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落一下毛泽东的“错误”（3）　　

关于大跃进和饿死人　　

在中国文人眼里，毛泽东所有“罪行”中，再没有发起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大了。说起来也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一个人头脑一发热搞一场大折腾，全国饿死几千万人（有的说3000万，有的说5000万），这不是伤天害理吗？中国历史上有哪个皇帝干过这样荒唐的，惨无人道的事情呢？　　

贫道不在这里研究计算60年前后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因为有些人已经分析了很多。其实随便感受一下就知道了，1959年中国人口6.7亿人，如果饿死3000万，就是4.5%，饿死5000万，就是7.5%。每22个人或者每13个人就饿死一个。当时一个家庭平均5口人，加上近亲有15-20人，差不多家家都该有近亲被饿死的。现在有几个人直接举证哪个亲戚饿死了？数学曾经在强坛上要求大家举证，没有一个能举证。根据报道饿死人集中在安徽、河南、四川、湖北四省。这个时期这四个省总计不过1.8亿人，如果66%集中在这4个省，这些省每9个人或者每5个人就饿死一个，几乎家家要饿死人。河南饿死人主要发生在信阳地区，这个地区当时含驻马店也不过700多万人，如果给摊上300万就死一半了。贫道前几天回下乡的南阳，扯到这件事，老乡们都说饿死人了，但我们村没有。然后问我们大队有没有？说也没有。然后问你们谁家亲戚有饿死的？因为农村姻亲基本在外村，也没人说有。那你们怎么知道饿死人了？说山边某村饿死了，还不少。我问，谁亲耳听过说他家谁饿死了？没一个人吭气。汶川地震中心区人口287万，死亡加失踪8.7万人，占人口3%。你到中心区随便问问，你亲戚朋友有在地震中死亡的吗？问3个，起码有一个会说有。　　

因此，这是个疑案，是个被后来人可以随意摆布的数字。　　

贫道想说说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毛泽东确实在1957年底批判过反冒进，也在1958年批准了钢铁1070万吨的高指标。那么，是不是毛泽东天生好大喜功，又不懂经济，很容易冒进？或者这个集团都动辄头脑发热，喜欢冒进？　　

这要看实际情况。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大跃进的产生前提和过程。　　

　1958年8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这个意见大幅度提高了在1956年已经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被称为大跃进。一直到　1960年9月30日　，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作为操作方针的大跃进结束。但是惯性一直持续到1961年春。　　

为什么1958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央提出大跃进的计划，有很多原因。但根本原因是共产党尚未能全面把握计划经济的操控特征，而这个时期的实际操控只展现出计划“保守”的一面。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1953年开始的。这个计划是在1952年提出，修修改改，到1955年才算确定。形成拖拉的原因是因为朝鲜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刚解放，各种经济数据都不落实，因此是走着说着。　　

要是猛一看，这个计划也算是个“高指标”。按照这个计划五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由８２７亿元增加到１２5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８．６％，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98.3%，即平均每年增长１４．７％，约70%为原有企业增产，约30%依靠新建企业。农业及副业总产值增长23.3%，即平均每年增长４．３％。具体指标为：到１９５７年，钢、原煤、粮食、棉花的产量分别达到４１２万吨、１．１３亿吨、３８５６亿斤、３２７０万担。在上述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上，1957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98亿元左右。　　

平均年增长接近9%，恐怕谁看都认为是个高指标，是冒进。估计当时共产党领导也不会相信，当时美国人就说这个计划一定会“失败”。如果这个计划中途或者某一年没有完成，也就是实际增长低于计划指标，就会让计划部门以及中央经历一次系统控制的另一种情况，会对今后计划制定产生影响。可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结果是，1956年，中央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1956年，工农业总产值为１２５２亿元（计划1250亿）。其中工业总产值６４２亿元，农业总产值６１０亿元，平均每年递增１９．６％（原计划１４．７％）和４．８％（原计划4.3%）。4年完成5年的计划，而且还超出，这会给计划制定者什么印象和影响，是可以预见的。　　

