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内瓦会议看美国“三齿耙捕龙”战略的末路

——朝鲜战争的中美外交战之三

张亦民

一、为什么要召开日内瓦会议？

1953年7月27日，参战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停战谈判已告结束。但朝鲜问题并没有解决，即再爆发内战因素依然存在，只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实现和平统一，才是朝鲜问题的最后解决。为此目的，从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的第一天开始，我方就提出包括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在内的谈判议程，但遭到美方拒绝。为了早日实现朝鲜停战，免遭更多战争损失，我方作了让步。将它放到停战实施以后。因此，停战协定规定，要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召开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等问题。但在美国阻挠下，没有如期召开。

是谁在阻挠朝鲜问题的最后和平统一、固化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是谁在支持蒋介石集团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使中国至今没有实现最后统一？是谁在支持法国挑起和扩大侵越战争、在南面威胁中国？谁是亚洲紧张局势的制造者？都是美国。美国是“战争之源”、“一切危机之母”。

尽管如此，但美国也不能不看到，他挑起朝鲜战争之后，把一些盟国也拖累了，连英、法、比利时等也表示不能再无保留地支持美国了。1954年1月，苏联在苏、美、英、法四国柏林外长会议上提出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以缓和亚洲局势时，美国被迫放弃了反对的态度。2月18日发表公报，公报上尽管美国坚持要写上中国的参加并不含有外交承认的意思，但实际上已表明了中国的五大国身份，承认了解决亚洲问题离不开中国的作用。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会议，也是“二战”以后两大阵营之间的一次外交战。我国组成了以周总理兼外长为首席代表，三个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王炳南为秘书长，以及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专家在内，共18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成员的“着装基本一致，手提包也差不多，队伍整齐”，引起西方媒体格外注目，说“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周恩来更成了媒体关注的中心人物，说“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来到了日内瓦。

周恩来当年56岁，年轻是相比较而论的。参加这次会议的许多代表是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知名外交家。如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以及许多参会的代表，都是老资格的外交家。其中莫洛托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时代著名领袖人物之一，那些大国领导人都称他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外交部长”。一天，一个美国人冲着莫洛托夫说：你是个“很难对付、毫不妥协的谈判者”。莫指着他的鼻子自豪地说：“如果你认为我很难对付，那么你等着周恩来吧，那时你才会懂得什么叫难对付。”

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4月26日在国联大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国联”的所在地）开幕，到7月21日结束。会议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4.26-6.15）。参会的除中、苏、美、英、法外，有南北朝鲜的代表和“联合国军”参与国代表。会议由泰、苏、英三国首席代表逐日轮流任会议主席；后一阶段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参加的除五大国外，有印支三国四方的代表，印支问题的预备会（军事代表谈判）从5月8日开始，到朝鲜问题结束后的6月16日转为政治会议。7月21日结束。会议主席由苏联和英国代表轮流担任。

日内瓦会议两个阶段，两个中心议题，两个对立的代表团。讨论朝鲜问题，是中、朝、苏对“联合国军”方面的17国代表，我方团结配合，随时交换意见，立场观点基本一致。讨论印支问题时是中、苏、越对法、英、美。老、柬二个王室代表，在意识形态上属法方，在争取独立方面属越方，谈判属中立。因印支问题比朝鲜问题复杂，中苏越之间统一认识化费时间也多，但解决问题却比较顺利。朝鲜问题因美国破坏，未达成任何协议而告结束，其后果影响至今。印支问题，美国虽玩两面派，但未影响协定签字，却在法国撤军以后挑起越战，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由尼克松叩门求毛泽东解决结束越战。

二、谁是“固化南北朝鲜分裂状态”的罪魁祸首？

朝鲜问题主要是在军事停战线已经固定下来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外国军队撤军和统一的问题。为此，我方朝鲜外务相南日按预先商定的方案，在4月27日提出包括三项内容的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建议：一，六个月撤退外国军队；二，全国举行自由选举；三，恢复朝鲜的和平统一。

