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话语空间中的海克尔之谜

王振民

摘要：海克尔与毛泽东遭遇的交错点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真正呈现于毛泽东话语体系却主要是在晚年毛泽东的政治生活，并被毛泽东赋予了多重的价值旨趣。概而言之，海克尔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一元论哲学在毛泽东话语空间的呈现，经历了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向、从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到政治斗争武器的转化，特别是在晚年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政治哲学等领域体现得比较明显。厘清海克尔与毛泽东的关系，对进一步勾画毛泽东肖像，深化对毛泽东心路历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在毛泽东研究中有一个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毛泽东及其思想到底受到过哪些人物思想的影响?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毛泽东自己的指认中，海克尔绝对是最让人惊诧的一个人。这引起了一些学者对海克尔和毛泽东之间关系的思考，如竹内实曾简略说明海克尔出现在1967年毛泽东向刘少奇的荐书中的原因；特里尔简单评述了海克尔之所以成为影响毛泽东思想的四个德国人之一的原因；斯塔尔在其著作《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也提到海克尔和毛泽东的关系；克劳斯·梅奈特(Klaus Mehnert)曾对毛泽东与海克尔及其名著《宇宙之谜》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大胆的预测；等等。就国内学者而言，袁志英对此给予了一定关注，并在《宇宙之谜》译者导言中进行了一些梳理和论证。当然，国内还有其他一些可追踪的线索，比如刘爱琴《我的父亲刘少奇》、黄峥《刘少奇的最后岁月》等著作都提起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的书中包括海格尔(即海克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但总体来讲，现有研究是粗糙而不完善的。本文拟进一步就以下问题展开探讨，如海克尔出现在晚年毛泽东的话语空间的情由；毛泽东同斯诺1965年谈话中海克尔突兀出现的原因；如果陈晋说毛泽东在1920年已看过海克尔的著作，那么毛泽东在1965年前的讲话中并没有提及海克尔的基本缘由；海克尔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结构中的价值旨趣；等等。

一、毛泽东外交思想语境中的海克尔

先把目光聚焦于1975年。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其回忆录中写到，在毛泽东和他谈及哲学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我本人是马克思的学生，我从他那里学了很多东西。我不喜欢理想主义，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海克尔感兴趣。”从施密特的用语看，他显然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会提及海克尔及其那本“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宇宙之谜》。也许他还不清楚的是，早在他访问中国之前，毛泽东在会见德国在野党政治家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时就已谈到过海克尔《宇宙之谜》，不过施特劳斯似乎不清楚海克尔《宇宙之谜》的内容。毛泽东之所以在会谈时没有谈到康德、泡尔生，而是谈到海克尔对其世界观的影响，其中颇有深刻寓意。

至于毛泽东谈到海克尔是不是一种外交礼仪，笔者认为即使有的话，也不是主要原因。事实上，毛泽东“不但在同哲学家、科学家的交往中谈过许多哲学问题，而且在接见各国政治家时也谈哲学。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当代世界风云，而他的视野却往往超越了眼前的时空”，其用意无外乎让气氛活泼一些，不至于拘谨，或用来更好地证明自己的观点。毛泽东与施特劳斯和施密特提及海克尔，就与当时毛泽东所关注的世界局势和战争相关。如果再联系毛泽东提到的“康德派”、“理想主义”或“唯心主义”等用语，就可以更好地明白毛泽东借用海克尔的用意。