1957年又单独制订了年度计划。但是到1958年开始的时候，计划部门发现本来就不低的计划（工业增长7%。由于1956年的重点项目投资已经完成，1957年又没有安排足够的新建项目）又被突破。1957年的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为628亿元（按一九五二年不变价格计算），超过年度计划4.1%（增长7.2%）。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1957年的指标17.3%。主要工业产品也绝大多数超额完成了产量计划，比上一年，原煤增产了一千八百二十六万吨，电力增产了二十四亿度，生铁增产了一百零八万吨，钢增产了约七十八万吨，机床增产了三千一百多台，化学肥料增产了十四万吨，水泥增产了将近三十万吨，木材增产了约五百二十万立方公尺。　　

贫道看，这不算什么太好的事情。5年计划4年完成，再做一年又超，而且5年计划实际执行结果超出计划17个百分点。很容易造成“是不是我们太保守了？”的考虑。如果第二个五年计划定低了，还是年年超额完成计划，是不是会让人说“他们故意把计划定低点，好每年都声称超额完成计划！”。于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在1956年秋天制定时，本来就不低。贫道认为，如果在执行时出现了结果低于计划，会给中央一个提醒。可惜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58年又超额完成了计划。　　

愿计划５年主要指标是：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原计划增长75%左右,工业总产值增长１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３５％左右，钢产量达到１０５０-１２００万吨，煤产量1.9亿-2.1亿吨，粮食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这个指标略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已经很高了。　　

但是，1958年的实际执行情况似乎在说明：“计划又定保守了！”上半年，原计划全年完成的600万吨钢指标，到年中已经接近完成。这种情况下会给计划制定者以及主要领导什么感觉，是可以想像的。　　

计划经济本来就是根据已经存在的经济增长能力，已经存在的经济资源来制定年度和长期计划的。存量情况尤其是经验指标是决策基础。一般来说，由于投资是中央控制的，投资消费比例是计划控制的，最终结果不应该差别很大。　　

如果实际结果明显低于计划指标，比如低个十几个百分点，就会促使计划制订者考虑“是否有一些不可知的因素在里面，这个因素是个负面的，使计划难以实现”。如果这样，接着的计划会考虑保守点。但是，如果计划执行结果连续多年超出计划，总是超出十几个甚至二十多个百分点，就一定会使计划制订者这样考虑：“看来影响经济发展的还有一些不可知因素在起作用，这种东西能够从正面影响经济增长，使按照物质条件设计的计划总是被突破！”　　

计划制定都是尽量穷尽所有物质因素来做的。右文人们说的是靠拍脑袋决定的，那是没经历过做决策的事情。　　

由于连续6年每次计划都突破，很容易使毛泽东考虑是否真的有什么苏联教科书没有说的因素在中国存在。也许影响计划的非物质因素，也就是一种精神因素在起作用。毛泽东认为，这一定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儿。因为不这样解释，能找到别的解释吗？　　

贫道以为，这是毛泽东在1957年年底反冒进的客观原因。　　

我们都知道，大跃进是从“钢铁元帅”升帐开始的。钢产量的高指标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全民大炼钢铁牵连了很多方面的资源安排，使各方面计划都受影响。钢铁做元帅，在上的时候一定会吸取农业，轻工业，运输业等大量资源（资金、人力）。同时，钢指标上去了，轻工业、重工业、运输业、水利等都会有更多资源，指标也只能上去。因此，可以说是钢这个家伙把一切都搞乱了。　　