28日，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发言。他作为世界首富的美国代表，能左右西方世界同社会主义阵营对垒的强国，自然是引人注目的人物。此人，中等个子，戴一副近视眼镜，表情严峻而冷酷，外貌并不起眼，“他沉默寡言，阴沉沉地走路，阴沉沉地坐到会议室中，他一下汽车便低着头往会议室走，一散会便低着头往汽车里钻，不理睬记者，也不向任何观众招呼或讲演。他是个‘思考型’的人物，不善演说，发言讲话不流畅，穿一身死板的西服，紧板着面孔读他精心推敲过的发言稿，表明完观点态度，便登上他那辆大型福特车，命令司机回去。”杜勒斯就是这么一个阴阳怪气的人。却是决定政策的幕后操纵者，因他身患癌症，在日内瓦活动一星期，发表他的演说后就离开会场回国了，由他的副国务卿史密斯任代理团长。谁都知道，杜勒斯是一个彻底反共的死硬派，也是“和平演变”的创导者，他28日的发言，就是一篇出言不逊、始终以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用诬蔑的语言，对朝、中、苏三国在朝鲜问题上反共立场的自我画像。通篇发言的实质是美国企图无限制的占领南朝鲜，并提出要由联合国统一朝鲜的决议。

棋逢对手。一个彻底的反共老手，遇上了一位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周恩来，周听了杜勒斯的发言后，即席在原讲话稿中增加了一大段义正辞严、气势磅礴的话，批驳了杜勒斯的发言，郑重表示支持朝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三项建议，谴责美国对朝鲜的侵略行为；呼吁亚洲国家彼此之间进行协商，共同努力维护亚洲的和平；呼吁所有欧洲国家在集体努力的基础上保证欧洲的安全；停止扩军，普遍裁军并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还对印度、印尼、缅甸等国未能参加这次会议表示遗憾。

周恩来的讲话很成功，表明了中国的鲜明立场以及寻求解决问题的诚恳态度立即获得许多国家的称赞与好评。但由于美国对朝鲜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的诚意，它的顽固态度使会议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朝鲜问题的讨论历时51天，也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6月15日，是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原来两个星期前，美国代表就接到国内一定要使会议破裂，不许达成任何协议的指示。美国代表团接到指令后，急忙幕后活动，采用说服与压制手段，终于使“联军”16国同意执行这一指示，并起草了一个所谓“十六国宣言”，由比利时外长斯巴克在15日的会议上宣读。

当时，中、苏、朝三国不知其内情，自然抱着善良的和平愿望，争取在最后一天会议上为达成某种协议作最后努力。随后，南日为打开会议僵局，提出六条建议。周恩来表态支持。莫洛托夫则提议由所有与会者发表一项共同宣言，并宣读了简短的宣言草案。由于南日的建议和莫洛托夫对与会者的真诚建议确实客观、公正、合理，使与会者出现了骚动和议论。美国代表团慌了，忙召集“十六国”和南朝鲜代表，利用会议休息时间开了四十分钟秘密会议，统一思想，协调行动。休息后第一个发言的就是美国代表史密斯，明确拒绝莫洛托夫所提的“关于共同宣言的建议，因为朝鲜停战协定早有规定，没必要再搞”。

周恩来眼看会议已到了面临破裂的关键时刻，还是作最后一次争取。他认为，即使争取不到协议，至少可以争取人心。他充满了真诚的感情说：“我完全支持莫洛托夫外长关于与会各国发表共同宣言的建议。很遗憾的是，就连这样一个表示愿望的建议也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了。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接着，他提出一个两句话的协议草案。两句话的协议？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会场陡然静下来，不眨眼地望着周恩来一字一板地口述出来，第一句：“日内瓦与会国家成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第二句：“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会场静了几分钟，跟着泛起骚动和私议，几乎所有与会者紧盯住周恩来，那目光有惊讶、感动、赞赏，也有惶恐、不安与窘迫。

周恩来耸动一下浓眉，横扫一下会场，然后提高声音庄严激昂地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态度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此时此刻，记者笔下说：“会场一阵嗡嗡声，与会者无一例外地动容动情了。南日外务相首先大声表态支持。这是意料中的事。然而，大出美国代表团意料的事随即发生了。那些曾经紧跟美国，亦步亦趋的国家忽然‘叛变’了，或者说‘哗变’更确切。嘈杂声中，比利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代表居然都表示赞同周恩来的建议。发展到后来，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造反’了。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外相艾登，开始是频频点头，最后居然宣布：‘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应当受到最认真的考虑，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将宣布周恩来总理的建议成为会议双方的一致意见。”

南朝鲜代表急眼了，他竟忘了几十分钟前，正是比利时外长代表他们发表“十六国宣言”，倾刻间气急败坏地尖着嗓门喊：“比利时不能代表‘联合国军’16个国家，也不能代表大韩民国……。”喊声一落，立刻眼巴巴望着美国代表史密斯，象溺水人要抓住一根稻草那样。各国代表的目光也从周恩来身上转移到史密斯身上，会场出现了短时间的寂静。