第一，借用海克尔所主张的进化论阐明中国对西欧的对苏战略以及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紧迫性。海克尔是在一分为二的维度上看待康德哲学的。他一方面用一元论哲学批判了康德的二元论哲学，认为康德学说的二律背反最终导致了不可知论，因为康德把“意志自由”“上帝的信仰”“灵魂不死”作为“实践理性”的公设是虔诚的教条，是没有任何现实性和可能性的。但另一方面，海克尔又肯定了“没有偏见的真正批判的康德”提出的“纯理性”光辉，即意识来自感性经验，对神秘主义的瓦解作用。也就是说，海克尔对康德学说的内容是有选择性承认的。因而，当毛泽东说施密特是“康德派”时，也就意味着他对西欧的对苏战略并不完全认同。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尽管施密特所说的对苏战略具有合理性，但“还会爆发一场战争”。类似思想在1964年对“和平是能够也应当被控制”的观点的评语中也可以见到：“这是一种主观唯心的形而上学的理论(这与他会见施密特时说的“你是一位康德派”“理想主义并不是好东西”的隐语何其相似)……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和平在一定条件下能控制……到了新的条件下，双方中的一方，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了……仗就打起来了(平衡总是相对的思想再一次显示出来)。”在国际统一战线支撑的情势下，毛泽东之所以还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源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一，毛泽东善于从矛盾观点看问题，他认为统一战线本身不仅是不稳定的，而且史实也的确证明统一战线并没有能彻底防止战争的发生；其二，海克尔所强调的国家而非个人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进化论以及事物相互转化的观点，的确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其三，提醒西方注意不要被苏联所谓的“和平善意”欺蒙，而是要做好战争准备，这也是他为什么说防御是最好的进攻的原因。

第二，借用海克尔哲学“流变”的观点进一步证明自己对国际趋势的判断。海克尔立足于一元论哲学，提出了充满着“生灭交替、新陈代谢、永恒变化”的科学自然观。恩格斯对其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种新的自然观——“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这种观点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就与毛泽东反对革命胜利后会出现无冲突状态或者共产主义社会无矛盾的观点有很大相似性。确实，晚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不再像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样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运动和变化的关系，而是更多地强调运动、变化就是一切，一切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的稳定、平衡则被斥之为“清规戒律”而要求加以彻底冲决。晚年毛泽东不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固定不变的，即使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没有矛盾和冲突的。他甚至说：“否定变化的永恒性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因而，当梅奈特通过对毛泽东和海克尔文本的比较，认为海克尔在《宇宙之谜》中多次强调实体的“运动”“变化”“暂时的进化”的观点，与毛泽东晚年“尚变”的思想有一定关联时，特里尔、斯塔尔表示认同就不足为奇了。而这恰恰能印证他们把“矛盾”“变易”视为毛泽东政治哲学思想之核心的观点。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毛泽东确有理由指认西方的威慑战略并不见得能阻止战争爆发，有必要提前做好战争准备，因为“形势在10年或20年之后会起变化”。

第三，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海克尔哲学的“流变”观点还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矛盾、冲突辩证法”的核心观念，都是以反“目的论”或反“终极状态”为前提的。在海克尔的哲学体系中，目的论假设的“目的性”或结果性，是与我们在自然界到处可以遇到的“自然规律性”或真正的因果性完全背道而驰的。人们不仅无法证实宇宙的发展有着特殊目的，而且人类的发展也不会停留于某一特定目标。其实，马克思也有着类似观点，如施密特就指出，马克思认为，在历史中探求一种总的目的即世界的终极目的完全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因为现实发生的目的只能是“有限的、受时间和空间所限制的人的有限目的”。毛泽东自60年代后期开始，这种反目的论色彩也是非常浓厚的。巴迪乌就通过对毛泽东“一分为二”原则的解析，认为“不断革命”是试图打破斯大林式的过度专制与所谓资产阶级走资派的官僚主义侵蚀必然的革命普遍主义的一个范例，因为类性真理不是一种理性预先设定的结果，而是战士通过“远征”对事件的即时操作的结果。不过，巴迪乌对毛泽东的解读属于扩张性解读，是为其真理—主体—事件结构辩证法服务的，“毛主义”只具有象征意义。梅奈特也曾引用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以证实毛泽东对“伟大目标制定者”的看法：“数千年后就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会显得可笑。”虽然言不达意，但实际上，当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称毛泽东为“不停顿的革命者”时，当毛泽东强调“不破不立”时，他所追求的平等的理想型的社会并不仅仅是观念中的勾画，而是以现实实践为中介的运动历程。特里尔说得好：“如果说毛泽东是个乌托邦主义者，那么他的乌托邦更多的是和进程而不是和目标相关。”在这一点上，他和马克思的反目的论可谓异曲同工。但是当他过分注重阶级斗争这一理念和行动时，反终极目标的目标却真的成为他所能达到的目的——混乱、无序，从而注定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悲剧和灾难，即使毛泽东追求的价值旨归在于渐进地创建一个平等和正义的乌托邦共同体。

