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传说中的“中共中央秘书长”？

刘明江

电视剧《井冈山》第一集，有这么一个情节：毛泽东前往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十分特殊，因为事态紧急，召集人员有困难，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是中央全体会议，故党史上称之为“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或简称“八七会议”。)毛泽东到达与会地点，在见到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瞿秋白同志之前，导演先“安排”他见到了“中央秘书”邓小平。这位“中央秘书”先对毛泽东纵论了一番天下大势，言及当时极其复杂严重的政治形势，第二代核心“邓秘书”谆谆教导第一代核心“毛委员”：“用我们四川话说，摸着石头过河吧。”毛泽东茅塞顿开。

这导演也太性急了吧?这“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那时还在政治子宫里，还没到摇篮里，就急急忙忙安排他把“邓小平理论”的最核心内容“摸着石头过河”提前搬出来，教导还在成长发育中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了?武装还在蹒跚学步的中国共产党了?

“八七会议”当然十分重要，在紧急关头，拨正了革命航向，毛委员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从此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但，这一切无论怎么往脸上贴金，都和邓秘书的“摸着石头过河”毫无关系。

电视剧无所谓，怎么胡乱编造都行。问题是，在共产党的正史上，也有人浑水摸鱼。我在九十年代初曾私下考证过的那个传说中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在此根据记忆说几句。

传说中的邓小平一生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关于前两次的情况，官方的《邓小平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中这么说的：“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刻意突出邓小平在党的幼年时期，就是领袖全党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自己在1989年在《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中也言之凿凿，“我二十几岁就当大官了。”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根本就没有“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个职务。根本就没有这个岗位，你是在哪里“上岗”和“下岗”的?

没错，中共早期组织史是有几个类似的级别悬殊很大的职务，曾被含糊不清地被人打马虎眼，称为“秘书长”，但是，这些岗位上的人员，除了周恩来、李立三的“中央常委秘书长”之外，当时没有一个敢称党的领袖和“大官”的。

查中共早年的组织史，因为事务本来也简单，中央办事机构也就十分简单，也记载很不详细。一大上仅设中央局三人，一个书记(陈)，两个委员(张、李)，连个办事员也没有。二大之后，随着事务的增多，逐步成立了几个部，除了中央和各部领袖之外，当然也适当增加了几个办事员。陆续成立过几个叫做“秘书处”、“秘书部”、“秘书厅”之类的办事机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的具体职务叫什么，现在无人能知道(本来就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嘛，谁会在意?)反正是肯定不叫“中共中央秘书长”!也只不过是办事机构的办事员，绝对不是什么党的领袖。有明确记载的是，王若飞1926年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这个“秘书部主任”在有些版本的王若飞简历中，就被吹嘘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秘书长和秘书部门的负责人，是绝对不一个概念，比如“市委秘书长”(常委级的人物)，与市委办公室的“秘书科长”，是两个悬殊较大的职位。

随着党的发展壮大，历史的记载逐步清晰。1927年4月到5月，党的五大召开，将秘书部升格为与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平级。升格后的秘书部，王若飞的资历就不够了。6月,党早期的领袖之一邓中夏同志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旋即在八七会议上增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次年,邓中夏调任广东省委书记，离开了中央，这个岗位是否还继续保留着，谁接替了，不详。党史学家就趁机钻了个空子，把邓小平给“安排”了，“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直到他离开中央去百色领导起义。有一点是清楚的，那时的邓小平的确是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具体做什么，不是很清楚，估计是个秘书，反正肯定不是“中共中央秘书长”!也不是“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他的资历和邓中夏还差得太远。

在党史学家和官方正史那里言之凿凿的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时间段里，即1928—1929年。有两位更有资格被称之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人物隆重推出了：1928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明确设中央常委及其主席(向忠发)，明确设一个岗位叫“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长”，直接协助向忠发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领袖岗位，那么这个领袖岗位由谁担任呢?先后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兼任。正史记载：1928～1930年，李立三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是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领袖岗位上，在一把手无能的前提下，李立三才犯了著名的“立三路线”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早期职务混乱，秘书处秘书部秘书厅的负责人和中央常委秘书长，后人在很多时候含糊不清，有时候统称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比如在一些王若飞的简历中，也提到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问题)其实这里面差别很大，这一含糊不清，就留下了钻空子余地。

看清楚了：同一个时间段里，党史上有个赫赫有名的秘书长李立三(1928～1930年)，又从哪里冒出个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1928～1929年)?这个矛盾，党史学家们睁着眼睛怎么解释?

这是第一次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情况。关于所谓的邓小平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情况，同样也是子虚乌有的。有些学者和官方修史专家为了“安排”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有的说邓小平在1934年底“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以秘书长身份出席了遵义会议;有的说在遵义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都很荒谬。如果邓小平真的曾在遵义会议的会场上出现过，那么，百分之百的是个记录者身份，与领袖身份根本无缘。此前他在王稼祥的红军总政治部工作，随后曾短暂地出任过一个疑似但决不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确切地说，那个职务叫做“中央队秘书长”，这个“中央队”是为了长征方便临时划分的行动小组，其前任是党的主要领袖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后任是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的恋人刘英。以其前任邓颖超、后任刘英这类秘书办事员级别的身份，大体可以判断出邓小平当时的政治地位，与党的领袖还有很大的差距。就是一个为长征“中央队”首长服务的办事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