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关头“不忘初心”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王建南

“不忘初心”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最早明确提出这一重要思想是2015年12月1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指出：“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1](P7)同时，他还对什么是共产党人的“本”作了精辟概括：“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我们要固的本，就是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1](P7)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深刻回顾了中国共产党95年的厚重历史，深情展望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美好前景，突出强调了当前全党要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时代号召。“不忘初心”，这是一种形象化的表述，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和现实内容。它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所选择的立党之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总是有针对性地强调全党要牢记建党的使命和宗旨，固守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牢牢把握前进方向。

一、在五四运动思潮激荡中确立革命“初心”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风云变幻80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历经千辛万苦，总是设法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宝库中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2](P1470)正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给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出路的中国先进分子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崭新的思想理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最初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为后来创立中国共产党打下了坚实基础。

有的人说，中国人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是在没有深入了解俄国革命真相的情况下仓促做出的选择。这种看法不仅违背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且亵渎了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郑重选择，及其他们为之毕生奋斗而所付出的鲜血乃至生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众多的西方文化中最终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赶时髦追逐时尚，首先是建立在对俄国革命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坚信十月革命道路才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的根本道路。十月革命引起世界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恐慌，起初国际舆论充斥着对十月革命真相、对布尔什维克党进行歪曲、造谣、污蔑。十月革命也引起中国北洋政府的恐惧，视十月革命为“洪水猛兽”，担心中国人民也会像俄国无产阶级那样起来推翻他们的反动政府，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国内舆论媒体封锁俄国革命的消息。中国人获知俄国革命的情况最初主要是通过国内媒体转报外电的不实消息。比如关于列宁是德国奸细问题，1917年12月16日《晨钟报》就转引外电报道：“李宁者向以煽乱著名，新由德归，德人贿之，使运动单独议和。”[3](P437)直到1918年9月，仍然还有不少报刊比如《时事新报》诬蔑十月革命系德国的阴谋，“过激派政府领袖里宁、脱落士基等，皆系德国之代理人，过激派之革命，由德国参谋总部预为布置，并由德意志帝国银行及其他财政机关供给费用。……故现在之过激派政府完全非俄国之政府，实德国之政府，其行事纯为德国利益起见”。[3](P475)更有甚者危言耸听地渲染“过激党所下妇女归为国有”“有体面之妇女之不从命令者皆被拷打”等“恐怖”行为。[3](P479)

正当国内媒体铺天盖地大谈“恐怖主义”“过激党”之时，李大钊发表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4](P364)在《战后之世界潮流》一文中，李大钊还进一步指出：“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4](P401)苦难沉重的旧中国也能走上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在当时一团迷雾中形成这些认识是很不容易的，表现出李大钊作为一位优秀马克思主义者的真知灼见。俄国革命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大革命，引起了当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兴趣和关注。瞿秋白为了进一步了解俄国革命的真相，决定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亲往俄国察看这个被妖魔化的崭新国家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度。他在俄国赤塔等地，以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记录下了俄国工农群众克服各种困难、战胜旧势力的反扑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以及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真相。这就是著名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在当时告诉中国人一个真实的苏维埃俄国、一个真实的俄国十月革命。当然，任何一场社会革命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新生苏维埃俄国也不是十全十美的，难能可贵的是李大钊等建党先驱们毕竟不受当时的流言蜚语所干扰，不受各种谎言假象所迷惑，抓住了十月革命的根本性质，看到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主流，从而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而比较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主流以及发展大势。应该说，他们具有比较深邃的辨别力和洞察力。

同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盲目跟风，而是在同各种思潮的反复推求、比较中，独立自主地做出郑重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实际上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当时并没有五四运动之后在思想界有那样巨大的影响。在早期传播阶段，科学社会主义是与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其他思潮一起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崛起的同时，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潮进行了大规模论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旗帜鲜明地批驳了对方的错误观点，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能够在当时的激烈争论中保持较为理性的态度，注意吸取对方在批评中提出的某些合理性思想，从而弥补自己思想理论的不足。真理越辩越明，通过不同思想观点之间的交锋，进一步坚定了中共建党先驱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之心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之心。

大浪淘沙，越是复杂的社会环境就越能考验一个人的见识和眼界。早期追求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创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其中有些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些则是出于一时的好奇心而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旦遇到各种波折，则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动摇了他们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真理的初心。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2位代表，他们曾经处在一个共同事业的起点，但后来所走的道路却不尽相同，有的由于各种复杂原因而脱党了，有的可耻地叛变了，而坚持下来直至新中国成立的则是矢志不渝不忘初心的坚定共产主义者。