按新计划，原来600万吨年度钢产量指标加码到1070万吨，比57年翻了一番！冶金行业的生产能力是靠投资的，是硬碰硬的指标。没有冶金项目的投资哪里来什么钢材？二五期间，冶金工业。冶金工业部有五十七个建设项目，地方有十四个建设项目，共计七十一个。重要的有鞍山、武汉、包头三大钢铁工业基地，太原、石景山、重庆、昆明、大冶、马鞍山等钢铁厂，安徽、甘肃、云南等铜矿，等等。原计划在1958年年内建设完工的有十四个，例如大冶钢厂，安徽铜官山矿务局，江西钨矿和云南铅矿，等等；同时，鞍山钢铁联合企业将基本上建设完成。因此，计划1958年年底新增生产能力有：生铁188万吨，钢116万吨。到58年年中，原计划年底投产的项目在年中基本完成，钢产量超额完成年度指标，这就让一些人兴奋起来，提出1070的指标来。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1956年后毛泽东已经不主持国内事务的一线工作。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一线。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国内事务刘邓主持政治局会以就决定了，不请示毛泽东。重大问题，拿不准的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负责外交和对台事务。也就是说，国家计划制定是由一线人制定，一线人决定的，除了毛泽东提出异议。　　

根据资料。1958年8月召开北戴河会议，1958年全年600万吨改成了1070。为此，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专门冶金部领导谈了一次。部长王鹤寿向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拍了胸脯。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找在一起开会，一个人一个人地问。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已去世)行不行，说可以。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还问了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钢，说可以。后来又一个一个地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大家都说行。最后问冶金部副部长刘彬，也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最后问到薄一波同志，他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不赞成1070，可是又不好说不赞成。他讲了什么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奇怪，反对这样做的倒要破釜沉舟）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后来又陈云同志谈话时，陈云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你看，一线工作的人定了个1070，毛泽东为什么要一个一个不厌其烦的问呢？因为他不是搞钢铁的，不放心，如果放心就不这样问。结果，一线工作的人个个都说没问题，我们算过仗了。毛泽东能提出反对意见吗？提不出来。但是，冶金确实是“项目”带动的，是投资投出来的。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也就是全年计划项目干得快而已。要真正实现1070，也就是原来1962年才完成的指标，要把此后4年半的投资和项目在半年内完成。这可能吗？不可能。真不知道当时他们是怎样算账的，竟然还能算出来！

可以看出，北戴河会以提出1070，说明一线工作人员存在一个不好的气氛，也就是已经浮夸起来了。600万吨8个月完成，剩4个月提出全年900万吨就够冒险了，因为当年安排的投资已经用完。如果提出800万吨，估计确实可能实现。但为什么提出1070呢？而且全都算了帐，连最会算账，最强调综合平衡的陈云都认为这帐算的合理，不是奇怪了吗？这不正常，这属于浮夸风，属于严重不实事求是。　　

因此，把大跃进最后因为1070搅乱了步骤的责任都归毛泽东是不公平的。一群自己的专家提出个指标，你有疑问时问他们，他们全都拍胸脯说算过帐了，还能超呢。况且这群人都是与你一起战斗过的哥们专家，不是那个马寅初。而你又确实没搞过工业，对投入产出之间关系并不熟悉，甚至他算的帐你都提不出来意见，这个时候你说什么？什么也说不出来！这个时候去做调查研究？已经8月了，会以还等着呢，所谓调查研究也就是问遍所有哥们专家了。你看毛泽东是不是差不多问遍了呢？　　

这里，我们首先必须肯定一点，就是提出大跃进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没出1070这个差错，我国工业确实会在1958-1959年有一次大飞跃，甚至第二个五年计划能够提前两年，也就是1960年完成。然后两年调整，可以基本完成初级工业化任务。而这个任务是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梦寐以求的成就。但是出了差错。差错来自客观或者运气的是，自1953年到1958年6年中竟然没有出现一次没完成计划的“差错”，按理说计划总该有失误，总该有某方面冒进的事情。但是没有，全部是计划超额完成。如果这6年发生一次明显的冒进，北戴河会以也会顶多提出800而不是1070的指标。差错的主观原因是，当时一线队伍中有一股浮夸气氛，一股不实事求是的气氛。拼命抬高指标，好大喜功。　　

