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经历：从儿童团到八路小通讯员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我出生在山东东光县张大庄乡一户贫农家庭。东光位于山东与河北交界地，抗战胜利之前属河北管辖，在华北平原冀东南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的两个月，日军侵占东光县城，东光县遂成为沦陷区，八年持久抗日从此拉开序幕。一九三八年八月，东光县成立抗日民主政府，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那时候，我虽然才六七岁，但每天沐浴在抗日的声浪中，大人们除了种地就是谈论抗日的事情。因家里穷，我小学没读毕业就帮家里种地、放羊、扛小活。因此，也较早地加入了抗日小队伍———儿童团。
那时，家乡虽是敌占区，但又是八路军较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群众基础好，老百姓都愿意帮着八路军和鬼子干。离我家七八里地一个叫张木春的地方就是日本鬼子的据点，鬼子在据点修建了炮楼，并抓了老百姓在周边挖起了二米多深的壕沟，以阻挡我八路军的袭击，可老百姓的心都向着八路军，在挖壕沟时千方百计消极贻工，拖延时间，白天在鬼子的监视下挖了壕沟，晚上大伙又趁着黑夜将挖出的泥土填埋进壕沟，使八路军随时可进入据点袭击搔扰鬼子，据点里的鬼子常常被搅得日夜不得安宁。
因我家几代出身贫苦，且独立住在村的边上，八路军就将我家作为抗日堡垒户，时常有敌后抗日的八路军化装成便衣进村吃住在我家，我也成了他们的义务小哨兵。在我们根据地，除了经常有驻守山里的正规八路军派同志到区里联系工作，摸探了解敌情外，还有我们的县、区、乡的地方抗日武装，也属八路军的一部分，被鬼子称为“土八路”，这些土八路就像一个个钉子撒在鬼子出行的路上，一不小心就钉刺进了鬼子的脚板，使其首尾难顾。鬼子的据点里也隐藏着我们的从事地下工作的土八路，监视着鬼子的行动。每次，只要有八路军的交通员和县区乡的领导同志来我家联系工作，我就爬在门前高高的槐树上瞭望四野，给他们当哨探。八路军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来我家时，经常给我讲抗日救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革命道理，还让我把小伙伴们组织起来，帮村里的老人拣柴禾、干小活，大人们抢收粮食时，我们儿童团就在村口放哨，防止鬼子突然袭击来村里抢粮食。我也经常把八路军大哥大姐讲的抗日道理讲给我的小伙伴们听，并通过他们传播给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一九四四年，我十三岁，三月的一天晚上，山里的八路军来我家和区委领导商量准备炸炮楼、拔据点，而且，我的一位当八路军的舅舅也要参加这次袭击行动。我听到之后非常兴奋，向八路军叔叔要求我也要参加拔据点战斗。八路军叔叔说我太小，还说我没步枪高，我听后，心里好不服气。八路军经过几次侦察，摸清了鬼子的虚实，在一个漆黑的晚上，上半夜通过干活的民工先将据点外围的壕沟填平，下半夜后，八路军先派侦察员摸掉了敌人的岗哨，用炸药包炸掉炮楼，而后和区中队一起冲入据点，与鬼子展开激烈枪战，鬼子、伪军利用修筑的工事负隅顽抗，战斗一直持续到拂晓才攻下据点。战斗胜利结束，炸毁了炮楼，拔掉了据点，大家都很高兴，可我家却得到一个让人伤心悲哀的消息：舅舅在战斗中牺牲了。舅舅家离我家有几里地，我和家人赶去时，区中队已用担架将舅舅的尸体抬回家里，担架上和放担架的地上都渗透着许多鲜血，母亲、外婆和一些大的女人都在哭泣，我也很伤心，但我没哭，我只是跪在舅舅的遗体前发誓：我要去当八路军，为舅舅报仇雪恨!舅舅牺牲那年，他正好三十岁。
