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西路军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对《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一条注释的辨析

孙焕臻1

内容提要：本文引用中央文献室公布的资料就西路军西征的由来，失败的经过及其原因加以阐述和辨析。

关键词：中央军委 西路军 张国焘 西征 失败

关于西路军的问题，在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已作结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个结论是客观公正的，也是符合史实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第[25]条注释“西路军”（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241页），其中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在表述上似乎给人一种与史实不完全符合的感觉。笔者想就此作一些辨析，以求教于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专家和同仁。

一、西路军西征的由来

西路军的西征，不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而是张国焘严重错误造成的既成事实，围绕这个问题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斗争，是在1936年9月中下旬，斗争重点围绕红四方面军是北进，还是西进。

红二、四方面军1936年6月会师后，张国焘虽已取消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反党活动，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抗。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力争，终于迫使张同意两军一起北上与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党中央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于1936年8月，提出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明确指示：“在九月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在甘南活动，消灭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②]9月14日，中央军革委又为占领宁夏，对三支红军主力的行动作出具体的部署，特别强调，“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③]此后中央又多次强调，“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④]“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⑤]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中央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并一再强调，夺取宁夏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祁留意，至祷至盼。”[⑥]

但此时张国焘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地区，掉头西进，打算迅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实际仍不愿放弃脱离中央自成一个局面的企图。经朱德等同志的坚决抵制和斗争，并发电给中央：张不同意静会战役计划，拟根本推翻，“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的，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⑦]又经中央的耐心说服与挽救；[⑧]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暂时放弃西进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至10月下旬，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可以说，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既是战胜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追剿和克服极端艰险的自然环境的胜利，又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和退却路线的胜利。

第二次斗争，是在1936年10月下旬，主要围绕对待宁夏战役，是坚决执行中央部署“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首先应集中注意力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还是急于要四方面军渡河西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央军革委把宁夏战役作为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为此，中革军委于10月11日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各方面军作好渡河和攻击宁夏的准备，从11月中旬起，以红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进攻宁夏，以红四方面军的另两个军，红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⑨]为了实现宁夏战役计划，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向同心城、豫旺堡地区集结；二、四方面军转进至黄河以东，西兰大道以北的通马静会隆地区休整补充，待至11月10日前完成战役各项准备后，开始北攻宁夏，向南防御，阻敌北援。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完整慎密的作战计划。

但张国焘仍对中央有二心，继续其分裂主义路线，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机会，将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不去宁夏，而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占块地盘，搞“独立王国”。

为了第一步击破南敌，给第二步北攻宁夏作准备和配合河东地区击破南敌，党中央于10月24日电令“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10月25日又电令“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30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井眼堡、大营磐、三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申，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⑩]此部署的一切目的在于围绕击破南敌，北攻宁夏作准备。而张国焘却抓住这个机会，准备推行其四方面军全部渡河西进计划。从10月25日至30日，不但将30军渡过黄河，还把总指挥部，九军和五军团，也陆续渡过河。中央发现后，毛泽东于10月26日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11]中央虽三令五申电张，按宁夏战役的统一部署办，但张终是不听；置中央军革委命彭德怀、刘伯承准备组织的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南敌这个全局于不顾，擅令四军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结果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由于未能击破南敌，致使我夺取宁夏计划被迫中止执行。对此，彭总在回忆中，曾尖锐指出：“张国焘多次破坏了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部消灭……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12]

第三次斗争，是在11月上旬，主要围绕河西的四方面军是孤军西进至凉州，还是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

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迅速攻破敌之阻击，占领一条山和五佛寺一线。当时中央令四方面军过河的主要目的，是为实施宁夏战役作准备，并于10月28日电示强调：“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13]10月30日又电令河西部队暂控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敌后继续北取宁夏。在此，既明确指示四方面军过河的任务目的，强调“紧靠作战”，“北取宁夏”，又有警示张国焘，不要违背中央的意图，擅自令四方面军孤军西进，被“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

