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重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评否定十月革命的思潮
周新城
今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十月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分析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矛盾的基础上，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推论出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但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社会主义还只是个理想，还没有成为现实。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第一次在俄国的大地上付诸实施，实际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第一次从理想变成了现实。十月革命道路，就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道路。凡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理所当然地相信十月革命道路。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在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明确指出：十月革命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的共同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在这个历史阶段，都必须走十月革命道路。这是客观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毛泽东早在1926年就指出：十月革命“使世界上另开了一条光明之路” 。1937年，他又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用1957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通过的《莫斯科宣言》中的话来说，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启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根本性质至今也没有改变。
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怀有深厚的感情。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当时人们都向西方学习，想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来救中国，但到处碰壁，始终不能成功。正当人们迷茫、彷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启发我们，存在另外一条光明大道，即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全国解放，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应该走什么道路？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说：总结我们党28年的经验，必须“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决不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走俄国人的路”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后来，我们党的八大再一次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这就是我们党对十月革命的看法。
十月革命胜利100年的时间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既有凯歌行进，也有严重挫折。大体上，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世界社会主义是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国革命的胜利，东欧、亚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得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那时毛泽东对世界形势有一个形象的评价，叫做“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乐观的情绪，溢于言表。当时，全世界工人阶级向往社会主义，这是事实。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出现过严重的挫折，主要有两次：一次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一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因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世不久，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基本上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的，否定了斯大林，也就否定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这个报告引发了全世界的反共反苏浪潮，一些共产党员在这股浪潮的冲击下，迷失了方向，模糊了理想信念。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波匈事件，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三分之一的党员退党。在这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接连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捍卫了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充分肯定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坚定、明确地指出，十月革命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回击了敌对势力的污蔑、诽谤，稳定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大局。用一些同志的说法，《一论》、《再论》在当时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另一次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被颠覆，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地图上一大片红色改变了颜色。这次挫折比上次要严重得多，使得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国际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要低估这次低潮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冲击，在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下，避免了更大的伤害。这次挫折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在苏东剧变面前，许多人包括一些参加革命多年的领导干部，患上了“低潮综合症”，怀疑马克思主义灵还是不灵，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一股否定社会主义、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的歪风席卷大地。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社会主义处于高潮的时候，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足为奇；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时候，是不是还坚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考验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做出自己的答案。不能否认，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做出合格的答案。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人们不再纪念十月革命了，忘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不再坚持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了。
回顾这两次挫折，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是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一句话，都是历史虚无主义导致的灾难。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斯大林，一路否下去，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夜之间。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虚无主义导致了苏联亡党亡国。时至今日，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仍然十分猖獗，甚至借着苏联演变事件而更加猖獗。有些人因果倒置：苏联演变本来是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恶果，反过来却成为否定十月革命的理由了，仿佛是十月革命搞错了。他们认为，今天苏联的演变，追根溯源，十月革命是原罪。
在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历史虚无主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不同时间段，它们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实现，都是同一棵大树根子上长出的枝叶。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否定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反过来，在我们中国，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否定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目的就是为了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就切断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历史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站不住脚了。这一点，2011年在国内讨论苏联解体20周年的过程中看得很清楚。某些人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是在说一些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不便直截了当说的话，借着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来影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一个例子。有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但在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碍于党章宪法的规定，不便公开这样说，他们就借着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来说，拼命攻击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垄断”，专制独裁，不民主，导致苏联演变。反正苏联已经演变了，垮台了，怎么攻击都是“合理”的，言外之意，明眼人是一看就明白的：中国必须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导致苏联那样的下场。借着苏联说中国，借着历史说现实，“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历来如此，在讨论苏联问题时尤为明显。
