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话语中的“长征”概念与行动维度

杨东

摘要：毛泽东话语中的“长征”概念，是一个极具“语义承载能力”的独特概念。它既包含着“长征”的叙事话语，也包含着“长征”的路线话语；既包含着“长征”的辩证话语，同时也内在地蕴含着“长征”的转折话语。与此同时，毛泽东话语中的“长征”概念，还凸显着鲜明的“行动”维度。在随后的革命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依据特定的历史任务赋予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从而形成一个特定的行动逻辑，以期实现特定意图和预期目标。

众所周知，长征是被迫进行的，红军从开始没有明确目标的战略转移到最终在陕北落脚，毛泽东不仅成就了这一史诗般的传奇经历，而且也在不同时期的表达言说中炼就了中外闻名的“长征”概念。所谓“长征是毛泽东的长征”这一论断，即是对这一问题的生动阐释。毛泽东话语中的“长征”概念，有着极为丰富的意蕴，它不仅关涉着红军长途跋涉最终入陕这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通过拓展它的“语义承载能力”，又赋予其新的历史语境，使得“长征”概念成为一个超越历史时空的表达话语，并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道路中，建构着“长征”概念的“行动”维度。由是言之，探究毛泽东话语中的“长征”概念及其“行动”维度，自当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径。

一、“长征”概念的叙事话语

“长征是惊慌失措的溃逃，然而却也是人类忍耐力的史诗。”史诗般的长途行军与绝境逢生的传奇经历，本身就构成了这一概念的叙事话语和谈论方式。毛泽东话语中的“长征”概念，自然不缺乏这样的叙事表达。

“长征”概念中的叙事话语，首先体现为“追”与“跑”的具象化表述。红军长征就是国民党前截后堵“追剿”红军，故而红军的万里长征就是“万里长跑长追”。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更是以“欢送”和“欢迎”这样的具象话语，阐释了长征的概念。他说，红军长征走了二万五千里，国民党“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前面有“欢迎”的，天上还有“送礼”的炸弹，“欢送”者一程一程地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迎。在同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长征中我们是用两条腿走路，几乎是从中国钻进去、从美国走出来的行程，相当于一个地球的轴心。但是这样的长途行军，“是因为犯错误，不得不跑，跑的结果，三十万人只剩二万五千人”。

长征是艰苦行军、长途跋涉，但长征也体现着乐观的精神和心态。因而，“苦”与“乐”不仅是叙述者表达“长征”概念的高频话语，也在特定语境下建构了“长征”的叙事话语。

长征之苦举世罕见，自然“需要说说”。毛泽东说，长征是一次艰苦跋涉的长途远行，红军“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先后纵横11个省，长驱二万余里，“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可以说“长征”的叙事话语中，艰苦与长征构成了一个并行不悖的表述。不过长征虽苦，红军却并非“愁眉苦脸”，而是“歌笑欢腾”，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黯淡的前途，不是失败的威胁，而是光辉的未来。更进一步讲，长征不仅呈现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的符号，也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表征。在这样的概念语境中，长征中的红军即便“唇舌被冻得发僵，说起话来不大利索”，即便饥不裹腹、浑身无力，他们也会“忍着饥饿，不顾寒冷”，在鼓乐声中，“在泥泞的烂草滩上表演起来”；红军走到哪里都呈现着“一片欢乐”，嘹亮的歌声像篝火一样照亮了无垠的茫茫草地，激昂的歌声像升腾的火焰“温暖着人们的心”，红军就是在这样的歌声中送走了寒夜、迎来了曙光，英雄的战士就是在这样的歌声中“踏上了新的征程”。长征中的毛泽东，初期的“心情是沉郁的”，但是过了岷山之后即“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所谓叙事，就是“如何将了解(knowing)的东西转换成可讲述(telling)的东西”，由此形成的叙事话语，“与其被当作一种再现的形式，不如被视为一种谈论(无论是实在的还是虚构的)的方式”。在一些参加过长征的人眼中，这样的长途跋涉虽然艰苦却“是有味道的”，因为艰苦与快乐是一事两面并在同一时空中存在，快乐缘于艰苦中，只有历尽艰辛得来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同样，快乐也往往寓于艰苦之中而不是等到艰苦之后，快乐“即在艰苦之中”。如果说把经历过的事情转变为“可讲述的东西”是叙事话语的核心要义，那么“追”与“跑”、“苦”与“乐”这样的具象化陈述，则以其鲜明的象征符号，建构了“长征”这一概念的叙事方式。

