“先南后北”方针，表示不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

⒊徐向前、陈昌浩建议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要求中央“重决速示”

　　27日5时，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朱德、张国焘令“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三十、九两军，即由你们中去一人指挥，迅速占领大芦塘、眼井堡、大营盘、三塘释、五佛寺地区，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及中央，“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要求中央“重决速示”。
　　28日，聂荣臻、左权、彭德怀等分别向中央报告张国焘“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追敌计划”、“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前廿五日间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同日，中共中央在收到徐向前、陈昌浩要求“重决速示”电报后，发出紧急呼吁：“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

⒋红五军渡河也不是奉中央命令，是斩而不奏的既成事实

　　10月27日，徐向前、陈昌浩令红五军向靖远东北方向牵制敌军：“五军转移到靖远东北方，钳制王、毛，船只速放到三角城”。
　　28日13时，徐、陈令五军在完成任务后渡河：“五军于牵引任务完成后，即开一条山、大卢塘、五佛寺线，扼阻九、三十两军之后路”。
　　当晚20时，朱德、张国焘予以批准——注意，仍然不是中央！

⒌张国焘还拟以同样方式调三十一军渡河

　　10月28日16时，朱德、张国焘致电、陈与中央，拟令红三十一军渡河，并称“如明晨八时前毛、周无回电，三十一军即宜开和堡口渡河”。
　　19时，朱德、张国焘令“四方［面］军之三十一军速集中打拉池，四军以一部迟滞敌人”，同时任命彭德怀前敌总指挥，指挥河西三军部队组织实施海打战役。
　　15分钟后，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及徐陈，要改变海打战役部署，拟再令三十一军渡河：“三十一军即跟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并称“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
　　这是个霸王式“请示”，限定时间还从“明晨八时”提前到了“今晚十二时”。
　　中央次日12时回电，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已经过了张国焘限定的时间，只好承认既定事实；19时，朱德、张国焘电令三十一军渡河。红三十一军当晚即赶赴渡口准备渡河。但彭德怀找张国焘“讲理”后被调回，返回打拉池参加海打战役。

⒍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计划，宁夏战役濒临流产

　　30日7时，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部署，令红四方面军四、三十一军部队节节抵抗，诱敌深入。
　　3个半小时后，朱德、张国焘电调红四、红三十军脱离预设战场，海打战役流产。
　　同日16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重申“先南后北”方针：“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同日，林育英向共产国际报告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计划：“中央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追敌，只有停顿南敌之追击，方能北取宁夏，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
　　林育英在这里还是有个不大不小的误判：其实张国焘连北进都不愿意，他孜孜以求的，还是西进。
　　3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亦向中央作了报告，并称“明晨到总部与朱、贺、任再商再决，以便取得一致行动”——没提张国焘。
　　11月1日，彭德怀到关桥堡红军总部，与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商决“海打大道以北寻机歼敌”，且得到“前敌总指挥统一调遣，朱、张不干预的坚决表示”。
　　至此，张国焘实际上失去了对河东红军部队的指挥权。
　　这就是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全过程。

结论：只有红三十军渡河是事前得了中央同意的。三军渡河是徐陈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张国焘的批准；徐、陈还口气强硬地提出了四方面军全军渡河的建议，要中央“重决速示”；九军、五军渡河是以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的方式造成的既成事实；张国焘还拟以同样方式调红三十一军渡河，因彭德怀的反对未果；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部署后，张国焘即釜底抽薪，将红四、红三十一军调离战场，破坏了海打战役计划。
　　这就是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真相。所以，“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难以完整反映事实真相，徐向前、陈昌浩建议三军渡河乃至全军渡河，是违背中共中央“先南后北”方针的，在张国焘和中共中央两个不同意图之间，他们选择的是执行张国焘的意图！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以“朱张”署名的电报，有些不一定代表朱德的意见——未得朱德同意而强行签署联名电，张国焘可是有多次“前科”的。当然，也不排除在紧急情况下朱德代张国焘签署联名电的可能——此间多次出现几个小时甚至十来分钟的间隔里，以“朱张”联名签署而意图又完全相左（贯彻中央意图与不贯彻中央意图）的不同电报。
　　这个时候，张国焘已经很难封锁朱德的发电权了。
　　然而，他对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的指挥权，仍然存在。

宁夏战役计划首长决心图（还没作标注，先凑合着看吧！）

　　关于有人对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又未通知西路军而颇有意见，认为中央让西路军甘凉建立根据地是因为要西路军牵制敌军，“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掩护河东红军主力实施“作战新计划”！这属于没有根据的无端揣测。这是因为：其一、“作战新计划”是一个酝酿中的征求意见案，征询意见的范围包括了三个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张国焘亦在被征询意见之列并主持了朱、张、任、贺参加的秘密会议讨论这个计划并予以“原则同意”，张本人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反而还继续要求西路军“独立开展局面”；其二、“作战新计划”并没有要求西路军配合的内容，反而是彭德怀、毛泽东提出了以河东胜利来策应西路军；其三、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起不到掩护河东红军主力南下的作用，“马家军”是地方军阀，不会轻易为河东局面的改变而所动；其四、“作战新计划”实际上并没有实施，既或付诸实施，河东防堵西路军东返的敌军部队也会被为之调动，对西路军西进和建立根据地反属有利；其五、河东红军主力与西路军之间不仅隔着一条黄河，还有敌大军重重人墙，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难以“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
　　最后的事实是，河东红军主力的山城堡之捷，直接调动了毛炳文军东返。

