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马步芳公馆成了旅游景点，而且，公馆内对马步芳的介绍中，只字未提马步芳的恶行。
关于马步青、马步芳与日军进行秘密武器交易的几条史料
秦永章
《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西北马家军阀与侵华日军从事军火交易的材料。幸运的是,近年笔者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查询资料时,发现了四条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与日军进行秘密武器交易的史料,为我们研究“二马”为扩充自己的势力,暗中与侵华日军进行秘密接触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这里就以上几条史料进行一下介绍,以供治西北回族史的同人们参考。
涉及二者武器交易的史料,笔者发现的共有四条,题目分别为《马步青武器购入件》、《对马步青、马步芳售出兵器件》、《相关给中国出售兵器件》以及《给中国出售兵器件》,均收录于日本旧陆军省大日记类的秘密档案《密大日记》。(原日军机密档案史料,战败时多被日军有意识焚毁或散失,未来及销毁的部分被美军没收,保管在美国国务省公文书部。后经交涉,美国方面于1955年4月将其收管的资料返还给日本,其大部分收藏在防卫研究所。陆军大日记类是由陆军省编辑的、从明治元年(1868年)到昭和十七年(1942年)之间的机密文书,有《密大日记》、《陆支省》、《陆满密》等约20种。)以下按时间顺序,诸条予以介绍。
一、《关于马步青武器购入件》
此条资料收录在昭和十一年(1936年)《密大日记》第6册,共6页。先是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参谋部次官给驻华天津军参谋长的密码电报,再是天津军参谋长给陆军次官的请示报告。先看一下日本驻天津军参谋长给陆军次官的请示密电。
该密电提出的时间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8月25日,标有“密支参庶148”。其中云:“数日前,驻在甘肃省凉州(今甘肃武威)第二师师长马步青派其驻平(即北京)办事处长居益三到我军司令部,说`为了对抗目前正从陕西方面西进的共产军,马步青意欲充实军队实力,依照以下条件从日本购入武器’。我以为,如果可能的话应在甘肃方面多少扶植我方的势力,一朝有事,对兰州平原施策时可助一臂之力,这不无意义。因此,我希望应实现其武器购入计划。”关于具体购买计划如下:
(一)数量:三八式步枪一千支、子弹一百万发。
(二)运输方法:经由大连在冀东地区卸货,在天津交货。此后的运输方式由他们自己与相关中国地方政权及铁路联系后进行。从包头到凉州之间主要利用骆驼运输。
(三)付款方式:签约的同时先支付百分之五十,余款委托合同双方指定的银行,货到后付清。
(四)交易方:泰平组合。
大本营陆军省参谋部收到以上电报以后,8月27日由参谋次长进行回复,即《次官给天津军参谋长的电报》,其中没有新的内容,只是对以上请示的同意批复。另外,该文件首页标有结了时间,记为9月15日,该时间也应是这宗武器交易结了时间。
二、《关于给马步青、马步芳售出兵器件》
此件收录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密大日记》第7册,该件的密受编号为第1983号。其中收录了天津军参谋长给陆军次官的两份密电,以及日本陆军参谋次官给天津军参谋长的批复。
第一份密电是1936年12月16日发出的“支参电457号”。该密电云:“甘肃新编第二师团长马步青、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提出各自追加购买三八式步枪一千支(附带枪刺及配件)、子弹一百万发。与前回同样的条件,由泰平组合经手交易。请求批复。”
陆军次官于12月21日对上电做了回复,编号为“陆第430号”。该电云:“对12月16日支参电457号所报、给马步青、马步芳出售武器没有异议。但是鉴于内蒙方面发生的事件,对上次出售给二马武器的用途需要慎重调查,期望没有遗憾。希望与额济纳机关(即日军设在内蒙古额济纳的特务机关——笔者)取得联系,尽量利用他们。”
其次是1937年1月14日天津军参谋长发给陆军次官的“支参电24号”,标题为“关于去年12月21日附陆电第430之件”。电文中云:“本日马步青的代表来访,所言如下:`第一次(交易的武器)确已抵达我处。第二回的武器目前正在运输途中,不过也已抵达回教徒势力范围。但第三回的武器(12月16日附支参电457号所云部分——原文)购入因发生西安事变之故,从远地运送羊毛的时间延迟,现立即将羊毛售出,会得到购入兵器的现金,正式的合同直到2月份有效。乞谅承。”对此电,未见陆军省方面的回复。