二、“长征”概念的路线话语

长征“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因此，路线话语是构成毛泽东长征话语的重要意涵。

从军事路线来看，长征是由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没有“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没有粉碎国民党“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致使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破灭，结果“剩下长征一条路了”。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他们没有利用“向敌人后方打去”的有利条件，也没有采取“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战术，结果整个根据地丧失殆尽，“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红军长征缘于错误的军事路线，故而以军事路线指称“长征”这一概念也就顺理成章了。1936年12月，毛泽东在谈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就如是说道，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固守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流动性”的战争，反对“游击主义”，“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长征不仅因错误的军事路线而起，同时也关涉着政治路线。因此毛泽东“长征”概念的路线话语中，自然凸显着政治路线的话语陈述。

毛泽东说，红军长征是由于政治路线上犯了错误，“才被迫来了个大搬家”。所谓错误的政治路线，就是无视中国革命的实际。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左”倾路线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政策，对于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原本就“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这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他们的革命图样不是根据客观实际绘制，但是他们却“妄欲改造这个世界”，最终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而且还“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在与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指出，“一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环境。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是吃过亏的，照搬外国，就是照搬苏联的经验，结果把南方的根据地几乎都丢掉了，只好长征，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正是由于犯了政治路线错误，在长征入陕之后，特别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共逐渐恢复建立了各中央工作部门。这些中央工作部门的恢复与建立，在毛泽东看来，“是在长征大破坏后的一大成绩，一大令人高兴的事。”

实际上，“长征”话语中凸显的错误政治路线，也内在地蕴含着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正如朱德所说，红军长征结束后我们只剩下了七千人，这都是那些教条主义者拒绝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把方向搞错了的结果”。邓小平更是鲜明地指出，“左”倾路线不仅完全拒绝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反而把他调离领导岗位，长征前期因为没有贯彻毛泽东的正确指挥，致使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也正是由于如此，从长征开始之后不久就有人反思“左”倾路线的错误，长征途中经过“批评这些错误，改变路线，领导机构才独立考虑自己的问题”，红军才“没有被消灭，保存了部分力量，继续搞革命，最后取得胜利”。

质而言之，毛泽东话语中的“长征”概念，是在特定语境下基于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斗争的表达陈述。其中，通过实践凸显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概念意涵，构成了这一话语陈述的核心表达。一如刘伯承所说：“长征是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长征是在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分裂阴谋作了坚决斗争，并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取得胜利的。”这一论述，是关于“长征”路线话语的生动阐释。

三、“长征”概念的辩证话语

红军被迫长征实行战略转移，一度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之中；红军绝境逢生落脚陕北，又成为中国革命新的起点。因此，毛泽东话语中的“长征”概念，自然蕴含着丰富的辩证表达。

毛泽东作为辩证法的集大成者，曾多次对此予以阐述。他说，红军放弃原有的根据地转移到新的地区，使得原来的根据地变为游击区。红军在转移过程中又削弱了很大的力量，从这一方面来看，敌人获得胜利，红军遭遇失败是事实。但是就整个局面认为红军失败则“不是事实”，因为红军尽管失去了原有的阵地，但却完成了长征，就这一点而言红军是胜利了；敌人尽管占领了红军的根据地，但他们并没有实现“围剿”计划，敌人失败了，而“我们完成了长征”。红军力量在长征途中遭受损失，原有三十万人的革命力量，到陕北后即便经过补充还是不到三万人，革命力量虽遭重创，但是从另一层面来看，红军经受住了严峻的挫折和考验，在困难面前得到了锻炼，而且通过总结经验，最终纠正了先前的错误路线，重新恢复了正确的路线，与先前三十万人的军队相比，长征结束后的红军尽管不到三万人，但是比过去“要更强些”。

