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今的黑幕，想到五十年前的“五一六”

孔庆东

今天是5月16号。51年前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使中国历史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对这个阶段的评价莫衷一是，在很长时间内不能统一，甚至对基本事实的认定都不能统一。但是 “五一六”开启的那个时代，必定是全人类数百万年历史上最特殊的时期。这段历史，它的光谱、清晰度，要在今后很长的岁月里，由无数人去研究、清理。

那么，51年前为什么会有“五一六通知”呢？跟“黑幕”有一定关系。虽然是新中国，虽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朗朗乾坤，但是很大面积已经黑了。尽管黑的面积远远没有今天大，但是有蔓延之势。如果没有“五一六通知”，也许60年代就已经有徐才厚、令计划、郭伯雄这样的大坏蛋横行于神州大地。“五一六通知”使徐才厚们推迟了半个世纪才出现。他们现在虽然出现了，但是还没有危及国家的根本。也就是说，国家现在该干的事儿，干了很多了，能够开峰会了——稀里糊涂弄了百十个国家开会，交通管制。然后给这些外国首脑，办了一台文艺晚会。晚会上很精彩的一段，是梅派经典《穆桂英挂帅》里面有一句：“番邦小丑何足论，我一剑能挡百万兵！”下边的”番邦小丑”们，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哗哗鼓掌。也就是说，没有“五一六通知”，就没有这个晚上。没有“五一六通知”，我们自己想当番邦小丑，可能都没有资格。这个晚上同时给我们这样的感觉：某种程度上，中国完成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政治家总号召实现“现代化”。我的青少年时代，国家就“忽悠”我们：你们是八十年代新一辈，在希望的田野上。到2000年，国家实现“四化”，多么美丽！你们好好学习，“五讲四美三热爱”。——陷入现代化的迷狂。后来听说，还有一个词叫“现代性”。发现原来实现现代化，不一定是好事。所以2000年，我写了篇短文说：2000年已经到了，非常恶心地抱在我的怀里；我是如此恶心地不愿意掀开这一篇。如此现代性，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

茅盾的《子夜》，要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却在第一章先把封建主义写死。它说资本主义很伟大。吴老太爷代表封建主义，来到上海滩，看到黄包车上穿着旗袍露着大腿的女人，一下子脑溢血死了。这是很好的象征：资本主义赤裸裸的欲望，首先打翻了封建社会。可见，茅盾不是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吴老太爷临死喊着：“万恶淫为首啊！”声音显得那样可怜、孱弱。在资本主义面前，封建社会不堪一击。

但是《子夜》第二章之后，重点批判的是资本主义。而这个资本主义是结构性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涵是结构问题。《子夜》的一个特点是将社会结构化了。两个代表性的资本家——吴荪甫和赵伯韬斗法，是民族资本与买办资本的斗法。为什么我从九十年代开始就坚持《子夜》是伟大的经典呢？因为九十年代，我们国家又一次进入了“子夜”时代，直到今天。一方面，民族资本家的生存很艰难；另一方面，在很艰难的状态下创建的产业在买办资本面前无足轻重，随随便便被人家掐死：被收购、并购，要么就害得你家破人亡。有些左派认为无产阶级就是好人，资产阶级就是坏人。这是非常浅薄的观点。有大量的为国家经济奋斗的民族企业家。在工厂里，他们与工人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同时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在当下如何评价民企、国企、买办资本和外国资本，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现代文学有了《子夜》这样的作品，后来又有《四世同堂》等等，从城市到农村，将各种社会都展示完了之后，其社会构造指向已经非常清楚：从“结构”逐渐发展到“建构”，开启了建构阶段。从五十年代的当代社会小说开始，就是如此。《上海的早晨》、《山乡巨变》、《红旗谱》……，这些小说不再批判社会。它们在建立一个社会。它们要建立的社会在当时的中国占的面积很小，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像海平面上看得见的桅杆。它们要把桅杆向轮船发展，如果看见轮船了，还要建设成船队。这是前三十年当代文学的特点，不论写城市的、农村的、农业的、工业的等等。拿现代文学的标准去看，会觉得它是不是退步了。怎么不批判了？根本原因是两个社会不同了。

然而，八九年之后，中国社会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再建构。九三年贾平凹的《废都》，不批判，也不建构，而是旁观和欣赏。当时有一本批判《废都》的书，叫《<废都>废谁》。这书名很好：搞不清楚它要废谁。它就写一群人在废都废物地生活着，也没说这好还是不好。同时产生的，还有一部《白鹿原》。《白鹿原》的立场很清楚，就是要颠覆前三十年的革命历史叙述。前三十年的革命历史叙述是：国民党统治不好，共产党来了，社会好了，人民翻身解放过上了好日子。而《白鹿原》写的是无论国民党、共产党来了，都差不多。历史像翻烙饼，一会儿这面朝上，一会儿翻过去，那面朝上。这就是一种颠覆。最近，方方的《软埋》的出版、获奖，引起很大斗争，这斗争基本是政治斗争。《软埋》出版和获奖的背后基本是政治操作。这又一次印证了毛泽东的说法：任何阶级看文艺的第一标准，都是政治标准。只不过资产阶级不明说。资产阶级宣称其看文艺的标准是艺术标准，其实比谁都强调政治。《软埋》如果不是反土改，不是反共，不是颠覆历史，不可能出版以至获奖。它获奖，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它的政治目的。

而周作人、鲁迅的文学观都是要立人。国家要好，需要有新人立起来。看谴责小说、黑幕小说，人立不起来。要立人，需要从看茅盾的小说开始，再到当代文学，到“梁生宝买稻种”。看《创业史》，就知道那个社会在立一种什么样的人。可惜，人，没有完全立起来。立了一半，中道崩殂！立了一半，就被“软埋”了。就在1989年（当代史的分水岭），《中国黑幕大观》重版。加了一个“旧”字，叫《旧中国黑幕大观》。旧就是新。旧中国就是“新中国”。而真正的新中国是不会再版它的。九十年代出版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都请著名学者写了冠冕堂皇的序言：为了研究旧社会，出版……。找不到著名学者，就冒充。

伴随这些书的出版，中国的黑幕时代重新开启。这又是文学制造生活。不是生活制造文学，而是文学反过来控制生活。就像吃兴奋剂一样，老百姓对黑幕的需求与日俱增。各级纪委的功能、职责越来越重。一想到纪委，就关联着黑幕。真正消灭黑幕，要靠纪委，不是靠小说电视剧。然而，可展望的漫长的未来，恐怕都是黑幕重重。是不是揭黑幕、写黑幕就能消灭黑幕呢？好像不能。历史证明，恰恰是不写黑幕的时候，黑幕越来越少。在写“海平面上的桅杆”的时候，写鱼肚白的时候，写一轮红日喷薄欲出的时候，社会越来越好。写一个梁生宝，便出现了一百个梁生宝。树一个雷锋，就出现了十万个雷锋。其实那个社会上必然也有黑幕，但是正因为不写，它才越来越少。这是可以验证的规律。

2017年5月16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