西路军问题再考辩㈡（简版缩写）

二、西进河西走廊

　　红四方面军西进的目的是什么？西进是谁提出来的？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还是得按“时经事纬”的原则一一道来。

㈠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取河西走廊最早出自三军会师前毛泽东的动议

　　三军会师前的1936年8月23日，“因为拿打通苏联的意义来说，占领甘、凉、肃比较占领宁夏更为重要，这是不受日本威胁，有永久保障的一条道路”，毛泽东曾提议“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这个动议因符合张国焘以及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心态而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与保证。
　　中共中央8月25日将这个计划向共产国际作出报告，共产国际于9月11日作出答复，将国际援助物资接运地点改在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旗治所在地巴彦浩特镇），同时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
　　于是，中共中央不得不对原计划进行了修改，将红一、四方面军分取宁夏、甘西，改作两军“合取宁夏”——也就是后来的“宁夏战役计划”，将红四方面军原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河州一线西渡黄河的地点，改在了兰州以东靖远、中宁一线。张国焘对此改动极不满意，曾经推翻西北局会议决议，在红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将领的支持下，擅自调动红四方面军部队，拟从兰州以西的永靖一线西渡黄河，但因气候地理条件等等原因，被迫折返。

㈡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后，徐向前、陈昌浩再次动议西进

　　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后，原拟沿黄河向中卫攻击前进，与红一方面军从宁武、金积方向的渡河部队相互配合，夺取定远营，取得援助物资后进取银川。但因张国焘破坏了海打战役计划，河东红军主力被迫东移，与已渡河的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的联系被切断，敌军主力长驱中宁、中卫，宁夏战役濒临流产。
　　可以说，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后，不仅使河东红军主力陷入被动，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也处境尴尬，因中卫一线正被敌关麟征部占领，河东红军主力被迫东移，已无法按原计划由此渡河，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再出中卫已无意义，返回亦很困难。只有向西向永登、凉州方向扩展占领区，视情况再作取向定夺——这是对徐陈心理于最有利的角度作出“无过推定”的分析。
　　然而徐向前在数十年后却自己否定了这个“无过推定”：“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
　　张国焘当然更不在“无过推定”范围之内——他在流亡海外后的回忆文字是认了账的：“……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关于解决党争端问题。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待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提议：“以大部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毛泽东、周恩来当日复电：“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皋]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3日22时，再电徐、陈：“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这也是中央在提醒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首长预留东返退路。
　　当时中央正筹划在海打以北击破胡宗南部，以争取继续实施宁夏战役计划。

㈢共产国际改变物资援助地点，张国焘指示徐陈“独立不受一切牵制地”开展局面

　　11月3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将接济地点从宁夏的宁远营（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改在了新疆的哈密。
　　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要求四、三十一军“过河增我方”，再提“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
　　5日14时，朱德、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指示他们将行动方向左旋90度：“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根，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左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
　　因当时河东正策划与胡宗南部决战，以再启宁夏战役计划，所以张国焘在该电特意指出：“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注：指河东部队正筹措间的与胡宗南部的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也就是说，不必受宁夏战役能否实现之“牵制”。
　　次日（6日），徐向前、陈昌浩即提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同日17时，再电朱、张，拟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口——自断东返后路。
　　7日，徐向前、陈昌浩电请中央给予独立开创局面之名义，并提出军政委员会名单。
　　同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为迅速执行为好，兵力集结应稍提前”。

㈣中央拟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组成西路军并电询徐陈，徐陈信心满满打了包票

　　这个时候，因河东胡宗南等部敌军齐头并进，河东部队与胡宗南部决战计划一时难以实现，河东红军主力被迫继续东移。而据徐、陈通报的河西情况，河西部队的现状与前景比河东主力更阳光更灿烂，故彭德怀于11月8日1时半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对徐、陈西进动议表示赞同：“徐、陈之三个军应自己努力解决冬衣，乘敌薄弱扩大占领地域，以袭占镇虏、凉州及其以北为目的，估计目前单独出宁夏不利”。
　　同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因“哈密、安西之间是1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请求将援助物资接运地点改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安西（今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
　　同日，中共中央就拟授予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以“西路军”名义电询朱德、张国焘。
　　同日，因河东主力与胡宗南部决战不果而日趋被动的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拟将河东红军主力南下作战，并提议“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要求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林育英等集会商议，提出意见。
　　11月10日，朱德、张国焘复电中央，同意给予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以“西路军”名义。
　　11月11日10时，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正式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命名为“西路军”。
　　1小时后，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通报河西情况：“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并提出三个问题征询徐、陈意见：“⑴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⑵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⑶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
　　1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报告大靖附近“气候、水、柴、人、粮极丰富”的好消息，对中央电询问题未作答复。
　　同日，中央再电朱德、张国焘，同样的问题又问了一遍：“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信心满满地打了包票：“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
　　——西进“打通国际”，“建立根据地”，两个任务一肩挑。
　　对中央所询“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未作只字回答。
　　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报告西路军准备西进的情况。
　　14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你们之敌现马步芳、青两部，又分散，又（便）于你们各个击破”，“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这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你们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
　　同日，毛泽东、彭德怀等就河东主力南进部署进行磋商，彭德怀提出南进的同时拟以一部向北调动毛炳文部以“声援西路军，否则西路军陷于孤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要求河东红军主力消灭胡宗南一部，即或要南进也要“打一仗再南进”。
　　河东红军主力即准备就地坚持，打击胡宗南，南进计划暂缓——实际上，那个被人揣测放大曲解以作“阴谋论”依据来忽悠的“作战新计划”， 在中共中央正式同意西路军西进之前，就已被暂时搁置，而且最后还干脆予以以放弃！
　　15日13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同意西路军西进。
　　这是西路军第一次东返的机会——如果西路军首长认真考虑中央之询的话。

