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抗美援朝，有人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历史表明：中国入朝参战对于新中国崛起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概括说来，中国抗美援朝既教训了美国的骄横，也挫伤了苏联的霸权。
1教训了美国的骄横
首先，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美国人放弃了他们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对斯大林的“承诺”。1952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其“国情咨文”中宣布，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适当的联合决议，声明美国政府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所达成的秘密谅解中所承担的任何容许这种奴役行为的义务”。
这里所说的“秘密谅解”就是指《雅尔塔协定》。尽管美国国会没有通过这项提议，但在实践中，《雅尔塔协定》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已被毛泽东“体面”地废除了。实现这一点的原因并不主要是彼时建立在中苏友谊基础上的苏联承诺，而是中国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的实力。
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步入板门店谈判会场。
朝鲜战场的胜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即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虽然在美国的百般阻挠下，中国还是被邀参加了有苏、美、英、法等大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1955年4月18～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召开，中国被邀参加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中国被邀参加这两次会议，在事实上打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都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不无关系。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的不仅是道义——分别在1954年、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苏美比较，更有丰厚的地缘政治利益。不管基辛格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收获”如何虚饰，但美国学者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还是直言不讳。
1953年7月27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于平壤在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
曾参加过朝鲜战争并对这场战争有深入研究的贝文·亚历山大说得非常明白：“尽管美国公众很少有人了解真实情况，但美国领导人却心中有数。他们曾计划征服北朝鲜，使之与李承晚朝鲜合并，而这一计划却被红色中国挫败了。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美军又入侵北朝鲜，其唯一原因便在于此。美国领导人知道，遭到失败后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战争，但公众却鲜有人知。
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的军队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历史学博士莫里斯·艾泽曼（Naurice Issermen）在《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America at War：Korean War）一书中说：朝鲜战争留给美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教训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这场战争似乎证明了，通过坚决地使用美国军队力量，可以阻止共产党国家接管那些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另一方面，在1950年冬天遭受中国军队打击的痛苦记忆成为一个有力的论据，反对美国介入未来可能在亚洲发生的地面战争。
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总统们抱怨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被“越南战争综合症”缚住了手脚，害怕美国军事的介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早在“越南战争综合症”出现之前，美国就曾经有过“朝鲜战争综合症”。
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于汶山在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
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则有坦白交代，他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2挫伤了苏联的霸权
关于这场战争的深远意义，目前不为人们注意的还有，它最先撬动了苏联帝国的霸权基础。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苏联进入了赫鲁晓夫改革时期。改革的内容与1905年的沙俄军事失利暴露出的农业发展不足以继续支撑工业高速增长的问题相似，尽管程度上远轻于1905年的沙皇俄国，但赫鲁晓夫的改革也从农业开始。1950年，苏联提前9个月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
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产量达到新的高度，苏联生产率提高了36%，按工人人均产量增长约50%左右。另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从战败的德国及其盟国那里获得了赔偿，这有力地支持了苏联财政。
例如，在1947年，苏联3/4的进口来自东欧国家和德国的苏联占领区，据估计，价值达200亿美元以上。从1951年开始，第五个五年计划付诸实施。与其他五年计划一样，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工业领域，尤其是在航空、军工和原子能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伏尔加运河也已开通。但与此相反，支持苏联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却日益不堪负重，出现相对萎缩。
雅尔塔会议是美国（罗斯福）、英国（温斯顿·丘吉尔）和苏联（斯大林）三国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间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首脑会议。
据统计，直至1953年苏联农业谷物产量仍未达到1940年的水平。由于战争破坏的原因，在1940～1953年间，苏联1945年的谷物产量与1940年相比下跌50%，到1946年则进一步下跌至58%。
此后虽然谷物产量开始大幅上升，至1952年已接近1940年的水平，但到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1953年又大幅下跌，一年之内跌幅达11%。1953年10月20日，呈报给赫鲁晓夫并标有“绝密”字样的“苏联农业部和苏共中央农业局关于国内粮食收购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对此有如下披露：“截至1953年10月20日，国内收购粮食16.849亿普特（编者注：俄罗斯重量单位，1普特约为16.38千克）。
此外，被列为收购计划的其他农产品数量折合粮食产量5940万普特，完成计划的92.8%。去年同期收购粮食19.494亿普特，完成计划的99.5%。今年粮食收购减少了2.56亿普特。”
农业是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1950年，农业在苏联整个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4%，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在总劳动人数中所占比例却高达54%。农业的萎缩导致苏联居民粮食消费不足。1953年9月19日，米高扬收到标有“绝密”字样的关于苏联消费水平的报告，该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的苏联粮食消费数量尚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和1940年的水平。
资料表明，从二战结束后到朝鲜战争结束期间，苏联支撑扩张政策的经济基础已出现萎缩。与之相随的是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共谋并经过与丘吉尔在“百分比协定”中认可，最终通过苏联红军流血争得的庞大帝国及其势力范围——比如东欧和远东中国关外地区——建立之初就在其边缘地带出现松动。
苏联帝国的第一次松动出现在对苏联地缘政治利益极为重要，但又为苏联战略能力所不及的极限地带——巴尔干半岛，即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之间发生的争执与冲突。