史密斯早已似针扎屁股坐不住了。他从没遇到如此进退两难的处境。表示同意，违反了政府的指令；表示反对，美国将陷入完全孤立的可悲境地；时间拖太久了，越拖压力越大。史密斯干咳一声，终于硬着头皮表态说：“在未经请示我国政府的情况下，我只能拒绝这项建议。”

会议又是一阵骚动。美国自“二战”来，在国际政治会议上，从未陷入如此孤立狼狈的境地。而新中国的声誉，在那一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周恩来的魅力征服了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所有外交官们。这一天，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更是赞叹不已，他在向英国政府报告中说：“联合国不能指望在没有得到中国周恩来和两个朝鲜代表同意的情况下来解决朝鲜问题。”

两天后的6月17日，中英两国政府达成互相派遣外交代办的协议。朝鲜问题在美国破坏下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美国与盟国也开始裂痕了。

回顾历史，联系现实，值得警示的是：近十多年来，我们国内，也许就是共产党人，竟有人指责中国的抗美援朝“固化了南北朝鲜的分裂状态”。这就是他们从美苏日等“解密”“揭秘”材料中得来的结论。试问，这些美国帮腔的中国人，是否还有炎黄子孙的基因？

三、取代法国发动侵越战争的又是谁？

印度支那问题不仅仅是越南问题，还有老挝、柬埔寨的问题。印度支那这个名称是法国殖民主义者留下的一个名词，早在1858年法国入侵越南开始，到1882年沦为法国殖民地，再推及印支三国。以我个人看法，印支的内涵是指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一块地方，也是西方人对东方印度和中华文明向往的一种别称。印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沦为日本之手。日本投降后，法国殖民势力卷土重来，在越南南方扶植了吴庭艳政权，再次发动了殖民入侵。先后占领了这三个国家。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北方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组织越南独立同盟领导越南人民（也有寮国<老挝>和高棉<柬埔寨>抗法民主力量），展开了艰苦的抗法斗争，到日内瓦会议时已进行了八年抗战，老、柬仍未从印支联军中分离出来。所以，历史本身造就了印支问题的复杂性。

出席讨论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议的国家，除了中、苏、美、英、法五大国之外，还有印支本身的三国四方；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帮的三个国家——南越、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九方代表。印支战争虽然只在法国和越盟之间进行，但参加会议的动机目的各不相同。如法国是经不起国内政治、经济的压力，想通过谈判获得体面的摆脱困境；越南开始时想通过谈判有利于三国统一的方向创造条件；南越想排斥反政府力量；老、柬两个王国想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更有美国既不同意印支在承认胡志明政府的情况下停战，也不愿意看到有新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取得任何成果。所以，美国成了印支和平谈判的麻烦制造者和最大障碍。

复杂性就是矛盾性。周恩来看到了这种矛盾。首先是在中苏越三方统一思想，解决自身矛盾。须知，越南的抗法斗争是打得很艰苦的，直到1950年中国应胡志明要求先派陈赓为团长的顾问团，协助人民军成功地进行了边界战役，打通了中国援助的通道，才扭转劣势转入主动。到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开始讨论印支问题的前一天（1954年5月7日），又在韦国清团长协助下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又开创了新的局面，并为停战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必须看到，敌方仍然控制着主要城市、交通、海港和重要经济区域，而且双方控制区犬牙交错。

印支谈判的主要问题是停火、划区、监督和国际保证。而当时的中心点是越、法临时军事线的划分问题。越南代表范文同当时对奠边政府战役胜利的作用估计太高，有望一下子能统一越南，因而提出“就地停战”，不想划线而捆住自己，同时想把老、柬问题与越南问题一并解决。后经中、苏、越一起讨论，认为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和发展角度看，还是南北划线，争取16度以北的一块完整的根据地，巩固北方，以利将来统一。至于怎样处理越南与老、柬的关系问题，法国方面是只讲越南问题而不谈老、柬问题的。后经中、苏、越三方商量认为，既要争取将印支三国统一解决，又要将越南与老、柬加以区别，而不是“印度支那联邦”。关键问题是越盟联军中的老、柬抗法力量的处理。法方曾指控越共侵略老、柬，并抓有事实依据，实际上也是公开的秘密。后来周恩来说服了法方，不论有没有越侵老、柬的事，最后以达成的协议办理。