三、《相关给中国出售兵器件》
此件是昭和十二年2月23日由中国驻屯军参谋长写给大本营陆军次官的请示密电,编号为“机密支参电第107号”,收录于昭和十二年《密大日记》第7册。陆军的收件番号为密第308号,结了时间记为4月24日。
该电文的前部分是华北宋哲元部出售武器的相关内容,后部分涉及到给西北军阀出售武器,云:“……我认为把以前通过大仓洋行给甘肃及青海售出的步枪四千支(其中二千支是去年12月21日次官电第420号的认可及正式合同卖出,另外二千支由大仓洋行通过其总店取得中央意见)、轻机枪三百支(正由大仓洋行通过其总店确认中央的意向,大概在今年6月份卖出)及弹药转售给冀察地区的宋哲元部更为有利,请尽速答复。另外已给马步青、马步芳二人分别提供了步枪一千支、子弹五百万发。由于最近`蒙古工作’方针的变更等原因,我认为不必再给他们增售武器。……”
1937年3月6日,陆军次官给上电予以回复,电云:“应卖给甘肃及青海武器中的步枪二千支及子弹二百万发已经交付。剩下的二千支步枪及将来提供给冀察方面的武器问题,另外再议。……”
四、《关于给中国售出兵器件》
此件收录于昭和十二年《密大日记》第8册,陆军省的收件编号为“密第792号”。这是1937年5月1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给陆军省参谋次长的电文,电云:“青海马步芳方面希望购入日本32年式军刀甲(骑兵用)五千付,请审议。”(支参电243号)
5月22日次官的回复电文云:“若购二千副32年式军刀乙(步炮兵用)的话无妨,如果购买其它的话请向奉天制造所订购。”(陆密电15号)文末付有陆军省枪炮科、军事科的意见,枪炮科指出“32式军刀乙有二千副,32式军刀甲无在库品,可向奉天制造所订购”;军事科的批语为:“无异议”。
简析:从以上四条史料可知,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底至1937年5月,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与侵华日军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1936年正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一部北上抗日路经青海地区,时任青海省主席、新编第二军军长的马步芳,及其胞弟、驻守凉州(今甘肃武威)的马步青,秉承蒋介石旨意,积极出兵予以堵截,并在河西走廊与红四方面军西路军队进行死战。为了充实自己的势力,装备“马家军”,马步芳、马步青暗中曾多次与侵华日军接触,从日军那里购买步、骑兵用的武器及弹药。出于打击爱国抗日武装,并在我国西北地区扶植亲日势力,侵华日军及日本大本营陆军省对马家军阀的武器要求是尽力满足。虽然以上几条记载不可能是“马家军”与日军之间从事秘密军火交易的全部,但由此可以窥见其频繁进行武器交易之一斑。因此,以上史料是研究西北马家军阀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马步芳：人造百年大瘟疫 截留赈灾款
杨智友
《中国藏学》 2006年第3期
[摘要：1942年秋 , 青海境内的草原上发生了特大牛瘟病疫。灾情发生后,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拨款赈济、抚恤治灾、减免赋役、设置防疫机构等一系列措施。本文依据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 在重新回顾、梳理、剖析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同时, 对青海牛瘟案妥为处置的历史背景及民国政府的赈灾状况进行了评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害大国。“灾害种类之多, 灾害频率之高, 危害程度之重, 世所罕见。” 【李本公、姜力: 《救灾救济》[z],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1页。】 民国年间, 各种自然灾害依然严重, 呈现出无年不灾、无地不灾、多灾并发的特点。频繁发作的自然灾害使广大人民深受其苦, 尤其是瘟疫, 具有突发性、流行性和高死亡率等特征。不仅发作凶猛易于蔓延, 而且其流行还往往伴随着水灾、旱灾等的发生。
综观整个民国时期, 战乱迭起, 灾荒频仍。而这一切尤以1942年为甚。其时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年份。人民不仅遭受饵兵之祸, 还成为灾黎之象。在这一年, 全国爆发了罕见的旱灾, 其范围之广、时间之长, 为数十年来所仅见。与此同时, 中国大地疫灾横行, 其中最为惨烈的, 当数发生在青海草原上百年未遇的特大牛瘟病疫。