㈤敌毛炳文军西渡追尾，徐向前、陈昌浩提出西进与建立根据地的主次问题

　　11月16日，敌毛炳文军开始西渡黄河，拟追击西路军。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一改两日前的乐观态度，称“我西路军已无再东渡可能”，“我们须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因他们太孤立，并须急打通远方，得到接济至关重要”；20日后，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开始动身去陕北保安与中央会合。
　　17日8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同样一改几日前的信心满满，提出“是否我们控制肃州、甘州在手，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进行玉门、安西或到新疆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
　　一路小跑跑到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安西？到那儿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不在话下？几天前还信心满满的“建立甘、凉、肃根据地”，一风吹了？什么理由哩？没有道出，但其实也不难明白：敌毛炳文军追尾了！当时的他们都不太瞧得上“二马”，却对国民党中央军很在意。
　　18日，河东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在甜水堡地区重创胡宗南部精锐第二旅。
　　同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同日18时，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通报西进途中地理及远方物资准备情况：物资“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要求西路军“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解决援助物资到达前的生存问题。
　　19日9时，徐向前、陈昌浩，决意“到永昌再向甘州进，决用力巩固丰乐堡、永昌地区，以甘州为重点，争取休补与执行党与军委所给予的任务”；同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西路军已占永昌，拟以主力在凉、甘之间发展，拟以一部西出肃州、安西”。
　　同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转达周恩来就西路军行动提出的意见：“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远方对于经哈密接济你方已原则上同意，物资经济均可接济，正设法解决交通运输，拟技术手续，大约以明年开春后可望大批接济，现正急谋小部接济，大的于我占领安西后即可实现”，“你方须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唯远方路图，也须调查清楚”。
　　19日17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九军古浪失利情况，并提出“估计毛敌推到大靖后，马敌必更集兵犯永昌、甘州，我势必与之决战，方能巩固甘州、凉州”。
　　20日，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
　　21日，河东红军主力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歼灭胡宗南部精锐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停止进攻，一战而改变河东局面。
　　26日，敌毛炳文军被迫开始东返，至29日，全部东返。
　　毛泽东开出“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的支票，兑了现！

总结：宁夏战役旨在扩大苏区、得到国际援助物资以解决三军生存发展问题，却因张国焘的破坏濒临流产。在这样的严重环境中，徐向前、陈昌浩首先提出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西进以解窘境，按“无过推定”法则，属合理建议——虽然数十年后他自己否定了这个“无过推定”；张国焘刻意扩大了徐、陈建议西进的范围，让徐、陈“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地开创局面”，是因为他久已纠结于心的小九九。而这个要求得到了徐、陈积极响应；在共产国际改变物资接运地点而河东主力处境较河西更为窘迫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同意徐陈所请，赋予他们西路军的名义，并向徐、陈电询有关情况，徐、陈信心满满打了包票，“西进”与“建立根据地”两个任务要一肩挑，对中央“东返”之询，未作答复——这是西路军第一个脱离困境的机会；敌毛炳文军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时，徐、陈和张国焘开始慌张，张国焘提出了西路军“太孤立”的问题，徐、陈则提出了“西进”和“建立根据地”孰轻孰重的问题；毛泽东在河东主力即将被迫南进的关键时刻，提出就地坚持，“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最后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已西渡追击西路军的敌毛炳文军东返，为西路军西进解除了“后患”。
　　关于有人对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又未通知西路军而颇有意见，认为中央让西路军甘凉建立根据地是因为要西路军牵制敌军，“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掩护河东红军主力实施“作战新计划”！这属于没有根据的无端揣测。这是因为：其一、“作战新计划”是一个酝酿中的征求意见案，征询意见的范围包括了三个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张国焘亦在被征询意见之列，并主持了朱、张、任、贺参加的秘密会议讨论这个计划并予以“原则同意”，张本人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反而还继续要求西路军“独立开展局面”；其二、“作战新计划”并没有要求西路军配合的内容，反而是彭德怀、毛泽东提出了以河东胜利来策应西路军；其三、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起不到掩护河东红军主力南下的作用，“马家军”是地方军阀，不会轻易为河东局面的改变而所动；其四、“作战新计划”实际上并没有实施，既或付诸实施，河东防堵西路军东返的敌军部队也会被为之调动，对西路军西进和建立根据地反属有利；其五、河东红军主力与西路军之间不仅隔着一条黄河，还有敌大军重重人墙，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难以“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
　　最后的事实是，河东红军主力的山城堡之捷，直接调动了毛炳文军东返。
　　这是谁在策应谁哩？
　　最后要说的话是：在西路军西进的酝酿和决策中，中共中央亦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毛泽东在三军会师前前夕的对河西走廊“能够造成巩固的根据地”之乐观估计，而徐、陈此间通报的乐观情况和他们对完成任务的乐观态度，以及对取得国际援助物资的希翼，强化了中共中央的这种认识误区，山城堡之捷迫使敌毛炳文军东返后他们还认为“西路军面前已无大敌”，这使得他们没有如同年前张国焘执意南下那样，发出“南下是绝路”的喝止之声，断然命令西路军克服一切困难返回河东。
　　这就是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决策过程的真相。

