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棣华大夫
赵尚武烈士
在烈士们的葬礼上,左四为胡朋。
又是一年七月,关于那场战争,还有什么故事是我们未曾听过的呢?这篇文章的主人公胡朋是八一厂的老演员,提到她曾扮演过的角色——《烈火中永生》的“双枪老太婆”,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胡朋的老伴胡可先生的本篇文章,从另一个视角为我们讲述了几段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
柯棣华的草药
柯棣华大夫每天下午都亲自端来一盆用中草药熬成的热汤,亲自给我作热敷。他把我的伤脚放进热汤里,亲手去揉动每一块疼痛的骨节,就这样连烫带揉,直到药汤凉下来为止。
1942年4月初,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的两个演出队,在地方武装掩护下深入山西山(阴)、代(县)、崞(县)敌占区,进行“对敌政治攻势”。其中的一个队在崞县(今原平县)神岗头村遭敌包围。突围中,女演员方璧头部中弹牺牲,剧作家崔品之被俘旋即被敌杀害,女演员胡朋左脚负伤后跳崖,男演员杜烽、员鹏程等跳崖摔伤。
回到边区后,胡朋被送到位于唐河岸边张各庄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这里接受了接替白求恩大夫担任院长的印度籍国际友人柯棣华大夫的细心治疗。胡朋在她的回忆文章《柯棣华大夫帮我重返舞台》中作了如下的叙述:
1942年春,我抗敌剧社参加政治攻势的两个队深入山西山(阴)代(县)崞(县)地区活动,我所在的那个队在一次演出以后,在崞县神岗头村遭到了日寇的袭击。突围中,我的左脚负了伤,子弹从后脚跟射入,从大脚趾旁边穿出,直直穿了个斜面。经过治疗,伤口愈合了,但走起路来却是一瘸一拐成了一个瘸子。为我治伤的医生们都说:人脚上的骨骼是由26块小骨头组成的,伤着哪一块都将影响正常的行走。关心我的同志们都为我惋惜,我自己考虑的就更多些。我参加革命以来一直从事演员工作,现在眼看就要离开剧社,离开我熟悉和心爱的工作岗位了,我将做什么工作呢?在敌后环境下,又有什么工作能离得开走路的双脚?
这年5月间,剧社领导决定送我到军区最好的一个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治疗。我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来到了唐河岸边的这个医院。同敌后根据地的其他医院一样,这里的条件十分简陋,病房分散在老乡的家里,我所住的病房是一间农户的南屋,屋内住满了产妇、孕妇和其他妇女伤病员。护士把我安置在靠墙的铺位上。在这里,我等候着医生对我的最后“宣判”。
第二天上午,有好几位医生一起来查房,只见走在前面的是一位个子不算很高的青年医生,深眼窝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因为剧社常来医院慰问演出,对几位援助我们的外国同志早有所闻,我立刻猜到,这大概就是在白求恩大夫去世以后,担任和平医院院长的印度大夫柯棣华同志了。当时我既高兴又担心,医道高明的柯棣华大夫对我的脚伤将会作出怎样的诊断呢?我不安地等候着,这将决定我今后的生活道路。
终于轮到我了。护士解开了我脚上裹着的绷带。虽然伤口已经结痂,脚还是肿着,脚趾仍然麻木。柯棣华大夫认真地查看了伤口,用手逐一地按了我脚上的每一块骨节,每按一块,就问我疼不疼,有没有感觉,然后仔细地询问我负伤和治疗的经过。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嘱咐护士注意防止伤口感染。
正像他细心触摸我脚的每一块骨节那样,我也细心观察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我急切地想从他的细微的反应中探寻到他的判断。但是我一无所得,我忍不住开口了:“能好么,医生?”
柯棣华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缓缓地抬起身来,很和蔼地用汉语先对我说了一些题外的话。他说他看过我扮演的角色,接着就鼓励我,说文艺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然后劝我不要着急,他一定想办法为我医治,不过需要我听从医生的话。离开病房以前,他补充了一句重要的话:“不过需要时间,就是好起来也要有一段时间的。”
我当时真是高兴极了。我感到我的脚是可以得救的了。我又可以回到我熟悉的工作中了!