一、青海牛瘟大爆发的原因
青海是我国的天然大牧场, 历来就是蒙藏等少数民族依靠畜牧业为生的所在。在草原畜牧经济结构中, 牛作为主畜, 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是蒙藏牧民赖以生存的主要资源。母牛不仅可以繁殖, 扩大再生产, 还是牧民日常生活的食品生产者; 公牛是草原交通运输的动力, 被称为“驮牛” , 牧民的迁移和贸易活动都要依靠“ 驮牛” 来完成。可以说, 牛是除了马、羊之外最重要的食物来源和交通工具, 所谓“牧而危者… … , 牛次之” 。【《黑鞑事略》[Z], 北平: 文殿阁出版社,1936年,第16 页。】
牛瘟是几千年来严重危害青海草原畜群的一大病疫, 每隔若干年都要周期性地爆发, 从未绝迹。它和羊蹄疫、马鼻疽一起并称为三大畜疫病, 给蒙藏牧民带来深重灾难。虽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采取过一定的措施, 却始终拿不出行之有效的防治之策。
自古以来, 青海的畜牧业都是靠天养畜, 自然消长。蒙藏牧民们沿袭的是古老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是一种粗放的落后的生产方式, 在几千年来束缚青海草原畜牧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埋下了隐患。由于纯粹是靠天养畜, 因此每当春夏缺雨、牧草无法生长或是冬季大雪牲畜无法吃草时, 都会导致各类牲畜膘瘦体弱, 极易感染牛瘟等病疫, 从而蔓延草原, 造成大面积的死亡。在自然灾害面前, 青海草原上的牛、马、羊等各类牲畜无法摆脱这种“夏壮、秋肥、冬瘦、春死”的周期性循环。面对牛瘟, 蒙藏牧民采用了古老的“ 种牛痘” 之法与之抗争, 他们将患有牛瘟的牛犊杀死, 将其肉剁成肉浆, 给牛灌食少许, 待其发烧出痘并能生存下来便产生了免疫体。此法虽有一定的效果, 但没有得到普遍推广。
明朝末年的中医名家吴又可在其著名的( 瘟疫论) 中精辟地阐述道: “大约瘟疫之来, 多因人事之相召, 而天时之气运, 适相感也。故气机相侵, 而地气又复相应, 合天地之毒气, 而瘟疫成焉。” 自清朝雍乾以来, 为了平息所谓的叛乱, 统治者加紧了对青海蒙藏各少数民族部落的征剿, 使草原的畜牧经济丝毫得不到休养生息的机会。民国以来, 马步芳家族趁中央政权在青海地区政治与军事力量薄弱, 为强化对蒙藏诸部落的征服和控制, 动辄四处征讨, 以武力残害玉树、果洛、环青海湖一带的蒙藏民族部落, 以达到掠夺财富、扩张势力的目的。据查“ 马步芳家族屡次兴兵屠杀与掠夺果洛藏族各部落, 自1921 年至1942年的20年间就进行过八次” 。【 刘进: 《中心与边缘— 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年, 第231 页。】其结果是迫使牧民流离失所, 在草原上漂泊, 而那些侥幸生存下来的牲畜, 失去了安定的生存条件, 本就极为虚弱, 再加上无人看管到处流窜, 不仅自身感染疫病的几率大增, 还威胁到其他部落地区的牲畜安全, 从而祸害草原, 酿成大灾。可见“ 瘟疫的流行除了自然灾害外,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腐败的政治和残酷的战争” 。【余新忠: 《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 J ],第81 页,《近代史研究》2002年5期。】
青海的畜牧业长期以来就是处于这么一种天灾人祸双管齐下的悲惨境地。原始落后的畜牧方式以及青海马步芳政权对蒙藏部落的武力镇压和掠夺, 是青海牛瘟大爆发的两个重要因素
二、青海牛瘟的爆发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赈济善后
1942年的大牛瘟之所以爆发, 究其原因, 无外乎天然灾害的大发作以及政府的消极无为这两个因素。其实早在1941年, 青海草原上就出现了气候反常: 春寒“ 黑霜” 较多, 春夏干旱少雨。到了1942年间,在全国大部地区肆虐的罕见大旱也波及到青海草原, 致使牧草无法正常生长, 而秋后却多雨阴湿, 霜期早来, 气候失调, 直接影响到各类牲畜的生存。在这种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下, 滋生了大量的病菌, 并迅速蔓延开来。1942年秋季, 青海省贵德县政府最先报告“在该县属鲁仓、日安、尖渣各族牧区发现牛瘟,死亡颇多, 传染迅速, 请予救治” , 【1942年9月28 日马步芳致行政院、蒙藏委员会等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1343。】