　　据甘肃人民出版社《悲壮的征程》中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载：“（12月）26日，西路军总指挥部根据军委主席团24日电示，决定调集部队东返，派出人员侦察、勘探道路，命令水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准备东返。同日傍晚，又撤销上述命令，部队撤回原地”。
　　西路军领导人的东进命令从决定到撤销，都在一天之内。
　　徐、陈当时作出的自主选择是：即刻西进。
　　其实“从事后臭皮匠”的角度看来，这是西路军第二次东返的机会也是最好的一次机会：西路军东进，兰州东北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予以配合，河东胡、毛、关、王各路敌军因“西安事变”且蒋介石返回南京是战是和一时难定之情势，正处于徬惶之中，西路军各个击破安全东返的机会也是有的。虽然风险也不小，但全军覆没的可能性不大，至少骨干队伍能够保留。

西路军问题再考辩㈢（简版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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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进？西进？——“西安事变”后西路军的行动方向选择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曾经有过西路军东进的动议。
　　这个动议是东北军方面的要求，由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其背景及过程大致如下：

㈠“西安事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河东主力一部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

　　“西安事变”爆发后，西路军军政委员曾提出建议：“争取将马鸿逵、马鸿滨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
　　这个要求显然脱离实际，“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杨面临巨大的军事危机，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而于情于理于利害关系，河东红军主力也不能坐视不顾，原拟再战胡宗南后续图宁夏的计划也不得不搁置。而“争取将马鸿逵、马鸿滨调开”更不是共产党能作主的事情。
　　当时，中共中央也曾考虑请驻兰州的东北军于学忠部以一部出兵西进，疏通二马并接应西路军，同时给西路军以物资帮助。
　　12月15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徐、陈首长，指示：“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
　　然而已赶赴西安与张学良会商协调处理“西安事变”的周恩来、博古却于当晚20时传回了一个坏消息：“于学忠与回民关系比我方更坏，对二马不能派人疏通”，“因于军与二马部队之间隔着补充旅，于军以一部西进，不起威胁作用”，“目前时局于军须集力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
　　18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陈：“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

㈡东北军希望西路军一部东进牵制胡宗南，周恩来向中央提出西路军“东进”动议

　　因南京政府大军压迫西安，东北军方面希望“河西四方面军能以一部击靖远，威胁胡敌，并协同河东各军侧击胡敌”，20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提出：“我意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军打通。张答应令于军援助子弹，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
　　从现有的档案文献看，中央对此似乎没有马上表态。而当时西路军正根据两天前的军委指示精神在准备西进，2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
　　同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表示了与徐、陈在远方物资“不能按时到”的前提下作出的选择一致：“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而中央在此前的12月6日得到的信息是“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是不是真能如愿在人而不在已，所以这个选择基本上就是“唯一”。
　　但在同一电里，周恩来在通报了“于学忠对四马关系较我方犹坏，其兵力只能退保兰州，不能西出策应我们”的情况后，再次委婉提出“东进是否能达到凉州以东，待到古浪、永登后尚可设法要于策应”。
　　毛泽东于23日12时复电周恩来，基本同意其所请：“准备调四方面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被服弹药。如何盼复”——驻兰州的是东北军于学忠部。

㈢徐向前、陈昌浩主张西进，对东进之议也提出了相应前提条件

　　与此同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同时也对“必须东开”提出了相应的条件：“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
　　这个表态可以简要解读为：西进没有问题，东进则需要……等等前提条件。
　　24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发出了一个“万万火急”电，估计可能是东北军方面催得很急，周的口气也很急迫：“无论谈判如何，军事部署即照你二十三号十二时电执行，四方面军主力即向兰州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
　　而毛泽东还是在考虑对西路军实实在在的帮助，遂于当晚24时复电周恩来，将西路军首长的要求转告了周恩来并要他与张学良协商：“徐、陈因永昌至古浪只一条路，气候白天零下三度，夜间零下三十度，马敌集中主力在凉州、永昌线，东下有许多困难，子弹又极少，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计划，否则要求于学忠在古浪与之夹击马敌，并问兰州究竟（有）弹药、被服补否”，“向张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是否可行，盼复”，同时也电告徐向前、陈昌浩：“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德隆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于25日10时致电军委主席团，表示“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同时再陈此前提及的东进条件：“此间二十三号十二时致军委电中所述各节请予考虑”，“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更少”。