换言之，海克尔对于毛泽东而言，更多具有斗争哲学的象征意义。可以说，不是海克尔的自然科学体系所阐述的生物发生的根本规律而是其一元论哲学，被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时期赋予了进行理论斗争和改造中国社会的特殊价值旨趣。这是海克尔哲学思想遭遇晚年毛泽东心路的基本构境。不过，海克尔此时不是突兀地遭遇毛泽东的，早在60年代中期就已经成为毛泽东话语体系的一个环节。

二、毛泽东政治哲学中的海克尔

要想搞清楚海克尔为什么会在1975年的毛泽东话语中呈现，以及其在毛泽东晚年政治哲学思想中的意蕴，就不能忽视海克尔在晚年毛泽东出场的历史情境。总体上可以判定，从1965年直至1975年，海克尔的主要功效是作为毛泽东表述其哲学思想、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之一。在此期间，关于毛泽东和海克尔的故事大致可分为1964年至1967年、1971年至1974年两个阶段。先反溯10年前，有两次事件可以进一步确证笔者的论断。一次是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在最后一次会见刘少奇时，所推荐的书目中就有一本海克尔的《机械唯物主义》——据考证极有可能是《宇宙之谜》的别称或节选。至于毛泽东推荐海克尔著作的用意，可以结合毛泽东1967年推荐给刘少奇的狄德罗的《机械人》和中国典籍《淮南子》以及1965年3月4日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邓小平的《后汉书》，尤其是其中的陈寔传、黄琼传、李固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84页。毛泽东在1974年给江青的回信中以及指示有关人员印刷大字本时，又提起《后汉书》中的《李固传》《黄琼传》。来一探究竟。恰如陈晋所言，毛泽东善于以史例证明哲理、以哲学统帅史例，来表明政治态度。推荐《后汉书》与当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方法和路线分歧有关。在“三面红旗”、调查研究、反对党内“走资派”等问题上，刘少奇有不同意见，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特别是根据毛泽东同斯诺1970年的谈话来看，毛泽东明确回答在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时已有了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的决断(不过这里讲的政治上搞掉并不意味着要结束刘少奇的自然生命而是要结束他的政治生命。)这时毛泽东推荐刘少奇和邓小平阅读《后汉书》的隐语就清楚了：毛泽东之所以认为《后汉书》写得不坏，其中一个主要缘由就在于它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如果结合毛泽东对《陈寔传》的评注，即“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可以推测此次荐书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一种暗示，希望刘少奇回到他所主张的治国理政之道。此外，在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有一段比较有意思。当斯诺问毛泽东是否看过黑格尔的作品时，毛泽东却强调说：“海克尔写的一本书，里头有相当丰富的资料，他不承认他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是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提起海克尔的原因虽然不明，但首先可确定毛泽东对海克尔的印象深刻，这一点陈晋的说法是准确的。不过严格来说，那时毛泽东最有可能看到的不是《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而是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赫克尔(即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这个线索的确可以印证斯塔尔、梅奈特“猜测”海克尔对毛泽东的一些影响是正确的，特别是在1958年毛泽东的谈话中，的确有海克尔的影子。联系1964年毛泽东在《关于人的认识》《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的一些观点，比如“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等，其与海克尔一元哲学彰显的“无限运动、变化的”宇宙整体观不能说没有一点关联，这两个文本关于感性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关于人和地球等进化问题的表述与海克尔的见解也基本相同。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认为为了现在斗争的需要去读书，与无目的地去读书，大不相同，其中强调“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从这里可以管窥海克尔著作在毛泽东语境中的基本寓意。