牛瘟浩劫在环海牧区率先发难: “始由海西汪什代克族侵入海北富宁族, 又复转入海东、海南各地牧场, 环海牧区遍遭其害。有全数死亡百无一存者, 内以毛( 耗) 牛为最多,扁牛较次”【1942年10月3日索诺恩旺济勒等致蒋介石、蒙藏委员会等电, 一四一/ 1343。】。青海当地政府却拿不出任何防治措施和办法, 只是听天由命, 致使瘟疫流行, “势甚猛烈” , “民情惶恐倍增, 焦灼万状” 。【1942年10月10日马步芳致蒋介石、吴忠信等电, 一四一/ 1343。】进入10 月, 局面愈加失控, 青海蒙古左翼盟长索诺恩旺济勒称: “统计各地死亡数字骇人听闻, 截至现在已逾卅万头。窃以蒙藏人民以畜牧谋生, 牛只所需甚大, 今遭此百年未有之惨剧, 群情极形恐惶, 男女老少感苦要死, 围而哭涕, 痛苦万分, 莫知所措” 。【1942年9月28 日马步芳致行政院、蒙藏委员会等电, 一四一/ 1343。】面对如此惨烈的灾情, 难辞其咎的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在致蒋介石及各部委的电文中阐明灾害缘起, 称: “本省牛瘟原因系先催入夏之黑霜, 继遭初秋之雨雹, 天灾频仍, 以致燥湿不匀, 气候失调。因而草中滋生一种细微之病菌, 牛只食草后顿时口内生疮, 兼患蹄黄病症。正值食草严重之会, 适又猛降急性之传染时疫, 流行疾势遂转剧烈, 无法挽救。遂致旬日之内竟毙牛五十余万头, 现仍在蔓延中” 。【1942年10月19日马步芳致蒋介石、吴忠信等电, 一四一/ 1343。】马步芳片面地强调了客观原因, 却只字未提人为因素。他同时迭电蒋介石、吴忠信等, “ 恳祈派员往青视察并赐有效救治, 免再蔓延, 以救民命” 。【1942年10月3日索诺恩旺济勒等致蒋介石、蒙藏委员会等电, 一四一/ 1343。】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当即分电农林部和赈济委员会, 请设法防止及拨发急赈。电文往来间, 牛瘟己由环海牧区侵入黄河以南一带, 旋又转入农业区域, 波及羊群, 蔓延到阿坝、黑河、甘南等地。
青海农区其实早已遭灾, “查本年五月十八及十九两日午夜气候乍寒, 猛降黑霜, 年谷、青苗、蔬果均被杀伤。其幸而复得生长者, 继于七、八两月间迭遭冰雹之摧残。入秋以来气候逆转, 于九月间降落大雪。在高寒地带其厚盈尺, 禾稼全被冻压, … … 总其收成平均仅有十分之三四耳” 。【1942年11月18 日马步芳致吴忠信笺函, 一四一/ 1343。】 如今牧区牛瘟蔓延, 并殃及农区, 正所谓祸不单行。
由于“农区之霜雹雪灾, 牧区之牛瘟疫灾情形严重, 元气大伤” , 【1942年10月31日马步芳致何应钦、吴忠信电, 一四一/ 1343。】在要求救济赈灾的同时, 马步芳致电参谋总长何应钦, 请求暂准免征本省册一年( 1942) 度开征在即的代丁军马或以牛皮顶缴, 以安人心。
国民政府农林部于是火速电令属下西北兽疫防治处派员驰往防治。疫情发作伊始, 该处已经“调派防治人员组织第五防治大队携带生物药品八五四八二西西, 于本年九月二十五日分四组向东海一带及贵德各地出发防治” 。【1942年11月3 日农林部致蒙藏委员会代电, 一四一/ 1343。】并于十月三日到达青海, 会同该地原有工作站全体人员开始积极防治, 为争得宝贵时间, 不分昼夜赶制菌苗血清, 以供防疫之用。由于疫情愈演愈烈, 农林部追加拨款10万元, “伤本部中央畜牧实验所荣昌血清厂赶造生物药品, 运往青海应用”【1942年11月18日农林部致蒙藏委员会代电, 一四一/ 1343。】。并加调人员前往, 以迅速扑灭疫势。
10 月12 日, 农林部部长沈鸿烈“ 苍青实地视察, 以明真相” , 亲自督战, 指导救灾防疫。他四处奔走,亲往牛瘟现场查勘, 认为灾情的惨重超过了想象。沈鸿烈为此在青海省政府会议上自我检讨: “ 青海这次遭受的牛瘟惨重, 不仅遍及西北, 还蔓延到西南, 身为农林部长, 深感惭愧”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c]第8辑,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 第60 页。】他向马步芳提议除救济治疗外, 还应该重视防治之策。强调应重视兽医工作, 设置专门的兽疫防治机构。这一建议的提出,表明沈鸿烈已充分认识到政府只被动救灾而忽视减灾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沈鸿烈深入灾区, 视察灾情,宣慰灾民, 协助地方开展抗灾救灾工作, 让“ 全青人民感激同深” 。【1942年11月18 日马步芳致吴忠信笺函, 一四一/ 1343。】 而赈济委员会也没有让青海人民失望, “ 查青海省牛瘟一案, 业经本会呈奉行政院拨发六十万元交由青省府统筹办理急赈” 。