诚然，越南代表团开始的思想也是越共领导的思想，周恩来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利用会议休会期间访问了印度与缅甸，征求了他们对印支问题的意见，并确定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解决印支问题的指导思想。7月2日至5日，又专赴柳州，和在那里休假的胡志明与武元甲等举行了全面、详细的讨论，达成了“7月5日协议”。在越南争取17（16）度为停火线，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靠政治解决。越共中央还以“七·五文件”的形式把文件发给了在日内瓦的范文同。当时，范文同下不了决心放弃16度线以南控制区换取红河三角洲敌方控制区，而法方主战派正在挑战主和的新总理孟戴斯——弗朗斯。谈判可能逆转。7月12日，周恩来回到日内瓦后，决定以越、中、苏三党中央共同的意见来与范文同交谈。当晚，他与范彻夜长谈，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美国干涉的严重性，结合中国抗战时期“皖南事变”的教训和重庆谈判中撤退南方新四军的历史教训，说明了进与退的辩证关系。在印支三国关系处理上，阐明了革命思想的传播与输出革命的关系，既坚持国际主义精神，又严守革命不能输出的原则，维护革命的严肃性与神圣性。经过工作，范文同同意第二天按“七五文件”指示精神向孟戴斯——弗朗斯提出新建议。而周恩来又先于范文同会见了孟戴斯——弗朗斯，说明让步是双方的，只要法国放弃以18度线为界，也可让越南放弃16度线为界。7月20日，越南最后在会议上接受了以北纬17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规定在“两年内通过普选统一越南的条款。”与会国还达成有关保障停战实施的办法，规定了印支三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原则，停战后将不参加任何同盟，也不容许任何外国在它们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

美国没有在日内瓦协议和宣言上签字，但它声明将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妨碍上述协议。但后来正是由于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还是导致六十年代重新爆发了印支战争。正是美国破坏了日内瓦协议的顺利执行。

整个日内瓦会议活动中看到，在多国谈判中有关各方面都需要维护自己国家利益。谁要想取得较好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掌握客观实际，包括对各自力量对比、利害关系、矛盾变化、实现目标的意志等各种因素的正确认识。简言之，外交谈判是综合考验参加各方是否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另一个战场。周恩来正是这一战场的最好的指挥员。他始终以冷静的头脑客观分析印支战争的趋势和谈判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制订和调整适中的方案，并统一己方的认识，将矛头指向对方。周恩来深知，要使会谈取得成功，就在于利用存在于美国同其他西方国家的矛盾之中，因而采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并孤立美国及法国好战势力的统一战线策略，利用英、法与美国之间及法国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的矛盾，使美国利用法国拉尼埃内阁6月12日倒台的政局混乱之机中断会议的图谋，由于周恩来6月16日及时提出建议，艾登立即提议休会一日后继续讨论，使美国破坏会议的企图未能得逞，一度已很渺茫的“危机”得以挽回。

从西方国家矛盾中看到，美国虽然一再声称允诺支持法国的殖民战争，但正如美国驻法大使向法外交国务秘书舒曼在当年5月15日当面表述那样，是有条件的，其中包括“法国政府必须重申印支三国独立的完全性质”，这不仅使舒曼表示“法国政府不能接受”，其背后是为美国“必要时可以直接介入印支战争”创造条件。这表明：美国支持法国的印支战争是从全球反共的角度着眼的，而法国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其殖民利益。法国势力在印支存在是对美国渗入印支企图的一种阻碍。因此，美国是在支持法国的同时排斥法国。英国在印支战争中虽然是“旁观者”，但它的殖民势力范围与印度毗邻，“印支”嘛，它得关心。它既怕共产主义浪潮冲击它在亚洲的殖民体系，又怕美国势力介入危及自己的殖民利益，还怕自己再度被卷入与中国的战争。因此，英国需要印支恢复和平。而毛泽东要周恩来利用休会访问印度、缅甸，其实也是做印支问题的外围工作。

周恩来对这些矛盾看得一清二楚，他在日内瓦期间的活动，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在舆论上孤立美国，争取英国，拉法国争取停战的思路开展工作，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中的成功表现，周恩来的名字成了外交明星在国际政坛上被传颂。毛泽东的红色中国，在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与和平外交的活动走向世界。

四、从“拖朝进越”的预谋到“三齿耙捕龙”战略的破产

美国当局刚令其代表团在日内瓦协议上拒绝签字，又表示不会用武力威胁协议实施的表态之后，1954年9月，美国政府就破坏日内瓦协议，非法将越南南方划入由美国实际操纵的东南亚国家集团“保护区”。1955年后，大批美军顾问进驻南方，逐步取代法国人在南越的统治地位，并扶植由吴庭艳任总理的傀儡政权，开始了血腥的“诉共”“灭共”运动，17万越南人惨遭杀害，40多万人被囚禁。南越人民于1959年开始了反美爱国武装斗争。1961年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将各地武装统一为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扩展了全面的反美爱国斗争。