治疗开始了。柯棣华大夫每天下午都亲自端来一盆用中草药熬成的热汤,亲自给我作热敷。他把我的伤脚放进热汤里,亲手去揉动每一块疼痛的骨节,就这样连烫带揉,直到药汤凉下来为止。他的作法使我大为感动。一个外国人,一个有名的医生,对一个中国病人这样地认真负责,每天从不间断,我真不知该怎样表示才好。我怀着对柯大夫感激的心情,忍着脚伤的疼痛,接受着每天的治疗,同时从他的行动中,接受着伟大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
几天以后,我的伤脚消肿了。柯大夫除了让我每天继续用药汤热敷外,要求我下地锻炼走路,要我每天早晚都要去村外散步。他说:“你还年轻,经过锻炼可以促使受伤的骨节新生和恢复功能。不要怕疼,不要怕难看,为人民解放的事业,你要拿出勇气来向伤病作斗争,像对待敌人一样去战胜疾病。……”在他的鼓励下,我忍着疼下地走路了。疼是可以忍耐的,在众人注视之下,一瘸一拐地走路确实使我难为情,但是想到柯棣华大夫的精神,就产生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
一个多月过去了。剧社的栗茂章同志来看我,讲起剧社的同志们紧张工作的情况,勾起了我立刻出院投入工作的渴望。我向柯大夫要求出院,并问他我的脚能不能恢复正常时,柯棣华摇了摇头说:“你不要太着急,恢复正常需要时间,出院后,要继续锻炼,活动筋骨,你要相信我的话。……”当我打好背包向医院同志们告别时,柯棣华大夫再一次提醒我要树立信心,同时递给我一大包他亲自采的草药。并且说:如果脚不能恢复正常,无法做演员的话,你可以到我们医院来做医务工作,只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总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他的这番话,多少年来一直萦回在我的耳际。
我的脚经过一年多的锻炼,终于恢复了正常,我又能照常和大家一样跑步爬山,一样行军走路了。事实证明,柯棣华大夫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谁能料到,就在我出院半年以后,在反“扫荡”中却传来了柯棣华同志积劳成疾突然去世的消息!我惊呆了,当我知道,两年多来柯棣华大夫已经发现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在他同病魔作顽强斗争的时刻,正是为我细心治伤的日子,我再也忍不住我的眼泪。
重返太行山
拍摄《柯棣华大夫》外景的1982年,许多老乡亲恐怕已不在人世,记得当年抗敌剧社我们这些人名字的,只有当年的孩子而今已成中年的个别人了。
胡朋是一个感恩情结很重的人,这段经历是她经常提起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印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中,她作为被柯棣华大夫治愈的伤员多次出面接待印度友人,并同柯大夫的中国妻子郭庆兰成为好友。
1982年,刚成立的河北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影片《柯棣华大夫》,并邀请胡朋扮演柯棣华和郭庆兰的房东大娘。这也正是胡朋所渴望的。
影片《柯棣华大夫》由八一厂作家黄宗江编剧,由八一厂导演张维佳任导演,苏凡任副导演,田华任顾问。内景戏的拍摄是在湖北襄樊市八一厂分厂进行的。剧中人物柯棣华由朱时茂扮演,郭庆兰由牛娜扮演,政委由贾六扮演,老炊事员由李长华扮演。影片内景拍摄完毕,即转赴河北阜平县西部山区拍摄外景。
阜平是当年晋察冀边区的腹地,是我们多次和长期居住过的地方。抗日战争的后两年,我们曾住在胭脂河畔的潘庄、东西柏峪店和鹞子河畔的洼里村,生活在山区贫穷淳朴的农民中间,共同经受着敌寇的烧杀,一同愤怒、流泪、呼喊。阜平是我们朝思暮想的故乡。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胡朋还是我,一直想回趟阜平去看望一下老房东老邻居老乡亲,去看看能引发我们无限回忆的地方。拍摄《柯棣华大夫》外景的1982年,许多老乡亲恐怕已不在人世,记得当年抗敌剧社我们这些人名字的,只有当年的孩子而今已成中年的个别人了。洼里村当年的小朋友顾金兰,已经是现任的副县长了。