不久, “ 又奉院令增拨四十万元, 伤由财政部逞汇青海省政府配放” 。【 1942年1 月24 日、1943年1月4 日赈济委员会致蒙藏委员会代电, 一四一/ 1343。】 与此同时, 军令部也给灾民们减轻了负担, “ 经本部签奉委座准以牛皮代替军马一千匹, 其余一千匹, 仍以马匹缴纳。以示体恤边情、符合军用均能兼顾” 。【1942年12 月31 日军政部致蒙藏委员会代电, 一四一/ 1343。】在沈鸿烈的提议下青海兽疫防治大队应运而生。这只火线成立的突击治疗队除积极进行医疗防治外, 还着手进行调查研究, 不仅解了燃眉之急, 还为青海兽疫防治处的筹建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青海牛瘟案得以妥置的历史背景
1942年, 在灾荒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年, 就战争史而言, 也值得大书特书。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使中国的抗战局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抗日战争已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 也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而日本侵略者为了建立太平洋战场的后方基地, 加紧了军事攻势, 无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根据地, 中国军民都与日军展开了浴血奋战, 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忙于在前方对日作战, 本己自顾不暇, 却硬是在物资匾乏、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腾出手来, 对青海瘟区施以援手, 自有其考虑。
此时的国民政府虽然和日军处于战略相持的局面, 但已“ 丧失中原, 逃窜内地, 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及丰富资源和居民之大半” , 【 (日) 防卫厅战史室: (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M ],第二卷,第二分册, 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中译本, 第56 页。】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达省份均成为沦陷区, 余下的半壁江山是远离海岸线的西南、西北内地省份, 成为国民政府最后的依靠, 是支撑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这些地区虽疆土辽阔, 却是中国经济最落后的贫困地区。尽管如此, 这些地区却蕴涵着巨大的潜力, “ 查甘新宁青等省, 土宇广大, 物产丰饶, 凡农林畜牧矿产石油皆有开发之价值” 。【1942年10月10日周钟岳关于移电西北开发西北意见致孔祥熙函,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行政院档案, 二(2) / 2698。】
由于外国势力的介入, 西部地区的政治局势自民国初期以来就趋于复杂。为确保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当然也出于伸张权力于边疆的需要, 南京国民政府还是比较重视西部问题的。特别是蒋介石一直将苏联视作心腹大患, 对西北的国防一直予以关注。而抗战以来苏联又成为中国抗日的最主要援助国, 因此西北地区的国际运输通道地位尤显重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作出了精辟的分析: “西北与外蒙、苏联接壤, 为通苏之国际要道; 俯瞰力!滇, 为川、滇诸省之屏障。”【 (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密陈拟调整西北党政军办法) [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行政院档案, 二/ 1391。】 蒋介石虽然将西南作为抗战的大本营, 但也充分认识到西北地区关系抗战大局甚重, 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认为“今日之西北实为中国存亡之惟一关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Z 第5辑第2编政治分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155 页。】。
