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3日，16岁的姜桂玲初中毕业，经过全村社员推选，参加了房山县周口店公社的赤脚医生培训。三个月后，姜桂玲背着药箱回到了良各庄村，成为村里惟一一名赤脚医生。

一个16岁的孩子，会看病吗？“全仗着胆子大。”姜桂玲说。因为胆子大，第一个病人就让她树起了在乡亲们间的威信，“那是个老太太，爱喝酒，还有高血压，一天中午，酒后上厕所，晕倒了，房山农村的厕所都是石头垒的，晕倒时，她的下巴磕在了石头上，一条4厘米长的口子血流不止，家人来喊我，我去一看吓坏了，说不敢做，光拿药是止不住的，建议她去公社卫生院，老太太说，去卫生院还不流血流死。

我赶紧翻书，看这种情况如何处置，拿出缝合工具，壮着胆子赶紧干了起来，像缝衣服，也不管针脚大小，出了一头汗，但缝合后血就止住了。” 老太太看血止住了，逢人就说，桂玲这丫头是个干医生的料，才学了几天就能缝伤口。
赤脚医生首先是农民，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所以养得起；赤脚医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状况，加上良好的人脉关系，因而用得动；赤脚医生户口在村里，家眷在村里，社会关系在村里，不会像巡回医疗队那样来去匆匆，是留得住的医生。

　　“于进明那年50岁，在山上垒石头，突然就倒下了，是突发心梗，我被叫上山的时候，据说已经休克20分钟了，赶紧静脉注射肾上腺素，针灸人中、中冲等四个穴位放血。一会儿，于进明就醒过来了。要是不及时，恐怕人就没了。我们村离最近的医院也有26公里的山路，在送医院的路上就不行了。”从1965年开始做赤脚医生的延庆县珍珠泉乡南天门村的于元堂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而这恰恰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离农民最近的医生，也是最起作用的医生。

　　姜桂玲当上赤脚医生的第一天，父亲就告诉她:“过去医生上门看病，要先吃饭，病人家为请医生这顿饭要精心准备，医生进门不看病人，要先把这顿饭吃好，有时候吃饭过程中病人就不行了，你当上医生可不能这样。”姜桂玲牢记着这句话，32年的从医生涯中，没在患者家吃过一顿饭。“每当看到病人在自己手下好起来，听到他们说谢谢，我就感动得想哭，一句谢谢比什么都珍贵，这是对我最好的回报。”

　　与胡玉英一起在延庆县永宁镇利民街村做赤脚医生的周平，服务过这个1700多人大村子里的每一个人，周边的村子也跑了无数个。在永宁镇，也许有人不知道镇长，但没有人不知道周平。2005年，给人看了30多年病的周平患了尿毒症，昂贵的透析费压得她透不过气来，村民知道后自发捐款，一周内就捐出6000多元，周平说:“我不能要啊，自己已经不能给人看病了，没办法回报，这样让我不安心。”而为全村接生过300多个孩子的胡玉英，却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了温情的回报，“这些孩子大了，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叫我去喝喜酒，在街上我见了他们也要摸摸他们的脸。”

　　“都是村里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都很熟悉，平日里他们为我们，他们有了难处了，一定要伸把手。”周平的邻居韩少成说。

　　“中国乡村中传统的"医患关系"表现为治疗过程的"拟家庭化"，就是说，整个诊疗过程应该是在一种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医生用日常生活语言解释病情，病家的参与和与之互动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治愈疾病本身，甚至有可能占据更大的比重。”杨念群这样解释乡村医生面对的医患关系。

　　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重，医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那时候，谁家来了客人请赤脚医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会觉得是很荣耀的。这样的尊敬并非敬畏，是一种值得托付的信赖。

　　于元堂是个很小就失去父母的孩子，是乡亲们把他养大的，他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温情回报的循环体系，“没有乡亲们就没有我，是他们把我养大的，我学了医就要无私地为他们看病。”

　　“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就是这些一边荷锄扶犁一边治病救人的赤脚医生，承载着中国农村最基础的医疗工作。

赤脚医生两件宝:一根银针、一把草药

　　“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于元堂说的这个顺口溜是广大赤脚医生的真实写照。“那时候，银针和草药是我们的两件宝。离我们村27里远的水泉子村有一位叫石富强的人，患了面瘫，他有个亲戚是我们村的，就住到亲戚家，我用针灸配合草药，一个疗程7天就治好了。”

