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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官僚制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它滞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压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的一座沉重的大山。迨至近代，从孙中山到陈独秀等虽前赴后继对之进行批判和挑战，而真正用革命的暴力手段终结封建集权官僚制，并持续不断地对之进行批判的则是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对封建官僚主义对执政党的侵蚀，毛泽东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担心这种侵蚀会使革命半途而废，会亡党亡国。鉴于此，他采取了非法治的方法，进行了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以为如此则可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可以长治久安，可愿望与结果却大相径庭，这恰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哀和不幸。
建平民革命的大业
1925年秋，已过而立之年的毛泽东伫立“桔子洲头”，发出怅惘和感慨：“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种见危授命、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在他几年前所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中就体现了出来，他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青年毛泽东一直站在历史的潮头，参与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独当一面地发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他“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
此时，毛泽东虽对集权官僚制深恶痛绝，但仍认为强权者也是人，不主张以强权推翻强权，只是主张向统治者要求生存、自由、平等的“呼声革命”，可就是这样温和的运动也被湖南督军张敬尧以“过激主义”的罪名，强令《湘江评论》停刊。
这个张敬尧是臭名昭著的皖系军阀，1918年3月任湖南督军，以枪杆子主政湖南，横行霸道，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可谓是无恶不作，劣迹斑斑，把个好端端的三湘大地弄的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毛泽东积极参与驱逐张敬尧的运动，为推动这一运动而活跃在教育界，他的名字也因之频频出现在各种驱张的通电和新闻报道中，他的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毛泽东把“那些坚强、有决心、准备为国捐躯的人”组织起来，这些人就是新民学会和后来湖南中共组织的基本成员，他后来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渐渐聚集了一批学生在我周围，这些核心成员后来组成一个团体，对中国的大事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一小群态度严肃的人，无暇谈论琐事，他们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我和我的朋友只愿谈大事——人的本质、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和宇宙。”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由长沙赴北京。到北京后，他又组织平民通信社，每日负责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大报纸，传播张敬尧祸湘的罪行及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至1920年7月，毛泽东才回到长沙。这段时间，他一直忙于驱张运动，精力主要放在湖南的改造与自治。他作为湖南各界公民代表，与多人在《民国日报》发表给北京政府的呈文，公开指出：“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他担任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率请愿团向国务总理请愿。他还经李大钊、王光祈的介绍，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张敬尧终被驱逐出湖南，毛泽东并没感到轻松，仍在思考驱张后的湖南建设问题，在上海《天问》周刊和《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申报》发表《湖南改造促进会宣言》，在《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和《湖南改造促进会复曾毅书》等，他所思所想仍是湖南问题，认为废除督军才是“推倒武力”统治的根本办法，要以银行民办、教育独办、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他以为“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并以此实行，解决一省一省的问题，这样全国的问题才能得以总解决。
他在北京期间除为湖南的事奔波外，余下的时间读了很多的书，涉猎潮涌而来的各种主义，如他后来所说：“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他的信仰尚在游移和选择之中。1920年3月14日，他给好友周世钊写了封长信，信中写道：“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吸)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但有一点却是清晰的，那就是“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回长沙后拟办自修大学，以在这所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这个“明了的概念”，是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的一番谈话后才得出的。6月，毛泽东就湖南改造促进会的组织计划，专程去上海讨教已名声大噪的陈独秀。此时的陈独秀刚刚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会谈毕，正积极筹组中国共产党。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上海之行，期间，他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用他的话说，“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还是在北大当图书馆书记员时，他就十分崇敬陈独秀，认为“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他十分欣喜地向陈独秀谈了读马克思主义的心得，而陈独秀向他所谈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番话，对毛泽东的一生可谓受益匪浅。他后来回忆说：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接受陈独秀交予的使命，开始在湖南组建共产党。他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欢呼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建平民革命的大业”，“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给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去信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新民学会，作者注）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至于怎样完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朝着解放的路迅跑