然而，由于红四方面军前线领导人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没有深刻的理解中央意图，于是在11月初，即因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能久停为由，数电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请示河西部队行动方针，并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决定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11月3日中革军委致电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14]但张国焘却于11月5日致电河西部队，指令他们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在此，张完全无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而强调的是“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虽然张也看到被敌隔断的可能，但仍一意孤行，电令陈昌浩等，“不可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可不必留主力守渡口”，“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15]又是“不可妨碍”，又是“不受一切牵制”。当然是指中央“妨碍”，“牵制”。这就从根本上与中央的方针相对立。由此种下了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正是根据张国焘的这些指示，河西部队于11月6日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至此时，木已成舟，中革军委也只有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但仍强调他们：“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并于8日致电张国焘并陈昌浩等，答复徐、陈等七同志11月7日来电要求组织前委和军分会，指出：“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来电批准。[16]

这就是西路军称谓和西征的由来，在这里不难看出，西路军之形成是张国焘，对抗中央统一战略部署的产物，中共中央军委只好“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既要坚持原则，以大局为重进行斗争，又要注意团结，避免分裂；往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采取协商态度，因势利导，甚至作出必要的让步。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中，肯定地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似有不够确切之嫌，或者说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因此在此提出与注者商榷。

二、西路军失败经过

从1936年11月上旬至1937年3月上旬，西路军历经4个多月浴血奋战，终遭失败，经过如何？

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时刻把西路军的安危萦怀心头，怕其被敌隔断各个击破。11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询问：“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的情形？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同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下决心西进。12日复电中央：“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17]因此，就战略方向是东返还是西进，中央一再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丝毫没有强加之意。这时，在11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时，毛泽东在作的报告和结论中，明确指出，“红军行动主要是向东”，并指出：“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18]以上不难看出，决不是有人所说的是“中央军委选择了河西作为战略方向”。[19]人大

西路军贸然西进，11月15日占领古浪，18日占领永昌，21日占领山丹，进入甘北地区。11月16日至18日，九军在古浪一带同马匪五个旅激战，歼敌二千余人，我军亦损失近半，撤出古浪。从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红军共歼敌五六千人，西路军也减至一万八千余人。这时徐向前认为，马匪主力并未击溃，红军有生力量日减，又无根据地，难以补充，是否冷静分析一下形势，以正确决定今后行动方向。但陈昌浩并未考虑这一正确意见，继续按原计划西进。

此时，河东形势发生了对我有利的变化。11月21日，红军主力在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下，取得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师的山城堡大捷，粉碎了敌对我之进攻。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其和平解决，我党与张、杨公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又电西路军，要其在永昌地区休整，伺机以主力东打，向驻兰州的东北军靠近，以便返回黄河以东。12月23日陈昌浩复电中央，认为接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是目前“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虽已付出重大代价，但完成这一任务已无问题；如果东进，路程过远，易遭敌骑兵截击，“伤亡掉队必大”，即便“在二十天到达兰州，至多只能起到巩固兰州的作用，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12月24日，中革军委致电西路军，指出：从整个战略考虑，“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即可达到静宁、会宁地区与东北军靠近，并可有力推动时局发展。然而，陈昌浩仍然没有认真考虑。[20]张显然，中央军委要西路军东进，决不单是为了策应河东主力红军，更重要的是从整个战略全局着眼，也是为西路军免遭因孤军深入，被敌隔断并各个击破的安危着想。而一再坚持西进，孤军深入，不愿东返，则是陈昌浩所坚持的。怎么反说中央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缺乏长远的战略布置，致使西路军的任务变得飘忽不定”？[21]

为了更清楚了解这段史实，不妨重温一下这期间中央领导致西路军的部分电报：

11月18日，毛泽东等复电徐、陈，强调：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进占去，红军回旋余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距毛炳文。同时，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挥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电报还指出：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偏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同时致电张国焘等强调河东红军“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22]

11月20日毛泽东等致电徐、陈，指出：“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23日又致电，指出：远方（指苏联）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为此方能解决问题。”25日，再致电徐、陈：“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接着，该电又具体指出了战胜敌人的八项军事原则。“关于作战方面：（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人一个团。望酌行之”。[23]这是打破敌包围，战胜敌人的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这些作战原则都已为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的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所证明。可惜，西路军的前线主要指挥员陈昌浩等并未认真实行。