其实，就是这个浮夸风害了大跃进，并造成1960年前后的饿死人现象。但这个责任，恰好不在毛泽东。　　

如果把张宏志关于浮夸风资料梳理一下，就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可以用个表格来看。因为不把所有细节都罗列一下说不清楚的。张先生原文忘了把事情按时间排列一下。（黑色为浮夸和反浮夸言论，蓝色为穷过渡和反穷过渡言论，红色为毛泽东操作和其他人阳奉阴违行为）　　

看完以上毛泽东和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在这个时期说的话，做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浮夸风究竟是怎么刮起来的。毛泽东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都是明白人，贫道也不再分析了。　　

从道理上讲，“浮夸风”来自“高指标”，高指标来自“穷过渡”。也就是说，由于刘少奇为了在几年内“实现共产主义”，一方面把农村经济组织调整为一种准军事化的供给制体制，一方面声称会在很短时间超英赶美，并且在报纸上报道“卫星”指标，造成为了达到这个指标的浮夸风。浮夸风是个正反馈体系，你的卫星高，我只能比你还高，我放的高了，第三个只能更高。只要报道卫星，就等于让大家比着放了。最后形成饿死人，主要与穷过渡与浮夸风有关。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发国家。地上一条世界含沙量最大的黄河，天上是西北冷空气与西南暖湿气流交汇形成降水（不像美国和欧洲主要是一个大洋来的气流），今年西北冷空气强了，降水就在南方。明年印度洋阿拉伯海的水汽足了，就下在黄淮海。因此，古代中国三年两灾。因此，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救灾机制。这个机制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是中央政府赈灾。世界上只有中国古代皇帝每年都留有足够就在钱粮。一旦某地受灾，一是赈灾，而是减赋。救灾是中央政府一件大事。第二是亲友救济，穷帮穷富帮富，随便调剂一下总不至于马上饿死人。第三是国家组织灾民到受灾轻的地方逃荒要饭，古代叫“就食”。正是这三个机制，中国并不容易饿死人。　　

但是，穷过渡一下子堵住了两个口子。各家的都没有了储备粮，甚至连锅都砸了，谁救济谁？其次，军事化组织使逃荒要饭难度很大，就算跑出去了，别的地方也是食堂制，给谁要？而浮夸风堵住了第三个，也就是最重要的口子，就是赈灾。信阳事件就是典型，更吹出1959年粮食增产那么多，怎么好意思接着就报灾荒？于是，在储备粮根本存在饿死人可能情况下，没有发放。饿死人有7天就够了！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会有饿死人现象。　　

看完上面的表，会发现毛泽东早就看出了问题，而且早就试图纠正，而且一是批判穷过渡，二是批评浮夸风，还能抓住解决问题的要点——人民日报和宣传口径。但是，问题照样发生了。毛泽东有责任没有呢？贫道看也不能说没有。毛泽东的责任就是过早交班。1949年中国革命结束了，1953年反帝任务结束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结束了，剩下的就是建设了，而且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得很顺利。这就让毛泽东觉得现在的伙计们还行，让年轻点的早点接手对长远有好处。这就造成刘邓二人急于表现他们能力的状况，于是一下子变得极左起来。最主要的是，这俩人没有自知之明，自以为方向问题是把握的住的，操作层面更不用说。加上周总理在1957年反冒进被批评，能力受限制后，这俩人算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以为要出刘克思，邓格斯了。因此，他们基本屏蔽了毛泽东对中央工作的干预渠道。因此，毛泽东实际是无能为力的。　　