毛泽东在年少时就爱读《水浒》，那些啸聚梁山的造反人物，是他心目中崇敬的英雄，而对现实中受到迫害的造反英雄，他更多的是寄予同情和支持的态度。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民暴动，官府衙门开枪镇压，并将被打死的饥民的头挂在旗杆上示众。毛泽东很是气愤，公开说：“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同情弱者，支持反抗，是他这一时期的朴素的思想情感，而当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这一情感便上升到理论的自觉。
1939年12月，他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革命和造反是同义词，而“革命”毕竟是外来词，工农大众很难确切地知道其定义。毛泽东正是以他们熟悉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出，对压迫、剥削劳苦大众的集权官僚制的旧制度，进行反抗和斗争，也就是造反，是合情合理的，是劳苦大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惟一手段。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入选中央局，成为中共核心成员之一。次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又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可是，他不久就发现中国革命也即造反的基础力量，并不在城市而是农村，他只有在那里才能“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
1924年12月，毛泽东携夫人杨开慧回到家乡韶山休养，通过访贫问苦，他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他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夜校，发展韶山的第一批中共党员，并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农民运动开展的有声有色，为土豪劣绅所恨，当地土豪成胥生密报湖南省长赵恒惕。8月28日，湘潭县团防局得到赵恒惕的电令，正急急奔向韶山逮捕毛泽东。幸亏县长办公室的一位开明人士的通风报信，毛泽东才躲过了一劫。
他原本也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自以为是“世界上干净的人”，可在熟悉了农民，并与他们朝夕相处后，便彻底颠覆了原先的思想认识，觉得“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他坚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推翻集权官僚制的革命才能成功。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中央领导层，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的插手，总书记陈独秀说话越来越不灵，日渐被边缘化，自觉的他于7月辞了职。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几位颇有影响的年青人，都可以成为总书记的候选者。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郑超麟先生，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他在晚年完成的《怀旧集》中说：“毛泽东也有资格争取总书记的位置，可是在一九二七年初他不留在武汉活动，而去湖南调查农民运动，让别人去争夺这个位置。”
在中国革命完全以苏俄为楷模的那个年代，城市起义，城市暴动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口头禅，而农民往往被忽视，农民运动更是很少有人从事，毛泽东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高瞻远瞩，独领同时代革命者之先。对此，连他的政治对手张国焘也不得不佩服，他落寞潦倒中写就的《我的回忆》中也多少带着感叹的口气说：
“他(毛泽东)向大会(中共三大，作者注)提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毛泽东没有选择坐机关，而是去了湖南，用他的话说“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他走访湖南的很多乡村，会见许多农会干部，发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农民运动，领导他们“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在几乎一边倒的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责难声中，惟有毛泽东拍手称快“好得很”。他因此不仅受到党内不少人的讥诮，也不为斯大林所赞同，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始终不满意毛泽东，就是因为“毛泽东总是依靠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所以他不打下上海。他不愿意为工人阶级利益负责。斯大林曾为此正确地批评毛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依靠农民而无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却赢得了胜利，这也是事实。”
在共产党已失去城市生存空间的恐怖时期，毛泽东独具慧眼，与国民党实行革命的武装割剧，所利用的正是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争夺地盘，无暇顾及共产党的空隙，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这种红色根据地已在湘、粤、赣、鄂的广大农村得到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有10万人，大小根据地已有10块。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会在20年的时间内，发展成拥有几百万军队，最终将国民党政权推翻。
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可所举仍是“左派国民党的旗帜”，而秋收起义则根据毛泽东的主张，“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毛泽东为秋收起义制定了这样的纲领：“(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力量;(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这已是十分明确了，毛泽东就是要独立于国民党，并掌握枪杆子，组织自己的军队，组织工农兵政府，以与集权官僚制的国民党争夺天下。
拿枪杆子并非毛泽东所愿意的，完全是被逼无奈的一种选择。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拜访国民党大员陈立夫时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十九年后，已经执掌全国党政军大权的毛泽东，在回答外国朋友时，又旧话重提，重温弃文就武，投笔从戎的经历和缘由。他说：
“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的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在中国革命纷繁多变的形势面前，他不为假象所迷惑，运用斗争的武器，竭力保护党的最大利益。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两党谈判改编红军时，亡共之心不死的蒋介石欲将改编变为收编，从根本上取消中共领导的军事力量。毛泽东洞察到这一阴谋，指示在谈判中，要坚持“红军基本不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正是由于据理力争，加之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的外力作用，红军顺利地改编为八路军，而中共对这支武装队伍的领导，非但丝毫没有削弱，反而由非法走向公开合法，并在抗日救亡中得以发展壮大。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又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与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反共高潮已至顶点时，毛泽东的态度却极为冷静，一面指示中共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撤退，以避不必要的正面冲突，一面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建制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人，坚持在大江南北抗战。