胡朋随摄制组来到外景地阜平,住在县城的招待所。县城已不是当年的样子,最令胡朋欣喜的是县城已建有一座相当规模的烈士陵园。胡朋立刻想到利用拍摄影片的空隙去陵园祭奠当年牺牲在反“扫荡”中的战友。当发现剧社几位牺牲的同志因没有原单位报送的材料而未能进入陵园时,便开始为这几位烈士的进入陵园而奔走。
是演员,是烈士
我见了负伤的孙玉雷同志,油灯下看见他头上缠着绷带,只露出右边半个脸,原来子弹是从左眼下射入,穿过头颅从左耳下射出的。
当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1942年、1943年,是敌后抗战最艰苦的年份。冀中平原根据地1942年完全被敌寇占领,由于地道战的发展1943年开始恢复;但是在以阜平为中心的冀西山区根据地,1943年秋冬却遭受到敌寇持续三个月之久的残酷“扫荡”。
在这次反“扫荡”的后期,11月30日,抗敌剧社经过一夜的疲劳行军,刚刚在阜平一个名叫坡山的小山村住下,就遭到敌人的奔袭。突围中赵尚武同志牺牲。赵尚武同志是东北抗日联军将领赵尚志的弟弟,是音乐工作者,曾在《黄河大合唱》中担任独唱,能作曲,直爽热情,他是背着战友的婴儿突围的,突围中头部中弹,战友的婴儿活了下来,他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此次突围后,形势更为严峻,剧社不得不把男、女、小同志按身体强弱编成若干小组分散活动。胡朋和刘钧同志负责的那个组在小水峪沟村遭到敌寇包围,四位同志牺牲,一位同志重伤。胡朋在她的回忆文章《难忘的战友》中作了如下的记述:
敌人发现军区机关后梯队回到了阜平西部山区,更加疯狂地追踪着我们。根据领导指示,后梯队实行分散活动,剧社分成五个小队,并划分了活动地域。我们小队有刘钧、吴畏、安玉海、李心广、杨庚西、林明、孙玉雷、陈雨然和我。
我们走了一夜,最后爬上一座大山,来到一个名叫老鹰嘴的只有三四户人家的小村里。我想不到像这样的地方,也没有逃过敌人的破坏,我们只好住在秫秸搭起的窝棚里。老乡们从山沟里为我们背来玉米、谷子,我们就一起剥玉米、推碾子,一面等下山了解情况的安玉海回来,一面讨论着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的《讲话》。吴畏是个剧作家,他和弟弟吴因、妹妹吴棣一同投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分配到抗敌剧社。他对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的《讲话》学习得非常认真,认为反“扫荡”是难得的深入生活的机会,一有空闲就去找老乡攀谈。三天后,安玉海从山下回来了,兴奋地述说起张各庄民兵排巧妙地打击敌人的事迹。本来吴畏一直在酝酿着一部描写民兵斗争的剧本,听了张各庄民兵的事迹后,便提出要去和张各庄民兵排一起生活。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大家陪他一起去那里。
12月8日下午,我们带上干粮,离开老鹰嘴。山路非常难走,走到半夜刚刚到达小水峪沟村,而这里离张各庄还有十几里路。谁想就在这天夜里,敌人突然包围了这个村庄和邻村白崖。
天还没亮,我们九个人就在院子里集合了,刘钧带着男同志先出了村,我和李心广陪同林明走在后面。这时卫生连的休养员们也起来集合了。我们三个人出村后爬上山梁时,不见我们的同志,这时敌人的冲锋号吹响了。我们的右侧突然出来一个日本兵,哇啦哇啦喊着持枪向我们跑来。我喊了一声:“是鬼子!快滚下山去!”于是李心广朝山下跑去,我也滚下了山,这时就听得山上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声和惨叫声响成一片,夹杂着敌人的号音。我滚下山后,躲在山根的大石头缝里,军区政治部饲养排的何排长发现了我,把我藏到了对面山上军区“坚壁”文件的大石洞里。中午过后,何排长回来了,他从洞口扔下一条绳子,拴住我的腰,他在上面拉绳子,我用四肢撑着石壁爬出了洞口。我焦急地询问剧社同志们的消息。他向我说起了打扫战场见到的情况,说许多烈士遗体中,从棉衣的颜色式样上认出有剧社的四个同志。从他描述的情况看,那用驳壳枪最后一颗子弹自杀的一定是安玉海同志了;那迎着敌人的刺刀倒下去,挎包里的油光纸文稿吹遍山坡的想必是吴畏同志了;那带着木匠工具的必定是李心广同志了。牺牲的还有一个小同志,另一个小同志负伤,寄放在老乡家里。啊,陈雨然和孙玉雷是谁牺牲了呢?