我们必须警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这种虚无主义，批判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和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潮，对我国来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有这样四个问题。必须讲清楚。第一，十月革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创举，还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早产儿；第二，怎么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全盘否定，还是“三七开”；第三，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原因是什么，是坚持十月革命道路造成的，还是背弃十月革命道路的恶果；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十月革命道路是什么关系，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还是同十月革命毫无关系、甚至是批判十月革命道路的“全新的社会主义”、“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十月革命前后一直到现在，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激进分子发动的政变，因而注定要失败的，即使一时取得胜利，也不可能持久，早晚要垮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机会主义分子也断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早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提出了“四月提纲”，制订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和策略。当时普列汉诺夫等人就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得到高度发展为理由，指责列宁的“四月提纲”是“布朗基主义”、是“说梦话”，只会以酿成社会灾难而告终。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考茨基出版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认为“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才会成为可能。”他断言，俄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是没有生命力的。列宁、斯大林曾经从理论上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并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回答了那些疑问和责难。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又有人提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甚至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种种困难的“原罪”，要求“补资本主义的课”。苏东剧变以后，更有人（例如原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在反思剧变的原因时，把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颠覆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超越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这一阶段，忘记了“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否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早产论”也沉渣泛起，一度颇为盛行。对此，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如果真是搞早了，那就应该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
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没有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就不会有工人阶级，更不会有工人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的。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只能在封建制度范围内改朝换代，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因为当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那种性质的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越来越具有了社会的性质，但生产资料仍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因而出现了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情况下，生产方式必然起来反对占有方式，客观上要求用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在沙皇俄国，尽管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展，但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机器大工业，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队伍。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因此，应该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具备了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阶段）是可以跨越的。
否认在经济虽然落后但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发展的国家里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生产力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俄国的孟什维克以及中国的某些人就是用这种错误理论来反对俄国和中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严厉批判了庸俗生产力论。邓小平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至于说到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还需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那么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这项任务，而决不是一定要等到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针对像普列汉诺夫、苏哈诺夫这样的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为由反对十月革命的人，列宁问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的改变呢？”
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后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创举，应该充分肯定。否定十月革命的种种言论是错误的。
必须科学地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集中攻击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围绕着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自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种争论达到了高峰，延续至今，尚未停息。这也好理解：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苏联具体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苏联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涉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是不是正确、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不是客观必然趋势等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不同的阶级，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对这样的原则问题必然得出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结论。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时候，阶级立场是决定性的。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批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与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它有时就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的错误时，针对世界上流行的反苏反共浪潮，提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要“三七开”的著名论断，指出苏联的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流，错误是第二位的，是支流。他明确指出：“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应该指出，这并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看法，而是政治局一致赞同的观点。现在有人对“三七开”的结论嗤之以鼻，斥之为“左”，不屑一顾。这至少是一种不慎重、不严肃的态度。
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一直坚持这一评价。例如，在苏东剧变以后的1993年7月5日，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省市委政研室主任会议上说；“前苏联的乱，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他们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功大于过”，基本意思仍然是“三七开”。他指出，全盘否定斯大林，才导致苏联的动乱。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的培训班上谈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明确指出：“苏联模式的形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多次谈到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危害，指出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虚无主义导致了苏联亡党亡国。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我们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分析和判断是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是三七开，成绩是第一位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反对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采取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毛泽东是怎样得出“三七开”的判断的呢？经过政治局多次讨论，然后在他主持下写作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运用了一个重要的方法原则，即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区分为基本经验和具体经验。《再论》指出：“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苏联由于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它的一些错误和失败更加难于避免。这些错误和失败，对于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是极其有益的教训。因此，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苏联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再论》把苏联的基本经验概括为五条，即：一、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政党；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五、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再论》指出：“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些基本经验实际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十月革命道路，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的。后来，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把它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用词不大一样，意思是一样的。老实说，我国一些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矛头所向，正是这些基本原则。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错误、弊病，《再论》并不是简单地加以谴责，而是从总结经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分析了它产生的根源，指出克服错误的办法。《再论》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错误，“不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问题在于，“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前鉴，他们是在探索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出现一些错误也是难免的。转换成我们现在通常用的概念来说，那就是：苏联的基本制度是正确的，但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存在弊病。所犯的错误不是由基本制度产生的，而是在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环节上产生的。因此，克服这些错误，并不需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只是需要对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而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克服了一个矛盾，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又需要通过改革予以解决。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作出这样的分析，不能不佩服他的睿智和远见。