而到1967年这一所谓“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年头”，毛泽东给刘少奇的荐书已明确表达了二者的严重分歧。关于《淮南子》的寓意，笔者认为并不是毛泽东暗示了刘少奇会落得和刘安一样的结局。从毛泽东对《淮南子》的历史借用来说，毛泽东此时的隐喻依然是强调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依然注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和“尚变”的辩证法，依然是对刘少奇的一种政治警告。而对狄德罗或拉·梅特里和海克尔的哲学思想的借用，则主要具有政治意义上的警醒作用，毕竟哲学是用来为政治服务的。先就狄德罗的著作来说，毛泽东最有可能看到的是三联书店1956年或1959年版的《狄德罗哲学选集》而不是像散木在《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的几本书》一文中所说的来自“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出版的内部发行的《摘译》。有趣的是，无论是狄德罗还是海克尔，均在毛泽东熟读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有比较多的涉及，且列宁亦给予二者比较高的评价，并用唯物主义观点反驳了马赫主义者的唯心主义观点(笔者认为毛泽东熟读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关于海克尔、狄德罗的内容是他们进入毛泽东视野的重要因素)。不过，狄德罗著作的寓意也不仅仅像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突出毛泽东把刘少奇的观点斥之为“机械唯物主义”，而不懂得事物和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如从《狄德罗哲学选集》的内容上看，笔者倒认为此时的狄德罗在毛泽东语境中是一分为二的。正面的狄德罗是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反教条主义者，主张“运动的必然性”、“自然状态”、“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过渡，只有全体是不变的。世界生灭不已，每一刹那它都在生都在灭，从来没有过例外，也永远不会有例外”，认为事物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转化，而转化又涉及事物质的变化。反面的狄德罗是“机械的”，不敢于号召人们起来革命，幻想用改良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特别是因狄德罗主张人性论和社会契约论，因而在那时被斥之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理论”。毛泽东的用意既是让刘少奇进行抉择，又是借狄德罗的理论缺陷批评刘少奇。而梅特里的《人是机器》倒不可能具有让刘少奇重温什么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含义。笔者认为，如果通观全文，竹内实的话倒有一定道理：毛泽东想到了书中的一些话而推荐给刘少奇。笔者以为这些话大概有：“一个人从天上往地下看，别人就都变得渺小不足道了”，照“镜子”，“认识自己”，判别一个人是否悔恨要看其举动和外部表情，打破“偏见或迷信”等，实际上也是要求刘少奇进行反思、悔改。

海克尔也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出场的。笔者同样认为，《宇宙之谜》在毛泽东当时的语境中也扮演了两个相互抵牾的角色。毛泽东坚持海克尔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观——实体定律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这就是宇宙的发展”，认同列宁指认的海克尔“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嘲笑一切唯心主义的诡计，更广泛些说，一切专门的哲学诡计”，“揭示了教授哲学所力图向公众和自己隐瞒的事实”，特别是列宁引用梅林的一段话进一步说明海克尔著作的政治作用：“海克尔的著作无论就其缺点或优点来讲，对于帮助澄清我们党内在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两方面存在的看来有些混乱的观点，是特别有价值的。”这很容易引起毛泽东的共鸣。这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宣扬的是形而上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即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实质抛掉了，实质上就背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指责看，基本和海克尔一元论哲学的缺陷如出一辙：不仅存在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倾向，导致其一元论哲学缺乏党性，而且海克尔机械唯物主义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无能”，很容易在历史观方面陷入唯心主义的境地。怎么办?“谁要想亲自体会一下这种无能，谁要想深刻地懂得，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要成为人类伟大解放斗争中的真正战无不胜的武器，必须扩展为历史唯物主义，那就请他读一读海克尔的这本书吧”。梅林的话应该也影响到毛泽东，与当时毛泽东所强调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不谋而合。因而，他通过此类荐书，试图消除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与不解，这也就是毛泽东在1965年和1967年提起海克尔的历史与现实原因。