㈣因张学良陪蒋介石返回南京，东北军方面的配合难以落实，“东进”之议被放弃

　　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返回南京。可能是东北军方面对西路军首长所提出的配合条件难以落实，当时24时，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因张学良已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所以“于军西去和棉衣、鞋袜、弹药，候张回商后定告”。
　　没想到张学良却一去不复返了。
　　27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取消西路军“东进”之动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
　　周恩来的“东进”之动议，遂告放弃。
　　这是西路军第二次东返的机会，也是最好的一次机会。

结论：因西路军首长原本就有“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的打算，这与周恩来及军委主席团取消“东进”之议的命令并不矛盾，而且中央还给予了“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的自主权，所以从周恩来提起到放弃前后只有几天的“东进”之议，对西路军的行动实际上并无重要影响。而数十年后把“任务和行动方向飘浮不定”作为西路军失败的成因之一，既没有依据也没有道理。东进计划从提出到胎死腹中，对西路军领导层力主的西进日程，并无太大影响。
　　这个时间其实很短暂：从12月20日周恩来首次提出东进建议，到25日放弃这个计划，不过5天时间。要再把账做得细一点，从西路军领导层22日就周恩来建议提出东进所要求的配合条件开始算起，也不过3天时间；要从西路军领导层明确表示准备遵令东进开始算起，就连一天都不到。而西路军领导层22日预计的西进日程是：“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
　　据甘肃人民出版社《悲壮的征程》中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载：“（12月）26日，西路军总指挥部根据军委主席团24日电示，决定调集部队东返，派出人员侦察、勘探道路，命令水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准备东返。同日傍晚，又撤销上述命令，部队撤回原地”。
　　西路军领导人的东进命令从决定到撤销，都在一天之内。
　　徐、陈当时作出的自主选择是：即刻西进。
　　其实“从事后臭皮匠”的角度看来，这是西路军第二次东返的机会也是最好的一次机会：西路军东进，兰州东北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予以配合，河东胡、毛、关、王各路敌军因“西安事变”且蒋介石返回南京是战是和一时难定之情势，正处于徬惶之中，西路军各个击破安全东返的机会也是有的。虽然风险也不小，但全军覆没的可能性不大，至少骨干队伍能够保留。

　　需要说明的是，数十年后有些人为《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1983年2月25日）》提供的52份历史文电中，将“徐陈”1937年1月2日～4日三天内从乐观到悲观大翻转的两份电报，选择性地“遗忘”了！
　　“遗忘”的结果是：此间的军委主席团，莫名其妙地喝止了西路军西进！

《西路军问题再考辩㈣》（简版缩写）

四、西路军为什么在高台、临泽附近停止西进？

　　这个问题也是一些历史当事人纠结于心的问题，作出解读需要以原始文献为依据。

㈠西路军继续西进占领高台后，徐向前、陈昌浩在三天之内报告了迥然相异的情况

　　1937年1月1日，西路军前锋相继占领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高台。
　　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报告中呈现的是一派乐观：“连日西路军全部已行军通过沙漠滩地，且战且行，虽极艰苦，各军圆满达其任务，均无伤亡”，“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
　　然而两天后的1月4日，他们的口气却为之一变：“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决非番骑或陕骑兵可比”，“西路抱最大决心□？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但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报消息多，有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
　　高台以西的情况，其实中央在年前的11月18日就已经向他们通报过了：“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这与年前12月9日西路军上报的“安西风大，沿途有人、房、树林及煤”有微妙出入，西路军首长却仍然是一派乐观，现在却又突然报告了“西进”不利的消息，又提出了“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及“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这样难以实现的要求，还抱怨中央“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中央又该怎么回答哩？

㈡中央电令根据徐陈报告的情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

　　1月5日20时，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徐、陈大为不满，于1月6日电复中央，发出指责并提出要求：“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
　　军委主席团年前12月27日已经给了他们“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的自主之权，他们也兴冲冲地选择了继续西进，现在却反过头指责中央，这还有理可讲么？西路军的基本任务原来就是他们年前信心满满打包票要来的，其间中央要他们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本来也在他们的信心满满的包票之中，而且也是为西路军在远方物资到达之前求得生存着想，怎么现在反到成了中央的过错？四军、三十一军远在数千里之外，正在准备应付“西安事变”后内战再起的危局，这道远水又怎么能来解他们的近渴？况且，路途阻隔敌军重重，他们怎么就不怕这支援军再陷危局？