1961年底，出任美国36任总统的肯尼迪，在指责艾森豪威尔将中国大陆拱手送给共产党，嘲讽杜勒斯对“红色潮流”放任不管的同时，对南越发起由美国出钱出枪、出顾问，以“越南人打越南人”的办法，开展以“反游击战”为内容的所谓“特种战争”。但肯尼迪出师不利，一开始就遇到严重挫折。1963年11月，刺客的子弹却要了他的命，并随着他的命与“特种战争”同归九泉。

接任的新总统约翰逊，其扩张野心远在肯尼迪之上，一上台就考虑调整对越作战方式了。1964年8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宣布：美国今天下午先后出动64架次飞机袭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鸿基、禄昭、福利、广溪四个“鱼雷艇基地”和“油库”。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战争升级了。

8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的严正声明。8月8日，北京近百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中国人民准备再打一场朝鲜战争。

约翰逊无视中国发生的一切，于1965年的6月8日，公然宣布美军直接参战。战争再度升级，继续增兵越南。美军参战兵力在1969年4月最高时期，地面部队9个师、4个旅、2人团共54万多人。空海军飞机1510架，舰艇76艘，计兵力66.3万人。到1975年撤军为止，美国在越战中派出250多万人，死亡5.6万人，伤30多万，被击落击伤飞机7千余架，耗资2000多亿美元，美国高层大呼“太糟糕了”。

中国的“援越抗美”与“抗美援朝”不同，是以隐蔽的方式派出高炮、地对空导弹、工程、铁道、扫雷、后勤、船运等部队分批参加援越抗美的战斗，从1965年6月至1973年3月为止，参战总兵力达32万多人，伤亡5300余人，其中牺牲1442人，他们同牺牲在朝鲜战场的烈士一样，都是“最可爱的人”。中国对越南援助不仅在人力上，还有物力上，到1978年为止，援助总值达200亿美元。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了，过去机密的事，都一一“揭密”“解密”了，而这起本属于公开的“秘密”，却迄今没有看到官方正式公布的相关数据。如今的大学生们，对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历史中，有过二十几年的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斗争的历史，却不知是怎么回事，实在是历史的悲哀。

援越抗美实际上是抗美援朝的继续，只是抗美援朝时还摆脱不了武器装备方面对苏联的依赖，援越抗美则是建立在我们自己已有工业化建设和国防力量基础上的国际主义援助。美国侵越战争同样是侵朝战争的继续。其目标都是在围堵中国。当年朝鲜战争时杜勒斯就咬牙切齿地提出以朝鲜、台湾、越南为跳板的所谓“三齿耙捕龙”战略对付“中国”，只是没有行得通，先后都失败了。但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美国是一切危机之母”，今日还想用“四齿耙”“五齿耙”来围堵中国呢？

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珍宝岛战争及西沙之战，构成毛泽东时代的五次卫国战争。在世界上造就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威慑力。既赢得了几十年和平建设的条件，也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正是在援越抗美期间，我们既粉碎了先美后苏曾对中国有过两次核打击的罪恶图谋，又在反帝反修斗争中摆脱了遭受美苏两霸夹击的被动地位，形成了中美苏之间并不等边的大三角格局。如果说，尼克松访华是为了打“中国牌”联中反苏的话，不如说尼克松有求于中国为他摆脱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深渊，给他以体面的结束越南战争。可以说，没有中国援越抗美斗争的伟大战略决策，就不会有美国总统主动向北京叩门的行动。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见，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它打破了帝国主义对华的封锁，迎来了新中国第三次工业化建设的高潮（笔者将五十年代以苏联援助156项工程建设为第一次工业化建设高潮，六十年代以战备和工业部署调整为内容的完全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三线建设”为第二次工业化建设高潮；从1973年开始向西方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并以改善民生为目的的“四三方案”为第三次工业化建设，希望有专家学者，写出三次工业化高潮的全面文章。）。这三次工业化建设高潮，建成了完整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中国第一代领导留下最为宝贵的物质遗产，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1976年逝世后建设与发展强大的中国，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它既是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转折，也是中国重新崛起、走向世界的一次历史转折。

总而言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拥有人类文明不曾间断的历史，靠的是拥有世界最完善的封建制度的孔孟之道来维系，而近代中国能在帝国主义侵略中站立起来，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从战争到建设，从内政到外交，无不证明了这一条。

2012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