不过，海克尔的寓意在1971年至1974年间发生了一些转变，其诱因之一是林彪事件。据袁志英回忆，1972年他们翻译《宇宙之谜》一书是毛泽东要看的，1974年还出了大字本，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册。译者的不解之谜是，为什么在大加声讨“名、洋、古”之际，《宇宙之谜》能“进驻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阵地”(作者给出的答案是模棱两可的。实际上，《宇宙之谜》起码在新中国成立后已印有两个版本，毛泽东藏书里包括海克尔的重要著作，谈不上因为毛泽东要看就重新翻译出版的问题，其主要功能是服务于当时对于唯物论的宣传和普及。)?笔者以为，如果说1975年海克尔被借以表达毛泽东的外交思想，1965年至1967年被借以警告刘少奇等人的话，那么此时的海克尔著作主要与“批林批孔”(批孔相对是次要的)、维护统一的世界观有一定关联。这里不得不先插入1970年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中对林彪不点名的批评，毛泽东说：“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讨嫌!”在其后又提出了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英雄的观念、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等“三破三立”的论断以及反“天才论”等观点，实际上指认林彪等人犯了“唯心主义先验论”的错误，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自从毛泽东对林彪的言行有所警惕以来，他在多次讲话中指出党内很多人连什么是唯物论和唯心论都不懂也搞不清楚，故要求通过收集、翻译、出版中外著作供干部批判性阅读。这表现在自然科学领域，1972年再版的《物种起源》《宇宙发展史概论》、1974年的《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宇宙之谜》等著作就起着一定的引导教育的效果。而最为关键的是，林彪事件不仅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中的破产，更重要的是民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已产生了动摇与怀疑，这对毛泽东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以《宇宙之谜》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类书籍在此发挥的作用，大概就像1974年版的《宇宙之谜》“译者导言”所说的那样，在唯心论与唯物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仍然继续时，一方面必须要防止有人“千方百计地歪曲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为形形色色‘最新的’哲学理论和社会政治理论寻找论据，借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必须通过“继续开展自然科学领域里的革命大批判，把反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斗争进行到底”，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世界观的复辟提供思想武器。概而言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给民众提供一个明晰而统一的世界观，即“一切都在变”“不断革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辩证法和认识论，这也是他想留给下一代的遗产。而“批孔”是和“批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是海克尔著作在“批孔”中的基本意蕴依然是针对那些怀疑以致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社会进化论，这已和青年毛泽东视域下海克尔在新文化运动中“批孔”的作用大相径庭了。但绝不能因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谈话中曾经强调并称赞过海克尔，确实说了海克尔是四个影响他的思想或他感兴趣的德国人之一，我们就像梅奈特一样确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深受海克尔的影响，或者海克尔对毛泽东的影响大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毛泽东的影响。恰如前文所言，海克尔哲学思想有其重大的时代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有一些共通之处，但在根本上，海克尔只是当时毛泽东在进行外交和政治斗争时所借用的工具之一而已。需要注意的是，当青年毛泽东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并致力于老老实实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时，他是正确的；但是在革命任务和对象已发生转向的新的历史时期，囿于理论资源与现实经验相对准备不足，革命战争年代的理论储备和实践效应成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先天综合判断，并以此作为观察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前途的“理性”认识模式就难以避免。

三、蛰伏在毛泽东思维逻辑中的海克尔

如果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克尔是毛泽东话语中的显性存在的话，那么60年代以前海克尔只是毛泽东话语体系中的隐性逻辑或影子。从现有文本来看，海克尔及其著作在60年代之前毛泽东的文本中确实无迹可寻，好像消失了。对此问题，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分析认为，海克尔在60年代以前毛泽东话语体系是以不在场的形式在场的，而不是绝对的阙如。