㈢中央回电说明情况，徐向前、陈昌浩坚持要求河东四、三十一军驰援

　　1月7日，军委主席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至安西，送致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
　　8日，徐向前、陈昌浩再电中央：“再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但此地有其特点，不可忽视”。
　　与此前不同的是：他们不再坚持西进，而认为“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
　　同日，军委主席团两电徐向前、陈昌浩，要求他们“应从信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大概是中央也知道现在是说什么“徐陈”也不可能入耳，除非满足他们提出的那些没法满足的要求，所以只好又请出了“张主席”这尊菩萨——当日，军委主席团副主席张国焘以个人名义再电“徐陈”：“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朱德、张国焘已于年前的11月30日到达陕北保安与中央会合。
　　可以认为，从此时开始，他已失去对西路军的指挥权。

结论：西路军进至高台停止西进，是在西路军首长自己通报的困难情况后中央作出的指示。而且，西路军首长自己也认为继续西进已不可能，所以并没再象此前那样坚执西进之意，而转而向中央提出了一些无法满足的要求。这个责任，只能由西路军首长自己负责。
　　但数十年后，《历史的回顾》对此依然耿耿于怀：“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
　　这部回忆文字的编撰者们，选择性地遗忘了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军委的电报：中央1月5日要他们“暂勿西进”的命令，正是根据西路军首长在该电报告的情况作出的。他们在该电中报告了西进的困难情形，要求外力援助，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千里驰援，要求援助物资“外力送下”，这些要求中央都无法办到无法满足。那么，中央除了令他们“暂勿西进”外，还能怎么指示他们？况且，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中央的电报中，不也提出了“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作为选择之一么？他们又怎么可能“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哩？
　　至于“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根本就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无端揣测！在军委此间部署河东部队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作战准备中，根本没有任何要求西路军“待机策应”的内容，也根本没有把西路军考虑在内——甚至根本就没有“西路军”的文字出现！
　　这基本上是一个常识问题：蒋介石要进攻西安，困在高台附近的西路军能策应什么？
　　就在“徐陈”此电发出的同日，在西安的叶剑英与东北军、十七路军拟定的作战方案是：

　　在东线渭南的赤水直至长安构筑七道防线。在张学良未回来之前，由杨虎城统一指挥。红军秘密集结后情况或参加渭北决战，或从蓝田突击中央军李默庵部，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陕南陈先瑞部及杨虎城两个旅依托秦岭，以运动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滞李默庵部队前进。西线红军一小部积极监视钳制胡宗南部后尾。

　　需要说明的是，数十年后有些人为《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1983年2月25日）》提供的52份历史文电中，将“徐陈”1937年1月2日～4日三天内从乐观到悲观大翻转的两份电报，选择性地“遗忘”了！
　　“遗忘”的结果是：此间的军委主席团，莫名其妙地喝止了西路军西进！

西路军停止西进后，每况愈下。

1937年1月12日起，高台、抚彝相继续被围攻，西路军陷入困境。

于是，西路军“东返”之议，再度被提出。

这次“东返”是谁动议的，《历史的回顾》的陈述是从1月16日开始的中央一系列指示，这当然与该书“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结论想吻合。然而笔者查询1937年1月16日中央指示电后发现，中央在这个通报形势、指示西路军“提高政治工作和红军纪律”的指示中提到的关于西路军行动部署的内容是：“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中央“同意”谁的意见？“同意”自己的意见？

由于目前收集公布的电报并不完备，所以这个动议究竟出自何方何人，至少根据现在史料是难以定论的。虽然这次“东进”的确是别无选择的选择，细究谁为始动议者意义并不大。但作为一部重要历史当事人回忆录的编撰者来说，如此轻率落笔，虽然配合和呼应了这部回忆录中“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结论，但却不幸触犯了史家大忌，而且大有“刻意附会”回忆录署名人纠结心态之嫌。

1月20日，敌军攻破高台，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十三师师长叶崇本、政治委员朱金畅、红三十七团团长吴岱期、红三十九团政治委员何志余、原红三十一军二九五团参谋长张静波等指挥员相继阵亡，红五军主力三千余众也损失殆尽。

1月21日1时，西路军首长致电军委主席团，报告当晚即开始东进的决定：“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所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

1小时后，毛泽东即电周恩来、博古，要求他们与东北军商洽配合策应的事宜：“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西进有穷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二十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该电中提到了红五军高台失利董振堂牺牲的情况，这在1小时前“徐陈”来电中并没有提及，毛泽东很可能是从二局截获的敌电或其他渠道的获知敌息中得知这个信息的（1月20日《青海日报》有短讯：“一月二十日讯 高台战斗，击毙匪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明、二十四师师长、三十一师师长、参谋长、特务团长、匪军共被我击毙三千五百人”。

由此也可见毛泽东等如何密切关注西路军情况的。

当晚20时，毛泽东甚至已在与周恩来等商洽西路军东返后的驻节地点了：“西路军东进，徐、陈电士气尚旺，十天可达古浪，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武。成、康地区。为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之计划”。

1月21日、22日，驻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相继突围而出，开始东进。

几天后的1月24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再度授予西路军行动“自主权”，而这回更大，是“行动方向的自决权”：“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