我随何排长去看了几个同志牺牲的地方。大山坡上披了一层白雪,烈士遗体运走了,剩下的是烈士们的片片鲜血。傍晚,我随何排长在山脚下一个老乡的茅屋里,我见了负伤的孙玉雷同志,油灯下看见他头上缠着绷带,只露出右边半个脸,原来子弹是从左眼下射入,穿过头颅从左耳下射出的。我握住他的手,两个人都哭了,他哽咽着说:“胡朋!陈雨然牺牲了!”……
陈雨然是个能歌善舞而且会演戏的小鬼,曾扮演过《清明节》中的小二和《打严嵩》里的常宝童。这个在艺术事业上刚刚展露出才华的少年,竟惨死在日本法西斯的屠刀之下……
第二天,天不亮,我跟着孙玉雷的担架回到剧社。刘钧、林明、杨庚西也都回来了。
复原烈士的模样
几个人中除了赵尚武有一张照片外,其他人都没有照片,只能从剧照中,把他们扮演的角色的头像翻拍下来。
剧社的几位烈士尚未进入陵园的原因,是没有原单位提供的烈士遗骸或遗照及有关资料。胡朋心情极为不安,她借用了县武装部的一辆吉普车,和摄制组顾问田华同志一起,沿着山路寻访了当年烈士们埋葬地赤瓦屋村,见到几座坟仍在。据当地老乡们说,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当地和附近村庄的小学校,都由老师带着学生到这里来举行纪念活动,这使胡朋得到极大安慰。
后来在影片拍摄期间,胡朋利用空闲回了趟北京,回军区请求帮助查找战争年代抗敌剧社几位牺牲同志的简历,总算查到了几位同志的简要情况。如下:
赵尚武——东北抗日联军将领赵尚志的胞弟,西北战地服务团独唱演员。1941年调来抗敌剧社,任音乐队副队长。在1943年反“扫荡”中壮烈牺牲;
吴畏——湖南岳阳人,生于1914年,曾肄业于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和南京中央兵工学校。1939年调来抗敌剧社,在不少戏剧中担任重要角色,创作了多部戏剧作品。在1943年反“扫荡”中壮烈牺牲;
安玉海——籍贯不详,系流浪孤儿,跟过戏班,参军后当过警卫员,1942年调来抗敌剧社京剧组。在1943年反“扫荡”中壮烈牺牲;
李心广——河北南宫人,原为抗敌剧社雇请的木工,后成为剧社社员和中共党员。于1943年反“扫荡”中壮烈牺牲;
陈雨然——河北滦县人,生于1927年,为抗敌剧社儿童演剧队队员,曾在话剧和京剧中担任重要角色。于1943年反“扫荡”中壮烈牺牲,年仅16岁。
困难的是照片。几个人中除了赵尚武有一张照片外,其他人都没有照片,只能从剧照中,把他们扮演的角色的头像翻拍下来。这件事和放大装入相框都是由我来完成的:吴畏的头像是《日出》中的方达生,袁颖贺的头像是《铁牛与黑妞》中的铁牛,陈雨然的头像是“霸王鞭”中的舞者,李心广的头像则是集体照里的本人。安玉海来剧社较晚,虽参加了京剧演出却没有留下剧照,他的头像是由画家高虹同志凭记忆默画出来的。就这样把六位同志的头像装入相框,由胡朋带上火车,同时带上火车的,还有准备送给赤瓦屋村小学校的一批书籍。
去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国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多次被报刊采访。在接受采访中,使我常常沉浸于对抗日战争的回忆当中,胡朋经历的三次突围和负伤的经历,又同柯棣华大夫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结在一起。记述她经历的这段生活,也是对当年那场神圣斗争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