同时，毛泽东提出皖南事变善后的十二条办法。这个十二条合情合理，得到国民党内许多人士和国际友人的支持，对蒋介石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参政会上表示：“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已被击退了。全党全军在毛泽东领导下，度过了抗日战争中的一段极为紧张的时刻。如胡乔木所说：“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的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署的象征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内战的枪声就骤然响起。毛泽东深知蒋介石梦寐以求的是消灭共产党，可迫于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压力，又不敢挑起全面内战，因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顺应天意民心，坚持“和平、民主、统一”，并尽力将蒋介石和国民党也拉到这条路上来。可是，从1945年8月中旬到10月下旬，蒋介石频频调集重兵，向平、津和东北推进，企图分割击破中共领导的华东、华北各解放区，然后，逼迫中共在颓势下订立城下之盟。
毛泽东对此制定了自卫战争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不要浪打，打则必胜”。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面对气势汹汹的蒋介石，毛泽东镇定自若地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在具体斗争策略上，毛泽东又指示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到半年的时间，整个形势发生逆转，11月，毛泽东便首次以“人民解放战争”的概念，取代了“自卫战争”的概念，人民革命的胜利已现曙光。
毛泽东十分清楚，与国民党斗争的优势在农村，暂时撤出从日本人手中收复的部分城市，可以农村为依托，同国民党军队打运动战，劣势就会变为优势。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不到一年，国民党军队处处被动，而熟悉农村且与农民有鱼水之情的解放军却分外活跃，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总结中共这段惊心动魄的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说：“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的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十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
跳出周期率的支配
1944年4月，毛泽东指示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李自成的失败“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把这篇文章“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又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次年7月，黄炎培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延安访问，作为共产党的老朋友，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力”。
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不“出岔子”，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是毛泽东常常思考的问题。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的思维更臻成熟和合乎逻辑了。他在会上说：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这种担心真的成为了事实，最典型的就是中共天津地委现任和前任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他们严重贪污浪费的罪行，使全党感到触目惊心。由此开始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三反运动暴露出毛泽东的“除恶就是行善”、“矫枉必须过正”的急躁情绪，运动初造成一些错案冤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毛泽东对刚刚执政的党的受腐蚀，极为担忧，认为暴露出来的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
这种忧患使毛泽东一直在寻求一种方法，以使党不会改变性质，新生的政权不致被颠覆。1956年造成了这样的时机，受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中国也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甚至还有农民要求退社。群众对政府不满的批评言论也多了起来。毛泽东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归结到一点是官僚主义的原因。他说：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会后，毛泽东用四天的时间，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考察，一路行走一路吹风。他说，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放”而不是“收”。
整风终没能进行下去，相反为反右所取代，并酿成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整风戛然而止，其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在1957年3月所说，党内同志“则有一点想‘收’”。著名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说：
“有证据表明，至少有九个省的第一书记反对毛，……在这些省分中形成的反对派，业已成为毛在政治局里的反对者的后盾。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大学里的形势从5月末、6月初开始失去控制的时候，难怪毛不得不放弃整风运动。”
整风中止了，可整风时矛头所指“党内的官僚主义者们”，与九年后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晚年说过这样一段话：“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带有封建性的独立王国，不管它改换成怎么漂亮的名字，也没有用。怎么办？这个毛病究竟在哪里？我什么办法都用过了。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不行；反右也不行；反右倾机会主义，又不行。一直到四清，还是不行。”他还说过这样愤激的话：“我们自己是建设了这样的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
难怪西方学者对文化大革命是那么的诧异，“乍看起来，似乎非常奇怪，毛会鼓励青年人在一个共产党统治了十七年的国家造反，尤其是这种造反是针对‘党内当权派和走资派’的。”而毛泽东却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党内，他说：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毛泽东的动机和用心是极其明白的，可正是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上，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偏激的错误，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毛泽东的不幸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