位于西北腹地的青海地区“ 西邻藏卫, 北通新疆, 天产蕴蓄, 亘古未辟, 有高屋建瓶之势。… … 俄人既进窥伊犁, 襟带新疆, 囊括西北; 英人亦占据西藏, 驻兵开矿, 凯觑青海” 。当时, “ 欧美及日本各国人士以游历青海为名, 终年络绎不绝, 率皆绘测地图, 调查物产, 其处心积虑狡焉思启。故青海在国防地位关系西北大局至为重要, 积极经营实为刻不容缓之举”【1932年6月24 日宁夏省政府参事马保成呈送“ 开创西北巩固国防条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行政院档案, 二( 2)/ 3 4.】。但长期以来, 青海地区处于马步芳拥兵自重的半独立割据状态, 其实行的封建统治是根深蒂固的。国民政府无力对其实施直接统治, 因此不得不认可这股青海的地方统治势力。抗战以来, 西北地区亦成为日本的凯觑目标, 大批的日本特务人员“ 潜入甘宁青等省, 大肆活动… … ”【《日寇企图进犯西北及西北现状》[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撰委员会档案, 七八七/ 12781.】 , 马步芳家族成为日本侵略军的争取对象。在这种背景下, 马步芳的对日立场事关抗战全局。好在马步芳在抗日民族大义的感召下, 服从中央, 没有背叛民族和国家, 这和蒋介石的拉拢、团结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此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 国民党中央政权及其领袖蒋介石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被包括马步芳在内的西北各地方势力所认同, 但中央政权对青马地方势力的约束仍然极为有限。因此这次惨绝人寰的大牛瘟虽然损失惨重, 却也给南京国民政府提供了一个树立中央权威、渗透统治势力的契机。
青海牛瘟案妥为处置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就在大面积牛瘟疫情爆发前夕, 蒋介石于8 月巧日至9月14 日巡视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省, 其后就“ 开发西北” 问题发布数道手令, 决定利用抗战的有利时机, 促进西北建设。在蒋介石的推动下,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于19 4 2年11月通过了( 积极建设西北以增强抗战力量奠定建设基础案》, 在经济方面确立了建设、开发西北的基本原则。几乎与此同时, 农林部划拨银币1 20 万元用以青海兽疫防治处的筹建, 并准备在防治处下设血清制造厂和防疫治疗队。该处在行政上直辖于农林部, 工作人员皆由农林部派任, 而这恰恰是马步芳所不能容忍的。在抗战时期,青马政权以保存实力为第一要义, 因为担心中央政权力量的渗透, 马步芳对中央在其辖境内举办的任何项目都抱警惕与排斥态度。因此他表面上表态要积极协助, 但青海兽疫防治处的筹建工作真正开始时,却处心积虑地设置障碍, 使这一工作迟迟无法进展。马步芳借民之灾以肥己的目的达到后, 又凯觑起筹建防治处的启动经费, 存心想要侵吞, 致使筹建工作受到很大的阻挠。还是在沈鸿烈部长苍青视察时,就己勘察选定了西宁近郊的一块地皮作为青海兽疫防治处处址, 但其离去后, 马步芳就从中作梗, 使征购地皮的工作难以为继。甚至直到19 4 3年春末, 所有有关防治处的地皮征购、房屋修建、防疫治疗等事项, 均毫无头绪。凡此种种, 让沈鸿烈“ 感到在青海处事困难, 必须亲自出马, 再作青海之行”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61 页。】1943年6月中旬, 沈鸿烈乘专机飞抵西宁, 与马步芳再次进行协商, 总算落实了征购地皮事宜, 随后筹建房屋、购置药械, 农林部又另外调拨了一批经费, 方使筹建工作顺利恢复。之后, 尽管马步芳在建筑材料的购置等方面极尽刁难, 但终于没有能够阻止青海兽疫防治处于1944年的最终正式成立。
四、结语
青海大牛瘟病疫爆发以后,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拨款赈济、抚恤治灾、减免赋役等措施。这似乎表明民国时期的赈灾运作功能齐备、效率良好。其实并不尽然, 青海牛瘟个案的妥善处置并不能掩盖整个民国时期国库艰窘、赈灾乏力的现实。由于不重视预防, 致使瘟疫流行, 这是青海大牛瘟带来的惨痛教训。在中国, 虽说积极预防的救灾思想古已有之, 却没有真正将其付诸实行。历朝历代当政者实行的大都是消极的救灾措施, 即被动的灾后临灾救灾措施和灾后补救措施, 民国政府也概莫能外。民国连年灾荒连年赈灾, 但政府的救灾能力和效果都是非常低微有限的。