自从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95年来，中国人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指导下所取得的，只有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可以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走过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未来也还将继续证明这一道理。当前，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坚持不忘初心，就是要在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交锋中，理直气壮地批驳怀疑、攻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各种有害思潮，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二、在为最低纲领奋斗中始终铭记“初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的同时，也选择了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的远大理想和精神支柱。刘少奇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理论准备不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研究得不够。根据中共建党先驱李达回忆：中共一大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这个宣言有千把个字，前半部分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说起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5](P13)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还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建党之初就牢牢地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并作为奋斗目标。在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等共产主义理想。党的二大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实际上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6](P9)可以看出，党的二大首次把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结合起来，一方面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始终胸怀党的最高纲领和最终目标，同时又从民主革命的现实国情出发，为实现反帝反封建这一党的现阶段纲领而奋斗。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七七事变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些政策，在经济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变为农民交租交息、地主减租减息；在军事上接收国民政府的改编，不再使用红军番号，大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当时在红军中不少战士对改编不理解，时任八路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傅钟回忆：当听说改编还要取下红军帽徽换上国民党军队时，更是火上加油，有的摔帽子，有的流泪，甚至有的骂娘。为了解决这个思想问题，左权等领导同志耐心地做了思想工作，给战士们讲我们取下“红心”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会迷失革命方向。[7](P145)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党的政策重大转变关头，毛泽东及时指出：“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8](P276)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大目标”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所确立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不论斗争有多复杂、道路有多曲折，中国共产党人都始终不忘“初心”，永远铭记“大目标”，只有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一政治预见是完全正确的。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大唱“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蒋介石打电报要求中国共产党改名称，有些知识分子也附和国民党，“奉劝”共产党收起马克思主义，左舜生等中间派以及一些美国人也希望中国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毛泽东坚决反对改变党的名称，他说：“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9](P275)

抗战胜利前夕，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同时他又提醒全党不要忘记党的最高纲领和根本奋斗目标，多次强调：“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10](P1059)“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10](P1059)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关头始终不忘革命初心、胸怀崇高理想的精神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11](P10) 95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风风雨雨和各种困难、挫折的考验，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经历了两次比较严重的考验：一次是1927年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导致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而导致丢掉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进行长征。但是无论我们党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总能够重新振作起来，领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在各个历史阶段既立足于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又“不忘初心”、心怀远大理想。当前，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坚持不忘初心，就是要把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不断迈向共产主义这一终极目标。

三、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提醒不忘“初心”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经过两年多的解放战争，国民党反动统治岌岌可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力量得到了显著发展，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基本胜利，一个新的历史大转折即将到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状的民主革命任务即将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即将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崭新环境。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将以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迎接这个胜利、迎接新的历史使命，直接决定党的前途和命运。

1949年3月，中共召开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即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不仅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以及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而且还特别强调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2](P1438)革命成功之后，党还将面临着长期的更加艰巨的建设任务，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巩固政权的任务。毛泽东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P1438-1439)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务必”重要思想，它言简意赅但却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毛泽东提出的这两种作风，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所彰显的优良作风，这一优良作风和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前夕强调“两个务必”，就是提醒全党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始终坚持的党的宗旨和精神面貌。实际上，就是在这次全会上，中央已经向全党做了示范。毛泽东的警卫员刘长明回忆：当七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健步走进会场时，全场热烈鼓掌，毛泽东摆手示意同志们不要鼓掌，他在报告开始前说，我们党内开会，还是不要鼓掌好。[12](P410)在七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议“六不”：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平列，并且提出这六条党内规矩今后从中央领导同志做起，从中央委员会做起。[12](P410)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不久，中央就开始迁往北平。党中央除了开展学习管理城市的有关知识之外，还特别加强保持光荣传统的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教育，以及组织纪律的教育。毛泽东在这个期间想得最多、提到最多的就是要注意吸取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城之后忘记革命初心的失败教训，多次提醒要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政治本色，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他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13](P275)他还不断提醒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曾经回忆过一件事：在初进北平时，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建议毛泽东和党中央入住中南海办公。毛泽东起初不愿意，他对周恩来说：中南海过去是什么人住的地方，这个你是知道的，我们住进去不妥，我是不想进去！[14](P166)毛泽东考虑的出发点，故宫过去是封建帝王行使权力的象征，他担心我们党的领导人在进城后像封建帝王那样骄奢淫逸、脱离群众。后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对此进行研究，从安全等各种因素考虑决定党中央和毛泽东迁居中南海。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最担忧的就是全党在执政的环境下能否继续保持建党之初的革命本色，能否继续保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能否继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简而言之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否不忘初心、避免腐化变质这个重大问题。应当说，毛泽东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发生了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件，案情令人触目惊心，直接印证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以及“进京赶考”的思想，不是杞人忧天。刘、张二人从革命功臣蜕变为人民罪人，从根本上说正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泯灭了共产党人的“初心”。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更加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不忘初心，始终保持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始终保持人民群众普通一员的政治本色，绝不以革命功臣自居。1949年6月19日，陈云在写给一位革命烈士后代的信中语重心长地指出要牢牢记住人民群众才是革命的功臣，“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决不想有任何酬报，谁要想有酬报，谁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15](P396)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令人震撼，感人至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清醒。中国共产党人绝不能搞任何的特殊化，更不能把自己高高地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就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失去这个“初心”，党就变质了。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的领导人始终牢记这个“初心”，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和同事，而且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和亲朋好友，绝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的优越感和特殊化，形成了良好的家风。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一重要思想，既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又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它不仅是一种催人奋进的时代号角，更是一种振聋发聩的政治提醒，对于我们当前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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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叶子龙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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