毛泽东1958年4月就意识到高指标和浮夸风有苗头，指示吴冷西把他要求实事求是，降低调子的意见告诉书记处和宣传部门领导。但是宣传部长陆定一竟然说“夏天太忙秋天再说”。9月派田家英等调查后，毛泽东发现穷过渡危害很大，于是10月，11月连续召开中央全会的方法以进行纠正。而且再次对吴冷西说，在穷过渡、高指标、浮夸风三个方面调子都要转。这可是秋天了吧。结果汇报时刘少奇一句“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不全面转也要指出来那部分转吧，逐步转也该有个步骤安排呀。结果都没有，继续拖到1959年，指标还高得吓人，穷过渡一点不变，浮夸风照刮不误。于是毛泽东3月、4月连续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以至于不得不用“公开信”方式来推行自己政策。一直到1959年6月14日书记处才第一次开会研究1958年4月毛泽东要求“转”的问题。整整拖了14个月！而这正是最关键的14个月。都说毛泽东专制，帝王思想，霸王作风。别说霸王了，就算一个董事长也不能被这样冷落呀？　　

共产党的老干部经常说，中国革命离不开毛泽东。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凡是离开毛泽东领导的时候，要么失败了，要么损失惨重。凡是毛泽东领导的时候，革命就顺利，就能从绝境中走出来。其实，大跃进的例子依然在证明这一点。　　

在革命战争中，在中国人为了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毛泽东不领导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死了。一次渡湘江，红军就死了4万多将士。国民党与日本硬拼的时候，上百万将士战死。蒋介石渡了论持久战后，才懂得仗怎么才能打赢，八路军也才能从几万人打到上百万人。也可以说，中国离开了毛泽东会死人，会死很多的人，上百万上千万的死。在中国革命时期，这是用血换来的教训。建设时期不是这样吗？想象把大跃进变成穷过渡就知道了。一样会死人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都认为大跃进和饿死人是毛泽东做的孽呢？这除了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使坏以外，1959年庐山会以彭德怀质疑大跃进期间错误被打到，是个重要佐证。苏小康那本书，起的作用不小。说不清楚这些问题，一样会心存疑虑。　　

其实，即使苏小康的书也有自己说不囫囵的地方。毛泽东上庐山是为了解决穷过渡、浮夸风等左的问题的，这一点连右派也承认。但是仅仅因为彭德怀提了点意见，毛泽东就突然把反左改成反右了吗？假如毛泽东真的这么轻率，这么没个正性，中国革命经历了那么毛泽东主持的事情，怎么会成功呢？谁想过这些问题呢？　　

当然，贫道也不知道庐山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和苏小康知道的差不多。但是贫道比苏小康多知道一个事情，就是一些最知情人的回忆。　　

在彭德怀意见书被毛泽东当作会议资料批转为会议材料，在全会基本按照既定的纠正浮夸风、穷过渡初衷进行万以后。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当然，只要当年的材料不解密，所有的细节和过程只能猜测。但是，有几点基本是可以确定的。　　

首先，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对着谁的，这一点毛泽东也知道，彭德怀也知道，其他参加会的人同样心里明镜似的。因为他们都参加过两次郑州会会议，武昌会议，南宁会议 ，上海会议。　　

其次，毛泽东在批转彭德怀意见书后，并没有任何否定已经就准备收拾行李下山了，是其他人先挑起批判彭德怀，毛泽东是被“卷入”这场斗争的。　　

第三，还有一些现在被披露的资料：　　

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93页） 　　

“196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彭德怀同志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第122页）　　

这些资料与毛泽东批左为初衷，转发彭德怀意见书，已经准备下山的资料是一致的，是可以联系起来的。　　

只有一点只能推测，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庐山批判了彭德怀而不是支持彭德怀解决刘少奇等人问题。关于庐山会议，张宏志和黎阳最近的文章的推测比贫道周延的多了。况且贫道不喜欢猜测。　　

过节呢，今天就聊到这里。明天再接着数落。　　

补充一点，文革期间，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有一句话，就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老爸经常用这句话教导我，只要我稍微有点非分想法这句话就来了。后来都说毛泽东这句话是说给江青、林彪的。可能吧。但就算是说给江青、林彪的，也一定是从刘邓的事情上想到的。　　

确实，自知是最难的。沐猴而冠，就以为自己是孙大圣了，这种人还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