从革命战略的角度来看，同样凸显着“长征”概念的辩证话语。毛泽东说，红军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而敌人的围追堵击则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继续”，长途行军和艰苦跋涉尽管给了红军“许多痛苦与许多困难”，但长征却给了我们很好的经验教训：既然红军在如此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都能够取得胜利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那么红军长征结束后毕竟较先前已处于有利的形势，因而也就一定能开辟新的局面，一定能够取得新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并没有吓倒我们，反而是锻炼了我们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了“我们的自信心与敢作[做]敢为的勇气”。换言之，红军长征尽管遭受了巨大的磨难，但是红军长征队伍本身就是一支“播种机和宣传队”，长征中留下的红军力量尽管小，但是“不要看轻了它，它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

而且，红军长征的过程本身也体现着否定之否定这一哲学辩证法。毛泽东指出，红军长征一波三折，也经历过失败，但是“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如果没有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这样的大风大浪，就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表达，正如艾思奇所说，是从“左”倾冒险主义者“否定一切”的片面观点中发端，结果迫使革命力量来了个大转移，红军经历了转移阵地这个否定过程，再经过“积极创造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最终在陕北“找到了再一次对敌前进的阵地”。

综上可见，毛泽东话语中的“长征”概念，不仅蕴含着丰富的辩证表达，而且这样的辩证话语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识和阐释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他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写的一些论文和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包括长征在内的“胜”、“败”经验基础上的经验总结，“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四、“长征”概念的转折话语

红军被迫转移，中经艰苦跋涉最终胜利入陕，从危机四伏到转危为安的格局，在毛泽东的“长征”话语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中以“挫折”引出“长征”，以遵义会议为基点构建长征的转折话语，是毛泽东的“长征”话语的基本表达方式。

毛泽东指出，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遭受巨大挫折，因而“来了一个长征”。究其原因，是王明等人坚持错误的冒险主义，结果把根据地全都丢掉了，“只好两条腿走路”开始了长征。而遵义会议则成为长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这次会议纠正了严重的错误，才使中央和红军主力最终完成了漫漫长征，并最终“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样的转折话语也成为人们阐释“长征”的一个经典表述。如周恩来就曾多次说道，长征中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是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既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也是毛泽东正确路线取得领导地位的转折点，因而“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1960年7月，周恩来在谈及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这一问题时再次指出，长征到达遵义后纠正了错误路线，在危难中挽救了中国革命，正是这次会议，挽回了长征途中的损失，“战胜了狂风巨浪，克服了党内的危机。”质而言之，红军被迫长征，从初期的被动转到后来的主动，“转折点是遵义会议”。

长征结束后，随着中国革命任务的变化，“长征”转折话语所指涉的范围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以“长征”言说中共革命新局面的话语表达，并将其与革命的新任务联结起来，这样的指涉更为明显。所谓“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即是此意。1945年2月，毛泽东在谈及时局问题时，以其更为宽泛的视野指出，长征是一个重要的节点，长征结束以后，我们起于陕甘宁边区，转于陕甘宁边区。由此可见，红军长征入陕之后，毛泽东话语中的“长征”意涵，不再仅仅局限于单纯指涉长征这一概念本身，而是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关联起来。至此之后，以“长征”言说中国革命的历史折转成为一种固定的表达方式。所谓“长征的胜利推动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红军长征向世界宣告的革命理想已经变为现实，红军长征播下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等话语，就是以“长征”陈述中国历史转折的话语表达模式。

长征之于中国革命，无疑具有转折意义。由此形成的话语陈述，归根结底都可以“长征精神”加以概括。这样以来，聚合在“长征”概念中的精神价值，通过特定的概念表达和话语陈述，已然使其突破了时空的界限，成为一个广为言说的概念称谓，构筑起一座无与伦比的历史丰碑。尤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话语中的“长征”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往往会赋予其特定的“行动”意图。因而，毛泽东话语中的“长征”概念，自然会凸显其“行动”的维度。

五、毛泽东“长征”话语的行动维度

概念话语通常具有“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的作用。毛泽东话语中的“长征”概念，同样发挥着重要的“建构”作用。通过“建构”体现的“长征”意涵，又使这一概念具有了“行动”的维度。