　　“拿起银针，对着书，就往自己身上扎，有些是要害穴位，这样才能找到感觉。”姜桂玲16岁参加培训就是从往自己身上扎银针开始的。最经济的针灸技术成了学员最为追捧的医疗手段，几乎没有一个赤脚医生不会这种技术，也没有一个学员没在自己身上实验过。

　　除此之外，赤脚医生另一个更繁重的任务，就是挖草药、制土药。

　　为什么？因为当时赤脚医生药箱里的药品实在是匮乏，“红汞碘酒阿司匹林”是当时赤脚医生的别名，在他们的药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剩下的就是红汞、碘酒、阿司匹林了。

　　这样的现状逼得赤脚医生不得不去向大自然寻药。

　　“1974年采药、制药的情况。采药情况:小蓟干品10余斤，车前草9斤，马齿苋5斤。去北山采药:黄芩20斤，赤芍10斤，苦参4斤，桔梗3斤，柴胡3斤，苍术2斤，玉竹3斤，防风1斤。制药:藿香正气丸:制水丸6斤，成人每次2钱，每日三次。十滴水:95％酒精一瓶，75％乙醇3500毫升，樟脑一两六钱，干姜，薄荷酊，茴香，桂皮，辣椒，大黄。共制4000毫升，麦收田间场院等地用去2500毫升。”这是胡玉英一个泛黄的本子上记录的内容。

　　这位当年的赤脚医生说:“上面写的斤数都是干品，采回来的鲜草药要晾晒。都是大队组织社员集体采的。”

　　湖北的覃祥官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方式，在大队卫生室和小队土药房开辟了药园，栽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而当时覃祥官所在的湖北长阳乐园公社，已是全国的典型，纪录片《合作医疗好》主要讲述了乐园公社的合作医疗，其中有这样一段解说:“乐园公社山高林立，药源丰富，公社党委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的精神发动群众和赤脚医生大搞中草药运动，他们采取"田间生产结合采，早晚休息自动采，假日农闲集中采，遇上旺季突击采"的办法，每年采集野生药材一万多斤。”

　　全民动员式的采药运动，使得普通群众也知道了草药能治什么毛病。马齿苋，以前总以为是喂猪的，现在老百姓知道了可以用它治疗泻肚子。草药，不认识的时候是草，认识了是个宝。覃祥官说，当时有300多亩药地，种了人参、田七、贝母、黄连等，还喂养了獐子、蛇。还办了一个药材加工厂。每年的6月26日，长阳都以公社为单位开展群众献药活动。

　　除了这些，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在当时传染病肆虐的情况下，为村民免费注射麻疹疫苗、小儿麻痹疫苗、卡介疫苗，担负全村公共卫生防疫工作，成为赤脚医生最主要的工作。

　　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农忙时节为全村劳力熬上一锅预防疾病的草药汤，成了赤脚医生的集体记忆。而更深层的背景是，早在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针对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一旦疫情爆发就难以控制的特点，便确定了以预防为主的农村卫生工作方针，以后的数十年里，赤脚医生就成了这一方针责无旁贷的执行者。

　　“1976年，流脑发作，我先带人到处喷药，然后再挨家挨户去送防疫糖丸……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事情，赤脚医生不光是看病，这样的工作更多，也更重要，预防是公共卫生领域里最重要的环节。”现在成为乡村医师的姜桂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杨念群在总结赤脚医生广受农民欢迎的原因时说，首先，以中医、草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赤脚医生更适合农村的实际，西医是城市模式，是静态的，且远离乡村，越是专业化、制度化离百姓就越远；其次是一个成本问题，西医成本太高，包括陈志潜的“定县模式”仍是西医，他排斥中医，因而无法推广，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甚至民间土法土方，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最后，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与患者的医患关系更像是乡间淳朴的亲戚宗族关系，这就维系了一种良好的人脉，人情的回报比利益的回报更重要。

国际视野中的赤脚医生

　　20世纪70年代，赤脚医生进入鼎盛时期，连西藏阿里地区的牧民都有了自己的赤脚医生，纪录片《北京医疗队在阿里》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而此时，赤脚医生在村民的眼里愈加亲切和温暖，而能够背起药箱当赤脚医生也成了当时农村青年最时髦的人生理想。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在这部影片的宣传海报上，肩挎药箱、头戴斗笠、面孔黝黑、赤脚走在田埂上的形象成了“第三世界医疗界”的偶像。

　　1974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15分钟的发言，她亲身感受到了人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关注和喜爱。

　　1976年9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黄钰祥和覃祥官一起参加了会议，他们分别就怎样培养赤脚医生和怎样开展合作医疗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别人只发言10分钟，10分钟之内，执行主席锤子一敲，就必须停止发言。而那天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紧接着，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赞叹不已。他们伸出拇指对覃祥官说:“你们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啊！”