“如你们决定东进”？这至少也间接证实了，此次“东进”之议不一定是出自中央。

而同一天里，因日前东进受阻，西路军首长自己开始犹豫起来，自己改变了“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的原计划，转为就地休整，当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主席团：“东进按原定计划，本以急行军先敌抢到永昌为口号，但因抚彝部队撤退，五军部队急须整理，未能脱离敌人，反被敌拦头，西路军全集中西洞堡，进行整理动员军行动”，“敌集团骑兵行速，我则笨重至极，即用急行军、夜行军亦难摆脱敌人，敌住下则守堡寨，不易攻击，这带地道路少粮有限制，调动敌亦难，西路军欲完成东进任务，必须克服情况地形上的诸多困难，延长时间以达黄河后”，“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

这个时候，除了打气鼓劲，毛泽东等已经没法就其行动方向和路线再作“指示”了：再说什么都难以符合“徐陈”自己的判断和决心！如此，才有了如前所述军委主席团致“徐陈”的“西路军自决行动方向”的“指示”。

虽然没有“指示”，但军委主席团在1月25日复徐、陈电中，仍然有委婉提示，如“在骑兵追堵下，欲图急行避战达到东进，危险较大，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杨旅只一团余，在永登，难能给你们大的阻碍，在兰州附近渡河，于学忠亦给你们相当的渡河援助，据调查黄河在靖远中上段和兰州上游部是结冰的，解冰当在一个月以后，但你们仍须自己确实查清”……

两天后的1937年1月27日21时，“徐陈”来电却是举棋不定：“敌已备于东，马上东进时[不]易，于[宜]在甘州以西周转一时，求各个击敌，争取与进□，万一东北地区受阻，可否即在现地区争取时间。东进外务[援]必不可靠，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实情望今夜速实告，以便可东则东，可西则[西]，接济无望，即不能到安西”。

“西路军行动方向自决”的权力刚授予他们，他们又要选择“就地坚持”了？

《历史的回顾》关于这个选择及其理由却仅有简单的一句陈述：“二十七日，我三十军在西洞堡地区溃敌骑兵旅，歼敌宪兵团，缴枪一千二百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但因东面有敌重兵围堵，决战不利，我军复折回临泽以南，进驻倪家营子”，可这又与该书稍前段落阐示他们准备东进时所称“因为谁都明白，要么西进，要么东进，蹲在现地被动挨打，绝无出路”的理由相悖而难以互洽——想想月初吧，军委刚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要他们“暂勿西进”，就惹发了他们一大通牢骚，甚至数十年后都余音不绝！

《悲壮的征程》中《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中说得稍微详细一点：“28日，马元海李部集中防堵，西路军不能自救东返。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决定：集中兵力重返临泽倪家营子。西路军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指挥部二进倪家营子，布防于方圆10里之地的43个屯庄。马元海即调集兵力，从四面形成对西路军的包围，伺机发起进攻”。

其实他们停滞不前的真正原因是西路军刚打了一个胜仗：1月26日～27日，程世才、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主力在西洞堡、龙首堡地区反击进攻之敌，击溃马步芳第一００师手枪团韩玉龙部，全歼青海省宪兵团，缴获枪支1200余支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这也是西路军西渡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歼“马家军”团级建制单位的胜仗。

然而这个姗姗来迟的胜利起到的作用却是负面的——这个胜利不合适宜地解除了西路军此前一直就有的对“就地坚持”的游疑不定，他们又不愿意马上东进了！他们又放不下“西进”获取援助物资的期盼了，又开始指望中央已经再三相告不能指望的“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了。

这基本上是西路军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虽然不是最好的机会，但却是最后一次机会。

西路军最后一次获得生机的机会，在西路军首长的徘徊犹疑中，丧失了！

陈昌浩后来也承认：“在高台以后，我们的信心确是缺乏，必须指出之”。

这话，应该不是违心之言。

结论：这次“东进”之议，实际上是西路军脱离困境的最后一次机会。手中有了“行动方向自主”之权，他们犹豫不定，就地徘徊，丧失了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如果说，此前他们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央的说辞还有勉强能说得过去的理由的话，那么这回这个“坐以待毙”的决定，则完完全全是由他们自己作出的。

1984年，西路军一位领导人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出版，回忆文字作出了与当年的陈昌浩迥然不同的结论，对陈昌浩所进行的反思和总结，予以了全盘推翻——在这部回忆文字中，西路军的失败原因被归结为三点。

这段文字论点值得商榷，论据也与史实不符，与原始文电不洽。

首先，“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就不是事实：徐、陈在西渡之后拟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自设任务就是“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中央在“作战新计划”中拟赋予西路军的任务也是“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中央赋予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以西路军名义后朱德、张国焘给予他们的指示也是“利用目前时机在凉州、民勤、永昌、古浪、大靖地区形成巩固的新局面”。

而最重要的是，西路军首长开始西进时给中央的包票也是“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这是徐陈于1936年11月12日回复中央电的内容，《历史的回顾》予以了刻意回避。