1948年3月中旬，苏联突然撤走在南斯拉夫的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两国关系急剧恶化。6月，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情报局（编者注：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年9月成立，1956年4月解散）。1949年，苏联和东欧国家断绝与南斯拉夫的贸易关系，对南斯拉夫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同年11月，情报局再次作出决议，攻击南共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号召南斯拉夫人民推翻南共领导人的领导。
苏联对南共的外交高压反倒说明，苏联对南斯拉夫的离经叛道已经无可奈何；苏联及东欧国家完全断绝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也表明，苏联帝国边缘地带首次出现坍塌。尽管1955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对苏南关系遭到破坏表示遗憾，双方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也不过是苏联在事后对这种坍塌事实的变相承认。
1953年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的北京各界庆祝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大会。
我们知道，斯大林与丘吉尔在1944年10月达成的关于东欧势力范围划分的“百分比协定”中规定在南斯拉夫各占50%，这实际上是丘吉尔对苏联和英国历史较量中形成的各自力量极限和底线做出的评估结果。
这个结果大体也符合双方力量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经验，而南苏冲突及其最终表现出的不和不分的结果也正好是丘吉尔、斯大林判断准确性的客观印证：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够成功摆脱斯大林的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南斯拉夫位于俄罗斯国家力量的极限地带。
斯大林建立的苏联帝国发生的第二次松动，是在南苏冲突5年后。其松动地点恰好也是对苏联地缘政治利益极为重要，但也为苏联力所不及的极限地带——中国东北。
“外蒙古”独立是斯大林落实《雅尔塔协定》并通过这个协定实现其将中国整个关外纳入苏联势力范围战略的关键步骤。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第一条）规定“维持外蒙古现状”。这一条对苏联的战略意义，不仅如斯大林告诉蒋经国的，是出于西伯利亚铁路安全的需要，同时还是苏联出于控制中国东北和新疆的战略需要。
“外蒙古”独立从地缘政治上看，是在从新疆到东北的整个中国北方的中间地带撕开了一个大缺口，接踵而至的就是西进新疆和东进东三省，并对中国北京长期保持高压态势：一旦中国东北或新疆出现不利于苏联的事态，苏方就会以最短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直插北京。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就曾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威胁。
然而，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让斯大林利用“外蒙古”独立“中间突破”中国这步“活棋”变成了“死棋”。在朝鲜战争前，蒙古可以利用掌握在苏联手中的中长铁路直达太平洋西岸，而在朝鲜战争后，苏联将中长铁路交还中国使蒙古被困在中苏的“如来合掌”之中。
蒙古的物流要与太平洋连接，就需要暖港，这样蒙古的发展便在朝鲜战争后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正如在朝鲜战争之前，蒙古的发展必然与掌控中长铁路的苏联产生天然联系的道理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并赢得胜利的结果，不仅彻底打碎了《雅尔塔协定》对中国的束缚，而且还在地缘政治上使斯大林在“外蒙古”的“中间突破”态势陷入困境。
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北方施加的安全压力从中国东北方向受到巨大制约，如果再考虑到兰新铁路建成后中国东部各省与西部新疆的联系更为紧密的因素，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造成的安全压力更是大为缓解。
相反，蒙古出海路线由苏联转到中国这一变化又使蒙古的发展与中国产生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蒙关系的未来走向。
1955年，就在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的同一年，苏联宣布将旅顺海军基地交还中国，这表明苏联将斯大林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获得的对中国东北控制权的正式放弃。
接踵而至的就是1956年发生于波兰、匈牙利和1968年发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脱离苏联的运动。
但是，帝国的动荡并未在波兰和匈牙利就此打住，它经过短暂停顿后进一步从帝国的边缘向中心推进。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脱离苏联的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于60年代下半期越来越显示出强烈的脱离苏联的独立倾向，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
尽管杜布切克的“改革”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改革那样激烈，但苏联依然将这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同年8月20日深夜，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武装进入捷克，为时半年的动荡才被平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辛辛苦苦建立的苏联帝国，就这样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就出现了由表及里的松动。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帝国的东欧部分松动与远东部分还是有区别的。与朝鲜战争造成的后果不同，帝国的东欧部分的松动并不是在西方外力干预下出现的。从南斯拉夫脱离苏联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段时间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除了舆论谴责外，对东欧的上述事件基本采取1948年斯大林对希腊共产党武装斗争一样的态度。
鉴于西方国家没有动摇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曾达成的战后势力范围划分的默契，并没有出兵对苏联军队进行直接阻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基于苏联帝国的内部矛盾而产生的松动。在这些变化中，处于苏联帝国国力极限最边缘地带的南斯拉夫最早脱离苏联的控制，而处于苏联国力极限之内的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脱离苏联的运动则遭到失败。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撬动苏联帝国东欧部分松动的真正杠杆并不在巴尔干的南斯拉夫，而是在朝鲜战场；而造成苏联帝国在远东松动的地方并不在朝鲜战场，而是在中国东北。中国不仅将美国抵挡到“三八线”以南，同时也使苏联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从而放弃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并为蒋介石承认了的在中国东北的铁路和港口利益。
这场战争的结局并没有改变美国与苏联在远东的势力划分，而是与东欧一样改变了苏联帝国内部的控制结构：在斯大林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原本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完全和平友好地转入中国手中。
换言之，1953年朝鲜战争使中国东北从苏联控制中脱离并转入中国手中。1953年1月，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签订停战协定的前夕，苏联同意将从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至大连港的这条贯穿俄国远东关键利益线的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移交给中国。此举不仅将中国北方的有效边界——在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北方有效边界一直游移于山海关一线——大幅北推，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的陆上出海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中国手中。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志愿军归国代表团。
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也正是朝鲜战争的结果使斯大林认定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东北将回转中国之手，只不过与南斯拉夫事件不同的是，这样的结果是在斯大林的“邀请”下出现的，而且这时的斯大林也因接近生命的尽头而无力回天。可以想象，从巴尔干南斯拉夫到中国东北脱离苏联控制的地缘政治变动，对以彼得大帝自喻、并刚将彼得大帝像请入自己办公室的斯大林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