在拔掉张木春据点的战斗中，我八路军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主要是受地形地貌的限制。不久后，八路军在拔掉大黄庄据点时，则吸取了教训，采取了极其巧妙的战术，使敌人糊里糊涂地被我军包了饺子。大黄庄据点独立座落在比较宽阔的平原上，炮楼四周没有隐蔽物，敌人的轻重机枪配备的交叉火力网非常强，强攻会造成我军重大伤亡。经八路军首长和乡区委领导反复研究，认为只有将地道挖到炮楼底下，在炮楼底下埋炸药，先炸毁炮楼再发起攻击，才能避免我军的重大伤亡。于是，发动了周边的群众日夜不停轮流换班挖地道，半个多月，就将地道挖至敌炮楼附近，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那几天，每天都安排村民家里办喜事，迎亲的队伍不停地敲锣打鼓，吹着唢呐，放着鞭炮从地面上路过。经历一段时间的噪声相伴，地道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并在靠近炮楼墙跟下埋好了炸药，将导火索拉至安全地带，随时可以将炮楼爆破炸毁。一个月色朦胧的晚上，八路军利用月色的掩护，悄悄移动至据点附近，在有效射击距离内设下埋伏，等着炮楼底下的爆炸声为信号，向据点发起进攻。
深夜十二点左右，据点里的鬼子、伪军都进入了梦乡，只听得炮楼底下突然“轰”的一声巨响，炮楼顿时坍塌下来，炮楼当中的鬼子还没弄明白咋回事儿，有的就葬身于废墟当中。接着，四周响起密集的枪声和喊杀声，埋伏在周围的八路军和县大队，一齐开火，杀向鬼子，只经历几十分钟的激战，鬼子的据点便被八路军占领，有的被俘伪军，衣裤还没穿整齐就被押到了操场上，一副狼狈样子。
就这样，八路军和县区乡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将鬼子的据点一个个地拔掉。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鬼子眼看自己的末日渐渐临近，更加疯狂地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破坏我抗日武装的地下保障线，搜捕我在敌占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我有位小学同学，当时刚满十六岁，参加八路军才几个月，在八路军一个后勤地下印刷厂里负责印刷各种票据和宣传品。有一天，鬼子得到地下印刷厂的情报，突然袭击了地下印刷厂，年仅十六岁的小八路被鬼子杀害。可以说那还是个未开花的年龄，就为抗击日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会特别特别难过。
一九四五年三月，我十四虚岁。经地下工作同志介绍，参加了八路军区中队，成为区中队的一名小八路，在区委书记跟前当通讯员。当时，参加抗日队伍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翻身，要为死去的舅舅、同学报仇。记得那时我个头不高，最小号的衣服发给我穿上都嫌大，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八路。我给区委书记当通讯员，为了更快地将区委指示和相关通知传达到各村，我时常骑毛驴去各村送信件，后来我学会了骑马，当有紧急通知和文件要送时，领导就让我骑着他的马去送，开始时，怕我说不清楚，就把通知写纸条和小本子上，让我送到各村干部那里。经过几个月的实践锻炼，我的业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所送达的文件和通知无一差错。当时，我们那儿虽然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但依然属敌占区，鬼子和当地的敌伪武装活动还很猖獗，为了防止在送信的路上遇敌特袭击搜查，窃取我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的情报，后来，一般的通知就改为多用口头传达。为了送信方便，区里给我配了辆旧自行车，可因我个头矮，骑上自行车两脚踩不着踏板，只好把自行车的座垫拆掉，在装座垫的钢管上包扎上棉絮和布块，使自行车矮了许多，我也能骑着自行车去各村传达区委的文件和指示了。
无论是起初步行，到后来的骑小毛驴，再到后来的骑自行车，我都不折不扣地将当时区委的各种文件、指示和工作通知等信件，安全无误地送达目的地。有时，路上遇上鬼子、伪军盘查，要么想办法绕过去，绕不过去就沉着应对，次次都有惊无险，安全过关，直到日寇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