当然论点的问题更大：如果在西进中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靠拢新疆又进不了新疆，队伍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靠谁来提供物资？如果西路军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则只能靠盛世才接济，这靠得住么？如果盛世才叛变西路军要出兵“收拾他”，以什么为依托？如果没有依托，那会是谁“收拾”谁哩？

还有，既然“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那《历史的回顾》中“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尔后“回师横扫而东进”，那怎么又被认为是很切实际哩？“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西、敦煌一守”，那边厢那么荒凉，地理民情生存条件等比甘州、凉州一线还要困难，又怎么解决“要吃要住”的问题哩？

还是认为只有一路西进，才能一了百了地解决问题，“运动战”就是只朝一个方向去。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建立根据地”就是拉成“一字长蛇阵”（这更象是要一路西进吧？）？“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怎么给下文哩？什么下文能让当时的你们满意哩？只能是不管不顾一路西进！哪怕是先跑到肃州、安西蹲下来，没吃没喝没衣穿，也没关系？

数十年后再重新检点这些问题，无论什么人怎么去质疑，都难逃“站着说话不腰痛”的反诘。可问题在于：如果不考虑东返，除了“集中兵力”、“齐打齐进”，请问还能有什么赢得生存发展机会的更好办法？“建立根据地”与“占据地盘，要吃要住”真得就对立得互不相容？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革命根据地，又有哪一个是仅靠“占据地盘，要吃要住”发展起来的？建立根据地的首要前提是“击破敌人的进攻”！不击破敌人，一切皆无从谈起！而“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这不也是红四方面军将士们在经营建设鄂豫皖、通南巴这两大根据地的实践中，多次使用过的有效办法么？

而遍查1937年1月之前的西路军作战纪录，没有一个团以上建制的歼灭战。

唯一的一个歼灭“马家军”团以上建制单位的歼灭战是1937年1月26日的西洞堡战斗，这个战斗的胜利恰恰就是分兵驻守高台、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沙河堡（今临泽县城）的部队被敌人各个击破后，突围而出的部队在倪家营子附近全部集中了。

结果是一集中就打了一个胜仗，这难道完全是偶然的么？

“集中兵力”，始终是西路军指挥决策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时任马步青骑兵第五师参谋主任的吴辑痒先生曾从当年对手角度有过这样的概括：

《历史的回顾》还刻意回避了西路军西进至高台附近的1937年1月4日向军委提出的“难以西进”的报告，而中央要其“暂勿西进”的电报也是根据他们的这个报告作出的，同时也刻意回避了同月21日西路军东进又停止的原因完全是西路军首长的自主决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在《历史的回顾》中，认为这笔账由中央和陈昌浩分摊：

这一条跟前面同样的问题，不光是论点，论据也与史实不符，与原始文献不洽。最起码，“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就不是事实——这是有当年原始文献档案为证的！至于“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能拿得出手的例子只有一个，那就是那个根本就没有付诸实施的“作战新计划”！然而现存的历史文献文电却铁证如山地证明：中央当时在“作战新计划”中并没有要求西路军配合的内容！而在西进中建立“建立根据地”，本身就是西路军西渡黄河后信心满满向中央打包票要来的任务，中央在此重提也是为了“远方”物资到达之前西路军的生存大计着想！而且，河东三军主力没有执行“作战新计划”却选择了“就地坚持”，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中取得了山城堡之役的胜利，从而迫使刚刚西渡黄河尾追西路军让“徐陈”大为紧张的敌毛炳文军掉头东返，为“徐陈”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是谁在配合谁哩？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的回顾》中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这三条“反思与总结”，并没有包括作者自己在内——唯一的检点是“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如此这般反思总结历史责任的态度，与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报告书中的躬身自检与承担责任的勇气相比较，不能不让人在感慨嗟叹之余，倍觉齿冷心寒！

这么大的失败啊！身为领导人之一的当事人，怎么就这么一句话的担戴？

《历史的回顾》中的这三点结论，后来又基本照搬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成为权威的党史、军史结论。之后，以此三点结论为权威依据，某些史学家充分利用执政党的宣传工具广为散布“毛泽东刻意出卖西路军以扳倒张国焘”之“阴谋论”，并使之最终成为境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妖魔化毛泽东、否定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武器。

西路军“蒙冤”？——五十年代西路军将士的部分回忆文字[ 双石 ]于:2011-02-28 05:59:12

1957～1959年间的西路军将士的回忆文字

《星火燎原》第3辑中西路军的回忆文字

程世才《血战河西走廊》

秦基伟《苦战临泽》

周纯麟《最后几匹战马》

李天焕《走出祁连山》

戴克林《回到党的怀抱》

程世才《历史的结论》

《红旗飘飘》第3辑

秦基伟《苦战临泽》

李天焕《陷入绝境以后》

肖永银《从祁连山到陇东》

《红旗飘飘》第10辑

李天焕《气壮山河——红西路军远征记》

1986年《星火燎原·纪念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专辑》

谈清林《要革命，向东走》

邱正基《风雪祁连山》

肖永银《奔陇东》

饶金才《王军长带领我们走出祁连山》

李宽和《党在我心中》

龚兴贵《孤雁归群》

转一个谈清林的《要革命，向东走》给各位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