从这些电报，至少我们可以看出三点：其一，党中央极为关心西路军的安危，担心其被隔断各个击破；并且为尽力挽救西路军免遭失败，多次指示其行动方针，作战的军事原则，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原则以及着眼点放在建设根据地上；尤其强调，不要依靠外援，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其二，西进不仅自然环境不利，就是苏联也不支持，最好东进，至少也应保持东面的回旋余地；其三，河东、河西红军都应从全局出发，互相配合，互相策应；而不是单纯一方策应另一方。试想，若是西路军能不折不扣地按照中央所指示的行动方针，军事原则和政治工作去办，每占领一个地方，应把着眼点放在“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24]上，会“付出极大牺牲，弹尽粮绝，兵败祁凉”吗？

自1936年12月底至1937年3月，因形势变化，西路军错过东返时机，向西越走越远，亦愈益不利，终招失败。12月30日占领临泽，1937年1月1日占领高台。这里回汉杂居，人烟稀少，群众基础差，难以立足。红军只有消耗，而无补充。加之南靠祁连山，北临沙漠和大山。部队就在这几十里宽的狭窄地带。而陈昌浩把部队从东向西摆成一字长蛇阵，分兵防守几个支点，被动挨打，险入马匪的四面包围之中。当马匪结全部主力来决战时，西路军亦采取以硬对硬，准备决战。结果，当1月12日敌三个旅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围攻高台，我红五军团据城坚守待援，而援军中途遭敌阻击，大部伤亡，至1月20日，五军团3000英勇健儿，虽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遭全军覆没，军团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这一战，实质是西路军走向失败的开始。此时，西路军已剩下不到1万人了，全部集中在张掖县的倪家营子。党中央获悉西路军危机，遂命刘伯承张浩组成援西军，明确指示援西军的任务是“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同时，还通过政治谈判，表示愿付重金，争取“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追击，以救援西路军。这本是铁的事实，而有人却全然不顾，说什么“西路军正是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增加了我党在谈判桌上的份量”。[25]

2月21日，西路军鉴于在倪家营子困守无望，遂决定回师东返，到达甘州山洞堡一带。在此，击溃追敌一个旅，全歼敌宪兵团800人。如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继续东进，仍有摆脱困境，实现与援西军会合的希望。然而，陈昌浩却过高估计了这一仗的意义，认为敌我力量已起了重大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要继续西进，重返倪家营子，占领甘北。[26]致使西路军完全陷入不可挽救的绝境。至三月中旬，西路军几近全军覆灭，遭到失败。

这时，中央利用统战关系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边区。

三、关于战略方向的选择

战略总任务，战略方针，战略方向三者紧密联系，辩证统一。其基本关系是：战略总任务决定战略方针，战略方针是实现战略总任务的保证；战略方针规定战略方向，战略方向体现战略方针。战略方向选择错误，就不能保证实施战略方针，当然，也就影响战略总任务的完成。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根据此战略任务，1936年8月，党中央提出的基本战略方针是：逼蒋抗日，联合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打通苏联，巩固和发展西北根据地，迫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根据此基本方针，中央又作了具体的战略部署，其中“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尽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27]至9月，中央又具体部署了攻占宁夏的战役计划。其中，四方面军主要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10月底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并明确指出：“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还特别强调，宁夏战役是“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要求“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28]

据此战略部署，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党中央军委，多次致电，反复强调，“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三支红军主力要紧密配合。假如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而失败；四方面军独攻甘西也要失败。如此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只要集中先占宁夏方免此失”。因此，“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但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的一环”。[29]

张国焘从其分裂主义路线出发，表面上同意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背后又在捣鬼，总想把四方面军拉到甘西去，自成局面，搞“独立王国”，同中央分庭抗礼。因此，在战略方向选择上，在三支红军主力会师前，他企图西进而反对北进；会师之后，张国焘又根本不顾中央的统一部署，擅令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出凉州”而“不愿出宁夏”，致使海打战役计划被破坏，宁夏战役计划落空；进而造成四方面军主力分兵西进甘北，致使西路军全军覆灭。然而，这一切，包括陈昌浩在内的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不清楚的，或者说是不了解张国焘的包藏祸心的。当然，作为前线主要指挥员的陈昌浩军事指挥失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考察西路军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当然，西路军的失败，对于广大西路军指战员来说是没有责任的。同样，这也是党中央早已作出的另一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当时，西路军广大指挥员并不知道张国焘另有野心，还以为这是党中央的部署，斗志昂扬地踏上了征途。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同优势的敌人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