但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直接影响到政权的稳固, 因此哪怕是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 也要实行“仁政” , 采取一些救灾措施, 以缓和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和前朝相比, 民国政府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初步建立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中央一级专职救灾体制, 虽然这种救灾体制有时并不能有效运转。
民国时期的历届政府, 都将赈灾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 都设有相应的各级救灾部门, 如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内务部下设的民政司; 北洋政府时期附设的贩务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更是在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下设内政部(前身为内务部), 其中的民政司掌管地方行政及经费、赈灾、救贫、慈善等事业; 地方各省设民政厅, 市设民政局, 监理各地方慈善团体及地方救济院事务。` , 还设置赈济委员会, 用来掌理全国赈济行政事务, 从而在中央一级机构中首次有了明确的专职救灾机构” ; 【 李本公、姜力: 《救灾救济》 , 第11 页。】之后又陆续成立了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社会部等机构, 进行工赈、农赈、急赈、防疫、减赋等事。但看似完善的救灾体制却没能起到实际的救灾作用, 或曰完全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民国30 多年, 社会总是处于刀兵之祸,鲜有宁日, 各届政府实际上将主要的精力都耗在了争权夺利之中, 很少能将注意力集中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身上。而且民国的历届政府几乎都受财政问题的困扰, 庞大臃肿的政治集团尽管不遗余力地搜刮, 也只能勉强支撑, 赤字运转。这样, 直接导致貌似完善的各级赈灾机构形同虚设, 而留给赈灾的款项也就是杯水车薪了。此外, 官员们侵占赈济款的行为也非常普遍, 使本来就微不足道的救灾款愈加捉襟见肘。但也不能完全说政府就无动于衷, 毕竟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明确救灾工作为重要的政府行为,“在灾荒面前, 民国时期各界政府均与之搏斗过, 但全都败下阵来” 。【赵英兰: ( 民国生活掠影) [M ],沈阳: 沈阳出版社2001 年,第14 9页。】他们所做的救济工作, 实在是力不从心。尤其当战争和灾害同时出现时, 更是穷于应付战争, 而无暇顾及灾荒、灾民以及灾情了。此外,民国各届政府在赈灾问题上标本皆不能治也是一大顽症。所谓“ 治标” , 即在灾害出现以后进行赈灾救济、安抚难民, 帮助其重建家园, 恢复生产。而“治本” 则是指在灾害发生之前就予以充分重视、积极预防, 做到未雨绸缪, 如此这般方能将灾害所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治标” 尚力有不逮, 又还能侈谈什么“ 治本” 呢! 难怪蒋介石会发出“ 天然灾浸, 非人力所能捍御”【1931年9月3 日《大公报》 。】 的哀叹。
总而言之, 尽管青海牛瘟一案得到及时、到位的赈济和善后, 在灾后也设置了科研机构, 并开展了一系列的防疫治疗工作, 但如此“ 厚遇” 并不是每一个受灾地区都能“ 享受” 到的。青海牛瘟案得以妥置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既是蒋介石“ 宣慰边睡” 的结果, 也是国民政府绥靖政策的需要。蒋介石的最终目的, 不过是以羁糜笼络的手段安边固围而己。同时也应该看到, 赈济青海牛瘟一案虽说体现了较好的办事效率, 但充其量是“ 治标不治本” , 更何况绝大部分赈灾款和救济物资都中饱了马步芳的私囊, 广大蒙藏灾民所受到的救济是非常有限的。