就在红军长征入陕后不久，毛泽东等人就要求编辑《长征记》，意图“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并以此“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此时编辑出版《长征记》，一个重要的行动逻辑是解决红军长征入陕后面临的生存危机。此时的红军尽管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但红军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一方面，陕北的社会生态较为复杂；另一方面，国民党在西北部署“围剿”红军的行动仍在进行当中。这对于刚到陕北的红军而言首先面临的是立脚生存，“如果不能生存，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而通过编辑《长征记》，既可扩大对红军的宣传，增强红军的影响力，又可获得国内外的广泛同情，“确是一举两得”。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意图，亦是集中在中共成长的历史以及红军在长征途中的战略战术，“很少谈及自己和其他个人”。而斯诺对红军长征的报道，确实震惊了国内也震撼了世界。由此可见，毛泽东要求编纂《长征记》及欢迎斯诺采访报道，其历史意图就在于通过长征的话语陈述，使其成为一个“行动”的概念和重要的载体。

红军长征之时，日军已在华北部署大举侵华的行动。因此，将“长征”与抗战联系起来，通过“长征”话语阐释抗战主张，是毛泽东在抗战语境下表达“长征”的另一个特定的“行动”概念。

还在长征途中，中共即组建了“北上抗日先遣队”，以此建构“长征”的行动意图。红军到达陕北后，以“长征”话语建构抗战语境的意图更为鲜明。毛泽东指出，红军长征在陕北祝捷，一二九运动从北平传来，“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完成了伟大的长征，学生发动了伟大的救亡运动，无论是红军长征还是学生运动都是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长征与一二九运动的结合，实际上就是“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毛泽东将“长征”话语与“抗日战争”紧密联系起来，不仅从话语陈述中转化了“长征”这一概念本身的历史语境，拓展了“长征”概念的意义范畴，更重要的是此时的“长征”话语，已然构成了新时期的一个“行动”概念。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毛泽东针对陕甘宁边区是“落脚点”和“出发点”的论述。

毛泽东指出，红军经过万里长征把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但是他也明确指出，陕甘宁边区“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也就是说，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结束了一个局面，同时又开创了中国革命另一个局面——抗日战争，由此拉开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序幕。这样的话语陈述，既拓展了红军“长征”概念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语境意义，而且也成为中共推动抗日战争顺利展开的“行动”逻辑。正如斯诺所说，红军长征“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中共通过长征进入到西北战略要地，将“长征”话语与“抗日战争”紧密联系起来，“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同时也是红军长征得以最终胜利的原因。

概念话语的核心要义在于它的“识别”性，通过强调某一概念的话语表达，能够使人“识别”出这一概念在“此时此地从事一种特定的什么(活动)，那么你就成功地创造了一个话语。”通盘考察毛泽东的“长征”话语，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话语中的“长征”概念，内在的将其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并以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形成特定的行动逻辑，以期实现特定意图和预期目标。这在毛泽东的“长征”话语中随处可见。

毛泽东说，领导红军长征胜利的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从前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五十天没有饭吃，吃树皮，这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毛泽东将“长征”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的表述话语，也成为日后中共革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致表达。如邓小平就曾指出，红军能够经得住国民党十年的血腥恐怖，能够摆脱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剿”，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如此。张闻天同样指出，红军长征能够绝处逢生“是由于中共的领导”，因而“二万五千里长征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在刘伯承看来，二万五千里长征用铁的事实宣布，“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

总之，毛泽东关于“长征”概念的话语陈述，一方面突破了其本身的概念意涵，另一方面又大大拓展了这一概念的思想张力，使其成为一个“建构性”的话语和“行动化”的概念。特别是将“长征”概念与“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起来，更是拓展了“长征”概念的意识形态色彩，由此体现的“建构”作用和“行动”逻辑，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开拓新局面的重要精神资源。在随后的革命与建设道路上，毛泽东在“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的话语逻辑中，也是通过“长征”这一概念来建构和表达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定指涉，以期达到预期的目标。

（作者简介：杨东——历史学博士，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