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情况看，他们主要是通过解析毛泽东在50年代末的一些讲话内容，同海克尔类似含义的说法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分析二者的相通之处。比如特里尔认为，毛泽东所说的“人类或许会变成另一种东西”，“到那个时候，地球就不存在了。太阳会冷却”等思想，或许反映了海克尔著作中的东西——一切都不能只看表面、不断的变动是唯一真实的现实，而这影响了毛泽东后来的国家治理原则。斯塔尔认为，海克尔关于宇宙无限发展的观点为毛泽东所接受，并演化成毛泽东政治思想中的核心观点之一——“冲突的永恒性”。虽然这样的比较缺乏明显的文本证据，但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单纯归因于海克尔有失恰当，而应视之为各种同类思想——诸如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列宁等人的相关论述——的综合影响之结果比较恰当。不过，海克尔在此同样是以双重逻辑出现的。如果说以上看法凸显的是海克尔和毛泽东思想的交错性的话这种语言的交错性的确在1956年以后体现得比较明显。那么二者的对立性也有所表现，如毛泽东在1958年提醒陆定一注意乌布利希的谈话要点——“困难的问题是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时候，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可是，一涉及社会生活、哲学问题，他们就变成了唯心论者”。毛泽东之所以关注此要点的原因在于：其一，这与恩格斯、列宁对海克尔等自然科学家的批评是一致的；其二，当时“反冒进”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基本规律，而毛泽东说自己是反“反冒进”的。的确，海克尔哲学确实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更没有涉及社会内在矛盾运动问题，因而成为毛泽东严厉批判的对象。当然，海克尔成为毛泽东思想偶尔闪现的火花，并不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翻译了其著作的结果，其早在毛泽东探求“大本源”、致力于救亡图存时就成为毛泽东可汲取的思想来源之一。

关于青年毛泽东与海克尔的遭遇，限于篇幅，笔者在此扼要指出以下几点。第一，海克尔对进化论的发展和普及作出重大贡献，恰如胡嘉所言：“使生物学界无达氏，则进化论绝对不能成立，上帝创造世界说更不能推翻。然无赫氏，则达氏之说不张，进化论之灌输人心决不能如此之易。”第二，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领袖人物，如鲁迅、陈独秀、刘文典等人，都比较关注并译介了海克尔的主要著作，以其进化论和一元论哲学作为宣传科学和理性、反对孔教和迷信的有力思想武器。第三，海克尔的学说曾以连载的形式在《新青年》发表，而《新青年》是毛泽东欣赏并惯常阅读的杂志之一。第四，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哲学依据是社会进化论而不是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只是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一种，进化论包括海克尔的一元论哲学正是毛泽东完成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伟大转变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以上因素是毛泽东的思想构境遭遇海克尔的主要原因。至于在毛泽东的早期和中期文本中为什么没有提到海克尔，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可以考虑：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惨痛后果以及互助理论的流行，致使中国思想界(包括毛泽东极为欣赏的陈独秀、鲁迅等人)都对海克尔的思想进行了激烈批评，难免影响毛泽东对海克尔学说的认识和判断；二是自毛泽东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起，其他西方学说或主义就逐渐淡出毛泽东的思想视野。不过，自30年代以来，当毛泽东越接触并熟读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恩格斯《反杜林论》时，两位导师级人物对海克尔学说的客观公正的评价，无疑会影响毛泽东对海克尔的兴趣和注意。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晚年多次提起海克尔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经由列宁和恩格斯，毛泽东重新认识了海克尔，并在自己日后的理论实践和政治斗争中运用了海克尔的一些观点。

总而言之，海克尔及其著作在毛泽东的视域下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既是毛泽东借以批判他者的武器，又是作为他者武器而被批判；既是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性理论中介，又是毛泽东晚年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支援性理论资源。海克尔的文本没有变，变化的只是解读者所遵循的模式和意旨。虽然海克尔在毛泽东的话语空间中隐多现少，虽然海克尔一元论哲学只是毛泽东建构其理论大厦的一个元素，但无论如何也是我们更深入研究毛泽东心路历程所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毕竟毛泽东自言海克尔曾影响了他的世界观或思想。

(作者简介：王振民──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