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红色歌仙”：牺牲前高歌“敢去上刀山”

董强

重访古田，一位年仅15岁就为革命牺牲的小姑娘，令人久久为之感动。

她叫张锦辉，永定县金砂西湖寨人，天生一副金嗓子，14岁担任红军游击队宣传员后，自编自唱《救穷歌》《农民苦》《土豪恶》等山歌，被誉为“红色歌仙”。1930年农历4月14日，张锦辉不幸遇袭被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4天后，敌人把她押赴永定峰市墟场枪决，墟场人来人往，小英雄大义凛然，一路引吭高歌：唔怕死来唔怕生，天大事情妹敢担；一生革命为穷人，阿妹敢去上刀山……

这位“红色歌仙”让人想到了后来的刘胡兰，想到了革命与宣传，也想到了文艺与战斗。

当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随着队伍不断壮大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农民负担越来越大，逐渐产生了一些怨言和不满情绪。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实施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要求部队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巩固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时任中宣部教育科长、鲁艺副院长的赵毅敏，动员中宣部机关干部和鲁艺的知识分子一起学习扭秧歌，时间一长，干群之间那一层隔膜慢慢不见了。一次劳动英雄表彰大会，赵毅敏带领部队秧歌队与安塞老百姓的秧歌队一起扭，会场上欢歌笑语，一片欢腾。群众称赞：“还是共产党和咱们穷人心连心，咱们穷人不跟共产党跟谁？”

后来，秧歌舞几乎成了革命和延安的代名词。有人形象地解释“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扭着秧歌进城。以至于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局长沈之岳，1965年给时任“台湾省主席”黄杰写信提到大陆中共政权时，还以“秧歌王朝”相讥讽。

文艺的特殊作用，文艺的阵线对垒，由此可见一斑。

在前不久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文艺老兵阎肃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

置身古田，抚今追昔，更感阎老的话道出了革命文艺、军事文艺的一些特质，这风花雪月与人的命运相连，攸关一个政党、一支军队的性质，总是能体现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有时是“红色歌仙”——唱出百姓心声的歌，鼓舞斗志，让人不怕死；有时是“秧歌王朝”——扭在一起的舞，血脉相融，让军民更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