　　上世纪70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到中国农村实地考察，把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惟一典范”。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至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那是个封闭的时代，但是中国赤脚医生还是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直至今天，国际视野中的中国赤脚医生还是个被充分肯定的名词，世卫组织专家张开宁说，病人最需要服务的时候，赤脚医生会及时出现，即使这个服务不是最佳的，甚至还有错误，但它是温情的，赤脚医生是全球医疗卫生史上值得称道的一段历史，国际上无论左中右的人士，无论懂医的不懂医的，一听到“Barefoot　doctors”这个词，眼睛就发亮。

　　覃祥官大会发言的这一天，是公元1976年9月9日，就在他在国际讲坛上展现中国赤脚医生风采的时候，倡导赤脚医生运动的毛泽东在北京逝世。远在马尼拉的覃祥官、黄钰祥参加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追悼会。

　赤脚医生的黄昏

　　1982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广西南宁附近的邕宁县伶俐公社女社员黄华娇正在田间干活，突然感到腹内剧痛，顿时昏倒在地。旁边的社员以为她得了危重急病，立刻忙乱起来，有社员第一反应是赶快叫赤脚医生，有人回答说，赤脚医生早就解散回家了，赶快给医院打电话吧。当急救车呼啸着把病人送到南宁市第一医院后，病人只花了6角钱注射了40毫升葡萄糖和一支维生素B6，就恢复了，而急救车来回40公里的费用10多元，还不算陪送占用劳力的浪费。事后有社员感叹，要是大队卫生室不解散，赤脚医生还在的话，就不用跑那么远，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同是这个县，还发生了另一个相反的事例，坛乐公社一个小孩，右脚背被开水烫伤了一小块，因没有及时治疗，伤口严重感染化脓，送到南宁市医院医治时已太晚，虽治愈，但脚已残废。这是1982年7月1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农村基层卫生组织不该解散》的署名文章中举的例子。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赤脚医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尽管这种淡出是渐渐发生的。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中国农村土地的再分配终于使得赤脚医生成为夕阳职业，属于集体的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公社时期，生产队长统一安排全村农民的劳动。劳动安排是村里一件敏感、极易引起矛盾的事情。土地分到了家庭，主人就必须制定种植计划，选择作物，配置劳力，购买生产资料，考虑产品出路，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了家庭的规模。

　　“"工分计酬"方式的瓦解，使赤脚医生体制遭受了沉重打击。赤脚医生服务村民的动力，固然有邻里乡情这些朴素的感情因素在，但赤脚医生的服务精神和回报心理更多的是因为其医疗行为被有意区别于一般的劳动形态，无形中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评价。这种评价隐含着自古以来对郎中的尊重，这种尊重本身就是把治病救人的技艺视为高于田间劳作的职业，因此在乡间，赤脚医生可以拿到壮劳力的工分，这是个不小的优势，但是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这种优势荡然无存，反而在田野里劳作的个体劳动者的身影成了赤脚医生羡慕的对象，务农的诱惑开始难以抵挡。”杨念群说。

　　“道理很简单，土地是自己的，一大家人就靠这些土地的产出维持生活，没有工分，赤脚医生首先考虑的是生计问题，他必须放下药箱，拿起锄头。”李长明说。

　　赤脚医生报酬的急剧下降，也使得这些曾比大队干部更体面的群体在心理上形成了落差，即使普通村民对赤脚医生的乡土感情和道德评价并没因此降低，但报酬上的不平等仍难维持赤脚医生的尊严。

　　“赤脚医生队伍的解体除了本来就是农民的他们重操旧业、回家种地外，更大的一部分是知青返城，”李长明说，“赤脚医生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知识青年下乡，这些有文化有见识的青年有许多成为了赤脚医生，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知青返城现象，1977年恢复高考，他们又成为第一批考生，大量知识青年赤脚医生的流失，加速了整个队伍解体的步伐。”

　　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至此“赤脚医生”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但是，赤脚医生制度这个涵盖数亿人口，行之有效的服务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从1965年到1980年，中国约有90％以上的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在这个网络下，有51万正规医生、146万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和63万农村接生员。

　　即使现在，许多昔日的赤脚医生经过再培训，“穿上了鞋”，在新农村合作医疗框架下，又成为乡村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

　　“赤脚医生”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是，田间地头那个深棕色的药箱，拉着家常在炕头看病的情景，已成为对于那个年代的一段温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