苏联演变是背弃了十月革命道路的结果
有人是借苏东剧变来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的。他们说，连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都抛弃了十月革命道路，足见十月革命道路是错误的，不应该坚持也坚持不下去的。这涉及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苏联演变的原因是什么？是十月革命道路错了，还是背弃十月革命道路的结果？
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但关键是哪一种因素起着决定的作用，也就是只要出现这个因素，苏联就必然向资本主义演变。说苏联演变是多种因素（其中有外因，也有内因，有党内的因素，也有党外的因素，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因素）综合起作用造成的，这一点大家没有分歧，但说到哪个因素是决定性的，那分歧就很大。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看法：一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坚持这种模式，就必然向资本主义演变；另一种看法是，戈尔巴乔夫倡导和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是决定性因素，谁搞民主社会主义，它就必然向资本主义演变。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上面已经说了很多，概括起来说，第一，它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就本质层次来说，它是正确的，而且具有普遍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既然本质上是正确的制度，怎么会成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呢？这是说不通的；第二，它确实存在一些弊病，但这是在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层次上产生的，通过改革是可以解决的。这些弊病只是证明改革的必要性，不能说明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必然性。我国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根本原因，我们党的领导人有过十分清晰的判断。1991年12月，苏联政局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就指出：“苏联东欧国家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因内因，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
1993年8月，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尘埃已经落地，他在使节会议上又讲：“东欧演变、苏联解体，说到底，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出了问题，背弃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因此才导致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错误。”
1998年12月，他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指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是高的，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啊！”
2001年4月2日，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垮台，最后苏联也解体了。除了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和国际敌对势力长期进行‘西化’、‘分化’战略这个原因外，关键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危机时刻党内在政治上发生重大分歧，导致政治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1991年5月，我去苏联访问见到戈尔巴乔夫，我谈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他笑起来了。他的意思是现在什么时代了，你还说这一套。
进一步的问题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怎样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呢？这就涉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了。他一上台就到处讲改革，俨然是以改革家自居。改革，谁能够反对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前发展。不改革，社会主义就停滞了、僵化了，那样的社会是没有出路的。所以邓小平说，不改革，是死路一条。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对的，关键是按照什么样路线进行改革。邓小平在讲不改革是死路一条的同时，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也是死路一条。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葬送在戈尔巴乔夫的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改革手里的。
那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怎样葬送社会主义的呢？这里只能简单地说一下。首先他完全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攻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是他的改革的前提。他提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遭到了战略性的失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弊病是存在“三垄断”：政治上，共产党领导，党对政权的霸占，排除了其他政党通过竞争掌握政权的可能，这是政治垄断；经济上，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消灭私有制，排除了公民选择其他所有制的权利，这是经济垄断；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指导思想一元化，排除了人们吸收其他先进文化的权利，这是精神垄断。这些垄断导致了各个领域出现异化现象，政治上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导致人与政治、与政权的异化；经济上公有制的统治，导致人与财产、与所有制的异化；思想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导致人与文化的异化。改革的任务就是克服垄断，消除异化。说白了，他的改革就是要彻底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他是怎样进行改革的呢？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第一，在政治上，放弃共产党领导，实行多党制，凭选票轮流执政。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实行多党制，接着修改宪法，删除第六条（即规定共产领导地位的那一条），当时我们党中央就向全党发出通知，断定苏联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路。第二，经济上，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开始时笼统地主张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紧接着就提出对国有经济实行非国有化，很快就提出全面私有化，彻底消灭公有制经济，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第三，思想上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实际上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当作指导思想。这一套改革主张付诸实施，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迅速瓦解，很快资本主义制度就复辟了。
很明显，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决定性因素。苏联的演变，不是十月革命道路错了，而是抛弃、否定十月革命道路造成的恶果。它从反面证明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十月革命道路（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和“源头”。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连社会主义都不是了，还谈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在这一根本层次上，并没有中国特色，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第二，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层面上，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也就是说，“中国特色”，只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这一层次上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前中国的具体国情（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主要问题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具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等等）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社会主义的共性（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在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层次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
从社会制度基本原则的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十月革命道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本质上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和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经常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例如，有人在我们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件并没有原则意义的事情上大做文章，提出这一改动意味着我们“不再满足于有中国特色了”，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是一种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而与任何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了。一位著名科学社会主义专家则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一个社会主义流派（与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并列），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同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关系；还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彻底否定人类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崭新的社会主义，他们说，改革就是“去苏联化”、“非毛化”，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他们完全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历史渊源。种种说法，不一而足。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割裂开来。这等于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这样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还能活下去呢？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这个根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变成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塞进去的大杂烩了，变成西方攻击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了。
我们必须重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基本制度、基本经验，也就刨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听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泛滥，势必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旗帜鲜明地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我国理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