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重要文献

——重读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沈传亮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第一次提出了“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著名论断。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形势下，重温毛泽东的这一经典著作，对于我们系统了解从严治党的历史、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认识都有重要意义。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写作时间是1929年12月，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当时，毛泽东撰写古田会议决议，有着比较复杂的革命背景。虽然这篇文献着眼于纠正军队内党存在的错误思想，实际上也是在纠正党内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毛泽东在文章里提出“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这在党的文献中是第一次。

写作缘起

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显然，这是写作这篇文章的主要背景。

实际上还有更为广泛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毛泽东对红军中党组织的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和深入思考。毛泽东领导了三湾改编，朱德、陈毅在南昌起义后也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党和部队的纪律性、团结性、战斗力等方面都有明显进步。但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未得到彻底肃清，反而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更加突出，甚至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存有严重分歧。争论焦点是红四军党内要不要设立军委，表面看是组织机构设置，实质上涉及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这与军队内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纪律性不够有较大关系。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写了长篇文章就此开展探讨，提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红四军党的主要问题。”他指出，红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去克服这种思想。可惜毛泽东的这些正确观点并未得到多数同志认同。6月22日，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前委书记一职落选。9月下旬，前委在上杭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继续就建军原则问题进行讨论。但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争论三天依然毫无结果。

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当选为前委书记的陈毅到上海汇报工作时，把红四军的情况向中央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这一情况得到中央重视，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共同研究这一问题。在反复研究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基础上，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简称《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并指出：“集权制问题。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前委的领导岗位。随后，毛泽东开始着力解决军队内党存在的错误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写作这篇大文章，实际是要对红军建立以来军内和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并谋求统筹解决。

写作思路

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特别讲究谋篇布局，围绕问题层层展开，主要针对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八种错误思想进行了简要而深入的分析。

文章首先对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进行了总体判断，认为红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这实际上明确了红四军党内错误思想的阶级基础以及领导弱化的原因。展开论述时，毛泽东就每个错误观点进行了单独分析，既指出错误观点的表现，又分析错误观点的来源，更有解决和纠正的方法，逻辑清晰，方法得当。

例如，对极端民主化的分析，毛泽东首先对极端民主化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接着提出了纠正极端民主化的方法。一是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毛泽东认为，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致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致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思想。二是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毛泽东的思路是：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中枢。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基础。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旦形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这种分析，不仅有可操作性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对今天我们严肃党内生活、加强组织纪律性都很有启发。

另如，对非组织观点的分析，毛泽东分析了非组织观点的两种现象，一是少数不服从多数，二是非组织的批评。对第一种现象，纠正的方法是：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党的纪律之一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意见被否决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非必要时下一次会议再讨论，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第二种现象，毛泽东认为要让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强党的战斗力。针对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毛泽东认为，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这一分析同样体现在他对主观主义的分析上，毛泽东认为批评不能仅仅注意小的方面，要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庸俗化。说话要讲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再如，对于个人主义的分析，毛泽东首先对个人主义的表现，从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等六个方面进行了介绍，批评了有人只注重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集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狭隘的个人主义。纠正的方法，毛泽东认为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

主要特点

关于纠正党内各种错误的方法，毛泽东特别注重思想和制度紧密结合。无论是在分析个人主义、盲动主义，还是在分析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时，他都强调要加强党员教育、着重从思想上肃清错误。在分析如何纠正主观主义时，毛泽东在党内第一次提出了“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重要论断，并提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从制度上纠正错误，如他提出要从古田会议旧址

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行为；要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等。

此外，这篇重要文献不仅从方法论角度告诉我们如何分析和解决问题，还有一些重要思想值得思考和坚持。比如，毛泽东指出，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重要任务。这实际上明确指出了红军的任务，影响了以后的革命实践。再如，毛泽东特别强调批评时不要攻击个人、盯住小的方面，要着眼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批评。这对当下我们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都有很强的指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